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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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焚烧诗稿为哪般

闻“四清”而焚诗稿

聂绀弩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县境内的一个农场劳动,到一九六O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后,得力于朋友的照顾,安排在全国政协,但并不去上班,名义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自由赋闲。他后来曾说,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来就有二十万字的研究《水浒》的现成文字,可以拿去应付,结果是并没有人过问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时间写诗。直到了一九六五年底以前这四五年内,正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大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并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后补做的。这段时间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给友人。先是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写了诗就交给文怀沙的夫人代为抄录,后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一九六五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

关于聂绀弩焚诗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现在对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资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这是我烧诗的诗(进书房看他新写的条幅:‘自著奇书自始皇……’),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一九六五年二月又某日,聂同朋友张友鸾等一起晚饭。吃饭中,聂说他已经把诗稿烧了,并且做了一首烧诗的诗。张说:“听说了,而且听说这首诗还不许人抄。”聂说:“当然,抄更不好,抄了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烧,这不是又一条罪状?”聂接着说:“真不想再做诗了,这东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问题。我细算了一下,这几年做的诗、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做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这样传开去就不得了,所以就决定不写。”张说:“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穷不一定是没有钱的穷,更主要是‘途穷’之穷,穷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诗,当然越做就越穷,越穷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聂又说想写好字,张说“字写得太好也不行”。聂笑说:“吾生不有,亦后何有,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一九六五年二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一九六五年五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一九六六年三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又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都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大学教授,著名的民俗学家。聂绀弩一九八二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六十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称钟为“这家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切的。一九四九年以后,钟敬文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六四年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时,聂曾赠诗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师生参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指令,一九六四年一O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间才返京。但钟敬文不知何因,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初回了北京,也许是特殊原因临时请假。当时聂绀弩在与他人谈话中,甚至猜测钟是“摘帽右派”的缘故,被从“四清”前线给打回来了。

就是在钟敬文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时候,对聂绀弩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聂把诗烧掉,不要再写诗。从实际情况分析,在当时一种政治高压甚为恐怖的情形下,钟敬文由于参加“四清”的亲身感受,更能够洞知时事,并产生对恶况的预感,从而出于对朋友的关怀和爱护,完全是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劝聂烧诗。这种规劝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聂在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诗虽然烧了,却又要归咎于钟敬文“胆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聂绀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烧掉他所赠诗作吗?可见再胆大的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一九六二年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随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势头之猛烈,阶级斗争调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先在农村开展,其后必是城市。虽然是从整“四不清”干部开始,知识分子必是在劫难逃。文艺界已经展开了对阳翰笙(电影《北国江南》)、田汉(戏剧《谢瑶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等人的批判,火药味日益浓重。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预感到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时候到来了。这种气候,聂绀弩并非没有感觉。应该说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势而采取了烧诗之举,并不完全是钟敬文力劝的结果。

“怕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样倒霉!”聂绀弩这句话还是说到了本质上。“文革”开始后,聂就被逮捕下狱。这次冤狱的起因是写“反动诗”,但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却不仅是写诗的问题,还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论,应和了聂绀弩说过的那句话:“要有问题都有问题”。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挂帅”的大一统极“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许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这是一切“诗狱”、“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聂绀弩为烧诗而作的一首诗,即《岁暮焚所作》: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这诗是说,自己著了奇书,自己又当了焚书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观,没有一丝可怜之心,让诗就这么烧掉了。孟子曾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我的诗亡了,也无须再作《春秋》,自己本来是地位卑微之身,还吟什么诗呢?连生火做饭、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碍了。嚼着自己的心,像嚼蜡一样没有滋味,焚烧诗稿就当作过年烧香了。古人说的那“剑气射斗牛”是怎样的一种光焰,且不用管它,只在这深夜里欣赏我烧诗形成的不灭的火炬吧!

烧诗的心情,真是复杂而委婉。

再谈聂绀弩为何烧诗

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

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一月某日。那天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饭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闲谈中吴说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怀沙,文被关押期满出来了,聂也说在路上碰到过文。吴提出要借聂的诗稿来看,聂正色说:“这怎行?烧都烧掉了。”吴说:“烧了也不行,起码你那本晒蓝的,已经有几本流落人间了。”聂说:“那是少数几本,后来的没有。”吴说:“何不趁文怀沙出来,再找他那小媳妇抄一本?”聂说:“不要开玩笑,我在考虑找个适当日子,把所有诗稿都来烧了,你们看好不好?”聂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看我的诗,别有用心,我还是烧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烧掉。”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指聂怀念夏衍的诗)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从留存下的这几句简短对话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是使我们知道聂的诗集曾经有过一个“晒蓝”本,即是书写在半透明纸上,然后和感光纸重合在一起利用阳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复制本;二是使我们知道聂绀弩烧诗的念头产生于钟敬文劝诫之前。参加“四清”的钟敬文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初返京的,其后他找聂谈话,劝聂烧诗,促使了聂立即付之行动。而吴祖光向聂讨诗稿看的谈话在此之前,可见聂已先有烧诗的打算,钟的劝诫才能起到催化作用。这正应和了一句哲学: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聂把诗烧掉自感后悔,却不应埋怨于钟。

既然不能归咎于外人的劝诫,那么聂绀弩焚诗的内在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据聂当时与其他友人的一些谈话中流露,面临着阶级斗争山雨欲来之势,他是很难做到镇静若定的。据说聂当时“很紧张”,原因大概有三:一为后台,二为阶级,三为诗。

一者,所谓后台,是指当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与聂绀弩称老乡,关系非同一般。聂与友人谈话中曾说到他从北大荒回京的经过:

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张执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又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这段话,足可以看出聂是如何倚赖于张。张执一给聂安排了工作,聂还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写诗、看书,何等逍遥。不仅如此,聂家的住房也是张执一给解决的,借住邮电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张执一说了话才让继续住。张执一出了问题,聂当然很紧张,一是怕让腾房,无处栖身;二是怕让上班,不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连。

