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误尽了我的一生:读书,又使我悟尽了人生。在悟尽人生之后,我才明白,每个读书人都想达到完美,而完美的人生是永远达不到的。我被误尽了的人生终归失败了,但是我走过的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使我相信:“自胜者强”,谁失败得最辉煌,谁的人生就最有价值。因为失败者所演出的悲剧与胜利者所演出的喜剧,同样不容易被人们遗忘,所谓“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说:“不欲琭琭若玉,（而宁）珞珞如石”。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
我被评为“青岛市十大藏书家”之一,是因为我有一万八千册书,和真正的藏书家如郑振祥、阿英等相比,显得十分可怜。不过,我爱书,爱读书倒是无愧于时人的。我读书五十余年,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大致上是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界线,这以前是读书为学阶段,这以后是读书为道阶段。
我从私塾、小学、中学到大学,读书十六年,都可以说是“为学日益”的阶段,即知的积累阶段。我从《三字经》读起,直到读完《四书》、《五经》,又开始上“洋学堂”,再到大学中文系,读古今中外各种文史类的要籍,可以说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这十六年内扎扎实实地读过不少书。我当时读书的特点是兼收并蓄,贪多务得,但不会实际运用,是典型的本本主义者。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我的人生的一大转折,也是我读书的一大转折。从人生的视角看,我由顺境转入逆境；从读书的视角看,我由“为学日益”转成“为道日损”。人生与读书密不可分。所以,读书的转折既有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问题,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问题。也就是由读书为积累知识转向读书为寻求解决人生危机的道路。
读书“好学”靠积累。“十年寒窗”就是“日益”的积累过程；读书“为道”则不同,它是把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经过含英咀华,消化吸收的过程。“为道日损”就是形成自己的概念、观念或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的原料、要素。“为道”足一个读书深化、抽象的过程,所以要“日损”。“日损”是“日益”认识路线的“反者”,“损”不是减少、消耗,而是指纯化自己的思维,把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移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提纯,组合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精神境界。“日损”-高度抽象的结果是“道”的形成。所以《老子》上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这个“无”也就足“道”。因为“道”是理性可以体验到的“无”（精神、理念）而不是理性概念的“有”（语言表达出来的理论）
“益”与“损”足读书为学必不可少的方法,读书不仅要增加知识,也要丢掉知识。所谓“损”的方法正和“益”的方法相反。要求超越一般的经验和思维,发现和提升到“道”（真理）的高度。这就必须摆脱,丢掉一些东西,“道”（真理）才能显现出来,“真理”（道）不是首先要人“得到”点什么,而是首先要人丢掉点什么,把该“丢掉的都丢掉”,把该“否定”的都“否定”掉,真理（“道”）就由隐到显,自然地出现在你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读书治学要有所成,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否定方面,即放在“破”的方面。在读书中只有通过“否定”（“破”）的认识过程才能象西方学者胡塞尔说的那样,“把该‘括起来’的都‘括起来”’
读书为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读书必须从“常无”（“道”）处“观其妙”,从“常有”（社会与人生万象）处“观其傲”。这样,“为学”与“为道”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完整地统一地构成了自己的认识论的“众妙之门”。这并非是我拿《老子》的话来故弄玄虚,实在是学有所成的不二法门。我读书大半辈子,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从书本上并不能获得完全的知识,特别是真理性的认识。因为书本知识的实质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并非是宁宙整体性的认识。读书为“道”才能使自己所学的知识、理论在纯净的状态中得到升华和飞跃。
我这里所说的“道”不是老庄道家严格限定的哲学本义的概念,而是对人生精神境界的一种设定。这个设定不是哲学的,也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对怎样做人涉世的理想人格的一种追求和体验,或者说是一种在读书、求生、经世中的人生彻悟。我认为读书“为道”的旨归是社会和人生,离开这一根本点,读书为学便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毛译东思想是指导我读书和构筑自己精神境界的指南针。这是我的信仰和信念,也是时代对我的限定。
读书由“为学”到“为道”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个过程,我大约经过十年多的时间才彻底完成这种转变。
