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0 次 更新时间:2009-04-03 17: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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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肃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一九五O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当毛主席到会场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些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做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他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这段话并不是故意献媚,我相信,这是聂绀弩当年的真实感受,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述。

  聂绀弩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大概就是一九三九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丁玲拉了聂去听毛演讲,散会后回招待所,与毛同行一段路,说了不少话,毛给聂留下了“未尝不蔼然可亲”的印象。但聂对毛的赞赏,绝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说,他赞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正如他骂蒋,也并非是骂蒋某个人。在他写的《对于反省的看法》中说: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面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

  

  上文谈到他入党,及一九五七年的“检查材料”中再次谈到此事时,他先后说过:

  

  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是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了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这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聂绀弩。由此可知,他对毛泽东的赞颂,实际是对人民的赞颂,是对人民领袖的赞颂。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宽厚的,仁慈的,永远关怀别人的,带着笑意为人民排难解忧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和正义感而衷心拥戴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一九五五年开始了对胡风的批判,接着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聂绀弩主要因受胡风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三个月。他的《反省中作》诗六首,抒写了当时的遭际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这是被批判的情景。据说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人王任叔,斗争聂格外起劲,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让人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颇为恐怖的。

  

  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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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二OO九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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