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39 次 更新时间:2009-04-08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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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  

(因本文较长,故分数部分发出。)

前 言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化杨枝水活枯花 聂绀弩的传奇经历,正好应合了杜甫诗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诗赋中满含悲愤和乡关之思。

聂绀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为萧瑟。

他是湖北京山县人。在他的散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京山县城:

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城里生活过二十年,总觉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几十家人家,三两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样褴褛的人们啰!

这个巴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所高等小学,没有中学。聂绀弩读完高小,因家境贫寒,其父潦倒,没有钱送他到别处读书,于是辍学在家。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写了一副集字对联曰:“欲上青天揽明月,每依北斗望京华”,显示了他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他一八岁时(一九二一年)离开家乡,先到武汉,后抵上海。曾加入国民党,先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因其思想与所做诗文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受到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继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一九四九年之后,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聂绀弩生平的传奇色彩,还在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如果是循规蹈矩、顺顺当当做他的副总编辑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聂绀弩了,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显示不出来他的卓异人格。

古人说得好:“天将与之,必先苦之。”

要为天下奇男子,先经人间万般苦。

聂绀弩继一九五五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作了反省,受了处分之后,一九五七年又成为反“右”斗争对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过五十五岁,在北大荒的劳改人群中算是一个年龄最大者,而他面对冰天雪地、苦寒劳瘁,竟然能够怡情悦性,把劳动改造的生活都写成诗词,诗中的诙谐妙语迭出,趣味横生。这正是聂绀弩的过人之处。

到了“文革”爆发,聂绀弩再次罹难。他所写的诗,成了审判他的罪证。然而,当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蹲在临汾监狱里时,还要绞尽脑汁把丢失的诗稿回忆起来,重新抄录。这就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以至后来有了《散宜生诗》出版,以至这位早年曾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在晚年以写旧体诗而成名天下,岂不正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嘛!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关碍,就是关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如何提前获释一事。

因为提前获释,得以延续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够完成诗集的编撰和出版,蜚声天下。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狱,那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惨死狱中,声名埋没者,历史上不乏其例。

聂绀弩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后羁押于功德林和半步桥监狱。一九六九年十月,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所谓“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被转押山西。先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羁押五年,一九七四年宣布他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移送于设在临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其时,聂公已经到了七十一岁的高龄。至一九七六年十月释放,共在狱中苦度将近十个春秋。

虽说他早已看破时事,诸事都能泰然处之,然而,整天局促于阴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责,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何堪长期忍此艰厄!当初在向稷山县押送途中,有个名叫包于轨的人,与聂公同铐并行,到了看守所中他们还一起切磋学问。时隔不久,包于轨就病死牢中。聂公当时的身体也已孱弱不支,幸亏“得道者多助”,于一九七六年提前释放,获准回京安置。如果在狱中再延宕一两年,他还能生还吗?很可能也会跟着那个包于轨去阎王殿报到了。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经就聂绀弩在狱中表现状况作过了解,档案中存着两份监管方面写的证明材料。一份是稷山县看守所写的,另一份是临汾监狱写的,所反映情况,竟然大相径庭:

代押犯聂绀弩在我所几年来,通过学习,思想有很大的转变。其表现,每日从早到晚认真地读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有的读了几遍,有的读了十几遍,并写了不少学习收获和心得。

聂犯确系写了不少收获和心得,但因管教人员变动,大部材料找不到,现找到一份可作参考。同时有两份同号犯人对聂的学习情况的证明材料。

在所(其他方面)表现也较好,从不违犯监规。

稷山县看守所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聂犯来我监改造时间较短,同时该犯在思想改造上还存在有差距,劳动表现一般,在监规纪律方面表现不够好。

入监以来没有写过改造日记,在以前写过学习笔录,后来一段时间也不写了。所以法院要该犯的改造日记,无法提供。

山西省第三监狱

一九七六年九月四日

两个单位显然态度不同。这里有个原因:临汾监狱是已决犯的劳动改造场所,属省级监狱,代国家行使强制监管,全国之内任何地方判处的犯人,都可以调到这里来执行刑罚。而稷山县看守所,只是县一级的对未决人犯的羁押处,一般情况只关押当地拘捕的人犯。聂绀弩的身份还是北京的人犯,户籍在京,稷山只是代押,所以监管方对他颇为客气,他后来在《怀监狱》一文中也曾大谈监内的仁慈。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似从皇城根下派的干部,地方上总是要对人家高看一眼的。

从聂绀弩自身方面来说,两份材料倒可以作为他身体状况的一个佐证。在稷山县时,学习孜孜不倦,体质尚能对付。到了临汾监狱,已经病弱日甚。聂公在《怀监狱》文中写到他一次参加劳动时,狱医发现他有病,让他去看病,不要劳动了,他自己还说没有病。就从这一点看,你能说他劳动不好吗?监管方认为他“表现一般”,都是因为他年高体弱的原因。他自己有病还要劳动,也许是因为出来可以接触阳光空气,而在监房中蜷伏局促,老病之身会更难忍受吧。

出狱之前,聂公的夫人周颖到临汾监中探看时,见他已经“步履蹒跚,神情也有些呆滞了”。出狱之初,聂公曾在诗中写道:“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搀扶了。如若不是提前出狱,“形如槁木”之体如何能得以滋养康复,以至在他八三岁谢世前还能够发表和出版几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诗》的问世,正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所以说提前获释这件事,不仅是延续了十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轮无限好的夕阳。

那么,他是怎样提前获释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北京高级法院正式下达了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被投入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山西高级法院将聂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裁定予以特赦。一九七六年十月,他获释返京后,被安置在街道居委会,每月发给一八元生活费。邓小平听说了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呀!”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确有点蹊跷。那种阶级斗争“刺刀见红”的年代,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怎么很快就又变成特赦对象了呢?直到山东侯井天搜集编注聂绀弩旧体诗集时,才由一首诗揭开了谜底。这是聂绀弩写的六句古风体诗: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活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诗题为《赠静芳大姐之并州》,是写给时任山西高级法院法官朱静芳女士的。正是这位朱女士仗义力助,使聂公得到一个意外的契机。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述的朱家,“专趋人急,甚己之私”。聂绀弩正好用了这个典故,称赞朱静芳是当代的女朱家。

朱静芳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是青年时代的知交。“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朱静芳在山西法院早已作为“右倾”人物靠边站了,就常住北京,往来于李健生处,遂又与聂绀弩夫人周颖相识。在那种年代,即使萍水相逢,都不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当朱静芳听了周颖说起聂绀弩遭际冤狱,天各一方,焦忧无奈的情状后,难禁激愤和同情之心,决计通过自己在山西工作的关系,设法营救聂公出狱。她为此两度奔走临汾,极尽周折。聂公当时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不堪牢狱之苦,已是命若悬丝,幸获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里求生。朱静芳如此深情大义,聂公能不由衷感念吗?于是,他在给朱静芳的诗中重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 ——化杨枝水活枯花!