我读书由“为学”转向“为道”,随着这种转变,读书的兴趣、重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力学”阶段爱读文学书刊,“为道”阶段转移到哲学和历史方面。在哲学方面最爱读《老》、《庄》,历史方面喜爱读《史记》和《通鉴》。这些书几十年常读不辍,也成为自己治学的重点。所以,我买书、藏书的重点也在哲学与历史两个方面,其次是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名著。
我读书的兴趣、重点的转移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五七年政治上受挫折,人生由顺而逆；一是大学毕业后被放逐大西北（宁夏南部山区）的边远地区,由京都到边塞,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危机和思想危机迫使从哲学和历史方面探索人生之路,残酷的现实生活使我放弃情感的放纵和虚幻的理想,而重视理性思辨和历史的启迪。
反右以后,我在反思中逐渐从以儒为主体的文化枢架中解脱出未。我认识到,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从汉代以来就为“上智下愚”普遍接受的主宰性世界观,它的权威产生了某个单一群体（士）的影响；只能是一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nmony）,它来自并服从于统治阶级,是皇权主义的精神支柱,与封建宗法补会有着相互适应的紧密联系。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文化转型的十分深刻的剧变时期,理应批判它、改铸它。有了这思索,我把反右运动看作是自己人生中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变革,做自我的文化转型。
反右前由于所学专业的特殊关注,我崇拜屈原,爱读《楚辞》。反右之后,彷徨抑郁,不暇其他。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月里,我正被发配到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改造”。严酷的批判斗争,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使我屯剥穷悴,求生存而几不可得,在绝境里,忽然想起清人刘熙载的话:“屈原有路可走,卒归有路可走。”我何不从道家文化里寻求精神解脱的药房呢?于是,我读起《道德经》和《庄子》来。
老庄哲学既是精神的鸦片,又是人生超脱现实苦难的理性阶梯。《庄子》的以无用为人用的人生思辨成了我当右派后的价值观,而“贵柔”、“贵生”、“逍遥”等观念成了我当时的处附哲学,由儒人道,使我刍在逆境中的二十年中能够在“坐忘”一“朝彻”的心境中,坚持读书求道,游戏干汗读之中而阶决,借以化解现实人生的苦难。我到现在还认为艾家的人生哲学是儒家人生哲学不可替代的。有人说二者互补构成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与超越意识相结合的特色,不无道理。
我在反右以后思想上援儒人道,并非意味着我拒斥马列主义、毛泽乐思想,相反,我是真诚地按受党的再教育,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的。每当我再读屈原的《离骚》及《九章》诸作品时,更能深味屈子“泽畔之吟,归了怨思”,而慕其忠贞之质,体其清洁之性,祖其模范,而忠于党忠于人民。这也是在一九六四年遭诬陷而入狱、坐牢四年而坚信党和毛主席而不动摇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庄子》、《离骚》、《史记》成为我毕业常读的书,是我人生的主要教材。我为学求道是以这三部书作基石的。屈原和司马迁在我的理解中是儒道兼融的,中国历史上那部分在仕途上失意的士人都是儒道兼融或互补的,或先儒后道而建构他们的文化人格的。这并非是出自个人的兴趣的选择,而是皇权于专制政治下士人悲剧命运的被迫选择,否则就活不下去。由于身处逆境而求“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无为自化,清净自上”,应该说是千古相同的,我虽然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本质的不同,但在逆境中寻求精神解脱而认同老庄,却是极相似的。
反右以后,理想大厦轰然倾颓,生途维艰,像屈原一样,“卒归无路可走”而想到“死”,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感触良深。他说的一些话时时萦绕耳畔,默识于心。他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己也。……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己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了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又以历史上的姜尚、孔丘、屈原等“俶傥非常之人”忍辱著书的事例自勉。特别是我在狱中默诵这封信,体会就更深切了。我由司马迁又想到东汉末年客于凉州的经学大师马融,他曾说；“古有人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天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天下之羞,灭尤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客居凉州,与我当时所谪戍的古安定郡相去不远,而他超脱儒学家法,崇奉老庄,“达生任倩,不拘儒者之节”,正是我当时所采取的人生态度。