张执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了批判对象,受到了所谓“蜕化变质”的指责。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只要运动在某个单位一开展,就一定会抓出不少的“阶级敌人”。据聂绀弩当时听到的传闻,张执一的主要问题是“多吃多占”,因为一个附属生产单位,搞掉了几万元,糊里糊涂就没有了,责任牵连到张的头上。“五反”工作队进驻后,就召开批张的大会。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在全国政协工作,她当时回家后提起批斗张执一的情况,曾这样说道:“机关整风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没资格参加整。开张执一的会,自己检查了两天,礼堂里满都是人在听,你猜参加的是什么人?礼堂饭厅的服务员娃娃,开电梯的,搞清洁卫生的,独没有我们这些人。彭子冈还问,为什么那些人能参加,我们不让参加?我想没有我们的份儿更好,乐得睡个安乐觉。你想可怜不可怜,张执一这样的人检查了两天,却让些个娃娃来给他提意见。”无论如何,张执一是在这次运动中垮了台的。有人问到聂与张执一的关系时,聂直率地说:“是同乡,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协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现在靠山变成冰山了。”

其次为“阶级”紧张,是说运动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聂绀弩在与朋友闲谈中说:“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四清’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有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就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这一次‘四清’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又要转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聂绀弩有一个叫向思赓的朋友,当时还说过这样的话:“老聂他们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像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当然,聂绀弩也未必真的害怕,他说的都是气愤之语,内心不见得多么紧张,但戒备的思想还是有了。

三者为诗紧张,是因为聂诗在小范围的传递,已有“反动”之嫌,这是他烧诗的最直接原因。

聂经常给友人赠诗,或是把诗作抄给友人看。当政治气候紧张之时,这些友人中有的就为他担心,也有人害怕牵连到自身。如对聂诗颇为赞赏的向思赓,一次就关切地说道:“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我也很担心。其实有什么呢?他最大的吃亏是相信了文怀沙,让文怀沙老婆抄诗,结果传了出去,这人能相信吗?最近还好,聂已经有了警惕。”再如黄永玉,他所在的美术学院开始整风后,担心闹到自己头上,担心把他和聂的交往关系扯出来,于是,黄就托肖离转告聂绀弩说,万一将来要交代同聂之间的关系,黄就准备说聂曾经给他寄过诗,这些诗有几首烧了,有几首还在云云。聂绀弩听了黄永玉这番话的传达,认为黄不应该那么紧张,是没有经过风浪之故,然后就约黄出来吃饭,劝他不要慌张。聂说:“事情就出在慌张上,胡说八道会出乱子。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骂我右派戴过帽子这些都不要紧,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即使提,也只能提我写出来挂的那张,说就是这张,其他一概不承认。你若说烧了,好,越说人家越怀疑,最后追到我这儿来,要我把整本诗拿出来,这不就害人了吗!”聂还对他人说:“ 我估计永玉的问题是个屁事,但是处理不好就会惹乱子。即便要搞到他也要半年以后。现在许多学校搞起来了,全是莫名其妙。许多普通中学的学生,解放初期顶多几岁,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现在要划起阶级来,这还得了,现在社会上都人心惶惶……”

一九六五年那次“社教”运动虽然没有整到黄永玉,但也并不完全是虚惊一场。聂绀弩虽然劝说黄永玉“不要慌张”,其实正是由于黄永玉准备将诗稿交代出来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聂烧诗的动机大概也是由这件事引发起来的。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

聂绀弩虽然有了“政治警觉”,虽然采取了焚烧诗稿的行动,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写诗活动早已被控制在专政机关的视线中了。

在阶级斗争被极端地扩大化的年代,文字狱的阴影很可怕的时刻笼罩着知识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聂绀弩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也许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专政机关的眼睛早已经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无觉察。他每写下一首诗,很快就会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份材料送到了专政机关领导的办公桌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聂绀弩,最近又写了十多首“咏猫”的诗,内容半属反动,半属色情,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他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现将诗中反动性较明显的选录几首如下:

黑 猫

社会主义是花,社会主义是朵,

花前朵下黑猫,酣睡蘧蘧是我。

阔 猫

日攘一鸡扰户庭,坐观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辈真多事,计议赠君九子铃。

老 猫

画虎不成改画猫,画猫反类锦毛虎,

不随鸡犬去登仙,要捉人间白日鼠。

接到上述报告,负责人即批示曰:“聂这个人要注意观察。”

这个批示还算温和,如果聂绀弩此后不再继续写这种“反动诗”,不再让人家“观察”到什么,也许会安然无恙。问题是聂绀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观察”,他还要不断地写诗,也就不断地被报告,上面的批示也就渐趋严厉,直到后来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监狱,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面三首咏猫诗,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动诗”呢?

《黑猫》写社会主义的花朵之下,猫儿优哉游哉酣睡,这显然是讽喻笔法。以此比喻那些挂着漂亮的招牌,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这不是批评个别人,而是讥讽时事。

《阔猫》对时政的讥诮又进了一步。“日攘一鸡扰户庭”,是指责那些扰民的官僚的。猫不捉鼠,只是每天打鸡斗狗,扰乱民户。群鼠为感谢猫,商议给猫赠送一件贵重礼物,这当然是行贿。九子铃是什么?是宫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装饰铃。李商隐《齐宫词》曾描写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老鼠把宫殿上的金玉器物盗出来去贿赂猫,实际不就是猫鼠勾结,公开盗窃国有资产吗?我们知道,在当年,特别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干部贪占盗窃之风一度盛行,聂绀弩此诗应有所指。

《老猫》所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正面形象。这只老猫不愿意随波逐流,立志“要捉人间白日鼠”,不愧为反腐败的斗士,但在当年,聂绀弩这样写就有“反党”之嫌。

从聂绀弩写这些咏猫诗到现在,已经时隔四O多年了。时代在前进,社会理念在变化。现在看来,这些诗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较好的作品。而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高度划一,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这些诗被视为“反动诗”也是毫不奇怪的。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有一首《咏猫为正宇黑妮作》,是七言律诗,多处用典,显得艰涩,不如上述几首诗写得好。张正宇是“文革”前国内很有名气的画家和舞台艺术设计师。黑妮是黄永玉的女儿。张正宇在一九六六年春节所作的一幅画上题有“要捉人间白日鼠”,显然是用了聂绀弩一九六三年的诗句。七律《咏猫为正宇黑妮作》,当是聂绀弩看到张正宇一九六六年春节画作之后,才又写下的,并不在专政机关原已掌握的“十多首‘咏猫’的诗”之内。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然而,事实也向我们证明:诗是焚烧不掉的,聂绀弩的作品流传着,并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切优秀的诗篇都会流传下去。诗是思想的寄托,诗是自由的象征。诗总是在压抑中生长,在压抑中爆发。诗有着不屈的性格,诗有着不怕焚烧的超然的生命力。

我相信,聂绀弩的诗将会广为传播,成为诗的生命力的又一例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妨把诗,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

