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学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2 次 更新时间:2008-12-29 1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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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在这三爱的基础上,那些皇皇巨著才能有益于人,无愧于己。

  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原因是很明显的,天天上班、下班、开会、学习、上课、会客,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课堂,又从课堂回家,用句通俗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三点一线。这种点和线都平淡无味,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这里用得上一个已经批判过的词儿;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自古以来,应制和赋得的东西好的很少,其原因就在这里。

  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复复,简练揣摩。要细致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

  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蜂子,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然后动笔,把成竹画了下来。

  写散文决不能平铺直叙,像记一篇流水账,枯燥单调。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更是散文的大敌。

  散文作家,不仅仅限于造句遣词。整篇散文,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让读者读了以后,好像是读一首好诗。

  整篇文章一定要一环扣一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要严丝合缝,无懈可击。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的不同的风格:《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庚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无不各擅胜场。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

  也许还有人要问:古今的散文中,有不少的是信手写来,如行云流水,本色天成,并没有像你上面讲的那样艰巨,那样繁荣,我认为,这种散文确实有的,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信笔写来,实际上是作者经过了无数次的锻炼,由有规律而逐渐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摆脱一切规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规律,也许还是更难掌握的更高级的一种规律。

  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

  所谓“朦胧诗”。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

  在中国,我喜欢的是六朝骈文,唐代的李义山、李贺,宋代的姜白石、吴文英,都是唯美的,讲求词藻华丽的。

  我觉得,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同优秀的抒情诗一样,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用羚羊挂角来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说出来的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重要,更耐人寻味。

  冯至先生的散文,我觉得,就是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西方的影响,但是根底却是中国传统。我每读他的散文,上面说的那些特点都能感觉到,含蓄、飘逸、简明、生动,而且诗意盎然,读之如食橄榄,余味无穷,三日口香。

  《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语言鲜明,讽刺不露声色,惜墨如金,而描绘入木三分,实为中国散文(就体裁来说,它是小说;就个别片段来说,它又是散文)之上品。

  李白的诗一气流转,这一股“气”不可抗御,让你非把诗读完不行。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要李白集中很少见,而在杜甫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李后主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老妪能解;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红楼梦〉)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的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对于散文,我有偏爱,又有偏见。为什么有偏爱呢?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而偏见又何来呢?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法,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好像吃掺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

  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史记》中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贾谊的《过秦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候论》等等,虽似无情可抒,然而却文采斐然,情即蕴涵其中,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

  从高中直到大学,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文字不同,心态各异。但是,仔细玩味,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

  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以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或诗,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

  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

  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认为,散文最忌平板。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散文,写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语法错误,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读起来总是觉得平淡无味,是好的教材资料,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文学最忌单调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辞藻,外国句法;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以避免平淡无味。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在某一些方面,一个门外汉反而能看出点门道。因为他所入不深,了无所蔽。没有真正专家们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一些“枷锁”,跳起舞来,反而更能轻松如意。

  王国维先生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举的例子中,别的我且不说,只说陶渊明的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先生把它列入无我之境。我认为,实际上是有我的,汉文可以不用主语,如译为英、德、法等文,主语必赫然有一个“我”字( I, ich, je)在。既然有个“我”字在,怎么能说是“无我”呢?我觉得,在这里不是“无我”,而是“忘我”,不是“以物观物”,而仍然是“以我观物”,不过在一瞬间忘记了“我”而已。

  什么叫“人民性”呢?一看就明白,一追问就糊涂。对一些人来说,它是恍兮惚兮,其中无象,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于是一些文学史学家就在“人民”二字上下工夫。遍搜古籍,如果侥幸能找到“人民”——不管这两个字古今是否同义——或与“人民”相近的字眼,就如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一般,狂喜不已。这样怎能写出好的文学史来呢?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应该放到第一位,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

  从词源学上来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就能嗅到香味。

  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

  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

  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

  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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