我崇尚司马迁的人格及风格,爱读《史记》,也是由于我的遭遇与他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拳拳之忠,不能自列”；我被打成右派是“忠而被谗”,有口莫辩。司马迁身处逆境而不自沦落,发愤著书的顽强精神,泰山与鸿毛之辨的价值观念,“述往事,思来者”的历史使命感,都深深地感召着我,强烈地激励着我,成为我在逆境中的生活榜样。从读书的视角看,司马迁也是我的楷模。他是中国历史上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为学”与“为道”结合起来的最杰出的人物。在读书方面,司马迁给我的启示就在于他能摆脱书本的局限,游历四方,深入社会,察盛见衰,并能以此来加强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气质修养,完成由“为学”到“为道”的过渡,把自己的人生起点设立在时代的颠峰之上。读书与行路的要义在于“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呷鄂”。所以,我最爱读《史记》,三日不读若有人焉。因为《史记》是一部经纬世道、点化人生的书,我也曾沿着司马迁漫游的路线,南游江浙,北涉燕赵,西脐秦陇,东朝齐鲁,我曾五次去陕西韩城凭吊司马迁墓,观其少时放牧于龙门处,“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三
我读书由为学而为道、由儒而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的生存环境的改变。我参军后除在山东、东北转徙不居约两年时间外,在上海工作五年,在北京读书五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南部山区。这里荒凉、闭塞,唯一能使我对中原文化传统引起联想的是秦长城。但也恰恰是由于这里经济文化落后,它才充溢着一种内地早已丧失的原始的淳美和初民的创造力。我当时工作的西吉县是回族聚居地区,八十年代被国家定为内北最贫困的“三西”地区（甘肃的定西地区、河西地区及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之一。从生态环境看,这里“山无蹊径,川谷不通”,是西北黄土高原上最典型的“山大沟深”的封闭型的区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看,这里万物玄同,不相并兼,人们仍然是“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经济形态是半耕半牧,满山遍野都是“马不络羁,牛不穿鼻”,自由状态的社会自然主义的气息仍然很浓厚。山大沟深的黄土高原和沙漠戈壁的沙沉风喧的自然环境,造成当地人虽然都加入了人民公社,但“小国寡民”的特征仍然异常鲜明。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秦汉时匈奴经常出没,魏晋时氏羌族游牧于此,隋唐时鲜卑,宋时西夏,清代是回族,建国后回族占全县人口70％,这儿的汉族也仍然是甘陕迁徙而来。生活在这儿的人,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仍然保留着一些“汎然不系,恢尔自得”。“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其言不华,其行不饬”的原始文化的特征和生活习俗,住土窑洞,穿光板洋皮祆,烧干牛粪煮茶煨燔,二牛抬横式的农耕方式,手捻羊毛线织衣,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的人一辈子住在深山里,没见过汽车、飞机,没用过火柴、煤油,而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保持人类的质朴的天然性。当然,这样一个自然人文环境与老庄道家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异时相感”的。我当时居住的西吉县就人文环境条件来说,为摆脱人性异化状态,以回归先在的自由,足当时人比公社化条件下难得的少有的“好地方”。我在这种环境里读《庄子》,便有许多感悟,发现这儿就是中国当时的“旷浪之野”、“乌何有之乡”。在这样的环境里为自己营造一个逃避苦难的精神境界,“驭于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吾将恶乎待哉?”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哪儿也有强大无比的党组织在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我当时只能追求一种低层次的与人内在创造力相分离的自由,是以摆脱政治迫害、逃避阶级斗争为主要目的的。
我由齐鲁而吴越而燕赵诸文化圈转徙到西北秦戎文化圈；在当时并不感到怎样悖谬,由于读书志趣的转化,处境和心态基本上是和谐的,我在那儿很快也就“甘其食”、“安其居”了,并很快与道家文化认同。老庄正是有感于伴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混浊的物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无情的厮杀格斗,才深深怀念古代氏族制度下民风的淳朴和社会的安宁。我在当时,确实也认为世俗的物欲戕害了人的高尚的心灵,矢志于打破物欲的桎梏,诛求精神的升华。
我读书由儒而道既是残酪的政治所迫,又是生存环境的质朴所诱。封闭的原始生存环境为我捉供了摆脱苦闷而营造一个“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当时的宁夏南部山区,今我的想象中,这是一无所待、宁静、和谐的自由大地,是人与大地合一的情感体验物。或许,只有在这儿,人才能找到真上与大自然契合的机缘。我在这儿开始从当右派的苦闷中解脱出来,心灵在无穷的宁宙中遨游,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否则,在悲愤的生活中就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六十年代的宁夏南部山区的“特色”,不是某种消极落后的物质状态和精神状态所能提供的,是时代的和民族的智慧及心灵的超越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蕴涵的因素戎狄文化的精神遗存。这种遗存不是汉族皇权专制文化所能消灭扼杀得了的。当然,我所处的现代中国的“王土”毕竟与老庄所向往所企慕的远古初氏社会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地区,家事、国事、大下事都受党的领导；我所在的中学,风声、雨声、读书声都有阶级斗争声。老庄向往的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并以反文化的理论立场为特征的。