“反动言论”真灼见

聂绀弩档案中的“现反”犯罪证据,除了“反动诗词”,还有许多的“反动言论”。被人举报的“反动言论”材料达上百页之多。其中一段时间内,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集中在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而鸣不平。

聂绀弩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满怀愤慨,这一话题在与友人聚会中屡屡涉及。在有关机关反映他问题的报告中,称之为“反对文艺整风”的言论。因为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各机关部门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聂的言论涉及了当时重要的文艺方针。

“写中间人物”问题,是文艺批评家邵荃麟在一九六二年提出来的一个创作观点。这年六月召开的《文艺报》重点选题讨论会上,他讲到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学要“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在同年八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而是要从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状貌。写英雄人物是为了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是因为,“两头大,中间小,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时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他的这个文艺理论的提出,对于长久处在“左”的思想束缚中的作家们来说,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宽松作用。然而风云变幻莫测,就在中国作协召开大连创作座谈会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阶级斗争。很快,小说《刘志丹》被定罪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接着,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两则“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强化了对文艺创作的严厉的政治控制。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海《文汇报》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到了一九六四年,便是邵荃麟首当其冲。《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邵发起猛烈攻击。随之一大批作品,包括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都被定为“毒草”。

这是已经消逝的一幕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颇为关心当时的势态,也注意阅读《人民日报》那些批判文章。对于《早春二月》那批好的电影照样爱看,对于“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照样爱看,但同时,对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也能接受,因为心里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态度,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个时候是听不到第二种声音的。文艺界的一批正直人士,当时就对那种“左”的方针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情绪,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当看到聂绀弩当年的那些叛逆言论的时候,是非常令我激动的,我感到聂绀弩就是那个时代刚直不阿的文化人的优秀代表。

通过阅读他的言论,重新回顾上世纪六O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艺界状况,深刻感受让斗争哲学干预和践踏文学艺术殿堂的那种残酷和悲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独立精神的顽强与可贵。

聂绀弩的这些言论,有幸保存在他被判处刑罚的司法档案中,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出来的。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被举报的材料,有些当然也是充当了定性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的。无论如何,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虽然只能从原始材料中摘录一小部分的内容,但我想也已足以显示它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当然,聂绀弩也有他本身的认识的局限,他的言论未必都是正确的,这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而且,这些言论都是聂绀弩日常的随意言谈,然后变成了举报材料,所以,难免有种种不准确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责备的。

一九六四年一O月一八日上午,聂绀弩与登门造访的友人交谈,聂说:你知道现在文化界问题谁最严重吗?最初我还以为是阳翰笙、田汉,都不是。原来在半年前,陈毅在上海有个报告,提到有些人党龄很高、“比我还高”,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做过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们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这种人不管资格多老是要开除的。我初以为是搞阳、田,后来才知道不是,现在最严重的是邵荃麟,原来前年邵用“作协”名义召集一次北戴河的会,参加的有周扬、茅盾他们几个人,提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周扬也讲了话,认为可以写。邵、茅又在大连开了一次作协的会就提出来,事情被上头知道了,大发脾气说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张唱对台吗?事先也没有关照,事后也没有报告,于是周扬他们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这样,邵就严重了。

一九六四年一O月三一日下午四时,与友人在家闲谈,聂说: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见吗?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好家伙!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意见,是谈文艺创作,你却把他拉到政治上来,这有什么道理呢?事实是如此嘛,英雄人物总是由中间人物发展下来的,你不写中间人物就没法子搞更多的文艺创作,这是文艺界多少年来的经验。好,这就给你扣个帽子,把个胡风拉出来与你相提并论。这不是邵荃麟捡起了胡风的刀子,而是他们捡起对待胡风的刀子来对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经考虑过,胡风这个人真是聪明,他有许多看法是很尖锐很透彻的,他早就说过你们要糟糕的,你们将来会自相残杀!想起来真是惭愧,我就没有这个预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就没有他看得深远。胡风那“五把刀子”没有一把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在文艺问题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当政治问题,拿党来压,整个党去跟一个人较量,就算胡风不是一个人,有个集团吧,也不过现在整出来的几十个人,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搞胡风那个时候不是声势煊赫,闹得满城风雨嘛,连我都整在里头,都是胡风分子,最可怜的是一些青年人,爱看些文艺书,看到胡风的东西就向人吹,这一来就算胡风分子,反革命。部队里有一个年青人,为此一直坐牢坐到现在。

胡风有许多见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说过不能写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没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没有他的生活体验,你写出来只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只能骗中学生和小孩。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实的英雄人物都是从中间人物发展出来的,他们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人物逐渐转变成功的。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老太婆,由于社会的压迫,由于地主、军阀和保甲长的压迫,她活不下去了,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她才逐渐参加革命,这才是客观真实。写一个农民放下锄头去参军,听几个报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纯洁,非常勇敢和坚定的革命战士,这不可能,这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水浒》里许多英雄人物,他们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本来也没想到上梁山当英雄,特别是宋江这样的人物,他就没想到上梁山当头头儿,他是经过许多波折逼得他没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说“逼上梁山”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当了英雄也都有缺点,《水浒传》写得好也就是写出了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实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也不应是作家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是根据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来的。如果说文艺作品只能写毫无缺点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这就只能搞假人物,这个道理对小学生讲都会相信的,可是对作家们讲他们就没办法做到。

荃麟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根据这些年来作家们的失败经验提出来的,这次的问题那么严重也不是由于他提出来,而是提出来之先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其实他提出来的时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扬、林默涵他们全都知道嘛,还有茅盾,只是中央领导不知道,等到事后看到了发表的意见才大怒,认为跟座谈会唱对台,最后把问题推到荃麟身上,都是这个原因。

杨献珍的问题也是一样,人家从另一方面提出补充,使得一分为二的观点更完整,而并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对台,可是就拿出来整,这样人家是不会服气的。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晚,在莫斯科餐厅与友人小聚,饭间,聂说:‘五七年’左右真是个黄金时代,吃的东西什么都有,而且每家馆子有每家馆子的特点,现在呢,都一样了。文章也是如此,刚解放时有些报告文学写得真好,有真感情,现在呢,不敢写。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剧本可以说写一个成功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是写一个砸一个,没有办法。现在没有人带着真感情写东西的……

我想,鲁迅如果不死,会好一些,论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济深之上,他应当有宋庆龄的地位,副主席再挂一个科学院之类的名义,他可以不写文章,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像郭沫若那样,这就有个可以讲实在话的人。现在不是,都是唯命是从的,都是唯恐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

