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试论霍布斯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联

——《论物体》汉译者序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20-10-28 18: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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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 (进入专栏)  

   作者按:霍布斯《论物体》的中译本201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据责任编辑李学梅女士讲,承蒙读者厚爱,该译著面世后不久,即差不多售罄。鉴此,商务印书馆于2020年5月又将其纳入“汉译世界学名著丛书”推出了新的版本。为了答谢读者和商务印书馆,兹发表我于2015年3月为译著《论物体》所写的另一个“序”。这一个序比刊于译著《论物体》中的那一个序不仅长出许多,而且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之间在内容上的区别只要看看它们所包含的各节的标题就一目了然了。刊在译著《论物体》中的那个序的各节的标题为:(1)《论物体》的酝酿与写作;(2)《论物体》的基本内容;(3)《论物体》的逻辑框架;(4)《论物体》在霍布斯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5)《论物体》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而现在发表的这个序所包含的各节的标题为:(1)霍布斯的悲喜剧:霍布斯热与霍布斯政治哲学热;(2)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历史地位:“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3)霍布斯的哲学观:两类物体,两种哲学;(4)霍布斯的逻辑学与语言哲学:“理性之光”;(5)霍布斯哲学的第一根据:物体本身;(6)霍布斯的几何学:物体的运动或空间的扩展;(7)霍布斯的物理学:感性性质与星辰运动;(8)霍布斯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关联:从《利维坦》到《论物体》。相信读者不难看出我写的这两个“序”之间的主要区别。而且,这两个序之间的这样一种区别,恰好能够为读者提供出理解霍布斯《论物体》的不同视角,从而有助于读者对本译著作出更全面又更深刻的理解。

  

   一、霍布斯的悲喜剧:霍布斯热与霍布斯政治哲学热

  

   在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说,霍布斯的哲学上演了一出悲喜剧。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在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家中,霍布斯(1588—1679)一直是一个比较受中国学者冷遇的人物。例如,早在19世纪70年代,我国洋务派思想家王韬(1828—1897)就在《英人倍根》[①]一文中将培根的“务在实事求是”的“格物穷理新法”(即培根在《新工具》中所倡导的经验归纳法)称作西方科学“后二百五年之洪范”,强调“西国谈格物致知之学者,咸奉其书为指归”,西方各国科学所以“蒸蒸日上”,无不是“勤察事物,购求其理,祖倍根之说,参悟而出”。[②]再如,至20世纪30年代,洛克的代表作《人类理解论》不仅有王国维的节译本,而且还有邓均吾和关其桐的全译本。[③]休谟的代表作《人类理解研究》也相继出了两个译本。一个是由伍建光译出的由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的《人之悟性论》,另一个则由关其桐译出、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而巴克莱的《哲学对话篇》、《视觉新论》和《人类知识原理》也由关其桐译出,分别于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④]霍布斯的著作,则只有《利维坦》一书,由朱敏章译出,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在我国学者对英国经验主义的研究中,霍布斯似乎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1934年,郭本道把自己于1934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阐释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专著命名为《洛克巴克莱休谟》,专谈洛克、巴克莱和休谟这三个英国哲学家;[⑤]汤用彤在讲授《英国经验主义》这门课程时,也明白无误地宣称:他所谓“英国经验主义”也就是“指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三个人的哲学”;[⑥]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改观。这一点从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史简编》即可窥见其端倪。《哲学史简编》由洪潜、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朱伯崑编著,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在哲学史领域的一部权威性著作。尽管一如作者在该著《绪论》中所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就是全部哲学发展历史的基本内容”,[⑦]尽管恩格斯有“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的褒扬,[⑧]但霍布斯在其中的篇幅依然既小于在他前面的其哲学“充满神学不彻底性”的培根,也小于在他身后的其认识论中含有“唯心主义成分”的洛克、“作为西欧现代主观唯心主义主要创立人”的巴克莱和“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代表”休谟。[⑨]