但他们最早注意到文化的异化问题,提出“法自然”的中心概念,其最终目的就在于建构“无为”的思想体系、价值取向和理想境界。据司马迁说,老子西出关,隐于大西北,“莫知其所终”,老子为什么要西来而不南去或北去呢?老子很有可能隐于我待过的陇关地区。五六十年代,这一带仍能感受到远古那种“玄德深远”的“混芒”文化氛围。我在这儿体悟到自然无为的价值,“无为”可以促成人的道德提升、人性的复归。所以,我在那儿居住二十八年,我爱那儿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莫为之而常自然的人民。有了这种环境和人民,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得以活下来,并闭门读了大量的书。我在这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也耳闻目睹十年动乱中那种“智慧出有大伪”、“巧利行有盗贼”、“仁义倡德性亡”的文化异化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悖谬。
在大西北的前十八年是“有罪”受罚的时期,生活极度艰难困苦,但在这一时期,我读的书也最多,交接的“难友”中多为仁人志士。圣贤豪杰。确实像司马迁所的:“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在上海、北京无法存身被遣发到这儿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俶傥非常之人。如解放前上海中正书局的老板胡某,商务印书馆的显要编辑,顾颉刚大师的门生,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的高足,胡适之先生的嫡派传人等等,都是在五十年代肃反,反右之后或谪或迁或贬或放而先后来到这儿的。所谓“迁客骚人,多会于此”。我和他们交游,虽然受到某种限制,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往往冒着被批斗的风险而频繁接触的。这些人有书（文革以前）有学有识有才,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是他们指引我完成了读书由“为学”到“为道”的转变。在这十八年中,我读书的重点由经史转向子集,初涉佛道二教典籍,通读二十四史,三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资治通鉴》。博及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玄览神仙方术、谶纬、卜医之书。
四
在大西北的后十年（1878一1988）,是我由逆境转向顺境的阶段。从读书的视角看,是读书与“行路”积累起来的学识转化成学术成果的阶段。
从七八年春,我时来运转。省教育厅长徐大琛亲自来我任教的将台公社中学,对我说要调我之宁夏大学或即将成立的固原师专,要我自己想好后,将决定告诉西吉县文教局。我因家在西吉农村（兴隆公社王沟大队王家堡子生产队）,决定去固原离家近些。九月去固原师专报到,开始了我在大学教书的生涯,使我的读书转向学术研究轨道。是年四十四岁。
在固原师专十年,我读书的特点是:很少系统地从头到尾地把一本书读完。而翻书,查阅资料的读书方式用得广了。从涉猎书的数量来看是空前的大量的增加了。过去读书基本上是一本一本、一套一套地读,而且是集中在传统的文、史、哲三科的典籍方面,现在是方式的改变,范围扩大,重点集中在《庄子》和《史记》及其研究这两本书的论著方面。我把前者的读书方式叫“安步当车”,把后者的读书方式叫“炒冷饭”。对我的学术研究来说,前者叫做“积”；后者叫做“负”。《庄子·逍遥游》上讲到“积”与“负”的关系,它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掊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庄周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在说明物“有所待”而不是真正的“逍遥”（绝对自由的境界）。但是换一个视角看,以水与舟,风与翼的关系来比喻说明读书与科研的关系,也是再恰当不过了。以治学来说,读书就是“积”,用就是“负”。读万卷书为“积之厚”,行万里路同样是“积之厚”。不过一是从书本上“积”,一是从补会实践中“积”,而且书本与社会是“积”学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积之厚”,才能“负”。（研究能力、学养、眼界、识鉴等方面）之大,即创造出大成就。庄子又用“聚”来说明“积”之理。他说:“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所适弥远则需聚粮弥多,所以其翼弥大,则积气弥厚也。我在78年以前的读书都可以称之为“积”或“聚”；在这以后到高校教书,治学,全用上了,可以称之为“负”。积愈后（读书愈多）,负愈大（学术成就一般来说会愈高）。十年之内我写出专著两部、论文65篇,共约150万字,将过去读书积于胸的学识很轻松地吐出来。直到1988年东归齐鲁老家时,回想起自己在大西北二十八年,由逆境而顺境都坚持读书,为学为道,“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俯仰无愧于国家民族。当时常以苏轼的一首诗激励自己:“使君九万击鲲鹏,肯为阳关一断魂?不用宽心九千里,安西都护国西门。”（《再送蒋颖叔二首》之一）
我做学问始终与自己的人生实际相关联。在古代文学与史学领域里,我执着于司马迁与庄周,围绕他们著书立说。坦率地说,我的身世和生活际遇含涵着司马迁式的幽愤和庄子式的冷静。当右派之后,“动以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后来又坐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阎之中,谁可告愬者”!出狱后的四年是“保释”,每月生活费15元,勉强够吃饭。与时的处境、心情与司马迁相同:“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同样,庄周“鼓盆”式理性精神也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也曾有“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汍溃瘫”的厌世思想,也曾随俗浮说,“彼且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式的生活过,我钦佩庄子那种宁“将曳尾于涂中”“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骨气,学习他“其学无所不闚”的读书态度,当然也很欣赏他那种“谬悠”、“荒唐”、“无端崖”的嬉笑怒骂的文章风格。