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他们为什么告密? ——关于罗伯特·盖拉特莱的纳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6 次 更新时间:2010-02-05 14: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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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199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关于纳粹的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最初的成果是1990年代问世的《德国社会中的盖世太保:种族灭绝政策,1933-1945》(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这部著作中,盖拉特莱虽然也一般介绍了纳粹政权如何运用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Gestapo,也称Staatspolizei)体制和宣传手法来构成其暴力恐怖的政治体制,但是他已经触及到这样一个主要的议题:普通的德国人经常向秘密警察检举犹太人、吉卜塞人和其他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秘密警察需要什么情报,他们都会主动提供,因此,秘密警察并不需要有一个人手众多、膨大的特工网络,所以盖拉特莱认为,纳粹因为能得到普通德国人的广泛主动配合,创造了一个秘密警察布下天罗地网的“神话”。

  2001年,作为盖拉特莱的纳粹研究系列中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成果——《支持希特勒:主动还是被胁迫?》(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出版了。盖拉特莱在《盖世太保于德国社会》基础上,对战败时盖世太保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和当年秘密警察、刑事警察的布告及调查报告、审判记录、报刊、笔记本、学生作文和先行研究等多种材料的搜集、分析后,以三个不同地域670份秘密警察关于案件档案作为统计样本,进行实证的历史研究。这一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结论是:盖世太保当年的恐怖活动得到德国市民的广泛、主动的配合和支持,特别得到妇女、青少年的狂热支持。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粗读盖世太保的档案记录,检举者、告密者表面上都是积极支持纳粹主义,但是,仔细阅读档案的话,很明显这些告密者大多带有各种不同琐屑的私人动机:物质利益、性爱的嫉妒或报复等等,很少是出于纳粹所谓“公共社会政治义务”、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档案中所见的案例,大多是平庸的动机,无非就是出于贪婪和嫉妒。比如,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第三章专门讨论了有关集中营的媒体宣传问题。他通过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各种报刊的调查,运用实证研究来证实纳粹如何通过公开宣传,使得连民众潜在的反对声音完全消失,最后彻底解体民主体制的。从一开始,强调集中营是专为威胁社会治安共产党员建设的,通过劳动改造,使他们新生。有关强制性的集中营的建立的宣传报道及其照片就都是公开的,在这些宣传中,即使新政权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也是公开、不回避的,都作详细报道。纳粹的这种不断宣传有双重目的和功能,既能遏制“犯罪”,又使得集中营及其暴力恐怖体制合法化、正当化。而很多民众都希望为集中营建设做贡献,到这样机构里工作。纳粹在宣传中,把集中营作为对政治犯、刑事案件惯犯、犹太人进行所谓品德纠正、维护社会稳定的教养机构,许多人认为在这样机构中积累工作经验是有益的。(3)即使有少数报道提及被收容者惨遭杀害,被人们认为那也只是偶然的,是集中营管教人员自我防卫的结果,或者是为了防止收容人员再度逃回社会给社会造成威胁,暴力是必要举措。这种暴力恐怖都被涂上正当的光环。人们认为,魏玛时代的自由放纵得到了矫正,这些强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犯罪。(4)纳粹奴役体制是建立在高度科学、经济学知识的基础上的,1939年,战争爆发后集中营规模又重新迅速“繁荣”、扩大起来。第一,因为防止和镇压对纳粹不利的关于战争的“谣言”和反战意识的流传,政治犯又开始增加。第二,战争时期维持经济生产的劳动力的紧缺,集中营担负起这方面的功能。然而,种族灭绝最大的屠杀毕竟是在“东方”波兰境内集中营里发生,所以避开了广大德国国民直接的视野。但是,盖拉特莱指出,即使普通德国人亲眼目击了德国境内身边的暴力、杀戮的事实之后,还是表现出迎合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为了获得运转战争机器资源,集中营之外,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主要是波兰人)劳工、战俘被强迫在许多工厂、企业、农场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不少工厂、农场就在集中营附近。被奴役的男性经常无辜被处以死刑。和这些犹太人、外国被奴役的劳工同处一地的德国人、民间社会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事态带来可怕的后果。(5)

  在第九章《市民社区内出现的“集中营”》中,盖拉特莱以许多具体事例指出,1942年后,因为严重缺乏劳动力,农民与民间企业可以向集中营租借囚犯作为劳动力使用,雇主可以随意借助盖世太保,以整肃劳动纪律为名,任意迫害这些“劳动力”。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私设集中营”。人们每天可以从报纸上获得这样的公开、明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有德国人告诉你他在大屠杀时期不知道集中营,那是天大的谎言。(6)

  这一时期,盖拉特莱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即把已故美国精神科专家戈尔登松(Leon Goldensohn )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对19名被告、12名证人(包括戈林、汉斯·弗兰克、里宾特洛夫、邓尼茨等纳粹战犯)进行旨在对他们心理分析访谈的纪录稿的整理、编辑、出版了《纽伦堡访谈》,(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An American Psychiatrist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fendants and Witnesses ,此书被翻译成14种语言,在欧美影响很大)。我们读这《访谈》,能真正体会到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论点的确实性,即使这些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他们的大多数在接受纽伦堡审判时内心的自我辩解,与以后在耶鲁撒冷法庭上的艾希曼是雷同的:自己只是服从元首命令和法律、不知道集中营屠杀的存在。盖拉特莱收集的证据,揭穿、驳斥这种蔓延于整个国民推卸伦理责任的自慰心理。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在演说中屡屡公开谈到“最终解决”政策,把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灭绝作为传闻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比如,抵抗组织“白玫瑰”散发的传单中,也提到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大量屠杀信息。(7)

