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09 次 更新时间:2009-04-03 17:27:35

进入专题: 聂绀弩   告密者  

寓真  

  

  (因本文较长,故分数部分发出。)

  

  前 言

  

  笔者长期事职司法,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案件卷宗,似乎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敏达,却也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聂绀弩的案卷材料,我已经翻腾好几年了,起初并没有想要做成一本书,只是工作之余,捡取若干断幅残纸,为报刊写过一些短文。如今我退休了,解脱案牍如山之累,闲余中重阅是卷,才有了更多的发觉和感思。

  这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打开在我眼前的这几卷档案,以前只觉得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云如阵,而现在,在春光的沐浴中,页面上仿佛显现出栩栩如生的一个影像来。聂绀弩先生就好像斜倚着坐在对面,我听着先生侃侃而谈或嬉笑怒骂,感觉着他的犀利目光和频频挥动着的手势。

  在人世间,熟悉一个人并不容易,不仅要有较长时间的过从交处,而且必须有几次促膝相谈。俗语道: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用于写作和读书是最恰当的。有些大家的著作,我们从字面上读得很熟,其中的故事也记得清楚,却到底没有读懂哲人的心机和款曲。而当今有些书,为名人做传记,身世经行,巨细尽陈,却写不出骨肉来,写不出人格来。

  早些年我就读过聂绀弩的诗,也看过多人对他的回忆和评论,似乎知道了他的很多情况,但那种了解是概念化的。直至我在他的刑事案卷中辗转了几年,听了他许多剖心析胆的坦言,现在才算得上对他熟悉了。读懂了他这个人,才能读懂他的诗,也才懂得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这世间其他人有何不同之处。

  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熟悉了聂绀弩之后,才形成一个具象的了解,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格调和风貌。以前我曾经错把某些有学历、有作品、有名气的人,认作文化人或诗人,现在与聂绀弩比较之下,如悟真谛,始识真伪。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诗魂,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缺少内在文化韵致的人格,即便文化名流,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古代似乎没有“文化人”这个称谓,古贤的诗文中常常以读书人自许。窃以为古之读书人,即今之文化人也。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清水河流,诗的河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流淌和变幻着美丽的涟漪,总是被一代一代的读书人疏凿和丰沛着。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化杨枝水活枯花 聂绀弩的传奇经历,正好应合了杜甫诗中的名句: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大诗人,他在南朝时经历了梁朝的侯景叛乱,逃往江陵,辅佐元帝。后奉命出使,被北朝质留,虽然在西魏和北周都受到礼遇,位望通显,却因不得自由,使他的诗赋中满含悲愤和乡关之思。

  聂绀弩的一生遭遇,似比庾信更为萧瑟。

  他是湖北京山县人。在他的散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当年的京山县城:

  我在那个偏僻的山城里生活过二十年,总觉得那地方只有一巴掌大,只有几十家人家,三两百人口,而且那是一些怎样褴褛的人们啰!

  这个巴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所高等小学,没有中学。聂绀弩读完高小,因家境贫寒,其父潦倒,没有钱送他到别处读书,于是辍学在家。他在自用的折扇上写了一副集字对联曰:“欲上青天揽明月,每依北斗望京华”,显示了他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他一八岁时(一九二一年)离开家乡,先到武汉,后抵上海。曾加入国民党,先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从苏联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因其思想与所做诗文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受到当局传讯,遂弃职潜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继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一九四九年之后,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部主任。

  聂绀弩生平的传奇色彩,还在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如果是循规蹈矩、顺顺当当做他的副总编辑和主任,那他就不是聂绀弩了,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就显示不出来他的卓异人格。

  古人说得好:“天将与之,必先苦之。”

  要为天下奇男子,先经人间万般苦。

  聂绀弩继一九五五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作了反省,受了处分之后,一九五七年又成为反“右”斗争对象,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过五十五岁,在北大荒的劳改人群中算是一个年龄最大者,而他面对冰天雪地、苦寒劳瘁,竟然能够怡情悦性,把劳动改造的生活都写成诗词,诗中的诙谐妙语迭出,趣味横生。这正是聂绀弩的过人之处。

  到了“文革”爆发,聂绀弩再次罹难。他所写的诗,成了审判他的罪证。然而,当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蹲在临汾监狱里时,还要绞尽脑汁把丢失的诗稿回忆起来,重新抄录。这就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以至后来有了《散宜生诗》出版,以至这位早年曾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在晚年以写旧体诗而成名天下,岂不正是“暮年诗赋动江关”嘛!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关碍,就是关于聂绀弩从临汾监狱如何提前获释一事。

  因为提前获释,得以延续了他的生命,才使他能够完成诗集的编撰和出版,蜚声天下。假如他不能提前出狱,那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惨死狱中,声名埋没者,历史上不乏其例。

  聂绀弩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被捕,曾先后羁押于功德林和半步桥监狱。一九六九年十月,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所谓“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被转押山西。先在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羁押五年,一九七四年宣布他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移送于设在临汾市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其时,聂公已经到了七十一岁的高龄。至一九七六年十月释放,共在狱中苦度将近十个春秋。

  虽说他早已看破时事,诸事都能泰然处之,然而,整天局促于阴暗囚室之中,又得受人斥责,毕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何堪长期忍此艰厄!当初在向稷山县押送途中,有个名叫包于轨的人,与聂公同铐并行,到了看守所中他们还一起切磋学问。时隔不久,包于轨就病死牢中。聂公当时的身体也已孱弱不支,幸亏“得道者多助”,于一九七六年提前释放,获准回京安置。如果在狱中再延宕一两年,他还能生还吗?很可能也会跟着那个包于轨去阎王殿报到了。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经就聂绀弩在狱中表现状况作过了解,档案中存着两份监管方面写的证明材料。一份是稷山县看守所写的,另一份是临汾监狱写的,所反映情况,竟然大相径庭:

