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用破一生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0 次 更新时间:2009-03-25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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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进入专栏)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拚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

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门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地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作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媒体的链接。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晴之笔。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是由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工力的一个。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机智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座右铭,把黄老之学看作是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份量并不一样。别看他选定的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中国古代圣哲中,只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是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就说过嘛:“孔子,圣之时者也”。

他平生笃信《淮南子》关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也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诫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本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浑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翦梅》词来描画这种时弊:“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但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却是判然有别的。我们也许不以他的功业为然,也许鄙薄他的为人处世,但是,对于他的困知敏学,勤谨敬业,勇于用事的精神,还应该予以承认。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须那么叫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的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门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了;而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来的只有漠然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来聊天,看了我写的这份初稿。他说,选取人性阅读这个角度颇有新意。临走前,还告诉我,从他外祖父手中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拿过照片来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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