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驯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4 次 更新时间:2009-03-25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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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进入专栏)  

从前的驭人法、统治术,五花八门,变幻多端,说穿了无非是“驯心”二字。

心,古人视同现在的大脑,看作思维的器官,情感的渊薮。由于它的官能作用特殊复杂也异常活跃,所以对付它十分不易,所谓“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

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题再大总没有人的本事大。猛虎的雄心该是最难驯服的吧?那“百兽之王”一声咆哮,威震山林,哪个不惧怕三分!可是,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驯虎的历史。传说轩辕黄帝就曾驱使熊、罴、貔、貅、貙、虎六种凶猛的野兽冲锋陷阵。清代诗人黄景仁七言古风《圈虎行》,描述的就是圈养的老虎在驯虎人的指挥棒下,听任摆布、驱使,俯首帖耳,作各种表演以娱乐观众的情态。

初舁虎圈来广场,倾城观者如堵墙。

四围立栅牵虎出,毛拳耳戢气不扬。

此刻,人们眼中的“山大王”,已经脱尽了昔日兴风狂啸、怒目峥嵘的雄姿,毛卷曲着,耳头耷拉着,一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驯虎人“役使山君作儿戏”了:

先撩虎须虎犹帖,以棒卓地虎人立。

人呼虎吼声如雷,牙爪丛中奋身入。

虎口呀开大如斗,人转从容探以手,

更脱头颅抵虎口,以头饲虎虎不受,

虎舌舐人如舐 (音垢,乳虎)。

忽按虎背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

翻身踞地蹴冻尘,浑身抖开花锦茵。

盘回舞势学胡旋,似张虎威实媚人。

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

观者一笑争醵钱,人既得钱虎摇尾。

仍驱入圈负以趋,此间乐亦忘山居。

如果这类表演是狗熊、绵羊所为,倒也没得说的,人们看了直觉得新鲜有趣,可是,眼前宛转作态的,竟是万人怵目、有着无限威严的“山大王”。就好像在舞台上看到关老爷败走麦城,韩信受辱胯下,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因为“虎踞鲸吞”、“虎视眈眈”、“虎啸风生”、“虎虎有生气”之类成语早已深入人心;“老虎屁股——摸不得”,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探虎口”、“捋虎须”,向来被认作最大的冒险。所以,乍一接触这种出乎意料的事,必然产生强烈的反应,如同诗人所慨叹的:

我观此状意消沮,嗟尔斑奴亦何苦!

不能决蹯尔不智,不能破槛尔不武。

……

旧山同伴倘相逢,笑尔行藏不如鼠。

结末语语愤激,字字沉痛,饱含着深沉的意蕴。一个“苦”字道尽了圈虎的凄绝心境和惨痛遭遇,令人觉得可怜、可悲、可叹。然后笔锋一转,以“不智”、“不武”责之——是呀,虎兄!你也太不明智了,怎么不懂得“断臂全身”的道理呢?宁可扭断那只被缚的脚爪也得拼死逃生啊!你那凶狂、悍猛的天性哪去了?纵不能破槛而出,撞它个马仰人翻,也不该泰然处之,行若无事啊!即便是失去了活动自由,那你吃饱喝足之后,还可懒懒散散地四下里闲步,或者垂头卧在树荫底下舔舔自己的犊儿,更不妨重温一番昔日咆哮山林的雄威宿梦。这一切你都没做,却是奴性十足地任人作弄,作那种丑态百出的表演,真是太掉价了!说来说去,无非是屈服于困饿、鞭捶之苦,贪享平静、安逸的生活,结果就不惜戕残个性,无视固有的尊严。所作所为,真是连挖窟窿倒洞的老鼠都不如了。

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如果老虎有知,也会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不过,“斑奴”终究是无知无识的,而号称万物之灵的“一撇一捺”大写的人又怎样呢?像圈中驯顺的老虎那样,奴颜婢膝、俯仰由人的读书士子,难道还少吗?

