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艳平 李伟昉:《裘利斯·凯撒》:“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1-10-02 23: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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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艳平   李伟昉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塑造了四个典型人物:斯多葛主义者勃鲁托斯、伊壁鸠鲁主义者凯歇斯、意志至上者凯撒与诗性哲人安东尼,并在重大历史语境中重构了他们各自的欲望、思维方式、选择、行动及命运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实现了他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的显性问题的隐微书写。这一书写有意识地将不同思维方式固化到四个有着不同体格、性格、德行、政治智慧的典型人物之中,不仅折射出莎士比亚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而且表明他是一个将文学、哲学、政治融为一体进行综合考量的艺术大家,明显流露出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忧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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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研究”专题(主持人:李伟昉)

   主持人语:这里编发的两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裘利斯·凯撒〉:“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和《历史上真实的亨利八世与莎剧中时空错乱的戏说》,分别从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和真实与戏说层面别开生面地探讨了《裘利斯·凯撒》和《亨利八世》的思想蕴涵。前者通过对剧中勃鲁托斯、凯歇斯、凯撒与安东尼四个典型人物的分析和对比,探讨了莎士比亚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理性问题所给出的艺术回答,同时引导读者在互文语境中领悟莎士比亚对相关人物的塑造有别于普鲁塔克《名人传》的精妙之处。后者则通过对亨利八世“六次”婚姻的梳理,较为详细地勾勒了英国历史上这位国王的真实面貌,随之从打乱时间、改变人物关系、改变史实事件、变更地点等角度呈现了莎士比亚基于编戏需要而对相关史实所进行的加工与重构,使其戏剧化为一个整体,从而揭示了当时宫廷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内幕。

   (李伟昉,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首席专家)

   “诗与哲学之争”是西方历史上历久弥新的问题,自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诗人与哲人拉开争论的序幕后,这一问题就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其焦点在于诗人与哲人究竟谁更具有智慧,诗与哲学孰优孰劣、二者是否融通。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哲学表现出的霸权使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倾向于哲学,诗成为众矢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认识方面,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锡德尼和哲学家培根都曾公开发表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和哈罗德·布鲁姆眼中“仍将继续重新占据西方经典的中心”①的伟大诗人与戏剧家,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的显性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莎士比亚并未公开发表过相关言论,但“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常识依然认为诗人的作用是制造快乐,而伟大诗人的作用是通过快乐教诲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美”②。科勒律治也曾说:“任何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除非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③可见,莎士比亚是诗人眼中的哲学家,哲学家眼中的诗人,兼具诗人和哲人的双重身份。此外,美国政治理论教授亚瑟·梅尔泽的实证性研究表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哲人与文学、政治和宗教作家们都有隐微交流与隐微写作的惯例。④安娜贝尔·帕特森也认为,若要恰如其分地理解16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文学,就要采用她所创建的“审查阐释学”。⑤该学说提醒读者,为躲避审查,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总是会求助于某种隐微的写作习惯。根据格林布拉特的研究,莎士比亚终其一生都是受制于君主的臣民,生活在言论和出版物均受到监管的严格的等级社会之中。⑥据此,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必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活动隐微式地阐释时代的显性话题——诗与哲学的关系,表达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思考。

   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重构凯撒遇刺身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表面上,他是在讲述具有不同政治诉求的共和派和民主派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实际上却是在书写两派代表人物思维方式间的差异与较量。本文拟对《裘利斯·凯撒》中两派代表人物的思维方式与其行动结果间的关系予以分类分析,试图探讨莎士比亚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上的立场和见解,并借此对该剧进行深入的隐微式解读,挖掘其中的丰富意蕴,为学界的进一步探究抛砖引玉。

