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莎士比亚伟大,还是牛顿伟大?

——《非理性的人》译者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4 次 更新时间:2008-11-08 23:02:20

进入专题: 莎士比亚   牛顿  

段德智 (进入专栏)  

  

  “我是谁?”“我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一个非理性的人?”这是西方哲学中一个既十分古老又十分晚近的问题。说它古老,是因为这个问题早在古代希腊,在西方哲学初露曙光之际,就被哲学家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提了出来。说它晚近,是因为只是到了当代,这个问题才以十分明确的哲学公式表达了出来。

  

  在古代希腊,柏拉图是以他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筹划的实践过程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柏拉图,英裔美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感叹道:“两干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①]可见,在怀特海的心目中,柏拉图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哲学家啊!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柏拉图原来竟对哲学毫无兴趣,他梦寐以求的是要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诗人。只是由于同苏格拉底的“邂逅”相遇,他才一改初衷,焚掉全部诗稿,专心于哲学事业,后经长达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竟在哲学领域建树了前无古人的业绩,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样,柏拉图就以他个人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筹划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即“关于人本身的问题”,这就是:谁更伟大些?是抒发人的情感的诗人,还是弘扬人的理性的圣哲?当然,综观哲学史,大凡有影响的哲学家总是要向他的同代人提出

  

  一些哲学问题的,不过他们所提的问题却有“粗精”之分、“深浅”之别,从而有些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虽则可以轰动一时但却随时间的流逝而为人淡忘,而另一些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则历久弥新,鞭策后人不懈求索。显然,柏拉图提出的这个问题当属于后面一类,因为他那时提出的问题到了当今时代我们反更感到深沉和凝重。

  

  柏拉图提出的这个问题,到了近代,随着人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又以新的形式提了出来。近代人总是自问:哪一个更伟大,是理论的人还是实践的人?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是天才作曲家莫扎特还是声音本性的解释者赫尔姆霍兹?哪一个过的生活层次更高些,是莎士比亚还是牛顿?其实,早在柏拉图之先,苏格拉底就把“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使命,从而揭开了人类自我探索的序幕。柏拉图和近代西方人提出的上述问题,不管他们意识到与否,都可以看做是对老苏格拉底这个神圣号召的一个响应。因为如果撇开所提问题的形式,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换言之,它们归根到底是“我究竟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有欲望、有情感的人”这样一个问题。当然,由于囿于理性文化传统,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总难免打有理性传统模式的烙印,终究跳不出理性主义的藩篱。这种状况只是到了当代才得以改变。

  

  总的说来,至少相对于近代说来,当今时代是一个理性文化衰败非理性文化崛起的时代。正是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当代西方哲坛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度颇高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哲学家是理性哲学传统的反叛者,是非理性文化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他们从非理性文化的方位重新思考了“我是谁”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了全新的回答。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人是什么”这样一个传统提法,认为人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东西,因而他原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他们特别强调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自由意识,强调人的欲望、意志、情感和情绪,强调人的非理性的一面,断言理性不过是人借以实现其欲望和意志的手段或工具而已。诚然,他们心中“人的形象”不尽相同,但透过这些“形象”,我们总可以看出他们用以绘画这些“形象”的“三原色”——“非理性”。

  

  然而,我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就不难看出时代赋予当代哲学家的使命决不限于此。它还要求哲学家超出这一步,进而思考和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对当代哲学人本主义的一般文化背景及其非理性主义实质作出深刻、系统的说明;(2)对当代非理性哲学和传统理性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它们的关联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说明;(3)综合或扬弃传统的理性哲学与当代非理性哲学,从而塑造出一个相对完整或相对全面的人的形象。毋庸讳言,许多当代哲学家也曾对这些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作过十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曾有过一个哲学家对所有这些问题作过明晰的、通盘的思考,自觉地把它们作为自己哲学的主题。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样一个哲学家才在太平洋彼岸出现了。他就是纽约大学哲学教授、美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威廉•巴雷特,而他在这些方面的所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几乎全都凝结在他的《非理性的人》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

  

  《非理性的人》既是威廉•巴雷特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巴雷特的哲学著作除《非理性的人》外,还有《什么是存在主义》(1947年)、《自我与本能》(与人合著,1970年)、《技术的幻觉》(1978年)等。虽然这些著作也受到他的哲学同人的交口称赞,但是就影响而言,都远不及他于1958年推出的这部力作。《非理性的人》这部书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公认为英语国家中研究、解说和介绍存在主义的最优秀的著作。它在问世后被一版再版,畅销不衰,至今仍为一些大学列为“当代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课程的教科书。

  

  《非理性的人》的副标题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其正文共有四个部分:(1)“当今时代”;(2)西方传统中存在主义的源泉;(3)存在主义大师;(4)整体的人对理性的人。它们分别从“现实”、“历史”、“理论”、“鹄的”诸方面对存在主义进行了考察和解说。

  

