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君:也谈告密──兼评章诒和的“文”与聂绀弩的“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1 次 更新时间:2009-07-14 13: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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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君  

  

  自今年二月“聂绀弩刑事档案”被曝光以来,章诒和女士以名人黄苗子“告密”和冯亦代“卧底”二文把议论推向了高潮。如何正确理解这类事和文?我也谈几点意见如下。

  一,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治理,为了防止罪犯的发生,以至防范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除了配置警察、保安、特务、线民监控调查、掌握动态之外,也还需要官员参奏、百姓举报来作相应的配合。在技术发达的信息时代,更有录象、窃听、邮检等办法辅助。事实上,美国和台湾早已对所有电话全部录音、实行重点对象监听的措施,此举在法律上也得到保障。这类情治举措,无论是谁上台掌权,只要不是书呆子,都会采取的。尽管这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公正,但它却是人类现阶段生活的现实,在哪里都逃不掉。问题在于,当局是否“草木皆兵”、滥用手段?且又如何处置所获情报?对相关的人和事处理是否合法得当?

  二,“密告”二字属贬义词,使人联想到“卖友求荣”、“陷害忠良”;而“举报”与“揭发”则比较中性。怎样使用恰当,要看内容和性质。

  在我们的社会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贩毒走私、卖淫拐卖、阴谋恐怖、邪教诈骗,以至假冒伪劣等都是人人痛恨的现象。对这类勾当的举报、揭发,甚至卧底,都是英雄行为、正义之举,应当鼓励。否则,乐的只是贪官和恶棍。

  这里,经济或刑事犯罪往往是有清楚的司法定义,容易区分。说到政治罪就比较难定,是非界限通常由权力当局或公众意志以国家安全为由而划定。美国在伊拉克悬赏后,经举报擒获萨达姆,美国人认为是义举,而原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则可能认为是叛卖。立场观点不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

  法治国家里,自由思想、宗教信仰不构成犯罪,也容许公开批评政治。然各国亦皆有敏感警觉的范围;若又被指认为涉嫌行动、妨害他人时,麻烦将至,有时会弄得与政治罪、间谍罪或刑事罪的界限模糊起来。好在除法律之外,尚有民主程序可循、为公众舆论监督,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官员野蛮执法。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即为一例。

  专制国家里,历来有“文字狱”、“可恶罪”的风气。法西斯独裁也好,“朕即国家”也好,都是“无法无天”、“不可理喻”。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到近代的“政治暗杀”,当局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尤为恐惧;又实行“愚民政策”,固守“舆论一律”,动辄以“反党反革命”论处,以“人民的敌人”定罪,结果是极度地扼杀思想文化、摧残人材。

  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在人类社会中,每当政坛上有人作法,“呼风唤雨”,下面总有人不问是非,顶礼膜拜,在不同层次上跟着“推波助澜”。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除了单纯的利益追逐之外,还涉及到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学。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冲动和理智、虚伪和真诚,投机和轻信等心理活动,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性中的贪婪、自私、虚荣、嫉妒与仁爱、公义、内疚、宽恕等成分,此消彼长、混杂斗争;生物体自我保护的意识、趋利避害的本能、存活求生的欲望、利弊得失的权衡、生死离别的痛苦、家庭情爱的纠缠,往往导致对邪恶现实的无奈和容忍、于渺茫未来的盼望或幻想。人们在谎言与良心、诱惑和人格之间不断挣扎,分辨不清;在疲劳和沮丧当中判断失误,在利诱和许诺面前妥协交易,在分化和压力之下瓦解崩溃;如此等等,竟酿成多少人间悲剧?