我和他都是“穷措人”,向人贷粟,挨过饿,他做过“漆园吏”,我当过“牧马官”,我们都有极丰富的生活实践,饱尝人世间种种滋味,心里头都有一番悲愤和郁结,有时又不免于号咷,若歌若哭。八十年代以后,我常这样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时有一种互化的作用。我对司马迁和庄周的偏爱,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的学术著述里潜在着一种较深的历史主义的道德激情和理性思辩。每当我读他们的著作时,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两位文化巨匠拖着一道历史的长影向我走来,他们给我的更多的是痛苦的智慧,千古同调的,历史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境,竟如此相似。于是,我马上意识到在我与司马迁、庄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我有责任守着他们建立起来的精神园地。我读《史记》与《庄子》不全像史学家、哲学家那样,执着于史实的考辨和哲学的思辩,而是通过实践人格去灌注于现实的内省意识组合起来,把司马迁与庄周的心灵移到了当代学术领域。这样,司马迁与庄周的心灵移到了当代学术领域。这样,司马迁和庄周“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再度发言的”（克罗齐语）使读者洞悉其中的意蕴和奥秘。当然,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都灌注了我的主观意识,带有我的人生烙印。
由于我生于动乱、革命、变革的时代,这种时代没有给我提供坐下来读书的条件。我一生下来便“与物相刃相摩,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所以,我成不了大学问家。但是,声名、货利与生命相比较,哪一样更亲切更贵重呢?获得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样为害呢?《老子》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我不想当以追逐名利为人生目标的某些学术名家,像他们那样拉起一杆子人马编大部头的书,动辄占万余言。因为“至誉无誉”,这是不辨自明的。我的一切科研活动,都是以人生作出发点的,我的学术论著都带有浓厚的人生色彩,“全是知命工夫”,“非外生死而坠入空虚者可比”。因为我写的文章都充满我特有的身世之感,可以说是“蝉曳残声”,无限苍凉,读者必须于言外领取神韵,这与那些坐在宁静的书斋里做学问的学者的根本不同之处。
五
雅斯贝尔斯说:“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夫在虚无迷惘之中,而要力人性争得一席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反思共和国的历史和我个人的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正像雅斯贝尔斯说的那样,去对历史进行回忆,“企图找到一个自由空间,从而使我们从那个强迫我们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弗兰克·林特利查语）
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我都参加过,或者是“运动”别人（抗美援朝,土改,镇反,肃反）,或者被别人“运动”（反右、社教、文革〕。运动与被运动是对立面的斗争,“反者道之动”,我由运动别人走向被别人运动是历史辩证法的必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或者其它者无法逃脱的宿命。在完成了读书为学向为道的转变之后,我才真正把读书与人生结合起来,明确自己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解决人生危机的精神方案,即从运动别人与被别人运动的怪圈中逃脱出来。我开始思索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悲剧命运以及反右运动的性质和文化特征。把十余年思辩的哲学命题写出来,对目前当权者可能是无法接受而认为是荒谬反动的,但我相信抛开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以历史的眼光从文化视角着眼,将会有值得珍视的价值。不管怎么样,我把自己的思索真诚地写出米,“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我了却了“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囚:“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56年冬至27年夏的整风--反右运动,可以说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历史辩证法,是正负价值的转化的历史现象。首先,整风、反右作为历史事件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其价值是在对待的关系中存在的。因此,必须从正、负两个方面去进行考察和把握,才能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单从负面价值看,就会说,教人“鸣放”是一种“阴谋”,反右是一种“迫害运动”；单从上面价值看,就会说,整风、鸣放是“阴谋”,所谓“将欲夺之,必先与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云云,反右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云云。