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5 次 更新时间:2009-04-03 17: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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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焚烧诗稿为哪般

  

  闻“四清”而焚诗稿

  

  聂绀弩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县境内的一个农场劳动,到一九六O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后,得力于朋友的照顾,安排在全国政协,但并不去上班,名义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自由赋闲。他后来曾说,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来就有二十万字的研究《水浒》的现成文字,可以拿去应付,结果是并没有人过问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时间写诗。直到了一九六五年底以前这四五年内,正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大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并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后补做的。这段时间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给友人。先是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写了诗就交给文怀沙的夫人代为抄录,后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一九六五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

  关于聂绀弩焚诗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现在对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资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这是我烧诗的诗(进书房看他新写的条幅:‘自著奇书自始皇……’),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一九六五年二月又某日,聂同朋友张友鸾等一起晚饭。吃饭中,聂说他已经把诗稿烧了,并且做了一首烧诗的诗。张说:“听说了,而且听说这首诗还不许人抄。”聂说:“当然,抄更不好,抄了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烧,这不是又一条罪状?”聂接着说:“真不想再做诗了,这东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问题。我细算了一下,这几年做的诗、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做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这样传开去就不得了,所以就决定不写。”张说:“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穷不一定是没有钱的穷,更主要是‘途穷’之穷,穷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诗,当然越做就越穷,越穷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聂又说想写好字,张说“字写得太好也不行”。聂笑说:“吾生不有,亦后何有,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一九六五年二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一九六五年五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一九六六年三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又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都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大学教授,著名的民俗学家。聂绀弩一九八二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六十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称钟为“这家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切的。一九四九年以后,钟敬文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六四年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时,聂曾赠诗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师生参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指令,一九六四年一O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间才返京。但钟敬文不知何因,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初回了北京,也许是特殊原因临时请假。当时聂绀弩在与他人谈话中,甚至猜测钟是“摘帽右派”的缘故,被从“四清”前线给打回来了。

  就是在钟敬文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时候,对聂绀弩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聂把诗烧掉,不要再写诗。从实际情况分析,在当时一种政治高压甚为恐怖的情形下,钟敬文由于参加“四清”的亲身感受,更能够洞知时事,并产生对恶况的预感,从而出于对朋友的关怀和爱护,完全是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劝聂烧诗。这种规劝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聂在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诗虽然烧了,却又要归咎于钟敬文“胆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聂绀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烧掉他所赠诗作吗?可见再胆大的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一九六二年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随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势头之猛烈,阶级斗争调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先在农村开展,其后必是城市。虽然是从整“四不清”干部开始,知识分子必是在劫难逃。文艺界已经展开了对阳翰笙(电影《北国江南》)、田汉(戏剧《谢瑶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等人的批判,火药味日益浓重。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预感到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时候到来了。这种气候,聂绀弩并非没有感觉。应该说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势而采取了烧诗之举,并不完全是钟敬文力劝的结果。

  “怕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样倒霉!”聂绀弩这句话还是说到了本质上。“文革”开始后,聂就被逮捕下狱。这次冤狱的起因是写“反动诗”,但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却不仅是写诗的问题,还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论,应和了聂绀弩说过的那句话:“要有问题都有问题”。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挂帅”的大一统极“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许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这是一切“诗狱”、“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聂绀弩为烧诗而作的一首诗,即《岁暮焚所作》: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这诗是说,自己著了奇书,自己又当了焚书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观,没有一丝可怜之心,让诗就这么烧掉了。孟子曾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我的诗亡了,也无须再作《春秋》,自己本来是地位卑微之身,还吟什么诗呢?连生火做饭、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碍了。嚼着自己的心,像嚼蜡一样没有滋味,焚烧诗稿就当作过年烧香了。古人说的那“剑气射斗牛”是怎样的一种光焰,且不用管它,只在这深夜里欣赏我烧诗形成的不灭的火炬吧!

  烧诗的心情,真是复杂而委婉。

  

  再谈聂绀弩为何烧诗

  

  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

  

  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一月某日。那天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饭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闲谈中吴说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怀沙,文被关押期满出来了,聂也说在路上碰到过文。吴提出要借聂的诗稿来看,聂正色说:“这怎行?烧都烧掉了。”吴说:“烧了也不行,起码你那本晒蓝的,已经有几本流落人间了。”聂说:“那是少数几本,后来的没有。”吴说:“何不趁文怀沙出来,再找他那小媳妇抄一本?”聂说:“不要开玩笑,我在考虑找个适当日子,把所有诗稿都来烧了,你们看好不好?”聂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看我的诗,别有用心,我还是烧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烧掉。”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指聂怀念夏衍的诗)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从留存下的这几句简短对话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是使我们知道聂的诗集曾经有过一个“晒蓝”本,即是书写在半透明纸上,然后和感光纸重合在一起利用阳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复制本;二是使我们知道聂绀弩烧诗的念头产生于钟敬文劝诫之前。参加“四清”的钟敬文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初返京的,其后他找聂谈话,劝聂烧诗,促使了聂立即付之行动。而吴祖光向聂讨诗稿看的谈话在此之前,可见聂已先有烧诗的打算,钟的劝诫才能起到催化作用。这正应和了一句哲学: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聂把诗烧掉自感后悔,却不应埋怨于钟。

  既然不能归咎于外人的劝诫,那么聂绀弩焚诗的内在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据聂当时与其他友人的一些谈话中流露,面临着阶级斗争山雨欲来之势,他是很难做到镇静若定的。据说聂当时“很紧张”,原因大概有三:一为后台,二为阶级,三为诗。

  一者,所谓后台,是指当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与聂绀弩称老乡,关系非同一般。聂与友人谈话中曾说到他从北大荒回京的经过:

  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张执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又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这段话,足可以看出聂是如何倚赖于张。张执一给聂安排了工作,聂还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写诗、看书,何等逍遥。不仅如此,聂家的住房也是张执一给解决的,借住邮电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张执一说了话才让继续住。张执一出了问题,聂当然很紧张,一是怕让腾房,无处栖身;二是怕让上班,不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连。

  张执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了批判对象,受到了所谓“蜕化变质”的指责。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只要运动在某个单位一开展,就一定会抓出不少的“阶级敌人”。据聂绀弩当时听到的传闻,张执一的主要问题是“多吃多占”,因为一个附属生产单位,搞掉了几万元,糊里糊涂就没有了,责任牵连到张的头上。“五反”工作队进驻后,就召开批张的大会。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在全国政协工作,她当时回家后提起批斗张执一的情况,曾这样说道:“机关整风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没资格参加整。开张执一的会,自己检查了两天,礼堂里满都是人在听,你猜参加的是什么人?礼堂饭厅的服务员娃娃,开电梯的,搞清洁卫生的,独没有我们这些人。彭子冈还问,为什么那些人能参加,我们不让参加?我想没有我们的份儿更好,乐得睡个安乐觉。你想可怜不可怜,张执一这样的人检查了两天,却让些个娃娃来给他提意见。”无论如何,张执一是在这次运动中垮了台的。有人问到聂与张执一的关系时,聂直率地说:“是同乡,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协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现在靠山变成冰山了。”

  其次为“阶级”紧张,是说运动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聂绀弩在与朋友闲谈中说:“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四清’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有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就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这一次‘四清’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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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二OO九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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