  该书的第六章《非法与犹太人》、第七章《针对外国劳动力的特殊法律》和第八章《内部的敌人》三章,都是完全围绕“告密”这一主线,通过对秘密警察档案,以众多具体的案例展开详尽叙述和绵密分析。

  和其他研究者一样。盖拉特莱也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研究纳粹的反犹宣传和种族灭绝政策。无论是认为德国人当时是普遍支持纳粹,还是对此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几乎都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8)来分析当时德国国民对反犹暴举的反应的变迁。克伦佩雷尔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自己又在一战期间服过兵役,所以,1933年以后他的处境是虽然日益恶化,但是有个过程,1941年9月后才被规定要佩六角星的戴黄色袖章。即使如此,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这样的雅利安人的配偶还可以在社会公开露面。因此,盖拉特莱认为至少在有一段时期内,德国民众还不是“种族灭绝”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但是,即使在纽伦堡种族法还没有出台之前,民间就已经存在广泛、经常性的法律外的检举、告密犹太人行为。档案告密的理由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于雅利安人保持性关系——“种族污染”。 温特佛兰肯(Unterfranken)地区秘密警察未销毁的1933年至1945年期间关于犹太人种族污染的210个案件中,出自居民检举、揭发的占了59%。档案统计揭示,除去24个原由不明的案件,由各种国家组织、团体根据掌握的的案件,只有59个。而且,这些案件中私人告密的动机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对希特勒种族理论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出于某种个人利益。比如,有个案例很简单,一男子为了与犹太人妻子离婚,与妹妹一起向盖世太保告发妻子是犹太人。(9)盖拉特莱还援引了两个先行研究的结果。其一,历史学家曼(Reinhard mann)的统计、分析秘密警察815个案件档案表明,其中26%是告密导致立案的,这中间只有50件可以称得上是出自对体制忠诚动机的告密。(10)其二,根据迪尔纳(Bernward Dorner)研究的481个告密案例,其中只有不到3分之1是具有比较浓的政治色彩。(11)盖拉特莱的结论是令人回味的:秘密警察神通广大掌握一切只是人们见到的一种假象,秘密警察的高效率工作的根源来自大众频繁的告密。(12)极权主义国家市民失去了其他解决私人利益纠纷手段后,利用国家暴力强制性制度来实现私人目的。所以,20世纪的欧洲史,弥漫着出自私利目的的告密。(13)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当局也曾为这种纯粹出于个人私利的告密、不时还出现诬告的社会倾向感到头疼,也作出对无事实根据的检举者处罚规定,但是,民众与警察相互推波助澜“群众专政”,有助于强化暴力恐怖体制,纳粹还是容忍、鼓励这种并非真正效忠的告密,诬告者就此不要为自己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可以说,如果光有IBM这样企业为纳粹政府提供统计种族统计(甄别、统计犹太人)的现代统计仪器,(14)仅仅凭借毒气杀人高科技,没有普通德国人普遍告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恐怕就没有这么顺利。在第七章《对外国人的特殊法律》中,盖拉特莱利用的三种档案,即温特佛兰肯地区1933年至1943年、莱茵-鲁尔地区1933年至1943年和布法尔兹(Pfalz)地区1933年至1945年的关于波兰人社会隔离的档案,都表明当地居民的告密一般占这类案件的一半左右。众多具体案情告诉我们,波兰人或德国人只是因为相互发生性关系就被作为“种族污染”处以极刑占被告发者的极大多数,然而这样严重后果并没有使得告密者有所踌躇,告密没有减少趋势。直到1945年春,纳粹战败前夕,告密依然盛行。(15)

  罗伯特·盖拉特莱利用杜斯多夫(Dusssldorf)等三个地区盖世太保档案,专门在第八章《内部的敌人》中,分析秘密警察挖掘“民族共同体”内部敌人最多的一种案例——收听敌台案(敌台,指BBS等反法西斯电台)。关于犹太人、波兰人“种族污染”等案子一样,收听敌台案大部分也都是出自普通德国人主动、积极写信给警察,对身边的亲友、邻里或同事的告密。75%的这类案件告密者动机不是出于告密者政治信仰。由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自身掌握线索、侦破的这类案子,不到10%,即使这些案子也只是已经在押的“犯人”提供的线索。(16)滑稽的是:1930年代收音机在德国普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却是纳粹政府要求全民都能听到元首的声音。秘密警察曾对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案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侦察,但是那只是一个例外。平时秘密警察仅有能独自主动掌握的各种案件线索大多数是对邮件检查的结果。秘密警察把这些密告他人偷听敌台的动机分成两类: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和为了纯粹利己目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动机是这两种动机的混合物。告密只是工具、手段,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盖拉特莱指出虽然关于“收听敌台”告密与涉及种族政治历史(曾是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问题的告密有所不同,告密本身表明了纳粹政权国民对纳粹政权支持,但是这种普遍的国民相互间的告密也呈现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理论上的破绽,而且这种告密也并非出于阶级或阶层对立、冲突,加害者与受害者都生活在相近的社会环境中。(17)这种所谓针对在后方散布敌台播放“谣言”,影响士气的检举、告密在军队内也蔓延、盛行,有3、4万国防军官兵因被战友或亲友的告密,因此被处以极刑。(18)纳粹禁止公开谈论、批评战局的恶化,公开谈论或批评时局的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不少因被人告密“偷听敌台”,被判处死刑。与其他案由一样,即使人们都知道告密会给对方这样严厉处罚的后果,还是不断有人向盖世太保检举、告密其他同胞的反战言论,虽然最初告密者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这种告密和检举与纳粹公开的政策宣传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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