且看清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些人物:

老童生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了,一辈子苦读诗书,最后考到胡子花白,却连个秀才也不曾做得。为了找个活路,只好充当私塾先生。这天,正逢举人王惠来到学堂避雨,那副威风凛凛、目空一切的派头,吓得周老头大气都不敢出,只是一个劲地打躬作揖,自称“晚生”,逢迎凑趣。待到举人老爷用过丰盛的晚餐,大快朵颐之后,他才默默地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了晚饭。次日起床,还得昏头昏脑地扫那满地的鸡骨头、鱼刺、瓜子壳。

这个日夜想望着爬上科举高梯而不得的可怜虫,终于有一天来到了省城,走进贡院门口,看到了作梦都想进的考生答卷的号舍。一时百感交集,满怀凄楚,便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灌醒了以后,又连续猛撞号板,满地打滚,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倒是几个商人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出钱替他捐一个监生资格,以便可以同秀才一起临场赴试。他一听,竟然不顾廉耻地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响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还有一个范进,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侥幸取得资格,又跑到省城去考举人,回转来,家里已是两三天没有揭锅了。正当他抱着一只生蛋母鸡在街上叫卖时,一个邻居飞奔而来,告诉他“已经高中了”。起初他还不敢相信,待至回到家中见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一时悲喜交加,空虚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狂潮起落,竟至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老太太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手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吴敬梓笔下的两个儒生佯狂失据、洋相百出的丑态,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清代顺德县有个名叫梁九图的秀才,乡试之后,觉得自己的卷子答得十分出色,心中有些洋洋自得。发榜的前一天,他把梯子架在贡院的墙上,准备到时候登高看榜。

旧例:乡试填榜习惯从第六名填起,填完后座主退下休息,最后再回过头来补填前五名。梁九图看到座主已经退下,以为是全部填写完了,便赶忙登梯去看,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再看一遍,还是没有,不禁意冷心灰,嗒然若丧。又加上长时间跨梯登高,有些头昏眼晕。这时,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唱名:“第一名,梁九图!”心中转悲作喜,竟然手舞足蹈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架在半空中,结果掉在了墙下。家人赶忙过去搀扶,已经摔成了残废。

这些可怜的举子,其处境的成因同那只圈虎极其相似。司马迁说过:“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井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约”字为文中之眼。正由于它的威严受到制约,日渐积累,才造成这种心态的变化。无论是志行高骞的封建士子,还是咆哮长林的山中大王,在长时期的圈养过程中,自由被剥夺了,天性被戕残了,心态被扭曲了,一句话,经历艰苦的“驯心”磨炼,最后,都习惯于这种虽生犹死的屈辱生涯,伏伏帖帖地跟着主子的指挥棒转。

所不同的是,猛虎入槛出于不得已,是命运把它抛入悲惨的境地;而周进、范进者流,则是为了显亲扬名、立德立功而自投罗网,心甘情愿地觅饵吞钩。因而,其可鄙、可怜、可悲,自是更进一层。

当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来个刨根问柢:这悲惨的结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孰实为之?孰令致之?”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一个“赚”字,把封建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牢笼士子,网罗人才,诱使其终世沉迷,难于自拔,刻画得淋漓尽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度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蜗居社会底层的读书士子,要想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就必须走上这条应举入仕的道路。只是,科举选士制度,无异于层层递减的多级宝塔,无数人攀登,最终能够爬到顶尖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青灯黄卷,蹭蹬终生,熬得头白齿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临到僵卧床头,一息奄奄,还放不下那颗眷眷的心。

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读书种子,一当登上庙堂之高,便会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这真是一笔大有赚头的买卖。因此,当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乖乖地涌进监舍应试的时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饰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中收“一石三鸟”之效,因此说它是“长策”:

一是网罗了人才,能够凭借这些读书士子治国安邦;

二是有望获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好名声;

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不稳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围,化蒺藜为手杖。

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征服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雄师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