这是一句饱含着泪水的诗,是悲恸的泪,是感激的泪,是庆幸的泪,是诗人真情的感发。

据佛教的传统,杨枝水是复苏万物的甘露。我们常见民间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总离不了净水瓶和杨枝。史书曾记载,后赵皇帝的爱子暴病而死,高僧佛图僧取杨枝沾水,边洒边念咒,死者复苏而起。聂公借用这一佛教语,表达了他死地重生的内心感切。

济南侯井天多年潜心编辑聂绀弩旧体诗,他以诗访人,找到了朱静芳。朱撰文回顾了她与临汾监狱的杨狱长设法移花接木,将聂绀弩塞进特赦名单中释放回京的过程,一时传为美谈。但在此之后,侯井天又采访了杨狱长的妻子彭元芳,杨已病逝,监狱资料不存,彭元芳只说是“根据政策规定”,“党委研究决定”,聂的特赦是“不能顶替弄虚作假的”。于是,这件事就有了两种说法。如果采信彭元芳的说法,聂绀弩获释一事属于政策有依,公事公办,并非他人营救之功,“女朱家”、“杨枝水”的美誉也就无从解释了。直到最近我看到侯编《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五稿印本,仍然是两说并存。因而,我通过检看档案,特将所了解的情况作如下澄清。

规定:现行犯不在特赦范围

一九七五年国内形势的主流是全面整顿,毛泽东主席在早些时候就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在外交方面,继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之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又有福特总统来访,会谈中美建交事。也是这一年的四月,蒋介石在台湾逝世,不久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毛泽东主席在公安部《关于清理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

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县团以上的,也照此原则办理。

在实施方案中规定:对拟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名单,除中央已经核定的以外,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核定;由各省、市、自治区分片或就地集中,将准备释放人员组织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总结个人改造收获,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各地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共同召开释放大会,宣布被释放人员名单,宣布给予公民权,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局的释放证;在释放大会上由负责人讲话,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并说明:愿意回去台湾的,可以去,并提供方便;给释放人员每人发一套布棉衣、一套内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袜、一百元零用费,并发还为他们保管的财物;按集中地举行会餐一次,由有关负责人出席,以示欢送;组织被释放人员在本省、市、自治区内参观学习;对台湾和海外影响较大的人员,集中到北京,由统战部接待,便宴一次,组织参观。

一九七五年四季度,根据中央对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的指示,山西省成立了释放安置领导小组,下设清理工作办公室。除中央核定的以外,对其余六九二名原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省委委托省法院、省公安局共同审定。对宽大释放人员于一九七五年一二月一日,分别集中于太原西峪煤矿(监狱)和太原石渣厂(劳动教养场所)。集中后,由负责同志讲明集中学习的要求,学习内容包括叶剑英接见被特赦人员的讲话、华国锋(时任副总理)关于普及大寨县的讲话、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等。一二月中旬召开释放大会,集体参观了大寨、省城市容和工厂、商店、学校。十二月下旬进行遣送,由清理办公室负责送到安置地。

在这批被清理遣送的人员中,没有聂绀弩。

聂绀弩历史上曾经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副主任,但不知属哪个规格,至少也在县团级以上吧。就按他是黄埔军校二期来说,级别还能低吗?但是,一九三三年他就参加左联,随后加入共产党,早已经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再说,他被逮捕判刑明明是“现行反革命”,并不是历史问题,怎么能算到“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之中呢?所以,从上述中央文件精神和山西省清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聂绀弩是不在其范围之内的。

一九七六年五月,由法院、公安、统战三家联合发了一个通知,其正文曰:

最近,各地经过复查,又发现在劳改犯中还有一批漏掉的和当时反动职务没有核实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中也有一批这类人员,没有清理安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这类人员仍应按照去年全国清理工作会议精神和实施方案的规定,继续进行清理安置。另有一些解放后陆续派遣进来,被判刑劳改的国民党特务(县团以上),也可以参照实施方案的规定,予以清理。至于近期(一九七O年以来)犯现行罪的,应按正常程序处理,不列入清理范围。

按照这个继续清理遗漏人员的通知,聂绀弩更加明确地被排除在外了。文件写得明明白白:一九七O年以来犯现行罪的,不列入清理范围。聂绀弩是一九七四年被北京高级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如果把他列为特赦的清理范围,那不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吗?这是任何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很清楚的。

然而,临汾监狱却正是借这次补报的机会,把聂绀弩列进了“继续清理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上报名单中。

档案中尚存有当年的上报表格。

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犯人简况表

姓名:聂绀弩 年龄:七二 籍贯:北京市

何时何地因何被捕: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因现反罪被捕

服刑时间和刑期:一九七四年十月判无期

关押单位:山西三监 身体状况:老弱

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妻,周颖,北京市地安门东王庄桥胡同

安置地点、单位和经济待遇:北京市地安门东王庄桥胡同,北京市朝阳区家属抚养

表格中“安置地点、单位和经济待遇”,显然是朱静芳和周颖她们私自提供的,没有与北京方面进行组织联系。表格中还清楚写明了“因现反罪判刑”,却竟然通过了上级部门的审查。如果没有内部工作人员巧妙操作,聂绀弩这个名字能在层层审批者们的眼皮下溜过去,那是不大可能的。