   一、共和派代表性人物的“诗”与“哲学”之争

   莎翁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有着鲜活、饱满、圆润、丰富而复杂的多面性的典型。雨果认为:“一个典型并不重新再现任何个别的人。他不会完全与某个个人相重叠。他是在人的形态下概括和集中一群性格和一群人物。一个典型不会去‘缩写’别的人物,它是在浓缩。它不是一个,而是全体。”⑦在《裘利斯·凯撒》中,莎士比亚塑造了四个典型人物。其中,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属于共和派代表人物,而凯撒和安东尼则是民主派代表人物。两派代表人物在社会身份与政治地位方面与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记载相吻合,然而,莎士比亚别具匠心地将这四个典型人物放置在“罗马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共和国的高峰和帝国的门槛”⑧。莎士比亚运用天才的想象力在重大历史语境中重构他们的欲望、思维方式、选择、行动及命运间的复杂关系。正是通过具有诗性思维的人物与具有哲性思维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较量,莎士比亚实现了他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间接传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期盼。

   勃鲁托斯和凯歇斯打着“共和”的旗号刺杀凯撒,他们行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们的个体生命及国家命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织呢?

   (一)勃鲁托斯:斯多葛主义者

   在《裘利斯·凯撒》中,勃鲁托斯是追求自由的贵族和元老院德高望重的一员,是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他的斯多葛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勃鲁托斯参与刺杀凯撒活动的行为动机源自其自然法神圣不可动摇以及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莎士比亚对勃鲁托斯和凯撒的关系未作过多说明,只是借第一幕第二场凯歇斯的独白“凯撒很不喜欢我;可是他很喜欢勃鲁托斯”⑨及凯撒遇刺倒地前那句“勃鲁托斯,你也在内”的著名台词,来暗示二人关系的非同寻常。这让观众或读者对其亲密关系不免心生好奇又不乏困惑。普鲁塔克对相关历史场景的描述或许有助于揭开真相:勃鲁托斯曾是庞培派的一员,凯撒战败庞培后,勃鲁托斯成为俘虏,凯撒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宽恕他的行为,同时对他非常礼遇,“把他看成自己最受尊敬的朋友”⑩;在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竞选市政法务官时,凯撒力挺勃鲁托斯,对他的幕僚说道:“虽然卡休斯具备更好的条件,我们还是要让布鲁特斯出任首席法务官。”(11)显然,凯撒对勃鲁托斯恩重如山。勃鲁托斯秉承斯多葛派哲学主张,一切以理性为行动圭臬。虽然在参与谋杀活动前,他有过激烈的内心挣扎,但捍卫罗马人的自由,维护罗马的神圣律法和既定的共和秩序的理念不允许他犹豫不决,也是他依然决然行动背后坚不可摧的主要动力。当然,勃鲁托斯的动机并非纯粹高尚,没有任何私欲。这也解释了凯歇斯为何能够成功说服他参与谋杀事件。因为凯歇斯深知,勃鲁托斯内心深处渴望荣誉,正如其本人所言,“倘然那是对大众有利的事,那么让我的一只眼睛看见光荣,另一只眼睛看见死亡,我也会不偏不倚地正视着两者;因为我喜爱光荣的名字,甚于恐惧死亡”(12)。凯歇斯极尽奉承之能事,把勃鲁托斯抬高到和凯撒一样的高度,他说:“把两个名字写在一起,您的名字并不比他的难看;放在嘴上念起来,它也一样顺口;称起重量来,它们是一样的重,正像凯撒,它们呼神唤鬼,勃鲁托斯也可以同样感动幽灵,正像凯撒一样。”(13)勃鲁托斯自然无法拒绝凯歇斯的谄媚,因为凯歇斯正道出了他欲与凯撒平起平坐的心声。可见,勃鲁托斯正是在捍卫自然法和追求平等的双轮驱动下,才萌生了刺杀凯撒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邪恶想法。