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

其实,这两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华夷之辨反映着种族的隔阂;但在时间的无情流逝和权力话语的严厉批判中,偏激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其合理性,剩下来的更多的只是文化心理的差异。

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作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

清初的重要谋士、汉员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献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从“驯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个理想的制成品,这番话可视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回过头来,这个“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图,在针对其他“秀民”的“驯心”工程中,为虎作伥。

松山战役中,明朝大将洪承畴兵败被俘,起初,骂詈连声,惟求速死。皇太极派遣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本进士出身,虽久在兵戎,读书不废。范大学士便围绕着出处进退之类话题,同他出经入史,谈古论今。经过一番艰苦的心灵软化,洪承畴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谈话间,忽见梁上积尘飘落在袍袖上,便随手拂拭两下。机敏的范文程注意到这一细节,马上报告皇太极说:“皇上请放心,洪承畴不会死的。连身上的衣服都那样爱惜,何况身躯呢!”果然,很快他就降服了。

借助这类“理想的制成品”的筹谋策划,满族统治者从内外两界加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箝制。他们通过用八股文取士,把应试者的思想纳入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轨道,完全局限在“四书五经”和朱熹集注的范围之内;把知识、思想、信仰范畴的喧哗与骚动控制在固有的格式、现成的语义之中。应试者只能鹦鹉学舌般地编串经书,不能联系社会实际,更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渐渐地成为不再有任何新知灼见和非分想望的“思想植物人”。

与控制内在心理相配合,还要严酷整治外部社会环境。本来,晚明时期一度出现过相当自由的思想空间,书院制度盛极一时,聚社结党,授徒讲学,刊刻文集,十分活跃,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交溶互渗,世俗情欲同心灵本体彼此沟通。而清朝立国之后,便把这一切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全部加以封禁。

在这里,清初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笼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同时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彻底取缔了知识阶层所依托的逃避体制控制和思想压榨的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导致了读书士子靠诠释学理以取得社会指导权力的彻底消解。应该说,这一着是非常高明,也是十分毒辣的。

说起清朝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驯心”手段,我忽然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熬鹰”场景。

村里一个绰号“二混混”的人,平素不务正业,种地地荒,经商蚀本,唯一的拿手好戏是抓鹰、驯鹰,长年靠着这把身手混碗饭吃。深秋一到,地面铺上了厚重的霜华,树叶也全都脱落了,这时候,他便背起一张架子网,到坦平的山坳间,拣一块树木稀少的林间空地,把架子网支起来,围成四面带窟窿眼的绳墙,正中间插上一根矮木桩,上边拴上一只毛色鲜亮的大公鸡。当苍鹰在半空掠过时,远远地就能看见它的猎物,经过往复盘旋、侦察,最后下定狠心,扑腾着翅膀自空而下,向公鸡扑去,却又难以叼走。结果,翅膀挂到了网眼上,滑子一动,整个网就“刷拉”一声全部罩了下来,把苍鹰实实地扣住。

苍鹰的脾性非常暴躁,任你怎样拴缚,也要乱闯乱撞,弄得头破血出,还常常一两天绝食、拒饮。待到苍鹰饿得没有多少力气了,“二混混”便开始施展他的驯化功夫。先喂它香喷喷的“热食”,主要是活鸡活兔,任它吃饱喝足,满足其贪馋无度的欲望,使它觉得比在自由状态下吃得更好。这样一连喂上几天,鹰的体重显著增长,此后就开始折腾它了。

第一步,像填鸭那样,掰开老鹰的嘴,往里面生塞硬填。但填鸭用的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填鹰用的是线麻或苘麻做成的小手指头般大小的“麻花”,填进去不能消化,结果是越填越瘦。每次填三四个,两个钟头后再扯出来,上边沾满了带血痕的黄色油脂。一连填上几次,再喂它一点用水浸过的兔肉等解饿而不产生脂肪的食物。然后,再往里硬填“麻花”,再一个个扯出,直到见不到丝毫油脂为止。这时候的苍鹰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