释放裁定书是山西高级法院发出的。聂绀弩离监时没有按文件规定的办法会餐、欢送和参观,没有派工作人员送往安置地,而是由他的夫人周颖直接从监狱接走的。这都表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获释,不同于那些真正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所以出现这样一个例外,无疑就是朱静芳“两度河东走飞车”,同杨狱长精心安排的结果。

现在从档案资料中查实,一九七六年山西“继续清理(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犯人)”共五六人,其中第三监狱(临汾)的名单是:

县团九名:王文厚 梁静庵 聂绀弩 黄养农 祁永昌 王万乘 许国栋 洪锡星 储棋松

据朱静芳回忆:临汾监狱本有八名这类人员特赦,内有一人在这期间病死,所以补报了聂绀弩,实际特赦的仍是八名。彭元芳给侯天井提供的材料则说“一共特赦六人,不是八人,更不能弄虚作假”云云。现在我们从档案资料查找出来的名单,包括聂绀弩在内,共是九人,可见朱静芳的回忆还是基本可靠的。

一个插曲:改判的判决书没有发出

一九七五年周颖得知聂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曾经先后给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为聂申诉。周颖一直以为这些申诉信都不过是石沉大海罢了,并不知道领导作过批示,而且北京市高级法院还作了复审改判。甚至,聂绀弩本人直到临终,也不曾知道他的刑期还得到过一次由无期改有期的“恩惠”。现在我们才了解到,申诉信通过胡乔木批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国锋作了批示,北京市高级法院遂议定,将聂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但是,时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云影响,兼之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原因,这个改判的判决书迟迟未能发出。直到一九七六年底,北京高院才决定要宣布改判的判决书,而聂绀弩已在此之前获释回京。北京高院得悉聂已获释,这才发函询问山西方面:释放他根据什么事实?理由何在?山西高院例行公事,作了如下回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来函已收到。关于释放聂绀弩,并给予公民权的问题,我院是根据清理原国民党县团人员的指示,给予宽大释放的。至于原判罪恶事实,请你院查聂绀弩的原档案为盼。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在政法机关是极为罕见的。被称为“刀把子”的专政机关,执行怎样的方针政策,是由上面规定的,而从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工作态度来说,无不严谨审慎,莫敢稍有疏忽。宽大释放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是中央部署的统一行动,北京高院当然会熟知相关政策,如果聂绀弩真的属于规定的特赦对象,何苦还去复审改判他的案子?这一插曲足以佐证,聂绀弩的特赦出狱,连原判机关北京高院都是始料不及的。这也是本案又一蹊跷之处。

好在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年末,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登上领袖地位,全国正在紧跟华主席,揭批“四人帮”。聂案的申诉,正是华国锋亲自批示的,自然是沾了圣泽,北京高院也就顺水推舟,默认了山西高院的释放裁定。

问题在于临汾监狱提出释放聂绀弩的报告之时,并不知道政治形势将会怎样变化,当时也并不知道周颖的申诉转至何处,哪位中央领导作出了批示。释放聂绀弩确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聂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是“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清楚,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敌人”。如此现行重犯,竟然混进了宽大释放的名单,竟然在原判机关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提前释放,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山西司法机关难辞其咎,所牵涉当事者也难脱干系,会被定为“反革命”连坐之罪吧。

获罪却因直如弦。

追本溯源,我们再来看看聂绀弩案的审讯和判决情节。这绝非笔者有意玩弄什么文学技巧。其实,我在查阅聂绀弩档案之初,仅仅是为澄清核实有关他如何获释的一些扑朔情节,并没有想到要写更多的东西。为聂公出狱而奔走的朱静芳女士,与我既是同仁,也是文友,由于她的事迹引起我查寻聂的档案,《解开聂绀弩出狱之谜》也就成了我写聂的第一篇文字,所以放在了前面。至于档案中竟会有那么多的珍贵资料发现,全然出乎意料。而且,档案材料种种,并非在一处存放,后面的内容,都是边查找,边发现,边整理,陆续写出的。

当我翻阅着那一页页原始材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载,而这段杳无人知的历史几乎要永远地埋没了。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份档案资料的珍贵价值,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像考古学家无意间掘出了一座古墓一样,如果不被发现,很难说它还要沉埋到何年何月,甚至永远消逝。

“文革”中判处 “现行反革命”之类的案件,判决书的表述一般是很简短很含混的,有些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在那些简单的几句判词背后,往往会隐匿着一串荒诞的故事。

司法机关的档案,有正卷与副卷之分。正式定罪判刑的审判笔录和证据材料,存在正卷中;另一些材料,包括没有作为正式证据使用的原始材料,司法机关的内部报告和领导人批示等等,存在副卷中。此外,往往还有一批被认为与案件本身无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收入卷宗的材料。副卷是比正卷更加保密的部分。不入卷的材料中,往往也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却很容易被销毁和散失。现在,我们首先从聂绀弩诉讼档案的正卷入手,然后逐渐触及副卷中那些已经解密的材料,进而搜寻一些几乎散失的其他材料。这样做就仿佛考古发掘,把那些珍贵之物一件一件地逐渐清理出来。

聂绀弩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呢?是怎样的罪状,竟至于被判处了这种仅仅低于死刑的无期徒刑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的判决书是这样陈述的:

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七十一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自由职业者成分。原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员,住本市西直门内半壁街三十五号。一九五七年定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

聂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

经审理,上述罪行证据确凿。

聂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实属严重,应予严惩。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及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聂绀弩的判决书中,实际给他定罪的是两条:一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胡风、丁玲等鸣冤叫屈。第一条是言论之罪,第二条是写诗之罪。

“言论罪”的要害是“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的高潮阶段。夺权风暴首先从上海开始,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并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号召,如火如荼的夺权风潮迅猛席卷全国。与此同时,由于夺权引起的派性斗争导致形势复杂化。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文革”中作为“左派”出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说: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所以,就有因为把“毛”字倒过来写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

《公安六条》正式行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聂绀弩逮捕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仅相距十二天,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二条,聂绀弩以有“攻击诬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亦即“毛主席司令部”,除毛主席本人,还有林彪、江青等都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是怎样“污蔑”这个司令部的呢?由审讯笔录可以大略得知其内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日

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

开庭时间:十时O分

开庭地址: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

受审被告人姓名:聂绀弩

性别:男

年龄:七十一岁,一九O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属相虎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城市平民)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

民族:汉

宗教信仰:无

籍贯:湖北省京山县

住址:西直门内前半壁街三十五号

文化程度:大学

工作机关、职务、级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行政十三级,原九级

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一九二三年参加国民党

曾在何时何地受过审判和法律处分: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一九六一年摘帽

家庭成员:妻 周颖,退休,原全国政协委员;女 聂海燕,歌舞剧院工作

问:你何时到公安局?