外国人写传记文学很少好的,他们是写效果、写政策,而不写人,人的本身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各种感受和他的反应,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纲,写人物性格,写他的感情,他对于事物的直觉和如何解决,近年来我们也学了外国的一套方法,写历史和事实都看不见人,看见的尽是些政策措施。我们中国的史书,既是史也是文学,因为它真切动人,这个好处现在没有了。从前看联共党史,一开始很看不惯,当然后来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联共党史只写了两个人,列宁和斯大林,难道真的是这样?中国人写项羽是项羽,有血有肉,写诸葛亮是个活的诸葛亮。联共党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记录。

现在没有人写文章,有些人写文章也写得不好。现在没有办法写文章,因为不能写人。

这几年来文艺界什么成就都没有,有什么东西呢?有《东方红》吧。有好多事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干的,《东方红》单是演员夜宵费每晚得花四千块钱,不要说不收门票,就是收门票也收不到一万块钱,够开销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友人交谈中议到前几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批评《早春二月》的文章,该文说《早春二月》内容是反动的,因此说“艺术性很强”这句话都不对。聂接住说:“艺术性越强,内容反动就越应该反对”,这有什么理由呢?文艺这东西很细致的,不可能由你简单地提出一句话来就做了定律。我做过研究嘛,艺术性和内容有统一性,《水浒》、《红楼》这些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性是统一的。《水浒》、《红楼》的内容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的,它带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对乙封建,是彼胜于此,而不是离开了封建社会的局限,因此从内容说也有反动的一面,那么你就反对它的艺术性?再说有些小说极个别的也有内容完全反动而艺术性强的,比如《荡寇志》之类,但是它不起影响嘛,你反对它有什么用,还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浒》,知道《荡寇志》的人就不多嘛,有什么害处呢?什么是反动,什么不是反动,也不能呆板地看。科举制度是反动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从士族门阀制度中开辟了一条挽救封建制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来的良好办法,特别是武则天时代,科举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笼统地说科举制度就是完全反动的。这两年没人敢说话,你一提什么,他就拿毛泽东思想出来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来越觉得没话可说。

你说艺术性越强内容越反动就越应当排斥,那么这张《圣教序》内容反动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学王羲之的字,这不是笑话吗?艺术性是一种技巧,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各自为其内容服务……

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本来可以。可是现在除了那个第一位之外就没有第二位了,谁都不敢提这个第二位,结果只有一个第一位,这叫提倡艺术呢,还是摧残艺术?

我是不看报,最近有人到我这里来说,《人民日报》登出一篇不是批杨献珍、就是批周谷城的文章,怎么看怎么不通,看来看去不能自圆其说。他说登出像这样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报》的耻辱。我反正见了这些题目都不想沾一眼。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七日,数友人同在“四川饭店”晚饭,聂绀弩与吴祖光有如下交谈:

吴:看到文怀沙没有?

聂:路上碰到的,谈得不多。他告诉我在那个地方(监狱)也不劳动,也没事情做,每月拿二五元五角的钱,期满叫他签字盖章。他关在里头也不算法律处分,也不算行政处分,理由是无牌照行医。

吴: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轻里说。

聂:这当然是表面理由,也可能判决书上不好写别的,他现在算是期满了,但还回到那个地方去,他在那边有钱拿,给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说“我是为这事进来的,你们还来找我?”其实找文怀沙开方子,吃兴奋类的药,就是所谓开“春药方”这个罪名。

吴:这几年来那么紧张的气氛,归根到底还得怪赫秃(赫鲁晓夫),没有他,我们还可以过些太平日子。

聂:可不是,没有赫秃也没有匈牙利事变,连“五七年”的事儿(指“反右”)也不会出来。

吴:从文件上看和外头听到的,好像党内问题还比较严重,出事的多数是党员。

聂:出来的问题,怎么都提到了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李维汉、杨献珍不用说了,邵荃麟表面上说什么中间人物问题,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

吴:周而复听说又有问题,以前听说过,后来报上又出来了,以为没事,可是最近听说《上海的早晨》图书馆都不让借,可见有了问题,人大、政协的名单上都没有了……龚之方最近告诉我,有人碰见夏公(夏衍),不好直接问他的事情,就问齐燕铭怎样了,夏笑着说,他和我的问题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资本主义。从这个情况看来他大概还是比较洒脱的,还说些幽默话。

聂: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长)怎么样?我认识的人当中,四个最走运的人,前几年都很红,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张执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个是夏衍,一个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问题,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同归于尽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三日晚,聂在家里同友人喝茶,聂说:我从北大荒回来后,熟人、老朋友抖起来的(意即得势)有四个人,夏衍、张执一、徐平羽、邵荃麟,现在只有一个徐平羽没事,其他全垮下来了,再说这些人其实也不算怎么抖,革命这么多年,脑袋随时悬在半空中,顶多当个副部长,这算不得怎么样吧,连我也算当过副总编辑,这算什么呢?但是垮起来却垮得很彻底。

某友人说:你这四大皆空倒也干净。

聂:可不是,现在轮到我了,一无所有,既没有资格做当权派,连个鸟也没有,已经是渣子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搞不到什么油水了,那就不会作为被整的对象,一无社会影响,二无任何本钱,这还不清净?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O日晚饭后与友人攀谈,说到“四清”运动,中央下发“二十三条”,安定人心,运动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稳得多了;谈到最近彭真报告讲得很清楚,运动主要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聂说:“二十三条”出来当然是好一点,但是什么当权派我也不信,田汉、荃麟这些是真正的当权派吗?我看未必,再说孟超这么一个可怜得很的人也算是当权派拿来整一顿,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有许多事情别人不敢说,周总理做报告指责田汉说,田汉写贾似道,今天谁是贾似道呢?我就是贾似道,这是公开报告,有人听着的,这样谁敢说话写东西?一方面又鼓励反抗精神,《水浒传》的农民英雄应当歌颂了吧,可是水浒这些梁山英雄是反对蔡京、高俅、童贯的,今天又是谁?这一问你受得了吗?所以就是不叫人说话。林默涵报告里还说夏、田、邵他们是个集团,这更骇人听闻。

某友人说:这不会的,谁不知他们平常谈不在一起。

聂:这就是呀,林默涵报告有许多人听了,确实这样讲,说他们是精神上的一个集团,这你就没法说了。林默涵还说什么夏衍这些人和他同事,这些情况没有发觉,是自己麻痹大意,这真是见鬼!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下午,聂说:有八个人公布了是修正主义,阳翰笙,田汉,邵荃麟,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说:荃麟这次也算上了,这个人本来是很稳的。