然后开始第二步——“熬神”。连续几个昼夜,不让老鹰闭眼睡觉,两个人换班守着,发现它闭眼了就立刻弄醒。就这样,饥不得食,困不能睡,再猛鸷的雄鹰最后也都“精神崩溃”了,变得驯顺无比,伏伏帖帖地听人摆布,而且,飞出去之后,能够听从主人调遣,及时返回。这是“驯心”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驯鹰第三步,叫“抓生”。找来一只活兔或者活鸡,把它的一条腿折断(勉强能跑,但跑不快),放在老鹰面前,让它去捕捉,抓住了就任它饱餐一顿,以示鼓励。然后,再把它拴在架上,狠狠地饿上几天,只给一些水浸过的兔肉,暂可充饥却得不到餍足。这样,它就会时刻想念着前日捕食鸡、兔后的美餐享受,盼望着早日出击,以博一饱。到这种程度,“熬鹰”的任务算是全部完成,只等着上市向玩鹰带犬的富绅或者猎户出售了。

看来,人也真是够残酷、可怕的。在一只苍鹰身上,竟然使出这么多狠毒的心计,而要驯服一条猛虎呢,还不知要施展何等毒辣手段,使出什么样的浑身解数,更不要说对付“万物之灵”的人,对付“人中之英”——知识分子了。其实,只要仔细地剖析一番清朝统治者对付封建士子(换句话说,就是炮制奴才)的不二法门,就会发现,其手段与驯虎、熬鹰极其相似。招法千变万化,但万法归一,都是在“驯心”二字上作文章,都是“大棒加胡萝卜”,屠杀、高压与利诱、笼络相结合。

清朝皇帝对于广大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士人),有一套高明的策略:

一是发出严厉制裁的信号。大兴文字狱,毫不留情地惩治、打击那些心存异念的桀骜不驯者;

二是寓监视于纂述。组织大批学者纂修《四库全书》,编撰《明史》,把他们集中到皇帝眼皮底下,免得一些人化外逍遥,聚徒结社,摇唇鼓舌,散布消极影响;

三是设饵垂钩。通过开科取士使广大士人堕入功名利禄的圈套;并设博学鸿词特科,吸引天下硕学名儒到京城做官,坐收怀柔、抚慰之效;

四是整合思想。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制艺,扼杀读书人的个性,禁锢性灵,加重道德约束力。

有件小事颇为耐人寻味。一天,顺治帝向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发问:中国历代帝王以谁为最好?陈名夏按照过去通常的评价,答说是唐太宗。顺治帝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对,明太祖才是最好的。这使陈名夏大感意外,但稍加思索也就懂得了,朱元璋通过严刑峻法包括可怕的文字狱,建立了牢固的大明一统政治,实现了对于读书士子有效的思想箝制。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拳拳服膺的。

其实,朱元璋也是“药方长贩古时丹”,真正拥有这项专利权的,是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游士”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他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话,为历代统治者所心仪:驯服那种凶鸷的乌鸦,要把它翅膀的下翎折断,这样,它就必须依恃人的饲养而得食,自然就驯顺了。他还率先提出严惩隐逸之士,认为古时候的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流,都是一些不听命令、不供驱使的“不令之民”。他们非常难对付,赏之、誉之,不为所动,处罚、诋毁他也不感到畏惧。这四种通行手段在他们面前全都失效。怎么办?干脆杀掉!后世不少君主都曾接受过韩非的衣钵,明太祖与清初帝王乃其尤者。

开始于顺治一朝的清代文字狱,延续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只要发现思想、言论上有越轨的,不管有意无意,或重或轻,立即处以重罪,立斩、绞杀、寸磔,甚至祸延九族,已死的还要开棺戮尸。乾隆在位期间,共兴文字狱七十余起。许多读书士子因为片言只字,遭致身死族灭。一时,阴风飒飒,杀气森森,朝野上下到处充满了血腥味。“避席畏闻文字狱”,确是最典型的概括。