其次,鸣放、反右价值的二重性处在对立统一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单向度的不对立的因素的价值是不存在的,福与祸,正与邪,善与恶不仅相反而相成,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不存在什么永恒的绝对的标准。鸣放、反右作为补会政治运动,对发动者来说,从开始它既有适合或满足主体需要的一面,又有不利或有害主体需要的一面,也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而参加整风、反右的人,也是处在得失、利害、毁誉、吉凶、福祸等对立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既可以“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即在负面价值的基础上之获取正面价值。我所在的大学班级中的一些同学有许多是这样做的,结果逢凶化吉,没有被打成右派。当然,这些没被打成右派的人中,也可能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直转化为邪曲,福祥转化为灾祸的,我在反右运动中,正是不善于通过对负面价值的把握,去显现其正面价值意义的人。本来五七年没有被打成右派,到五八年补课补上了。在鸣放、反右运动中不懂得客体的价值的二重性的人很多,后来,我读《老子》才恍然大晤:“美之与恶,相去若何?”是啊,“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为帮助党整风,说了些偏激的、过头的话,或由于家庭背景不好,或是人际关系不和谐,结果被打成右派,“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作为领导,指挥整风、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核心的主要成员是精通历史辩证法和价值的二重性的。但是,他们作为创造价值之主体,其自身也没有摆脱自我悖谬的结局,因而导致反右运动扩大化,把不是“敌人”的敌人打成敌人,把人云亦云、芸芸众生中的“下愚”混同于少数“上智”中的阴谋家、野心家。完全否认整风鸣放中有坏人破坏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但“扩大化”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价值观念推向全社会,使所有社会成员强制接受,每个地方单位都存在5％的右派,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取向和“功利取向”, 人们再也没有根据自身需要去自由地选取了。扩大化的价值的强制推行必然导致非理性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产生。这样,以社会中的特殊角色自居的领袖所厘定的5%是右派政治取向标准,必然会违反在负价值的基础上去获取上价值的导向,而强意推行,肆意横为,误伤好人。扩大化不仅违背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信条,也严重地扭曲了社会道德风尚,反右在知识分子中的负面作用至今犹存,影响深远,这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悖谬,手段对于目的的悖谬。整风、反右扩大化陷入自我悖谬的结局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圣智固然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品位,给人们带来福音,同样,圣智也会成为专制的精神偶像,给人们带来灾难。上如《老子》上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然领袖人物在整风、反右中的功过是非,历史会严酷地做出评价的,政治权势的影响毕竟不能支配永恒。
反右运动的负面价值之一是六十一至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的蔓延。“极左”作为全比性的社会思潮的产生而愈演愈烈,有许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从文化视角看,一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斯大林文化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一是传统文化潜意识的巨大作用。前者是显型的,后者是阴型的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不管多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反右运动及以后的极左思潮就是这种联系的反应。从反右到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愈来愈陷入“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认识悖识。这种历史现象可以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里找到某些理论印证。历代统治者通于此道。反右以后,正是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就自认为可以使“六亿神州尽尧舜”,就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言“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智）者不敢弗为而己,则无不治矣。”“不上贤”是57年到文革时期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传统文化依据。“使知者不敢弗为”（即使知识分子不敢起来捣乱）,民心是不会乱的。