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问:为什么?

答:犯了罪。

问:哪方面?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诗中包含了对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时我歌颂劳动,同时说明这么多劳动好的人都划为“右派”,认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问:(出示证据)是你写的吧?

答:是。

问:为什么写这些?

答:我以前并不会做诗,情绪坏了就开始学做诗,对个人不自由不满意,有时候就用诗表现出来。

问:你接触的人有哪些?

答:就二三人,都是右派,有吴祖光,黄苗子,感到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说得到一起。还有陈迩冬,师大的钟敬文,还有戴浩……

问:接触中散布了什么观点?

答:在“文革”初期自己不懂得,不理解,认为毛主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说过划右派,等于在人的脸上刻了字。

问:用历史人物比喻过吗?

答:说过如《水浒》上(林冲)的面上刻字一样。

问:对党的民主怎么看法?

答:把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说成是反革命,不理解,我们这些人都认为毛主席站在党之上,不民主。

问:对毛主席还有哪些看法?

答:我对毛主席有埋怨的地方,认为毛主席不民主,没有为我申冤,但同时也认为毛主席很伟大,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问:你对毛主席身体说过什么?

答:听别人说过。说江青的话,也是听别人讲的。

问:你用讲历史攻击过现实吗?

答:我讲过唐太宗肚量非常大,这不是什么好意思,也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

问:你讲过《聊斋》故事吗?借以讽刺现实。

答:我研究过《聊斋》,我是搞古典小说的,谈论过,没有进行攻击。

问: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以前你交代的材料有没有要补充的?

答:都是事实。

问:对你的问题怎么认识?

答:自己有反动思想,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过去有意见,现在认识到不是他们,主要是我走向了反动。我现在的精神面貌与在北京关押时不一样了,因为想通了,所以精神也好了。

问:(政治教育)判你刑有什么说的?

答:没什么说的,我的罪都是事实。

这个审讯,是非常简短的。大概是因为案子是由北京市法院审的,人却关押在山西稷山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办案人员跋涉而来,实属不易;而且,这个“现行反革命”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无须更多审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文革”中曾经“砸烂公检法”,取消了法院、检察院,到一九七二年才恢复法院。这次对聂绀弩的审讯时,法院刚刚恢复不久,由公安局直接向法院起诉,程序是极简单化的。问曰“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答曰“是事实”,这就够了,按照公安机关侦查预审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定案了。

公安机关向法院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是聂绀弩在公安局预审时的部分口供的摘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八日预审口供:

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七日预审口供:

我是一九六二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三日预审口供:

在我划“右派”以前对毛主席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总觉得自己不“右”,对划为“右派”想不通。我在文艺界对周扬、王任叔有看法,但我怀疑毛主席领导的这次运动是否正确,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搞个人崇拜。是毛主席在搞个人崇拜,不是别人在搞,我没有材料根据,我认为他偏重于搞个人崇拜。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从我个人的遭遇而想到的。

我们一次运动把一些人划到圈外去,一次运动把另一些人划到圈外去,这样圈子越来越小。

圈子越来越小的实质,我没有研究过,如果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我认为是毛主席在这样搞的。

这些话可能对戴浩和向思赓讲过,因为他俩到我家去得最多。

我认为党内民主少,甚至独裁。我认为在党内某些负责人说话也没有自由,只有毛主席有说话的自由,毛主席说了算。对谁说过,记不起来了。

我认为给“右派”戴上帽子,和宋朝给犯人脸上刺字是一样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别人不接近他们,只好“右派”找“右派”,到了一起谈不出什么好的,就是发牢骚,找不是“右派”的人谈话,人家有戒备,所以找“右派”谈话,我认为是人生的乐事,物以类聚嘛!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点的火,我认为和“火牛阵”一样,毛主席是田丹,红卫兵是牛,毛主席用红卫兵冲垮彭、陆、罗、杨。彭、陆、罗、杨认为党内不民主,我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毛主席很会利用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心理,在这个心理下面,集中一股力量,冲垮敌人。

我对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是有怀疑的,我看到谢、胡到中国访问时和毛主席照的照片,照片上看毛主席身体不怎么好。

听到宣传毛主席身体健康,我认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拿毛主席身体健康做宣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预审口供:

我自己有不少的民主主义思想已很久了,我以这思想看待毛主席、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错误的、反动的。由于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我领会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更觉得民主是可贵的,所以觉得毛主席不民主,党内党外不民主,搞个人崇拜。我接触的都是旧的知识分子和旧民主人士,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事,党内人员都要求民主,所以逼迫毛主席,是民主还是不民主,要毛主席表态,所以毛主席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回击要民主的人。我只知道要民主,而没有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防“修”反“修”问题,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我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看法全部错误和反动,我要很好的改造自己。

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

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预审口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我和王次青讲过,张国焘在重庆出版一本书叫《红色舞台》,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我把攻击内容对王次青讲了,并说明现在中央领导不民主。

我给戴浩讲过一个故事,汉朝时,大臣晁错向汉武帝建议将各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来,汉武帝果然这样做了,后来引起各地方造反,汉武帝将晁错给杀了。我编过这个故事。主要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聂绀弩被捕后的十个月时间内,北京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多次提审。随后,政法机关自身发生内部造反和外部冲击,办案处于停顿状态。一九六七年夺权风暴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度被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接着实行军事管制。一九六九年一O月林彪发布加强战备的“第一号令”,聂绀弩被转移到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关押。随后,发生了“林彪事件”,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公安机关才将聂案起诉到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进行了一次审讯,又迁延一年半才作出判决。最后判决的依据,实际就是聂绀弩在预审中供述的那些东西,一部分是诗,一部分是言论。