  本书的主题如书名所示,是强调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但作者笔下的人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历史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处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人。因此,作者匠心独运,从显现存在主义由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着手。作者认为,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文化的正宗是理性文化。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便是对这种文化的经典性的哲学表达。这种理性文化在18世纪理性启蒙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宗教的渐次衰微,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操纵,一方面是理性文化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又造成了人同自然、人同上帝的疏离,造成了人同社会、人同自己的疏离,一句话,它们使人“三重”地异化了。理性文化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之片面强调理性的万能,在于它之漠视和排斥人的非理性,在于它之纵容理性的无限僭越和滥用,在于它之使人“抽象化”和“片面化”。如果我们引用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时说过的话说,就是:这种文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即人的理性。[②]①但是,正是它的这些错误把它本身推向了反面,招致了非理性文化的崛起。“当今时代”是一个理性文化衰落、非理性文化崛起的时代。现代艺术是我们时代这种文化断层或文化错位现象的有力证言,它拨弄了我们时代的先兆之弦,存在主义则是西方世界当今时代的哲学,是对西方当今时代非理性文化的哲学表达。

  

  作者不仅把存在主义哲学看作西方文化断层或文化错位的产物,而且也把它看做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批判性继承。这是因为虽然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传统的正宗是理性文化,但是西方文化却从来不是单面的、一元的,而是多面的或多元的。在它的历史上,不仅有以“道德文化”为主体的希伯来文化,而且即使在柏拉图、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帕斯卡尔等人的思想里,也蕴含有或潜藏有某些存在主义的酵素。作者的这些独到见解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存在主义哲学和当代哲学人本主义的历史感。

  

  第三部分“存在主义大师”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或核心部分,它着力阐释了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思想。存在主义哲学家决不限于这四个,但是他们这四个作为第一流的或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地位,则几乎为西方哲学界所公认。诚然,他们关于“当代人”的形象若从细节上看是很不相同的,但是,不管是基尔凯戈尔的“宗教的人”还是尼采的“无神的人”或“文化的人”,不管是海德格尔的“本真的人”还是萨特的“自由的人”,归根到底都是“非理性的人”,都尤其凸现了人的自由和个体性、主观性、实践性诸项原则;而这些大师也正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人的形象”多方位地给这些存在主义理论和原则提供出明确公式的。这些基本理论和原则,虽说也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和原则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它们所在时代及作者本人的局限性,但是它们作为西方世界当今时代的产物,也势必是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诚然,即使在西方,存在主义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或“社会骚动”业已成了历史,但是它之作为一种哲学并没有过时,而且只要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继续存在,它就一日不会成为“过时的风尚”。

  

  虽然扼要阐述当代非理性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人的非理性的一面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作者想要用“非理性的人”的形象取代传统的“理性的人”的形象。事实上,在作者的眼里,“本真的人”既不是“理性的人”,也不是“非理性的人”。因为无论“理性的人”还是“非理性的人”都只是一种“片面”的人、一种“不完全”的人;因而也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本真的人”应当是“完全的人”或“完整的人”,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体,应当是既有血有肉又有头脑有思维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总之,给“复仇女神”以地位(即不仅承认阿波罗神的地位,也应该承认“复仇女神”的地位),把整个人带进哲学是作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无论如何,这在西方哲学界都不失为一个难得的既健全又高瞻远瞩的观点。

  

  上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了《非理性的人》的一般内容,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这样一部书在我们国家的命运以及我们阅读时应持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这句话显然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一种理论、一种思潮或一部著作在一个国家的命运完全由这个国家的民众对它的需要和兴趣而定。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像《非理性的人》这样一本书,我国学术界、我国一般民众、我国青年一代会对它感兴趣吗?显然,这涉及到对我国国情的估价问题。我们中华民族虽曾有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到了近代却大大落伍了。当代中国人无不为之痛心疾首。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依然在艰难中奋进,我国的国情依然在更新代谢,我国民众的文化心态依然在潜移默化。无论如何,当代中国毕竟不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不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甚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现在,“主体意识”、“自由意识”、“民主观念”这些大字眼在“文化大革命”前,即使从专门研究政治哲学的专家学者口里也难得听到,而现在却几乎成了普通学生的口头禅了。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翻译出版威廉•巴雷特这样一部以“人本身”为主题的著作,就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它不会不引起我国学术界和青年读者的关注。因为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④]

  

  《非理性的人》这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之所以有可能引起我国学术界、青年读者和一般民众的关注,对我国方兴未艾的人学研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直接的,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这就是该著作较好的内容和形式本身。那么,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究竟有哪些引人入胜之处呢?我觉得至少可以指出下面几点。(1)本书触及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后工业社会)的一些重大矛盾,从一个较深的层面揭露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出现的新的“异化”现象,[⑤]①披露了在西方社会里“随着社会日益‘集权’,自由之岛将变得愈来愈小”[⑥]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2)本书勾勒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画面,这就是:它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它又用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来剥蚀人的存在,使人成了“片面的人”,成了“阴影”或“幽灵”;[⑦]它已经失去了青春活力,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趋于衰老”的、“从头到脚都肢解了的社会”;[⑧](3)在对当代西方社会病态及其所产生的新型“异化”现象的揭露中弘扬了人的自由、个体性和主体性原则;提出“完全的人”或“整体的人”(即“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人”的合体)作为解决当代西方“人的问题”的根本纲领;[⑨]喊出了“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一西方人学的最强音;(4)本书考察了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段德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莎士比亚   牛顿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09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