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必须使他们填饱肚子,强壮筋骨,这与知识分子实行“空虚其头脑,削弱其意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看法并非是说整个国家的领袖层人物及其政策都如此,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的顶峰期也未尽如此。而只能说从领袖人物的文化思想和政策的价值取向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来看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期,不正是“大道废弃；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吗?十年浩劫,不正是“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吗?正像勃尔赫斯说的:“过去是无法销毁的,一切事物迟早会重演,而至演的事物之一就是废除过去的企图。”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在现代中国“巫演”了。当然,无法销毁的传统文化,以“正言者反”的方式重演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批儒评法”运动,无非就娃“废除过去”的企图。其负面作用是“剪不断,理还乱”,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矛盾说明“历史进步的代价”问题。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自己的反面……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代价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伴随物,反右、反右倾的庐山会议、文革等事件都是社会主义中国进步的必然伴随物,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痴苦,但是,要看到,没有哪一次巨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同上书第39卷P149）。
这里必须说明,由于我在逆境中长期寝馈在老庄道家文化中,思考其与现实的联系比较多。但这并不等于说,建国后,特别是57年反右以后,国家领导和历次政治运动仅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有渊源关系。其实；与儒家更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我认为传统文化不是指任何一个流派或某个人物的思想等具体形态,而是指中国文化的整体,以及这一整体所包容的一套理念体系或一种基本精神,指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终支配着大多数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的精神观念。我们对建国后的国家领袖和政治运动的理解上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
由于我对鸣放、反右有了上述认识,所以无怨无悔,无怨于被党组织的误解,无悔于党右派。因为本来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历史确认他们已经进入当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人隐隐于朝市如胡乔木,大奸弄权与于君侧如康生、林彪、陈伯达,知识分子中的芸芸众生中的 5％的人要当右派,我不当别人就得当,“余国知 之为思兮,忍而不能舍也”!所谓“余独穷国乎此时也”!我能逃乎此?舍我其谁予?在劫难逃啊!想通了,心境平静了,坐下来读书,正像涅斯托尔说的:“如果你在书籍中仔细寻找智慧,那么你一定能找到对于你的心灵极有用的东西”。反右以后,我在道家典籍和《史记》里寻找到承受苦难的“智慧”,在“历史的灾难”中,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自己人生中的痛苦损失。《老》《庄》与《史记》确实对于我的心灵、人生是极有用的东西,这正是“为道日损”的妙处,也就是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元好问《杜诗学行》）
中学时代读《唐吉诃德》,读到这位外国先辈“斗风车”的故事,只感到好笑。反右以后,才认识到这也正是他的不朽处。回眸反右运动中的幂幂往事,其与“斗风车”相差几许?建国初一代知识分子是远始古代传统文化,近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而来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旧文化传统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明道救世”的传统文化观念中解脱出来,相反把为“救世”而做的社会批判当做“专利”而产生一种自我优越感。他们人真地认为社会政治问题可以借思想、文化解诀问题,只有鲁迅在二十年代就认识到自己乃至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中间人物”的历史地位,在解剖自己时达到一个相当的哲学高度,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化、社会批判的“虚无性”。建国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现实处境而浑然不觉,只有柳亚子、胡风、粱漱溟、陈寅恪等杰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与共产党、马列主义之间的距离和矛盾,自觉地做唐吉珂德式人物去斗风车。