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21-01-14 0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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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一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家起源于孔子,这是清清楚楚的。佛教源于释迦牟尼,这也是毫不含糊的。独有道教,虽然自称是老子、庄子的信徒,汉初黄、老之道也曾盛极一时,但是汉以后的道教实际上却是张道陵创建的。在这三家中,儒道两家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佛道二者都算是正宗的宗教。儒家一般不被认为是一个宗教。南北朝以来,笼统言之,称之曰三家或者三教。陶弘景说:“百法纷陵,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他是把三家都称为“教”的。

   我在这里想谈的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到唐代玄奘时期三家的相互关系。

   先谈佛、道关系。

   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以后,自附于鬼神方术,这就同道教发生了关系。当时许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并祭二氏。《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说:“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但是佛道二家也有矛盾。

   从理论基础来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论。道教的理论底子就比较薄,最初实在拿不出什么成套的东西来。它同外来的佛教碰头以后,由于理论方面的矛盾(骨子里是经济方面的矛盾)两者难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炼丹等方术以外,在理论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交手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道教徒于是就施展出以后常常使用的手法:一方面拚命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袭佛教的学说。《太平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此外,还施展出一种以后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你说浮屠好,他其实是中国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老子化胡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这一部书传说是西晋道士王浮所伪造,恐怕也是根据旧闻而加以创造的,是代表一种思潮的。连鱼豢《魏略·西戎传》也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可见魏时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经传播。今天我们有的那一部道藏里面剽窃佛经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论述了。

   道教在理论上虽然不是佛教的对手;但它是土生土长的,用它来对抗外来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为统治者所利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与兴隆,道教也许传播不开。汉族有一整套伦理教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是统治的基础。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并不违反它。而佛教却偏偏破坏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斗争中,这是对它很不利的一个方面。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佛道斗争也不能例外。

   我们在这里讲的汉末的佛道斗争,只能算是滥觞。这个斗争还一直继续了下去,甚至可以说是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南北朝时,北方元魏道教天师寇谦之(365—448)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又兼修儒教。他通过崔浩怂恿元魏太武帝摧毁佛法,教帝立崇虚寺,供养道士。但是道士本身实无方术可言,以后的皇帝又重佛法。至孝明帝时,佛道争论于殿庭之上,道教几败。

   周武帝最初也因循事佛,但又想励精图治,觉得佛道皆非其选,只有尊崇儒术,最后发展到灭佛的地步。所谓“三武灭佛”,魏太武帝是其一,周武帝也是其一。

   在南朝,则有葛洪(284—364)、陶弘景(456—536)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提出了“玄”这一个概念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他大力提倡服食丹药、求神仙等方术。陶弘景著有《真诰》一书。他也是一个著名的炼丹家,又是一个政客,号曰“山中宰相”。葛、陶都大肆宣扬白日飞升,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这种幻想恰恰投合了统治者的心意。在表面上与佛教的基本思想形同水火。佛教主张生为空幻,要追求解脱,追求涅槃,想要跳出“轮回”,主张“无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梁僧祐《弘明集》和唐道宣《广弘明集》所载诸文与道家抗辩者几占三分之一。可见二者矛盾之尖锐。但是在骨子里,二者差别并不大。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宗教一样,都是兜售天国的入门券,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它们就有了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余地,能够为同一个封建统治者服务。李老君的诞生的奇迹,完全是从释迦诞生的故事抄来的。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515—577)的《誓愿文》又抄袭了道家,反复提到神仙、芝草、内丹,想借外丹力修内丹,祈求长生。陶弘景的三传弟子司马承祯(647—735,贞观二十一年至开元二十三年),吸收了北朝的精神,不重视炼丹、服食、法术变化的神仙方术,而偏重道教的理论研究,主张摒见闻,去知识,修心,主静。在这里,他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上面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充分能够说明佛、道两家是如何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了。