无论是聂绀弩的诗,或是他的言论,都只限于他与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即便是具有对他人“攻击”和“诬蔑”的内容,也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责任,更不成其为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践踏法制的特殊时期,那个时期的案件是无法按照正常的法律理念去解释的。“思想罪”、“言论罪”这种迫害有识之士的冤狱,历来只有在高度集权、完全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治背景下,才能制造出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进行了对冤假错案的全面复查,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类案件就简称为“恶攻”案,全称应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案”。从相关资料可知,“恶攻”类案件涉及十余万人众。诸如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唱错一句歌的“现行反革命”比比皆是。有的因为误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撕破了,有的拿报纸垫屁股坐时正好坐了毛主席像,这些都能定罪为“现反”案。在十余万同类案件中,聂绀弩算得上是一个高级的“反革命”了,他有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言论做罪证,要比其他的“现反”案质量高得不知多少倍了。

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他认为自己是基于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不民主的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回击要民主的人”,这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颇为独到的见解。他用西汉晁错的典故譬喻林彪,表现了深邃的政治预见和智慧。他对于毛主席健康问题的言论也是笃实而坦诚的。他表示要改造自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幽默得让人喷饭。

法庭和监狱,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机器,毛主席说那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说到那些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当事人受到审讯的时候,会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现,有胆战心惊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顶硬抗的,有见风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说个“是”字;有的人为了立功赎罪,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来,没有的事情还要东拉西扯、检举揭发、胡编乱造。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厉声厉色的审讯面前,镇定自若、从容对答的人并不多见。

聂绀弩这个“现行反革命犯”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他既没有顶牛对抗,推脱责任,也没有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表现了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传统的读书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笃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祸端酿成从头说

《聂绀弩全集•附录•聂绀弩生平年表》中,关于聂绀弩一九六七年的事是这样写的:

预窥风雨将临,两次去信嘱胡风毁去赠诗,自己也将赠诗撕毁。一月十三日,中央公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惩办。一 月二十五日晚,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逮捕具体原因不详,并因无正式法律手续,家人很长时间无法知其关押地点。

在这一段记述中,前面既然提到《公安六条》,又明确说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后文却又说“逮捕具体原因不详”,这是不是文字表述的矛盾呢?行文似乎矛盾,而实际上颇有可推敲的内容。

聂绀弩被逮捕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是如何构成“现反”罪的,判决书上已经言之凿凿。但是,在未行逮捕之前,专政机关是如何掌握聂绀弩的“罪行”的,为何一俟《公安六条》发布,此人即刻成为目标?这就是“具体原因不详”的疑窦所在。

现在通过档案材料的佐证,这一问题大体可以水落石出。至少是从一九六二年九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

一九六二年是一个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年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过去,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加紧了侵越战争,威胁中国边防。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蒋介石政府图谋“反攻大陆”,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干部队伍中发生了甚为普遍的消极腐化问题,农村中的封建迷信、会道门活动随之泛滥。国内的不安定现象,当时表述为“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提抓阶级斗争,公安机关当然是充当急先锋的,检察院、法院也须紧紧跟随。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体制,公、检、法同属专政机关,理论上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际上配合是实,制约是虚,惯用语叫做“一个拳头”。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体制中还有个特别之处:公安局长是党委的常委,代表党委全面领导政法工作,而那时法院院长的规格要低一个等级,实际上形成了警察机关领导司法的格局。当然,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能归咎于政法机关,他们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的执行者。他们必须充分运用专政的手段,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尤其是公安机关,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神经特别敏感,眼光特别锐利。在“坚决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样的号令下,公安机关决不怠慢,于是,许许多多的“阶级敌人”都落入了天罗地网。

聂绀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作为“阶级敌人”进入了专政机关的视线。当聂绀弩本人完全不知,也不可能觉察的时候,他的写作和言行都会随时随地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有一份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这份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

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八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兴致非常好。再加叫了两样冷菜,聂更要吃热菜,又叫了。直谈到夜宵上市以后。

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二十元以上了。

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从上面这个报告前言来看,此人有意刺探情报,拿了好酒请聂绀弩,以使他“酒后吐真言”,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这具有明显的引诱的性质。报告专门加了一句说“破去不少钞”,意思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得到了聂的“反动”言论)来之不易呵!在那个年代,中级领导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如大学本科毕业工作转正后为二十二级,北京工资为五十六元。一顿饭花去二十多元,实属高消费了。把消费写到报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领取活动经费。当然,时隔数十年,人事更迭,当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这份报告中关于聂绀弩那天晚间的谈话内容,共写了十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言论。其中谈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问题,聂如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批评一个人事处长的小干部,你就说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说得通吗?“反”字,这么容易扣呀!这样被搞成“右派”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想推翻你这个政权吗?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不是说他们想(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想当副总理,可是人家想当的副总理还是你这个政权的副总理呀,他们并没有要推翻你这个政权。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聂绀弩)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我们什么都说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要是照我们的意见,哪会弄到今天这种样子!

他们不认错,行不行?不行!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指“反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们当然不想解决,也不愿意解决,但是形势逼得他们非解决不可。对个别的人,他们还是要解决的。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当然我不好说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这不是几个人的事嘛,这是四五万人的事,四五万!这一定要有一个交代。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他们让我当文化部部长吧,这总算满足了我最高的愿望了吧?我也不能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们去干了,那一班现在爬上去的人怎么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他们因为执行你的方针政策上升了,你叫他怎么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根本问题。把一些老的科学家,老的干部都打下来了,让一般干不了的人上去,他们什么也搞不好。一切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马寅初打垮了,你替马寅初写墓志铭,只要写“公讳寅初”这几个字,就比那些不知名的来得响亮。人家可以把学校办好,他们那一般混蛋就没办法,你要不要科学?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逼来了,非根本解决不可。

我们这些读书、写文章的人,过去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我们不懂得政治。其实现在懂得政治的只有我们……(声音激越)瞧吧!我们懂得辩证法,我们相信辩证法,封建主义总是要进棺材的。