聂:这和稳不稳没有关系,随你是什么样的人,遇着了教条主义都没有办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九日晚,聂说:香港出版了小说《杜秋娘》,像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写现代人的生活,只好写唐代人的生活,因为写现代人的生活犯忌讳,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这种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从古以来写不好的,《三国》写刘备、关云长都写得很不成功,《水浒》写宋江写得失败得很,写张飞、曹操不作为正面人物处理,也不把他们作为英雄,《水浒》中的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物和张飞、曹操一样都不是顶尖的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比起刘、关、宋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读《三国》会觉得作者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真英雄,而刘备却是个土偶人,老拖着眼泪鼻涕的可怜虫,“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简直与刘备毫不相称。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观想写就可以写出英雄人物来的,我命令你写一个英雄人物出来,这是笑话。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同友人午饭间,谈到老子和庄子,聂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为无为”这话有深切意义,老子叫人“为无为”,就是要做到顺任自然。知识分子应当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扰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挥他、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你不是搞文艺的,可是偏要对文艺问题出许多主意,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其实,一件作品只要它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头了,管他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写。把人物分开几类,这是中间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辩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无益的辩论,自找麻烦嘛!所以两千年前的老庄是哲人,他叫人“为无为”才可以有为。

从上面所录言论,可以看出聂绀弩的文艺观点。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聂绀弩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对“英雄人物”的辨析,聂论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文艺创作不能由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将领导人意志强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条去束缚艺术,那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得以问世。从聂绀弩同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打听、议论、担忧:谁又出问题了,谁又被批判了,谁又垮台了,那是怎样一种压抑、恐慌的环境啊,那还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吗,那还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吗?

“写中间人物”的提出,确实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时整个文学艺术界已经久无生气,所以在一九六O年北京新侨饭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一九六二年广州的剧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鼓励作家解放思想、活跃创作的讲话,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周扬等也试图做一些“纠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时候,却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聂绀弩对此愤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聂绀弩还气愤地说:邵荃麟是当权派吗?尤其是说到“可怜得很”的孟超,聂愤然冒出一句“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激愤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与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组织人写的文章。“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这也是聂绀弩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狱,一九七一年即已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才惊闻邵公死于狱中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悲惨情状,以极度悲怆之感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语出《汉书?扬雄传》。邵荃麟那个时代,他支撑文学界的局面真是一种颤巍巍的状态,天下事总是难遂人意,也不允许你有所作为,你的思想见解既很高明,就必会遭到恶鬼的忌恨。这与杜甫说的“魅魑喜人过”是一个道理。

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今天的比较繁荣的态势,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也还是要回头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训,让正确的方针坚强地支撑起来,不再是那种颤巍巍的状态。

豪饮纵论天下事

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状中,“反动言论”都是涉及时政的。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聂绀弩的思想、才气和人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观点,是人们许多年以后才达成共识的,有的也许是至今仍未被人领悟的东西。当然,一个人的即兴谈吐,尤其是带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言论未必都很准确。无论怎么说,在当时极“左” 思想盛行、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他的那种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时事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尔不群的。

有句老话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也许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读书人的安慰和调侃。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没有不关注时事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时刻装在胸中。聂绀弩从北大荒回来后,一直闲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开会,但他对国际国内的时局演化了如指掌。每与友人聚饮,酒过三巡,话如涌泉,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文化,高谈阔论中不乏见解精辟的惊人之语。

如谈“中苏”论战,聂绀弩说:我们的《九评》很厉害,苏联被我们唬住,他们不敢公开辩论了,赫鲁晓夫是我们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只是抓住了列宁当时讲的一些东西,从那本《国家与革命》里翻来覆去抄,目前的形势与列宁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这些理论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如谈到印尼的苏加诺下台,聂绀弩说:有人说苏加诺联共产党联坏了,艾地的过“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说得对,条件没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没有准备好就盲动起来,没有不出乱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势很好,东风压倒西风,结果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左”倾冒险主义害死人。

如谈到与西哈努克的友好关系,聂绀弩说: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辈子跟着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发动别的什么亲王来倒掉西哈努克,国际斗争,力量消长,不是看眼前的。

这是聂绀弩在一九六六年一月间的一些言谈。四年之后,柬埔寨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废黜。这不能不让人叹服聂绀弩对国际风云的敏锐观察。

档案中所见,他对形势的评议大多还是国内问题,兹摘抄部分言论如下: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晚上,数友人在聂家一起吃饭,饭后,话题从北大荒谈起。聂说:你知道吗,北大荒从前那些头头全都垮光了,从王某人起都换下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组织部长最有权,犯的错误最严重,主要是浪费大量资金,生产没成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沟,割草,天天让你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些劳动力花下去应当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就懂得这些人空下来就会造反,所以拼命让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儿烂了,运不出去。拖拉机播种,没人收割,在地上烂了。冬天你去开沟搞水道,春天就垮了。这样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贪污、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人有权,女人可以随便搞。开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丢空了,生荒还好,反正可以积肥,熟荒更遭,整块地就没用了。现在北大荒又大大缩小了,驻蒙部队都开发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东来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灾荒那几年从山东来的。山东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来,不知还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实全国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两个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根子全都坏了,又不能连根拔,拔光了谁来干呢?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致命的严重。从这个问题看出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因为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体会社会主义要经历长的时期是在于知识分子,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体会的是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

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懂艺术……毛主席懂得诗词,但没人懂世界文学……在党内懂得世界文学的人,是田(汉)阳(翰笙)夏(衍)邵(荃麟),现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八月一日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这是因为没有,所以故做宣传,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饰而已。现在这个制度很可怕,是层层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前途,但是马恩列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异常曲折的道路,也许开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论理,当然是遵循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体到行动,就是说当了最高的统治者,就有如何巩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这个界限很难划得清。但是为了巩固,他不能不搬用过去那一套,甚至他本来反对的沙皇曾经用过的那一套。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怎样渗进革命最高领导的意识当中去借尸还魂。现在党的工作、组织路线,反帝反资的方向,都是对的,主义没有错,问题在于领导人,在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在借尸还魂,在领导之间借尸还魂。

这两年国内的粮食问题不那么紧张了,靠天吃饭罢了,但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整个说来不是乐观的。现在看来,许多国家也可能一朝变成社会主义,甚至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越困难,甚至奴隶制社会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建设却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一整套,这是很难的。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战前的英美法德意日,这些国家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谈何容易。