   但至上个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不仅霍布斯的《利维坦》被重译了出来,而且,霍布斯的其他著作,如《论公民》、《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法律要义:自然法与民约法》等也相继翻译了过来。[⑩]尤其是《利维坦》,不仅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的黎思复和黎廷弼的译本(1985年),而且此后还相继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胜军和胡婷婷的译本(2007年)、北京出版社的吕克峰的译本(2008年),华夏出版社的赵雪纲的译本(200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张妍和赵闻道的译本(2011年)等4个译本。[11]此外,霍布斯的《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在同一年(2006年)竟由上海市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两个译本。[12]这样一种情况,在我国的翻译界至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学者不仅翻译出版了霍布斯的原著,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美国霍布斯专家列奥·斯特劳斯和小詹姆斯·R.斯托纳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霍布斯的宗教批判:论理解启蒙》与《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英国霍布斯专家昆廷·斯金纳的《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和《霍布斯与共和主义的自由》,德国霍布斯专家施米特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爱尔兰霍布斯专家菲利普·佩蒂特的《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美国学者马歇尔·米斯纳和A.P.马丁尼奇的《霍布斯》和《霍布斯传》也都译介了过来。[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学者不仅翻译出版了霍布斯的原著和西方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而且还发表了9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霍布斯的专著和论文集。它们是:巴发中的《霍布斯及其哲学》(1997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霍布斯的修辞》(2008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200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汪栋的《霍布斯公民科学的宪法原理》(2010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王军伟的《霍布斯政治思想研究》(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艾克文的《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2010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孔新峰的《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黄其松的《和平与得救:<利维坦>的两面》(201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刘科的《霍布斯道德哲学中的权利》(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霍布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总体上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从1980年至1999年这20年间,我国学者翻译和著述的有关霍布斯的著作只有2部(其中一部为译著,一部为专著);从2000年至2004年,我国学者翻译和著述的有关霍布斯的著作为3部(均为译著);从2005年至2009年,我国学者翻译和著述的有关霍布斯的著作为11部(其中,译著9部,专著1部,论文集1部);而从2010年至2012年这三年,我国学者翻译和著述的有关霍布斯的著作即多达12部(其中译著6部,专著6部)。无论从译著和专著(论文集)的数量看,其加速发展的态势均一目了然。从译著的数量看,从1980年至1999年这20年间,我国学者翻译的著作只有1部;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学者翻译的著作为3部;从2005年至2009年,我国学者翻译的著作为9部;从2010年至2012年,我国学者翻译的著作为6部。从专著(含论文集)的数量看,其加速的态势甚至更为明显:从1980年至2004年这25年间,我国学者只出版了1部;从2005年至2009年这五年间,我国学者出版了两部(含论文集);从2010年至2012年间这三年间,我国学者便出版了6部。

   自1980年起,我国学者不仅著述和出版了有关霍布斯的上述专著,而且还写作和发表了大量论文。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我国学者鲜有写作和发表有关霍布斯学术论文的。据我们所知,很可能只有梁启超和王国维写作的两篇论文在《清议报》和《教育世界》发表过,而且,这还是20世纪初期的事情。[14]但至上个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中国知网》,自1980年到2014年这短短35年间,我国学者竟发表了467篇与霍布斯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而且,这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数字,仅仅包括那些论文题目中有霍布斯及其著作名称的论文,泛泛涉及霍布斯及其思想的论文并未包括在内,如果将后者也计算在内,有关论文的数目要比这大得多。而且,与我国学者在这个时期出版有关译著和专著的情况相仿,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各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从总体上看,也呈递增的态势。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5年之后,这种态势尤为明显。从1980年到1989年,我国学者发表论文约15篇;从1990年到1999年,我国学者发表论文约17篇;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学者发表论文约47篇;从2005年到2009年,我国学者发表论文约181篇;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学者发表论文约207篇。仅仅在2011年这一年,我国学者就发表论文55篇,是1980年至1999年这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总和(即32篇)的1.7倍。而且,自2002年起,我国先后发表了65篇学位论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6篇,硕士学位论文59篇)。这意味着在霍布斯研究方面,我国不仅拥有了素质良好的骨干队伍,而且也已经有了很好的人才储备,从而为我国霍布斯研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有关霍布斯的译著、专著和论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倾向,这就是,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的。例如,在出版的19本译著中,除两本介绍性的小册子(《霍布斯》和《霍布斯传》)和一本关于霍布斯“理性和修辞”的专著外,其余16本全都是关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再如,在我国学者所写的9本有关专著中,有6本是关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有两本突出的也主要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在1980年以来我国学者所发表的467篇论文中,据粗略统计,除其中25篇涉及霍布斯的认识论、逻辑学、机械论、美学和宗教观外,94.6%的论文都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相关。而这就意味着,我国学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霍布斯热,从根本上说,即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热。

  

   二、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历史地位:“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

  

我国学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霍布斯政治哲学热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马克思在谈到“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与其“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的关系时,曾经深刻地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5]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最需要什么呢?这就是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新纪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初创时期(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不仅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法律,初步奠定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动乱期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如不拨乱反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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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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