报告后面的落款为“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下午”。

报告所录聂绀弩关于“反右”问题“非解决不可”的谈话,现在看来,聂绀弩似乎过于激动,尤其酒后,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满含着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某些观点,不失为犀利而深刻的理性判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终于对“反右”问题作了全面纠正,回头看去,应该说聂绀弩当年的言论是富有政治预见性的。

聂绀弩当时所说的解决问题,不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也不只是为错划“右派”的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他说的是要分清谁是谁非,是要从民主和科学的高度上解决问题。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致使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聂当时说“四五万”,数字还说少了。在那种极“左”的政治运动中无辜遭受挫伤的,如聂所说,有像马寅初那样的老学者,也有像那个“批评人事处长”就被戴上帽子的年轻人。尤其是血气方刚、富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占了“右派”的大多数。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中央就曾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三十万人的“右派”帽子,但是,用聂绀弩的说法,摘帽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直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才开始了对极“左”路线的政治清算。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央做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随后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 ”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当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为“右派”摘帽工作,到一九八O年宣告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五十四万人。

聂绀弩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言论,发表在中央决定的十几年之前。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政治上绝不允许的,当然是要被视为“反动”的东西,要被列入打击对象的名单中的。

大约从一九六二年九月以后,聂绀弩的写作和他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一九六四 年一二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有关负责人曾先后对聂的问题作过批示:

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要继续了解聂的情况,并调查他的历史,做好处理的准备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都有不少人被捕或关押,但聂绀弩的情况与别人不尽相同。他不是红卫兵揪出来的,不是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机关盯梢已久,镣铐是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的。《公安六条》的发布,可以说是“明因”,也是“后因”;本文所说的,是至今鲜为人知的暗因和前因。

聂绀弩一直都认为,与他交往的都是“右派”朋友,是物以类聚,他们在一起谈心是“人生一大乐事”。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举报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与他过从甚密的文艺界人士,很可能就是他的“右派”朋友圈子内的人。呜呼,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一锅大杂烩菜,要肉有肉,要素有素。

譬如说,既然有一种献身文化,也就会有一种保身文化。中国的读书人,大都深受大义献身精神的浸染。正如鲁迅说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聂绀弩就属于这样的人。灵魂里深存大义,性情便是耿介正直的,这就容易忽略明哲保身的道理。而那些很通透保身哲学的人,大都是一些假文化人,他们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不惜出卖朋友。读书人对于混淆在朋友圈子内的假读书人,往往缺乏戒备,结果让他充当了侦探的角色,朋友们私下言谈被统统告密,直至祸在旦夕而仍无知觉。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饭后茶余的笑谈戏语,一经告密,都会上纲上线,无意之间就会被置于死地。聂绀弩这里就有两个例子,都是因为一半句闲话,被抓了辫子。

关于说林彪和江青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话,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荒诞无聊的闲言,无非是有人对林、江政治上不满而信口说出来的。聂绀弩在和朋友们喝酒时,把他听到的这闲话说给大家当个笑料,解颐开心而已。结果被告了密,变成“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等重罪。在此之前,虽然聂绀弩已有很多言谈和诗作被举报,虽然他已被列入准备打击的对象,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动作。等到闲话林、江关系这个报告上去之后,立刻成了火候。逮捕令的正式发出,一是碰上了《公安六条》颁布,二是这句闲话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晚,聂绀弩、张友鸾等多人,合请香港《大公报》来京的陈凡,在聚丰园吃饭。席间,周绍良问起香港商务印书馆能否出版内地寄去的稿子,陈说他不清楚,但知道他们人少,编辑工作忙,出书慢,错字多等等,这时聂绀弩说:“我托你办一件事好不好?”陈问:“什么事?”聂笑着说:“给我到‘香港商务’搞个编辑做做。”陈笑说:“兄弟人微言轻,此事不见有效。”聂又说:“你说说看嘛!”陈笑说:“说说可以,只怕商务方面当作耳旁风而已。”聂、陈这么两句对话,立时被举报,领导机关就认为聂有“叛逃”的危险。本来是酒饭间随便说说,那种时代想去香港哪有那么容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广东有很多少男少女想偷渡去香港,被从海上抓回来办学习班,也有不少人泅水被海浪吞没了。聂绀弩既知不能办,就不该提这话头,结果被告发,被认为他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想外逃叛国,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控。

古人早就说过: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又有道: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诗狱最是莫白冤

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聂绀弩“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收入档案的这方面的“罪证”也确实够大量的。大略估计,包括聂绀弩的手稿、举报人抄录件及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什,共有诗词二百余首。

中国的诗,从《诗经》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因为诗是一种极精炼而含蓄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含义不是简单明了地浮在字面上。每一首好诗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去赏读,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很难做出一种确切的解释。很多名作,多家注释,见仁见智,各抒所见。就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写得何等雄浑豪迈,但当初在重庆发表时,就曾被人恶意曲解。聂绀弩其时在渝,为驳斥对毛词的谤伤,也步毛词原韵填了一首,其中有句云“岂惧文工曲意雕”。

为了说明解诗如何要紧,不揣累赘,姑且引述一下李白的三首《清平调》的故事。那三首词是为杨贵妃写的赞美诗,其第二首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描写杨妃是一枝滴露凝香的鲜花,传说中襄王见到的巫山神女都比不上她的美丽,历史上也只有汉宫中赵飞燕的新妆娇态才这么可爱。李白为了取悦皇帝的宠妃,几乎用足了他的艺术才能,杨妃开始非常喜欢,把李白的诗配了音乐反复歌唱。问题出在高力士从中调唆。高力士因为李白醉中让他脱靴一事,深以为耻,借机雪恨,便在杨妃面前说:李白这小子竟敢拿飞燕来比拟娘娘,试想那赵飞燕的所作所为,什么下场,词中这样比附是什么意思呢?杨妃一想也真是,赵飞燕在汉宫日事蛊惑,致使汉帝无嗣而暴崩,后来飞燕被废为庶人,自杀而死,李白真是不怀好意啊!嗣后,杨妃就向唐明皇进说谗言,李白遂不受重用,被赐金放还。