我们仅仅从一些现象看出症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材料来看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当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更具体地指出方向。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诞生的,不言而喻,我们这种社会不容许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将来一定有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揭穿了这些问题,从而告诉我们以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个人不容易诞生出来。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晚上,聂同友人在书房聊天,说:近几年来,人家一看,本来有些爱国主义愿意回来的也不想回来了。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内政问题,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一切弱点,你这个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民最基本的吃的问题,那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好处在哪里呢……

今天有许多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以后的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苏联在内,都无法解决国内的生产问题和粮食问题?二是为什么拥有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绝对强大的时候都不使用原子弹?不管是什么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正确理论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就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就可以指导全世界前进。

还有一个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变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有个党,有个坚强的组织核心这都是对的。可是,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权慢慢的他就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他们抓住了最高统治的权就把封建皇帝那一套照搬出来,这一来革命就变了质。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问题,科学地掌握它本来是很困难的。可是从辩证法观点来看,什么都有个一分为二,唯有中央的政策不许一分为二,这就无法自圆其说。本来理论是根据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加以正确反映使人信服的,但是现在的理论是由毛泽东的权力来使人接受的,这就不好谈什么马克思的原则了。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来,你看吧,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搬开,单独提出毛泽东思想来了。

一九六五年一O月二九日,聂同友人在“五芳斋”吃晚饭。席间有人说到“徐放已经出来了”,聂说:怪呀,他既名“徐放”为什么先放呢?他应当后放才对呀!

晚饭后到和平餐厅喝咖啡。聂谈到:国际的情况不好,现在听说又要转过来扭转国内的空气,开始用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来缓和知识分子的感情。把李宗仁拉回来,大搞孙中山生日的纪念等等,现在据说中央许多领导人都知道有问题,想法子要扭转……刚才说徐放出来了,其实不只徐放,胡风也早就打算让他出来,潘汉年他们都出来了,胡风为什么不出来呢?说他是反革命,但是从他所有的事实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说是反革命的理由。进去既然没有理由,那么出来又借什么理由呢?这就很难了,所以胡风一直无法出来,大家也不敢提。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李宗仁、孙中山可以挽回得了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现在把所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全都赶出外头,这是致命之处。工人、农民这些都好办,你可以随便搞掉,命令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知识分子就不行。过去我们从来都没有对工作对生活感到疲沓,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觉得干起来有劲,原因是有个理想。现在呢,好多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你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叫我干这个我就干这个,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叫我“四清”我就“四清”。其实“四清”搞出什么名堂呢?一点都不解决问题,相反的暴露了许多严重问题,知识分子原来不了解的,现在就更不清楚了,原来农民问题一点都没办法。林巧稚就说到农民连六分钱一支的眼药水都买不起,你想,解放了一六年农村还是这样的情况,你干的什么工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上午,聂与友人到莫斯科餐厅吃饭,饭店还冷冷清清的,两个服务员在门口谈天。聂说:像这样一个餐厅亏多少本!奇怪,商业部门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国早就关门大吉了。这里的服务员是来享福的。社会主义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活,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可是养成了许多新的寄生阶级。过去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幻想得很美,现在身在其中才发现有无数问题。记得列宁说过的,资本主义有许多优点,是列宁说这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剥削,剥削别人当然不好,但许多制度我们要学。你看从前上海人做生意对待客人的态度,和现在店员的态度,谁是真正在服务……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六日晚上,再次谈到北大荒,聂说:现在没办法,当局对于内政的许多问题都还不觉察,都还执迷下去。比如说北大荒不宜于大规模开发这个问题,这是很清楚的。开荒,开了许多生荒,没办法种,反而损害了土地,开了荒,用拖拉机播种,都无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损失了,连种子钱都收不回。这其实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这样干。伐木也一样,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计划干,三个人一组,找个偏远地方躲下来睡觉,到时候胡乱伐两棵回去报就是若干若干方。如果真的都照计划干,那个浪费就大得惊人,伐好了运不出,烂在原地,浪费了人力物力,造成了无比的消耗,这叫做建设?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上下蒙蔽。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二二日,聂约人一起晚饭,饭间谈话主题是庄子,后又说到:近年来神经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数神经病人都是政治原因。问题确实很多,现在是靠人的觉悟来生存,物质条件这样差,生产搞了十几年搞不好,你就靠一个觉悟活下去?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紧,这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拉弓拉得紧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拉紧了以后就松了劲儿,第二次就没法拉了;再说,拉紧就有断的可能;第三,拉紧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断。可 现在的情况是硬把弓弦拉得紧而又紧!

老子也是反动的,老子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庄子差不多。可是老子有些一针见血的道理,一个新的政权老是爱叫你做这样做那样,《尚书》里面就都是尧指挥谁去管什么这些话,因为新政权不这样就树不起一套制度,这是有为,老子却主张无为,用无为给新统治者的有为唱反调。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对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涌出来,你能说老子的话没有道理吗……

以上是聂绀弩在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谈,从中可以找出几个明显的观点:

一、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是个新的问题,科学掌握它是很困难的。许多新问题,是列宁以后的时代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越是原来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越难。我国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政策,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连人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好多地方都存在干部腐化,滥用职权,贪污,浪费。有些领导不懂经济,造成生产破坏。干不干一样拿钱,“老板大、赔得起”,而对这些问题又不能正视。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有它的某些优点,在管理制度上应当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中国有着很深的封建主义传统,缺乏自由民主的传统。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某些东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斯大林掌权后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变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也没有预见到的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

四、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尤其是打击了知识分子,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气紧张,人人神经过敏。弦绷得太紧,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必然要出问题。上述这些观点,站到中国改革开放三O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大多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回头想想几十年前是个什么情况呢?聂绀弩在那个时候就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和钦服,让人感到他每一句话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谈到“四清”运动转弯的时候,聂绀弩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果然,时间未久,就转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运。这句话是他智慧的预见呢,还是不幸而言中呢?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字真如,曾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民革中央常委,一九五八年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指出毛“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这大概与聂绀弩所见略同。聂是陈的好友,却一直没有到过陈家,一九六五年陈逝世,聂前往祭悼,同事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问聂:“陈真如生前让你到家里来,你怎么不来?”聂说:“到他家里要写会客单,我就不愿意。”陈迩冬说:“陈真如说过,你的许多高论都可以入《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宋临川王的名著,记述逸事琐语,经久流传,盈篇都是机智绝妙的话语。陈铭枢用《世说新语》比拟聂绀弩的妙语高论,并非是过分的褒赏。他经常有语出成珠、惊人不俗之语。本文中所列言论的来源,都是别人根据记忆写出来,报告给司法机关,笔者又从司法档案中摘录出来的,也许聂绀弩还有更为精彩的话语恰恰给漏掉了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印成了一本小书发行。