而多数人受“明道救世”的使命感去挥舞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的武器去向共产党分庭抗礼,特别是那些非学者而具有强烈“人世”精神和行动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尽管他们在思想上持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批判意识,但在现实选择上,他们不自觉的倾向某种政治势力,或者说某种政治行动方式,而不是绝对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像鲁迅那样,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与“左联”保持相当的距离。只有马寅初、陈寅恪等由于对历史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明蔡,才能保持自己的中间地位,对共产党的“距离感”是他们获得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文化霸权主义者己经通过“反胡运动”以“阳谋”的专制方式警告所有知识分子,宣告:王家文化起始之初就缺少自由平等的气象。“胡风事件’涉及当事者有名有姓的26人,受株连者2100人,拘捕92人,隔离申查52人,停职反省73人,所有涉及的人,均受到严厉的打击或处分,（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以胡风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建国后一批勇于“斗风车”的中国现代“骑士”。“胡风事件”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追求和抗争的历史,也是王家权术在极右路线（实践上是集封建、奴隶制之大成的文化专制）下深文周纳的阴谋的历史。“胡风事件”启开了新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悲剧的大幕。“胡风事件”发生不到两年,就是反右运动。而在鸣放时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懂什么叫“政治陷阱”,不知道拯民于水火的王道是“阴谋阳谋”齐用的,汉代的皇帝在两千年前就明确说统治术是杂王道、霸道而用之的,但历来知识分子不知道这句话不是笔墨写出来的,而使剑与火的斩与杀的暴力铸造出来的。反右之后,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一场场风暴,一件件冤案,几乎都同这部历史发生出来,直至文革而登峰造极,劫难之后,风雨未止。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整人角色的人,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有的人折戟沙沉,有的人沐猴而冠,而粉饰历史的人并未因过去屈从于权力而自惭形秽,“他们潜藏在社会的恶魔般的深处”,到改革时代就化装脱颖而出,“作为推动者与受惠者也钻了出来”。（梅尼克《德国的洗劫》,中译本三联1991年7月版P16O、P122）也总有人在“胡风事件”、“反右运动”得到平反、改正之后,撕去几页历史,以自己的卑琐去掩盖那些会让人感到过于血腥的历史专页。然而回避了历史真象也即意味着让人忘记过去,让后代人失去对那些“阴谋阳谋”起搞的鬼畦伎俩的警惕性。发人深省的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如陈涌、黄药眠等在“反胡风”运动中都是“附凶”批判的先锋人物,到反右派则成了手批判的右派分子,建国后一直主持参与文艺界整人斗争的“四条汉子”,文革中也被打翻在地,送进班房、像康生、陈伯达这样的法西斯文人；死后对其盖棺论定的是凶残的文化“弄臣”。这种朝为战士暮成苍蝇的戏剧性变化,不是最富于教化意味的吗?明乎此,会对人生产生一种新的反省和思索,据说巴金从年轻时就开始有这样一个幻梦--渴求一个人道的自由和充满爱的世界的出现,巴金的幻梦的破灭不是在他翻译俄国十二月当人著作的时期,而是在“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之后。巴金在文革之后,深自反省,倡言说真话,以八十岁的残年终面人生,不正是中国式的“斗风车”的现代“骑士”吗?这也是他的不朽处。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忽然想起韩国梨花鸟女于大学基督教研究系郑贤教授,她作为一个神学教授和基督徒,居然在国际亚洲哲学与宗教研究学会成立大会（1994年夏在汉城举行）上宣布:“当人们问我如何来给我的虔诚下定义时,我说‘我的脸是萨满教的,我的心是佛教的,我的右脑是儒教的,我的左脑是基督教的。我公开说的语言是基督教的语言。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实践着的、在我的人民历史中活着的佛教、萨满教儒教传统的实在,力量和危险的基督徒”’。（转引自张汝伦《亚洲的后现代》、《读书》1994年12期）我也很坦白的说,我的思想和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我是共产党员,但我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中有儒有道有佛,有孔子和老子,有马克思也有黑格尔,有毛泽东思想,也有孙中山主义。我是一个实践着在我的人民历史中活着的儒学、道学、佛教传统的实在,力量和具有复杂多元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自我标榜并非社会主义怎样在国内占统治地位,我非屈从它不可,而作为一种终极关怀,我信仰马克思,但不崇拜列宁,马克思在我心中近乎上帝,列宁在我心中近乎彼得大帝,不知为什么,列宁缔造的十月革命,由斯大林传承下来,是罪恶、暴政的象征。因此,可以说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是俄罗斯奴隶主义文化的不自觉的传承者,他抛弃了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文化传统。
司马迁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其实,死后时移世变,人们才开始平正的评说,功过是非与名利权势往往构成历史的悖论,说“粪土当年万户侯”者,应当把自己包括进去,否则就不是圣者之言,而是一句骂人的狂言。
一九九五年六月廿四日夜草成
一九九六年元月八日抄写修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