  总之,人性总有软弱的时候,加之历史局限,人一生中难免会做些蠢事、丑事,有时甚至是真诚主动地去“愚蠢”。

  因此,行为究竟属于“正义举报”还是“无耻密告”,当事人须独立思考,以信念良知判断。虽然众人往往习惯于追随潮流,以一时的“成王败寇”论事,然而,历史的“是非曲折”还宜以大尺度审视,当从长计议为妥。

  三,冯亦代卧底一事,说明即使文化名人也有良莠不分、把持不住的时候,难免失足。然而,他晚年临终前下决心出版日记,坦诚披露自己反右后曾“忍辱负重”、甘当线民之举,是很不容易的事,说明已受到良心的谴责。若再揪出示众、不依不饶,有些不通情理,似属文革遗风。

  章诒和女士本人在压力之下也曾有过告密行为,且后果严重。她诚恳忏悔,自认有罪。一向“嫉恶如仇”的聂绀弩却原谅了她,“罪不在你,错不在你。”;接着评论了犹大和总督的故事。聂本人也曾受胡风事件之牵连,但在舒芜与胡风反目的旧事上,他也持同样观点,且事后与舒芜仍有往来。这就是聂绀弩的境界,或曰:文中之化。

  然而,“我没错”的章女士完全没有读懂聂绀弩。在痛斥“告密者”之后,仍追杀不已,进而问道:“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她的水准便在于能“推断”出:罪在聂绀弩夫人周颖身上!

  四,章在2003年写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里对周颖已多有贬损,看了叫人不服。这次揭密告文的最后,莫名其妙地又拿出周颖来开涮,暗示周颖之“不贞”对聂的伤害比告密者还甚,更加可恶。是故,聂已再无“心思”去“计较” 告密者也。

  且不说聂氏究竟是无暇还是无意去追究告密者,而她却是耿耿于怀,不把周颖彻底搞臭是誓不罢休的。从告密案忽然扯到周颖人品,在他们夫妻私生活关系上闪烁其辞,作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却又没有什么内容,实在不能不说是章文的败笔。

  在别人的家庭事务、隐私问题上捕风捉影、大作文章,向不谙世事的读者煽情蛊惑、毁人声誉,这类行径与告密者无甚区别,看起来同样令人生厌。

  不过,细看之下,她却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只不过是精心设计背景、大力渲染气氛,似有似无的表述、欲言又止的挑逗罢了。其实,这正是一种“杀人”的妙法:要的就是引导你自己去猜想和憎恶。

  章女士擅长文字,且是娴熟这一手法的。

  五,章文《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若作为文学小说,颇有可读性。在章女士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吝啬小气、忘恩负义、猥琐不堪的女人。但如果指名道姓地说,此人就是周颖,从道德的角度看,那就要审慎地对待了,特别是对一个已作古的人。对死人当然可以批评,但更要注重真凭实据,因为死人已是无法替自己辩护矣。

  章文发表以后,偏有一与周婆聂公熟识的姚锡佩仗义出来替周颖打抱不平,并以事实澄清了对周的一些指责(见附记)。姚尚保留有周颖于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最初手书的四页发送讣闻的名单”(照片一);姚又特别查对了当年的签到簿,证实章母李健生的确参加过聂绀弩的追悼会(照片二)。因此,事实并非如章文所示:由于无情无义的小人周颖作梗,不发通知,致使聂绀弩生前挚友、恩人李健生竟连他的追悼会都不能参加。

  读毕姚文,我奇怪,章诒和为什么要在“去了没去?”这么简单的事情上扯谎呢?我又重读章文,细究之下,发现章女士其实并没有扯谎,只是她写得很有“技巧”罢了。

  在一些背景事物上,她的记忆清晰、叙述生动且富有细节,但在关键处却“语焉不详”。例如,她说母亲一直在等追悼会的通知。这自然是一定的!到底收到过没有?她却没有直说。又如,她意外得知并告诉母亲关于聂绀弩追悼会的事,“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这也是可能的,但她同样也没有明确否认母亲参加过聂氏的追悼会。她小心地选择了规避,是因为她知道这些事情的确发生过,恐还有其它人也会记得。