那时我在北京读大四,放寒假前在新华书店买了姚文元的书,坐火车回家的途中读了一遍。那几年文艺界批判成风,作为局外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普通的文史爱好者,虽然对这类文章总是要看,甚至认真去看,但并不了解其背景。谁能想到,一篇文章出台的后面,竟然会有那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邪恶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到来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江青亲自筹谋,张春桥全力张罗,阴谋家们精心炮制的一出恶作剧。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跑到上海,经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密谋,把批判吴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惯于挥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发表之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海》剧讨论专版,引诱文艺界人士发表反驳姚文的观点,有意仿效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的“阳谋”策划。

按说文艺界屡经挫折,人们应该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阴谋家的对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识时务者,果然就出来与姚文元唱反调,导演者一看,正中下怀,于是一台“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新闹剧就成功上演了。

聂绀弩就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他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他的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

姚文发表还不到一个月,聂在晚间与人闲谈中,话题便直冲此文。说到《文汇报》几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反驳姚文元时,聂说:

“现在一切是非都没办法说……现在是谁也不敢、不想写文章,就是怕这个(没有是非讲)。老舍说,他现在写一百字就头痛,他不写了。吴晗、老舍,这些还不说,夏衍、田汉、荃麟、胡风、艾青……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弄垮,这些人都不让写,人家是几十年的老革命,这些人都不让写,吴晗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写历史都不让写,现代的更有什么能写呢?姚文元这个人我非常讨厌他。本来嘛,把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没有历史,也没有谁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你说人家写谢瑶环、写海瑞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这不得了哎,这就是封人家的笔!你以后可以拿任何作品来判决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决吴晗,也可以判决聂绀弩!文艺作品有影射时事的事例,历史上很多,但也有绝不牵涉时事的,这是个文学史的普通常识,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指为以古讽今,这有什么公道?你可以问田汉,也可以问吴晗,但是你不能凭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结论!”

从吴晗写海瑞受批判,联系到冯雪峰还在写太平天国,面临这种形势,冯的写作也该收场了。聂说:“当然啰,两个主角(指冯笔下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李秀成,一个石达开,这不都是犯忌的吗?”

接着,聂绀弩又想到了黄药眠对周扬的议论。“昨天看到黄药眠,他跟我讲得很沉痛。他说:‘周扬这个人我和他私人感情很好,在延安我生了重病,得到他照顾我才好的,可以说他救了我。但是这个人讲话是没有人不头痛。他做报告,第一次听了真是精彩,有理论有感情,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你就会倒胃口。比方说,谈到武训传,他第一次说,这部电影有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没有这个水平看出来,是十分惭愧的。这样把自己也检讨了一下。第二次谈这个问题,他就说,武训传这个问题,许多人都看不清楚,这说明大家的理论水平不高,就把自己略微减卸了一点。第三次就在大会上正颜厉色地说:武训传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都看不到,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这样就摇身一变,成为先知先觉了。’药眠说得非常之形象化,这就是周扬。就是这样的人自居领导,你说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主要是打击文艺界三十年代活着的人和文艺领导。这些人垮下去,人才就没有了。有许多人过去都是冲锋陷阵,在文艺界立过不少战功的,现在就这样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这句话,现在只能改为‘各领风骚五六年’。现在是非常混乱的时代,不能安静生活的时代,文艺没有搞头。”

聂绀弩转述黄药眠的话,由议论周扬,而想到人才问题,指出了世事的“非常混乱”。然而,他还没有完全预料到,一个更加混乱的历史时期正在逼近,连周扬这样的本来很“左”的文艺领导人也跟不上越来越“左”的形势,即将垮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文化人士遭受打击的事,是聂绀弩那段时间与友人聚会中经常涉及的话题。如谈到文怀沙,聂说:文怀沙还在里面(监狱),原因是他没有职业,只好回到里头,还可以拿二五元五角一月,叫做就业分子,就是说刑满了但是仍在里面就业,那儿给他一个房间很安静,他在那儿给人看病。他自己也奇怪,他犯的罪就是无牌照给人看病,到了那里还是看病,所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天下午,到了和平里肖离家。肖离是湘西土家族,黄永玉同乡,他和他爱人肖凤原来都是《大公报》记者,摘去“右派”帽子后,都在家里工作(编教科书),据说过得像“隐士”。肖离与聂绀弩谈话间,说起很多北大荒的事,说有个叫戴璜的新华社记者从北大荒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给组织上,把他所见到的北大荒各种不合理的非法现象都揭发出来,组织上说这很好,是重要材料,叫他留下来,第二年就把他送劳改了。还有一个叫朱华的,原是合作总社负责干部,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因为写报告反北大荒的情况又被整,现在还在劳动。他们自己整风可以,你们这些人千万不能提,一提就倒霉。

在肖离家,聂绀弩又说到文怀沙,以为文受打击是周扬挟嫌报复。聂说:因为文爱随便说,私下传播周扬的隐私,周便怀恨在心。恰巧文怀沙在十三陵水库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这件事,主席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了几句这个人招摇等话。大概毛主席早就知道有个文怀沙,有一次沈尹默送一本诗集给主席,主席就问了一句:给文怀沙那首也在内吗?这不过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沈告诉了文,文就有点飘飘然,所以那次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文怀沙就敢于混上主席台,和毛主席一起拍照。周扬借了这个机会就决定对文报复,恰有马某控告文在看病时调戏他老婆,所以就把文抓起来。说到看病,文确实有一手,许多老中医都对他很佩服,并且得过卫生部一次奖状。

文怀沙受到处理是否与周扬有关,无从考证,聂的话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言,不必当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确很荒唐。文怀沙既然医术不凡,获得卫生部奖励,又为何以非法行医罪判刑?既然以非法行医罪判刑,又为何允许在监狱中继续看病?还有,新华社记者只是给组织上反映情况,组织上也认为很好,为何也被判刑劳改?可知“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冤假错案并非偶然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种种冤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已屡见不鲜。聂绀弩每议及此,气愤已甚,但他并没有预料到冤狱已经张开大口,正在等待他的入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聂绀弩约友人大谈庄子。他在集中精力精读庄子,讲起来兴致勃勃:“老聂还是有两手吧,从庄子里看出许多问题来。要是过去,读了就读了,体会不到,有些体会也不那么深。”言下之意,现在他才真正深悟了,认为自己的研究深度是前人未曾有过的。

他说:“庄子内篇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打破枷锁。这就很清楚,什么人才有这种要求呢?”他认为,庄子是代表被镇压、被压迫的人说话的。

他还讲到庄子中的一个故事。“子贡去看一个老头,他在灌田,用个小罍一下一下去浇,别人劝他用水车,他坚决反对。这个人在劳动,却反对有效果的办法,这说明他对劳动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劳动只是磨洋工,不是为生产。如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这种道理吗?”