   但是佛道的矛盾并没有减少。到了唐初,这个矛盾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两教斗争中显然占了上风。在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谓“傅奕辟佛”。傅奕生于梁敬宗绍泰元年(555),死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他是隋与初唐的著名的无神论者、自然科学家。他做太史令,主管天文和历算。也许因为他作过《老子注》,佛教徒就称他为道士。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说:“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黄巾,党其所习,遂上废佛法事十有一条。”其中可能有诬蔑的意思,是“人身攻击”。对我们来说,这无关重要。《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说,武德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短短几句话,却说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两句讲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后两句讲的是佛教破坏生产,逃避租赋。这二者都是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说:“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这是从理论上驳斥佛教的。唐道宣选集的《广弘明集》中选了傅奕许多奏折。这些奏本说:“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又说:“不事二亲,专行十恶。”他又说:“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内生邪见;剪剃发肤,回换衣服。出臣子之门,入僧尼之户;立谒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结连房。”他又说:“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这简直是破口大骂,“人身攻击”达到了极点。不过论点还是不出上面说的两点:一是维持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一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国家财赋。傅奕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可见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场上向佛教猛烈开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现在再谈一谈儒道关系。

   上面已经谈到,儒道两家都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因此,即使有时也难免有点矛盾,但是总起来看,二者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中国历来传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不管这是否是事实,它至少反映出二者关系的密切。

   中国古代有几个皇帝兼奉儒道。比如汉武帝是古代的明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尊崇儒术,罢黜百家;但晚年却求神仙,信方士,这就接近了道家。夏曾佑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第256页)中评论秦始皇与汉武帝说:“综两君生平而论之,其行事皆可分为三大端。一曰尊儒术,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观之,则互相牴牾,理不可解。既尊儒,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杀戮?此后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不管怎样,这些例子都说明儒道两家是可以并存、可以共处的。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儒道两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像它们同佛教的关系之紧张。长久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同一个道理。

   最后再谈一谈儒佛关系。

   佛教初传入时,儒佛没有什么矛盾。后汉牟融作《理惑论》,以通两家之义。三国时代,康僧会本身是一个佛徒,却力主调和两家之论。据《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康僧会回答孙皓说:“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两晋南北朝时,儒者或兼采佛教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间根本没有这种学说。东晋时流行的玄学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现。这时佛、儒两家思想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更看不出什么矛盾。孙绰本是儒家,曾撰《论语注记》。又与名僧支遁游,作《喻道论》,阐明孔释本是一家。他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此时儒门之士,多归心佛法,而缁门佛徒,亦不废儒学。所谓庐山十八高贤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净土。慧远以高僧而深研儒学。这是最典型的例子。萧梁时,两教并重。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实。北齐颜之推,儒释并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释、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势。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许多义学高僧都出身于儒家士族,这些家族成员中一旦失势,又往往寄情于佛学。其中消息,耐人寻味。这些人在转入释教以前,已有儒学和玄学的修养。儒、佛二者关系之密切也概可想见了。玄奘本人就出身于儒家。

   在这时候,佛教主要攻击的对象是道教,对于儒家则很少敢于非议。因为儒家是钦定的,非议儒家就等于非议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机会,佛家总对儒家射上几支冷箭的。比如华严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显性教。五教之外,还有最低的教:道、儒。在这里佛家把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华严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级;但是,宋朝的理学家程、朱之流则拚命抄袭佛家学说,特别是华严宗的学说。程、朱宣扬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实际上就是华严宗“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思想的翻版。

   唐朝儒生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理论比较肤浅。最著名的辟佛者是韩愈,他就是肤浅的典型。从他的名著《原道》来看,他大概并不大通佛理。他只是从保护民族文化,坚持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是所谓道统,维护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修养经来反对佛教。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使儒者韩愈很不满。一个人一出家就不再从事生产,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一点更使韩愈不满。他因此就辟佛。他是以唯心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他的辟佛实与哲学体系无关。

   柳宗元和刘禹锡情况差不多。他们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但是都尊崇佛教。柳宗元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可见其爱佛之深。刘禹锡也把儒、佛并提,毫无辟佛之意。他又认为儒家“罕言性命”,适合于治世;佛家讲心性,大悲救诸苦,是有神论,适合于乱世。总之,他们俩以唯物主义者而崇信佛教教义,可见也与理论体系无关。看来,他们不过是想在彼岸世界(涅槃)寻求精神安慰而已。

   唐代的儒佛关系,当然不限于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也不限于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几个人。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整个的中国思想史上,儒、佛的关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间的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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