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思想碰撞在台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3 次 更新时间:2008-11-20 21: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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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2004年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1个月,这段日子正值民进党开始第二次执政,台湾岛上人们的选战激情渐趋平静,两岸关系处于新的敏感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台湾学者与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主转型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尽管海峡两岸都进入了信息社会,但人们对海峡那边社会生活的理解,仍然经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觉过滤。

  日记中记下的,是我对自己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台湾的观感,也是一份访学者的思想实录,其中包括我在台湾的讲演与交流中表达的思想以及台湾朋友的反应。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交流与碰撞,在4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会引发读者的新思考。

  

  与台研究生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午10时多,我在大学综合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讲演。S君也是我多年的朋友,S君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分化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问题。他运用的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来说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的向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这种专业化对于人文关怀的影响。他讲完后,主持人要我发言,我接过话头谈了以下几点——

  一,传统知识分子(即以天下为己任,诉之良知的宏大叙事的读书人)向有机知识分子(即以特殊阶层利益集团利益为效力对象的属于特定压力集团的知识分子)过渡,是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传统型知识分子以道德为使命,有革命倾向。也有全盘改造社会的激进革命乌托邦情结。而专业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言者,他们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也需要寻找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这样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中就得以产生。有机知识分子,从英文字义来顾名思义,就是“被组织到结构中去的”知识分子,只要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引发的社会分化阶段,这种趋势就不可避免。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在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传统型以天下为己任,对任何事情发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或被组织化与专业化,至少不会出现20世纪初期传统知识分子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那样的转变,这对中国当下现代化避免出现革命性破坏,应该是有利的。

  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出现强调自由价值的自由派、强调平等价值的新左派,以及强调秩序价值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三大思潮的对峙。这种思想分化,可以看作是从道德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的过渡阶段。更具体地说,主张平等至上的新左派客观上接近于下层,主张自由与法治的自由派客观上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主张秩序至上的新权威主义客观上接近于代表上层技术官僚、大企业家及特权阶层的利益。这种知识分子思想分化,表明中国大陆已经从同质性的板块型的思想一体化,向思想价值多元化的转变。这种多元化是多元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三大思潮与民间阶层分化的多元化的对应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的趋势。

  三,然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即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矛盾,即知识分子的为阶层服务的利益导向,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要求的中立性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与矛盾。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即被有机地组织到阶层利益集团中去并为其服务),各就其位,是社会分化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阶层利益也会驱使知识分子,使之为特殊阶层说话而获得自身利益,为阶层利益说话的结果,会失去了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因为阶层利益并不等于社会真理,为了利益说话,就会去创造为某一阶层利益而歪曲事实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这样就会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本分。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功能是对立的。这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问题与困境。

  接下来,我谈到大陆思想界的状态。如果强调平等的新左派“有机化”于蓝领或底层劳工阶层,诉诸于民粹主义动员而不顾社会长远利益,就会引导社会回到大锅饭体制上去,如果强调效率的自由派“有机化”于中产阶级,而不顾社会公平,就会支持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夺,为有产者作无条件辩护。同样,大陆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果“有机化”于大财团与技术官僚权力层,而不顾社会公正,就会把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合理化、凝固化,以政治稳定来反对政治改革。产生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

  主持人问,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使知识分子执着于真理与良知的精神资源?我的回答是,我在飞机上正好读到了徐复观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徐复观说,西方人重上帝,东方人重良心,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仁”,“仁”的本质就是人所固有的内在的良知良能。儒家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仁,斯仁至矣”,儒家认为,只要人们把自己内在的良知潜能发掘出来,就能内圣外王,这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然而,我对中国人能否在已经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断裂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发掘内在良知良能的资源,来担当社会责任的内有精神力量,仍然存疑。

  听讲的大多数是该校研究生,应该说都是台湾未来的文化精英,我从他们专注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来自大陆的学者讲演慷慨激昂的高调风格一定颇感新奇与兴趣。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有一个不同点,大陆经历过五四文化洗礼,建国以来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充满慨而慷的激情,知识分子说起话来,往往习惯于宏大叙事,激情四射。而在台湾,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那种谦让内敛之风,先生们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含蓄而雍容有度,这些台湾研究生们一定会对我们大陆学者的发言有一种新鲜感。