他讲述庄子的内容,都是与他自身的现实体会相联系的。他在朋友面前滔滔道来,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讲这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会突然间厉声地说:“妈的!以后我也不对人多讲了,讲出来是危险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难以前,曾关切地问过聂绀弩研究庄子的情况。据聂本人说:“邵荃麟问过我好几回:你研究庄子的动机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会的,我讲马克思主义嘛 ,首先肯定庄子是反动的……”

由此看来,聂绀弩并不是不知道身临境遇的危险性,但他仍然过于自信。他认为他对庄子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他已踏入雷区。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周颖因胃病在家,聂绀弩给她煮蛋花汤喝。有友人来访,闲谈起来,周颖说:最近北京的备战空气十分浓厚,不但每个干部要在机关挖防空壕,把许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还规定让大家讨论机关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机关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还有的机关保留下来有无必要待在北京,或整个机关迁移,有些干部就调动,把机关精简,或有些人调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个时期就制造一次紧张空气,老实讲,这些办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为什么隔一个时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现在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样,照理说,要把国家生产搞好,也得让人家有个安静的时刻来做做研究工作,总是搞得你心烦意乱,安定不下来,人人都无法安于自己的职业。

聂接着说:人家是不要搞生产,一九五八年以后生产就已经垮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大家饿着肚子搞什么生产呢,机关除了军事机关和政权机关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么用呢,不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又闲谈到国际问题,再从国际问题回到国内问题。周说:我们国内的情况,用句老话说就叫军人当政,这两年所有机关的领导都换了军人,连文化部长都换了军人。

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天天讲打仗?马克思主义和黩武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苏联主张和平,主要是赢得时间来搞生产建设,没有大量丰足的生产,谈什么共产主义。主张和美国有一定限度的接触,原是不错的,全世界的生产只有美国是先进的,可以在经济上利用和美国的接触,吸取那些优秀的技术来促进苏联的生产,这并没有错。

周说:卡斯特罗说得很对,现在是中苏两大国争权夺利,却牺牲了古巴、越南这些小国。

聂说:中国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苏联的领导人现在最伤脑筋的也在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有的掌权的是亲华派,有的掌权的是亲苏派,但是总的还是两派,这可是便宜了谁呢,便宜了帝国主义。

他们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反修”斗争和备战的情况。大概是首都机关的人,尤其是文化机关的人,对那种备战的紧张空气大为不满吧,而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习惯了参加劳动,让挖防空洞也没有觉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赞成中央的观点,反对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现在看来,学生毕竟幼稚。聂绀弩他们当时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赞成极“左”的做法。我想,当时也并非只有聂绀弩他们几个人,持有正确主张的应该大有人在,可惜他们只能私下议论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发,就会被以“反革命”治罪。

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正确声音无法表达,只是一味地极“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必然无可避免,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难逃。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

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在“恩成居”晚饭,然漫步到东安市场。其间,谈到《海瑞罢官》。周、张都说:“现在动辄得咎,古典文艺不能搞。歌颂海瑞固然可以说是借古讽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说是借古讽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单单拿出一个海瑞来批评?《胆剑篇》,说实在的,我们就反对在那个时候来演出,越王勾践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刚建立,方兴未艾,为什么拿卧薪尝胆来比喻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借古讽今吗?”聂绀弩说:“你们这些都是皮毛之见,海瑞、包公不是吴晗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不过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写成剧本、写成文章而已。当时上头提出来是因为底下乱七八糟,贪污弄权的太多,主张有些清官去进行调查整顿。所以吴晗如果在学术上批判的话,他承担了,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那篇检讨,触及了庐山会议的秘密,这就问题大了,这就构成严重的问题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哪里出来的呢?正是从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来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胆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险,他也是根据上头的指示……《胆剑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提倡艰苦建国,就把卧薪尝胆提出来嘛,要不是有这一点保证,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发表出来批判曹禺。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错了就让别人承担……”

从上述话题,又引申到今后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按当时的趋向,文艺工作者就是既能生产劳动,又能创作的人。聂绀弩说:“那就是说扭扭秧歌,说说快板,文艺就满足了。”“文艺单纯化了,将来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现在就是管子说的‘轨里连村’的社会。”

春秋时代,管仲改革齐国的行政组织,居民按照士、农、工、商划定住处,不准随便迁徙和杂处,并且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实行这种“轨里连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扩大了国君的权力,也扩充了军队的兵源。

聂绀弩对当年我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国家机关实行军管,基层社会实行“全民皆兵”,农民外出也要请假,同管子的“轨里连村”确是很相像的。聂绀弩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聂绀弩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越来越少,他认为治理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就会像庄子讲的“凿混沌”的寓言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天晚间,聂与友人漫谈中说道:“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他有种地的本领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块土地上。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没有,叫你种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种什么。种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结果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连卖菜的也不好当。过去卖菜,他知道这条街道住些什么人,他们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到时就贩进什么菜来供应客户,自己赚点小钱,安乐生活。可是现在呢,你没有选择货色的自由,上级分配什么你就卖什么,你用不着去了解顾客的胃口,因为你了解了也无法供应。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着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学习,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错误。这样,卖菜的也就无所施其本领,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这是个自由问题。”

接着,聂又谈到了“层层专政”的问题。他说:“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些话想讲不能讲,又不像我们反正是专政对象,我们彼此坐着不说话,相视一笑就都能会意。而他们不行,他们既是专政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他还要听上级的话行事,有许多行动和自己内心不一致,有许多的心里话不能对人说,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几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谈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话可不能同你说,因为一说他就离开了他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不测的情况,因为他也是被专政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也是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现在人们要求那种逍遥游的境界。庄子高就高在他藐视一切,自己找到这个境界。现在社会是相反的,天天在‘凿混沌’,这样凿,不到七日,混沌就会死的。”

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一O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十四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他七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八月二四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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