  代押犯聂绀弩在我所几年来,通过学习,思想有很大的转变。其表现,每日从早到晚认真地读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有的读了几遍,有的读了十几遍,并写了不少学习收获和心得。

  聂犯确系写了不少收获和心得,但因管教人员变动,大部材料找不到,现找到一份可作参考。同时有两份同号犯人对聂的学习情况的证明材料。

  

  在所(其他方面)表现也较好,从不违犯监规。

  稷山县看守所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聂犯来我监改造时间较短,同时该犯在思想改造上还存在有差距,劳动表现一般,在监规纪律方面表现不够好。

  入监以来没有写过改造日记,在以前写过学习笔录,后来一段时间也不写了。所以法院要该犯的改造日记,无法提供。

  山西省第三监狱

  一九七六年九月四日

  

  两个单位显然态度不同。这里有个原因:临汾监狱是已决犯的劳动改造场所,属省级监狱,代国家行使强制监管,全国之内任何地方判处的犯人,都可以调到这里来执行刑罚。而稷山县看守所,只是县一级的对未决人犯的羁押处,一般情况只关押当地拘捕的人犯。聂绀弩的身份还是北京的人犯,户籍在京,稷山只是代押,所以监管方对他颇为客气,他后来在《怀监狱》一文中也曾大谈监内的仁慈。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似从皇城根下派的干部,地方上总是要对人家高看一眼的。

  从聂绀弩自身方面来说,两份材料倒可以作为他身体状况的一个佐证。在稷山县时,学习孜孜不倦,体质尚能对付。到了临汾监狱,已经病弱日甚。聂公在《怀监狱》文中写到他一次参加劳动时,狱医发现他有病,让他去看病,不要劳动了,他自己还说没有病。就从这一点看,你能说他劳动不好吗?监管方认为他“表现一般”,都是因为他年高体弱的原因。他自己有病还要劳动,也许是因为出来可以接触阳光空气,而在监房中蜷伏局促,老病之身会更难忍受吧。

  出狱之前,聂公的夫人周颖到临汾监中探看时,见他已经“步履蹒跚,神情也有些呆滞了”。出狱之初,聂公曾在诗中写道:“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可知他孱弱到走路都要人搀扶了。如若不是提前出狱,“形如槁木”之体如何能得以滋养康复,以至在他八三岁谢世前还能够发表和出版几十部(篇)著述呢?

  《散宜生诗》的问世,正是闪现在聂绀弩出狱之后的一簇最粲然的生命火花。所以说提前获释这件事,不仅是延续了十年生命,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桑榆之景,真正成了一轮无限好的夕阳。

  那么,他是怎样提前获释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在北京高级法院正式下达了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被投入监狱服刑两年之后,山西高级法院将聂列为“国民党军警特人员”,裁定予以特赦。一九七六年十月,他获释返京后,被安置在街道居委会,每月发给一八元生活费。邓小平听说了此事,不禁大笑道:“他算什么‘军警特’呀!”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确有点蹊跷。那种阶级斗争“刺刀见红”的年代,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怎么很快就又变成特赦对象了呢?直到山东侯井天搜集编注聂绀弩旧体诗集时,才由一首诗揭开了谜底。这是聂绀弩写的六句古风体诗: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活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诗题为《赠静芳大姐之并州》,是写给时任山西高级法院法官朱静芳女士的。正是这位朱女士仗义力助,使聂公得到一个意外的契机。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述的朱家,“专趋人急,甚己之私”。聂绀弩正好用了这个典故,称赞朱静芳是当代的女朱家。

  朱静芳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是青年时代的知交。“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朱静芳在山西法院早已作为“右倾”人物靠边站了,就常住北京,往来于李健生处,遂又与聂绀弩夫人周颖相识。在那种年代,即使萍水相逢,都不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当朱静芳听了周颖说起聂绀弩遭际冤狱,天各一方,焦忧无奈的情状后,难禁激愤和同情之心,决计通过自己在山西工作的关系,设法营救聂公出狱。她为此两度奔走临汾,极尽周折。聂公当时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不堪牢狱之苦,已是命若悬丝,幸获救援,提前返京,才得以死里求生。朱静芳如此深情大义,聂公能不由衷感念吗?于是,他在给朱静芳的诗中重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 ——化杨枝水活枯花!

  这是一句饱含着泪水的诗,是悲恸的泪,是感激的泪,是庆幸的泪,是诗人真情的感发。

  据佛教的传统,杨枝水是复苏万物的甘露。我们常见民间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总离不了净水瓶和杨枝。史书曾记载,后赵皇帝的爱子暴病而死,高僧佛图僧取杨枝沾水,边洒边念咒,死者复苏而起。聂公借用这一佛教语,表达了他死地重生的内心感切。

  济南侯井天多年潜心编辑聂绀弩旧体诗,他以诗访人,找到了朱静芳。朱撰文回顾了她与临汾监狱的杨狱长设法移花接木,将聂绀弩塞进特赦名单中释放回京的过程,一时传为美谈。但在此之后,侯井天又采访了杨狱长的妻子彭元芳,杨已病逝,监狱资料不存,彭元芳只说是“根据政策规定”,“党委研究决定”,聂的特赦是“不能顶替弄虚作假的”。于是,这件事就有了两种说法。如果采信彭元芳的说法,聂绀弩获释一事属于政策有依,公事公办,并非他人营救之功,“女朱家”、“杨枝水”的美誉也就无从解释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聂绀弩   告密者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待整理目录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046.html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二OO九年第二期

9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