俗话说:“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做的。康熙皇帝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首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那些自负才高,标榜孤忠,或不屑参加科考,隐居山林,又确实有些声望的文人、逸士,由大臣或地方官疏荐上来,经过皇帝直接面试,再分别情况授予爵禄。消息传出,全国震动,吸引了许多士人,连有些称病在家、一旁观望的硕学鸿儒也都报名应试。正像一首讽刺诗所写的: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领,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悔惭周粟,此日翻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蕨薇已精光。

最后从一百五十多人中遴选出五十人,授予高官厚禄。得中者自是感激涕零;落第者也不再好意思继续以遗老、孤忠自命了。

了解这些事实,是十分紧要的。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倘有有心人将有关史料加以收集成书,则不但可以使我们看见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恶辣,手段的惊心动魄,还可以因此明白,我们曾经“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知识者理应是思想者,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具备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而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士,更多的却是奉行儒学传统的修齐治平、立功名世,因而,他们多是专制制度下炮制出来的精神侏儒。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

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唐代诗人柳宗元有句云:“欲采苹花不自由”。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反其意而用之,改作“不采苹花即自由”,显示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谈何容易,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恐怕也是难于得到的。

较之盛唐时期,清代的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为什么许许多多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

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詡,一次出郊巡狩,坐骑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 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跃然纸上。康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你看我这匹烈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康熙便对他宠爱有加,竟至形影不离。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左右。

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宁愿孤立无助,不可苟同流俗;宁愿饥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怜”的志概,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办法。山西的傅青主不肯赴京应试,官员们让役夫抬着他的卧床前往,到了京师,拒不进城,硬被塞进轿子抬着入朝,他仍是不肯出来叩见皇上,被人强行拉出,一跤跌倒,权作伏地谢恩,最后只好放回。

接下来,还有蒲松龄、郑板桥、曹雪芹等文坛巨擘,有的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不咬这个钩;有的进到圈子里来,晃了一圈,打个照面,又“遛之乎也”。

吴敬梓不仅本人耻于干禄沽名,而且,对于社会上蝇营狗苟、寡廉鲜耻的举业士子,嗤之以鼻,讽刺为“蠹木虫何苦,钻窗蜂太痴”,明确地表示,宁愿做一个自由解佩的汉皋神女,也不去做那红氍毹上的吴宫舞腰;并运用艺术手法,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形象——杜少卿,来体现这种人格追求。

杜少卿出身世家,却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个社会“走出去也做不出什么事业”。他骂官迷是“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马二之流视朝廷征辟为无上荣耀,受宠若惊之际,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却辞征辟,执意摆脱爵禄的羁縻,声称自己是“糜鹿之性,草野惯了”。最后,索性连秀才籍也放弃了,他高兴地说,从此可以“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了。表现了一种“不为有国者所羁”(庄子语)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

他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炽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他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试想,在号称思想解放的“五四”时代,女作家冯沅君与丈夫携手同行,尚且被时人侧目讥笑,更何况出现在二百年前的封建专制时代呢!

当然,杜少卿的这种冒渎行为,充其量只是一种率意的决绝,还算不上新的选择的启示,并没有达到以历史主动性揭橥新时代序幕的高度。但它毕竟是以狂狷的形式和豪纵的侠气,享受着“以情反理”的生动的个性自由,获致一种痛快的情感体验,显示出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也许正是这种带有某些理想主义的精神之光,绵延不绝,燎原照野,才使“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点人气,还能隆隆地震响着一声声闷雷;令士人在八股制艺之外,还能读到雄踞于中国古典小说巅峰的《红楼梦》,读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聊斋志异》,欣赏到那“出纸一竿”,怒挺青霄的劲竹;在长林绝涧而不是虎圈里,在大漠晴空而不是鹰架上,人们还能追踪腾身跨涧的虎影和搏击苍空的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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