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中国经籍之西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9-08-16 08: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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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四书、五经在中国历史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中国经籍西传,首当其冲的理所当然地就是这些书。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还本国。天启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大学》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殷氏又将《中庸》译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及印度果阿。《论语》之最早译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应理返回欧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发刊其著作《中国之哲学家孔子》。中文标题虽为《西文四书解》,但未译《孟子》,名实实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奥国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写的《中国杂记》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卫方济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及《孝经》、《幼学》,1783年至1786年译为法文。卫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与上书同时同地刊出。白晋著有拉丁文《易经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2年),白晋自北京致书德国大哲学家莱勃尼兹,讨论中国哲学及礼俗。现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经》之华文稿本十四种,宋君荣曾译《书经》,刘应译《礼记》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马若瑟节译《书经》、《诗经》。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马若瑟自建昌府致函欧洲,讨论儒教。雷孝思参加绘制《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对中国古籍亦有研究。傅圣泽有《道德经评注》,为拉丁文及法文合译稿本。他又用法文译《诗经》。赫苍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来华,亦曾从事翻译《诗经》。

  

   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中籍西译继续进行。宋君荣所译之《书经》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于巴黎。他还研究中国经籍之训诂问题。孙璋为后期来华耶稣会神父中最精通汉学者。他所译拉丁文《诗经》附有注解。他又译有《礼记》,稿成未刊。蒋友仁制作圆明园中的喷水池,为人所艳称。他又深通汉籍,用拉丁文译有《书经》、《孟子》等书。乾隆时有一个叫钱德明的人,精通满汉文,译有《盛京赋》,并研究我国古乐及石鼓文等,他是西人中最早研究我国苗族及兵学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著《华民古远考》,列举《易经》、《诗经》、《书经》、《春秋》及《史记》为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在北京刊印《孔子传》,为钱氏著作中之最佳者。此外,他还有《孔门弟子传略》,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或次年刊于北京。韩国英译有《大学》及《中庸》,又著有《记中国人之孝道》。韩氏可能是19世纪前西人研究我国经籍的最后一人。他的本行是生物学。

  

   从明末到乾隆年间,中国经籍之西传,情况大体如上。既然传了过去,必然产生影响。有的影响竟与热心翻译中国经书之耶稣会神父的初衷截然相违。我在下面介绍方豪一段话:“介绍中国思想至欧洲者,原为耶稣会士,本在说明彼等发现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园地,以鼓励教士前来中国,并为劝导教徒多为中国教会捐款。不意儒家经书中原理,竟为欧洲哲家取为反对教会之资料。而若辈所介绍之中国康熙年间之安定局面,使同时期欧洲动荡之政局,相形之下,大见逊色;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性之民族,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

  

   中国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颇与此相类了。

  

   受中国经籍影响的,以法、德两国的哲学家为主,英国稍逊。举其荦荦大者,则有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等。法国百科全书派也深受中国思想之影响。在德国方面,启蒙时期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莱勃尼兹等,都直接受到了笛卡尔的影响,间接受到中国影响。康德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完全受的是老子的影响。莱勃尼兹21岁就受到中国影响。后与闵明我、白晋订交,直接接受中国思想。1697年,莱氏的拉丁文著作《中国近事》出版。他在书中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有人认为,康德的哲学也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特别宋儒理学。

  

   中国经籍西传,不但影响了欧洲哲学,而且也影响了欧洲政治。在德国,莱勃尼兹与华尔弗利用中国哲学推动了德国的精神革命。在法国,思想家们则认为中国哲学为无神论、唯物论与自然主义。这三者实为法国大革命之哲学基础。百科全书派全力推动革命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实质上是反宗教之哲学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反宗教为开端。形成这种反宗教的气氛者,归根结底是中国思想传播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前夕,中国趣味在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广泛流行。宫廷与贵族社会为中国趣味所垄断。而宫廷与贵族又是左右法国政治的集团。则中国趣味对法国政治之影响,概可想见了。

  

   百科全书派把反宗教和鼓吹革命的思想注入所撰写的百科全书中。他们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接触。但因认识中国之渠道不同,对中国的意见也有分歧。孟德斯鸠与卢梭谈的多是欧洲旅客的游记等,对中国遂多有鄙薄之论。荷尔巴旭、服尔德(今译作伏尔泰)、波勿尔、魁斯奈等等,所读多是耶稣会士之报告或书札,对中国文化多有钦慕之意。孟德斯鸠著《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给法律下定义,提出“万物自然之理”,主张“有理斯有法”,完全是宋儒思想。服尔德(今译作伏尔泰)七岁即在耶稣会士主办的学校中受教育,对中国文化无条件地赞赏,在自己的小礼拜堂中,供孔子画像,朝夕礼拜。他认为,孔子所说:“仅为极纯粹之道德,不谈奇迹,不涉玄虚。”他说:“人类智慧不能获得较中国政治更优良之政治组织。”又说:“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他还根据《赵氏孤儿》写了一部《中国孤儿》。第德洛对中国有批评意见,但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卢梭承认中国为文明最高古国,但他认为文明并非幸福之表记,中国虽文明,而不免为异族所侵凌,他是“文明否定论者”。中国思想除了影响了上述的哲学家之外,还影响了所谓政治经济学上的“重农学派”。这一学派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功能。他们倡导“中国化”,不遗余力,甚至影响了国王路易十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受了法国思想家的影响,在《原富》一书中应用中国材料颇多。

  

   在德国,中国影响同样显著。大文豪歌德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哲学家也深受中国思想影响。莱勃尼兹、斯宾诺莎,上面已经谈到。其他哲学家,康德、菲希特、谢林、黑格尔等,都受了莱勃尼兹的影响,也可以说,间接受了中国影响。叔本华哲学中除了有印度成分外,也受了朱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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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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