  最后,我在交流结束时,引证了从一位前苏联作家写的英文书中读到的一段话,这是我所获得的有关知识分子定义中最奇特、最深刻、而且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那作家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被大学开除出来的人;二,他热爱人民。”

  这些研究生听了这样奇特的定义,也都会心地笑了。这位前苏联作家形象地把握了知识分子的两个最重要特点,一是批判性;二是社会良知。不过,我补充说,其实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未必要被开除,只要有那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就可以了。当然,这指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有机知识分子。

  

  餐桌上讨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活态度

  

  中午,在政治大学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治大学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高华、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刚才听演讲的研究生。

  高华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史著名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在餐桌上我谈到,我在飞机上一路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43年》(台湾版)一书,觉得可以从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从蒋介石生活秘书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怕死真是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之极,脸上是那样惊恐失望,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就会紧张得半死,每次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翁元还说,晚年的蒋介石对医生的话,就像乖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即使有病,他也不让看医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要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年表现得很明显,毛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与规律的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宗教”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政治家则是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精神元气固然可以冲破许多框框条条,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像那个要带人们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样,对人们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具有这种浪漫人格的政治家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维,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从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到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是有着思维方式与心态上的内在联系的。

  这时,台湾某教授接着说,毛泽东有着复杂的双重性格,他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他在政治斗争上是相当现实主义的。对此你如何解释?我立即想到毛泽东身上的现实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补关系。我说,毛身上的现实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同时存在,其实这并不矛盾,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毛就会表现出强大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毛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为考量标尺的常识理性,却总是只表现在战术或战略层面。但毛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有太强烈的诗人气质,有太多的“六经注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太多的非理性的因子。这种浪漫的非理性,虽然早就存在,但在建国以前,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压力,以及外部敌人强大的挑战面前,他身上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实际上处于隐性的被抑制的状态。处于四面皆敌的险恶环境中,一个人想浪漫也不行。一旦这些外部压力消失了,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义就会苏醒并膨胀为乌托邦主义。对毛泽东来说,得天下之时,就是他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出山之日。从1953年开始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走向“超阶段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在他的权力与威望达到顶峰之后,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狂放的浪漫精神时,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就会成为他的政治浪漫主义的牺牲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某种意义上也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灾难。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因为邓小平是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邓小平才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拨乱反正,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也正是在大陆人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民进党理想主义者走向边缘化

  

  晚上,高华邀我一起去市区在餐馆与两位台湾文学界的朋友会面,这对台湾夫妇是当年台湾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可算是民进党中的先辈了,当年出于为台湾民主奋斗的理想,与陈水扁一起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现在却出于对陈水扁的不满而退出了民进党。我说,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是没有大脑。他们会心地笑了。其中的作家D先生是当年陈水扁高中的同学。他说陈当年是农村来的,家里穷,非常用功,只是埋头读书,看上去人很老实,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总统”,更没有想到他会变成那样投机的人。看来,环境与机遇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

  这两位当年民进党的积极分子退出政治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历史上,一开始造反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到了民进党走向争取政权阶段后,党内的官僚派政客就会取他们而代之。精于权术的现实主义政客将会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如鱼得水,而这些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由于不习政治水性而被迫边缘化,历史上此类“新陈代谢”的事例几乎是层出不穷。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首先,现实斗争中的理想主义者,或者由于缺乏对新的斗争环境的生存能力,或者由于不屑为之,或者由于发现现实政治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差距太远,而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有的退出政治舞台,有的则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此后,只有现实主义者的政客与谋略家才会左右逢源,这些争权夺利的现实主义政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理想主义者则对道德沦丧而痛心疾首。他们只能在边缘地位上不断发出不满的声音而己。我想,大革命时代以后,陈独秀、瞿秋白走向边缘化,康生、高岗、柯庆施之类的人物在1940年代的上升,并且在党内如鱼得水,都是这种现象的不同表现。施明德之所以被陈水扁之类的政客取代,看来也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路边小茶馆,不经意的古风与台湾人的人情味

    

  来台的第3天,早上起来后去餐厅,才知是周日,没有供餐。于是到门房打听如何获得早点,那位看门的女士得知我没有用过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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