   第二,作为“道德圣徒”的勃鲁托斯,信奉理性至上思想。在刺杀凯撒后,他想当然同意会见安东尼,并坦言“我知道我们可以跟他(安东尼)做朋友的”(14)。尽管凯歇斯表达了自己的隐忧“可是我对他(安东尼)总觉得很不放心。我所疑虑的事情,往往会成为事实”(15),但是勃鲁托斯不仅保全了安东尼的性命,而且允许其为凯撒捡尸,甚至允许其为凯撒举行追悼仪式。这一切皆缘于他斯多葛式的理性:如果能够除去凯撒精神,就不必杀死凯撒;既然凯撒肉体已亡,凯撒精神也会随之消失;“王”已亡,包括安东尼在内的“王”的左膀右臂就不可能对其行动造成任何威胁。事实上,正是他过于理性的判断,使得以他为首的共和派的政治行动由利好形势陡转直下,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他和凯歇斯也一道命丧天涯。观众或读者不禁要问,勃鲁托斯为什么在刺杀凯撒后愈加坚守“理性的正义”?普鲁塔克的作品似乎又一次为我们拨云见日。原来,勃鲁托斯认为,如果在外表上让人看出他们忽略对正义的坚持,就无法逃脱刑责,只能听任凯撒的朋友给予他们不公正的惩处。(16)可见,勃鲁托斯以“正义”为名的行为背后,是其理性主导一切的思想。其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正义,不如说是出于理性,因为正义是虚,理性是实。

   值得注意的是,莎翁笔下的勃鲁托斯与普鲁塔克笔下的勃鲁托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普鲁塔克笔下,勃鲁托斯虽被划归为“弑君杀父者”行列,但其个性善良、气质严肃而不乏温和。“虽然他用阴谋暗算的手段对付凯撒,那些仇敌看到整个事件发生以后,有的地方还能讲究荣誉和恕道,全部归之于布鲁特斯的善意,就把野蛮和残酷的行为算在卡休斯的头上。”(17)此外,普鲁塔克借助对凯撒生前种种行为表现的描述,暗示勃鲁托斯谋杀凯撒不无道理。显然,普鲁塔克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勃鲁托斯的谋杀罪行予以开脱,但莎士比亚却剥夺了勃鲁托斯刺杀凯撒的任何实质性理由。勃鲁托斯多次提到罗马人民可能遭受的暴行和奴役,并为此表示担忧,但却提供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莎士比亚在第二幕第一场借助勃鲁托斯的自言自语表明其谋杀行为的非正当性。“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18),而是担心凯撒的权力再扩大,会后患无穷;甚至在第三幕第二场勃鲁托斯向人民解释谋杀凯撒的原因时,还在强调“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19)。可见,在勃鲁托斯看来,似乎凯撒一旦称王,罗马就会失去自由,罗马人民就会处于受奴役的状态。换言之,勃鲁托斯是在竭力捍卫共和的形式,而非真正谴责帝王行为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他不反对披着共和外衣的帝制。于是,出于对没有暴行的“暴君”的恐惧与隐忧,勃鲁托斯下定决心参与谋杀。

   作为元老院德高望重的一员,勃鲁托斯本应发挥国家护卫者的重大作用,却因过度的理性产生“弑君”的念头,并与品性欠佳的凯歇斯为伍,共同策划并参与为人不齿的谋杀行动。同样,过度的理性,使之政治经验匮乏,对实际政治局势缺乏精准判断,以致军事决策出现重大失误,不仅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使罗马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与动荡之中。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还将勃鲁托斯与“愁云密布”的脸、“易失眠”的体质以及面对鲍西亚之死而无动于衷的“无情”性格联系在一起。莎士比亚似乎以此暗示他对勃鲁托斯一类国家护卫者的微词,表达自己对没有经过审判和定罪的司法程序,就擅自杀害凯撒的盲动冒进行为的不满。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对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共和派的政治理念予以质疑:共和制一定可以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平等么?以“王”为象征的帝制一定意味着人民受到束缚与奴役么?

   (二)凯歇斯:伊壁鸠鲁主义者

如果说勃鲁托斯是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那么凯歇斯则堪称十足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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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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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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