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我一生和整个民族同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9 次 更新时间:2014-09-27 23: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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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张贤亮

   张贤亮是谁?联系采访前,我询问了身边的朋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几乎都对这个名字不感到陌生,即便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听到《牧马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都表现得异常兴奋,看得出这是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当然,8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他的作品和名气都感到陌生。张贤亮说,他儿子是个“80后”,在看他的作品之前,也只知道他爹是个作家,很多人找他,也很有名,写过什么一概不知,也一篇都没看过。

   于是我很踌躇,在这个远离了张贤亮风行一时的年代,重访张贤亮除了让历史能保持温度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作用?虽然张贤亮的经历几乎与这个时代的进程高度合拍,他的每一步的跌宕起伏都能够与时代底色的变化完美地缝合在一起。甚至有人说,张贤亮的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

   直到有一天,一个同样是80年代的人启发我说,一个从贵族变成劳改犯,历经几次大劫难都不死后成了一名大作家,接着走上红地毯成了政治明星,最后又变成商海大亨的经历几乎是一部传奇,几乎聚集了所有能吸引眼球的时尚元素时,我一拍大腿:嘿,这不就是张贤亮嘛!

   (旁白: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为了给“新北京”建设腾出地方,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一本资本论改变我一生

   进劳改队时,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只有《资本论》没没收,通过《资本论》我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当时的中央决策错误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错误,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觉悟过程,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主要是一本书。因为劳改时不许看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的书是让看的,马恩列斯毛嘛。虽然劳动很紧张,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这就和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样。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读《资本论》实际是别无选择。我被通知进劳改队时随身带了些书,那个时候进劳改队都要带自己铺盖的,不像现在还发制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进去时就检查,别的书,包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大量的小说,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恰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没收。马克思嘛,可以读(哈哈)。这本书原来我没看过,是临走时随便塞的。因为它很厚,比别的书都厚,它又是精装的,可以当枕头,我这样带上的。很偶然的。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但是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了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发现,60年代时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能建设好上层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告诉我,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它的生产力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它的政治文明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时,三个都和马克思说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措施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者。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的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写小说就是为解救自己

   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发现,说要想办法给我“摘帽”。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它很广泛,牵扯3亿人。那时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农,你就是富农,你儿子还是富农。中国是农业大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和社会隔绝。那时我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文件有一条,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别的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列。而那时候,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时打成右派的,几乎全平反了,就我没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著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给《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文学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22年,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80年代时,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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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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