诗无达诂,最怕人解。诗能解出正面的意思,也能解出反面的意思。

聂绀弩写诗成为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解诗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公安机关得到聂绀弩的许多诗稿后,呈送至领导处,领导肚子里可没有那么多墨水,哪里能看懂聂绀弩的诗呢?连字句都读不下来,怎能知道它是不是“反动”呢?于是,负责人批示说:“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领导这么一批,下面的人就想:去找谁来解释呢?光有文学修养还不行,还得政治上可靠呀!这人可就难找了,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人,不是“右派”、“右倾”,就是落后分子,恐怕一个个都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还有几个靠得住得呢?最妙的法子还是让举报人来解释吧,谁举报、谁提供的这些诗稿,就让谁来解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你既然举报人家写反动诗,你就有义务解释清楚那诗反动在哪里,对吧?这个办法还真行,于是乎,聂绀弩的“反动诗”就加上了解释。

兹将档案中的聂诗并解释,选录十首如下:

一 、锄草

培苗每根草偏长,锄草时将苗并伤。

六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

为人自比东方朔,与雁偕征北大荒。

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

这首诗是聂在北大荒的作品。大意是:在一个大雪深寒的晚上,他想家了,同时他想到了他离家的原因是“反右”斗争中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认为一九五七年六月正是“百花齐放”的方针开始得到贯彻的时候,展开了“反右”斗争,放出了漫天的虫子,损坏了这些鲜花。他自己是一枝香花,不是毒草,也像是汉朝时候善于讽谏的滑稽的东方朔,现在又被戴上“帽子”送到北大荒来了。

最后两句,他是从雪夜引申到月夜,而用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诗的意思。

二、看驹口号

牛马走为太史公,此衔于我马牛风。

九方牝牡骊黄外,一笠斜阳短笛中。

旧是牛倌居四等,新来马号守三龙。

呼牛呼马从君好,只此微劳叹貌穷。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大意是:从前司马迁自称为“太史公牛马走”,这个头衔于我有什么相干呢?可是我今天确实在为牛马奔走。现在那些自称能识拔人才的人物(善相马的九方皋),赏识的都在牝牡骊黄(一般皮相)之外,于是我便“一笠斜阳”当个看驹的了……古人说:呼我为牛便为牛,呼我为马便为马。算了吧,随便你们把我的命运怎样安排,我都莫可奈何。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只能有这点看驹的微劳。

三、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四、鲁智深

何处何人有祸灾,洒家未肯挺身来?

独撑一杖凌天下,只为三拳上五台。

匹妇匹夫仇不复,为云为雨泪谁揩?

桃花村自师经后,万树桃花灿烂开。

此诗大意是:我平生像鲁智深那样,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现在我不干了。一根禅杖横行天下,只因为抱打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到了北大荒)。任何人都是不能忍受屈辱的,受了屈辱总是朝夕不能暂忘的,复了仇才能痛快。只有像鲁智深在桃花村醉打小霸王周通那样,才能皆大欢喜,大快人心。

五、挽必松

九尺曹交尚出头,终身恨未打篮球。

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

大雪翻飞黄鹤杳,万山重叠赤杨秋。

漫云冠带棺中去,知有一棺附汝不?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必松是何人不详。诗的大意是:你这个九尺昂藏身躯的汉子,比《孟子》所说的曹交还高出一头,本应当是个篮球健将,可惜你一生没有打过篮球,你是个人才呀!可是因为戴上“右派”帽子就这样平白地死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不被重视,死在这大雪纷飞的北大荒!别说是整整齐齐穿戴着安葬你,就连能不能有一副棺材来装殓你,都还是个问题啊!

六、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一九六O年死去。诗意是:四O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七、寄雪峰

三年劳止各西东,都在烟云幻化中。

何物于天不刍狗,此心无地避鸡虫。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心万谷风。

岁序循环终古事,带来春讯是初冬。

这是聂寄给冯雪峰的诗。大意是:由于政治上的烟云幻化,你我这三年来彼此想念,各在一方。古时候,祭祀用的是用草结成的刍狗,祭完了天就把它扔掉了,所以,庄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现在,什么东西在“天”看来不是刍狗呢?包括你我在内。这个世界到处争来夺去的,尽是“鸡虫得失”这些小是小非,我这颗心苦于没有地方躲开它。人都老了,鬓发已经白了,在北大荒作了些诗,都扔向深山万谷里去了。从古以来事情毕竟都会发生变化的,岁序循环,在初冬中就预伏着春讯了(也可能指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两人同时摘去“右派”帽子),这是可喜的事呀!

八、柬静园

闻君七月有新诗,何以至今我不知。

一笑故人还故我,同伤多梦已多时。

从来肝胆恩多少,如此风波怨便痴。

五载堂堂虚掷后,以为不可谁期期。

(此诗寄静园,即钟敬文,师大教授,同为“右派”,同于一九六一年摘“帽子”。)

听说你七月写了新诗,何以现在我都不知道呢?喜得你这位老朋友还是故态依然。我们两个人因为都做了很多梦,而感伤已经很久了。从来夸说有“肝胆”(有义气的人)实在都是刻薄寡恩的。在这样惊风骇浪的运动中,你要埋怨那你就是傻瓜了。这五年我们都戴上“右派”的帽子,堂堂日月都白白地虚掷了,无可奈何呀!

九、辘轳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辘轳体是一种杂体诗;要求作五首律诗或绝句,以第一首起韵的第一句贯穿五首,以后的四首都须在分别规定的位置嵌进同一句诗。)

一九六二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同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辘轳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中。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十、辘轳体之二

疏林映日复栖霞,紫伞红旗十万家。

一夜云雷屯此地,满城风雨涤新华。

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

不见白衣无酒暖,山根扫叶且烹茶。

“一夜云雷”不明,可能指的是某种会议,在山里开会,作了决定,因此第二天就满城风雨,把新花打落。居在这山里的人,本来就有离人的眼泪(所指内容不明),九月是秋天,现在却开出二月的花来(指时序颠倒,荒唐不经的事情)。

从这几首诗的诠释者来看,第一,是文学圈中人士,懂诗,是有关领导批示所要求的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第二,是对聂绀弩了解、交往颇多的人;第三,此人无论政治上可靠与否,至少是个善于阿谀逢迎的人,受着当时政治形势的驱使,颇能迎合专政机关的意图。有这三点,他就能把聂绀弩的诗剖解得很透脱,颇得领导满意。

《锄草》写“六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不解内情的人,从字面上看,当然是描写在北大荒庄稼地里锄草劳动时的风光情景,一经释义,就成了写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斗争了。把“右派”比喻做百花,而把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对“右派”的反击比喻做漫天飞舞的虫子,这还不够“极端恶毒”吗?