  看来,这里一些真像被略去不表、按下不提,这里一切行文都是陪衬和暗示,只要效果能引导读者按常人逻辑推理,自行想象地补上那缺失的环节,得出与事实相反的印象就好。

  如果事情的确是这样,那就很可怕了。

  作为小说,作家对于素材的处理,常有人物的张冠李戴、场景的移花接木、事件的时光倒错、空间的腾挪位移;甚至采取印象派和意识流的模糊手法、跳跃思维、暗示影射、渲染煽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为人修史写传则不可以任意作这类剪辑编排,不可以故意将关键真事隐去,为的只是让人去感受和意会自己那不实的议论。一些所谓的“纪实”作品中常可见有这类不良的文字风气,有分析头脑的读者是不会被它们牵着鼻子走的。

  或许,作者会这样说:“瞧!我什么也没有说呀!假如你那样推想,那是‘你错了’。我的笔并没有流人的血。”

  在重证据的法治国度里,涉及到真人的声誉时,“隐瞒真相”虽然不能构成“诽谤罪”或“伪证罪”,但仍然可以构成“有意误导罪”,被人一纸告上公堂。

  还是《圣经》说得好:“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附记]

  香港《信报•文化副刊》2004年5月21日发表《为周颖辨正——读章诒和文后》一文时,因篇 幅关系曾删节了最后一段内容。此文后被姚锡佩收入《一代漂泊文人》一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

  在该书序言中,作者说明:

  这次我又把《信报》删去的最后一段补上,是因为我要传达当初决定写此文的想法之一,即我不希望过去“文革”中形成的凭个人好恶,夸大其事、耸人听闻、无限上纲的杀人文风再变相延续。若此风不改,则一切“人道”“民主”“法制”之谈,都会成为泡影。长此下去,中国怎生了得?本人就因为读了此类传记,已从一个爱看书的人变成对什么书都怀疑,不愿再看书,甚至不愿再写什么东西的孤独者。这种情绪,直至去年底才被迫稍有改观。

  其实,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以下附上原文曾被略去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周颖和她的老伴绀弩一样,历经坎坷,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然而她不知身后竟雪上加霜。诸如此类这种凭个人的好恶,任意在私生活上丑化人,诬陷人的文字,难道不是重蹈过去“整人”的覆辙吗?难道这种被某些评论家捧抬的“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是符合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的吗?难道这也是有着“《史记》风格的信史”吗?真令人不寒而栗。连我这个无党无派的小人物,也不禁为周颖流泪,为绀弩难受。绀弩的后半生几乎是被传言包围着,陷害着,不料在这理应还本清源时,却又被人刻意误传他的话来攻击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章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应是一本重要的,有史料价值的书;修史写传,也应有“三不讳”的精神。但不管是写尊者、贤者、长者乃至恶者、仇者、敌者,都要遵守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准则。我们编《鲁迅年谱》时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反复强调:为人编年谱写传,不能有闻必录,应认真考察。长期生活于港台的作家徐吁先生在见了苏雪林苛评鲁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刻薄阴损,似有太过",感叹"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我们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写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应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战绩,既可把死马说成活马,也可点粪成金,点金成粪,乃至杀人。此理在当今仍需我们用心体会。

  

  写于2004年4月

  

  [后续]

  2006年12月8日为人翻检我保留的有关聂绀弩的旧物。不料我竟在旧物中翻出了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周颖最初手书的四页发送讣闻的名单,其第2页“民主党”(即农工民主党 简称)一项下,只写了一个人名字,即“李健生”,并在名字上划了勾,以示发出。睹此旧物,感慨万千。周颖是否是无情人,观者自明。

  

  照片一:筹备聂绀弩追悼会期间,周颖最初手书的发送讣闻的名单。中部划线打勾的名字为李健生。

  

  照片二:聂绀弩追悼会签到簿上李健生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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