《看驹口号》和《冰道》两首,也是记叙在北大荒的劳动,前者写看马,后者写运木料。两首诗都用了典故,如果不是高人指点,哪能会认为是“反动”诗呢?经解释者挑明,一首是指责九方皋不赏识良马,一首是怨恨把宝贵的“降龙木”抛弃在荒野,这不都是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吗?

《鲁智深》一诗中的“只为三拳上五台”,是说鲁提辖为受辱的金家父女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这一《水浒》故事是人所尽知的,但一经把上五台山解释成到北大荒,意思就不同了。原来你聂绀弩是拿鲁智深比拟自己的遭遇,对你戴上“右派”帽子耿耿于怀,还想复仇,还想大闹桃花村,这还不是“攻击‘反右’运动,幻想变天”的铁证吗?

《挽必松》是悼挽死者的诗,聂绀弩后来收入诗集《北荒草》中,诗题改为“挽毕高士”,诗句也有变动。据当年一起劳动的人士回忆,毕某是文化部干部,戴了“右派”帽子,病死在北大荒。“死在大雪纷飞的北大荒”,“就连能不能有一付棺材来装殓你,都还是个问题啊!”经这样译成白话,就越显得词句悲切。《吊若海》也是一首悼挽诗,写得同样痛心彻骨,使人读之潸然。把诗意渲染到了让人哀恸而激愤的情绪深度,这不就等于推向了“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的政治高度了吗?

冯雪峰和钟敬文都是“右派”,《寄雪峰》和《柬静园》两首诗表达了彼此的思念和伤感情怀,当然要被作为“反动”性质很明显的“反诗”,尤其把“何物于天不刍狗”这句的用典加以解释,骂“天地不仁”,这不是攻击党的领导是什么?

一组辘轳体诗的其中二首,好像是游香山的纪事诗,但诠释者认为诗意是另有所指,是影射国际国内形势,影射什么重要会议。

聂绀弩的诗中,常常流露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的复杂心情。但是,是不是每一首诗都在影射政治,都在发泄不满呢?未必吧?如果生硬穿凿,非要找出哪句诗是影射什么,这就完全是制造冤狱的手段。就说“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这两句吧,原是用了王实甫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和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这种对秋景秋情的描绘,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并不见得是要另外影射什么。“九月开出二月花”可以说就是指香山红叶的,如果解释为“九月的秋天,却开出二月的花来”,是影射“时序颠倒”“荒唐不经的事情”,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因为写诗而引起的讼案,就是诗狱。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儒士因此获罪,遭到惩处,甚至身首异处。宋代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明代高启作《宫女图》诗,为朱元璋忌恨而终被杀头。在清代,仅因诗中用“明”、“清”二字犯讳,而置诗人于死地的著名诗句就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等。据史籍记载,康雍乾三朝的三位“圣明”皇帝共制造了百余起文字狱刑案。

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手段,封建统治者总是要制造文字狱,借以打压知识分子,强化思想钳制。文字狱都是深文周纳,刻意造成的冤案、错案,而文字狱中最多的是诗狱,诗狱中最多莫白之冤,这就是本文开始就说到的“诗无达诂”的缘故。任何一首诗都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想在诗句里找犯罪的茬子,稍用一些吹毛求疵、附会穿凿的手段,都可以达到目的。因而在历来的文字狱恶浪中,诗歌总是首罹其祸。当政者感知社会的不满和对抗情绪,首先是从诗歌中嗅到的,他选择打击的对象也要首先从诗歌中去寻找。

聂绀弩案件实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典型的诗狱。从上述几首诗的解释即可看出,罗织罪名的方法同封建时代是相似的。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曾经议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他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在逮捕聂绀弩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动诗词”,但在捕人的时候还是进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还没有烧掉的诗稿。可见在制造诗狱的方法上,后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统治者的“遗范”。

又读鲁迅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我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可以研究的方面实在多。”有哪些“可以研究的方面”呢?鲁迅举了:“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等等。从鲁迅那时发展到今天,包括诗狱在内的文字狱的例证又增加了许许多多。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运动中,像聂绀弩这样因写诗而罹祸的人,大概还有许多。要说研究,素材是丰富的,难道直至现在中国人还是“总不肯研究自己”吗?真的去研究中国有多少文字狱又有什么意义呢?

追溯根源,文字狱的发生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历来“读圣贤书、交天下士”的杰出读书人,传承着为民请命的忠肝义胆,这使他们往往与既得利益的权力集团发生冲突。文字狱成为统治者们迫害知识分子,逼使读书人就范的暴力手段。杰出的读书人,总是比普通人对时事看得深透,能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的要害之处,并在诗文中表达出来。文弱书生吟诗弄赋,发发牢骚,似乎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是过去的封建帝王们自己心虚,坐在龙椅上每时每刻都觉得屁股底下不牢靠,因而就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也要时时提防,以至不吝杀戮。我们的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了,当然不应该再出现封建专制社会的问题。“文革”中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精辟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两杆子”。原来这笔杆子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要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不被资产阶级复辟,就不能容许笔杆子乱摇,这就需要整死这班文化人。似乎就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新的文字狱大兴而起。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是要研究些什么,文字狱的性质不是很清楚的吗?其实,无论鲁迅,还是聂绀弩,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遭遇迫害的悲壮,他们无不深察幽微。明知文字狱的血腥恐怖,为什么还要去写那些诗文呢?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鲁迅说过:“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有诗云:“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这原来就是读书人的本质,没有一点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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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作家》二OO九年第二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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