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1 次 更新时间:2008-10-22 13: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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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蕴茜  

  

  

  内容提要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关键词 合法性 国民党 孙中山 政治象征

  

  

  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目前学者对孙中山逝世后的孙中山崇拜展开了初步研究,潘光哲从宣传角度剖析“国父”形象的形成,李恭忠探讨国民党如何为“再造民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笔者则从时间、仪式双重维度研究总理纪念周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输。①笔者进一步认为,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对于国民党而言,不仅仅出现于孙中山逝世之后,而早在其谋求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时已经开始,并一直贯穿于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一

  

  社会的正常运作依赖于一套权威性的制度、机构和组织以及人们对权威及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认同。权威一方面来源于权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运作的基础,也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而且是不言而喻和必须的”②。一般而言,合法性是通过民众自觉认同与政府说服民众认同而获得。在政治斗争中,一个在野的政党获得合法性尤其重要,而当政权建立之后,它又面临着如何使民众自愿服从、统治长久有效的问题。因此,政权的合法性是权威建立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对此有透彻、精辟的分析,明确指出在国家统治形式中存在着非强制性成分,即“合法性”(legitimacy) 问题,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存在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分,而这种自愿服从一般来源于理想与信仰,暴力统治同样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合法性。这种信仰体系就是说服人们服从统治的思想意识,它为统治的合法提供理论依据。韦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后指出,一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法则(即法律性) 、传统法则与领袖个人具有的非凡魅力基础之上。统治者一般根据上述三种理由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被统治者也同样基于这三种理由来接受他们的统治。③韦伯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革命党及国民党如何通过塑造、独占孙中山政治象征来建立信仰体系,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启迪。

  对于革命党而言,民国建立不久即让权于袁世凯,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法律性基础,而革命党又不可能获得基于传统法则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政治的传统法则是君权神授,革命党人推翻了以此原则为基础的王朝统治模式,不能再因循传统法则获得合法性基础,只能依靠个人权威获得合法性资源。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相对而言孙中山都孚有声望,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当然,孙中山成为权威性政治领袖,是革命党整合党内各派力量的需要,也是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出现权威真空后人们心理失衡的结果。

  民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时期,许多传统观念依旧束缚着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使得领袖人物极易成为魅力型领导。时势造英雄,孙中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虽然韦伯所言的魅力型政治一般是指政治领袖在位或在世时的统治,但是,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仅做了44 天临时大总统,并于1925 年初溘然病逝。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一生的政治领袖,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是巨大的。当时中国处于权威真空状态,这为孙中山成为权威性精神领袖奠定了基础。所谓“权威真空”,是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崇拜与服从出现中断,而新的政治权威尚未确立,从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权威模式向另一种权威模式转换过程中权威支配失衡的反映。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中华民国只是一幅空招牌而已,社会秩序比革命前更为混乱。时人黄远庸曾作过精辟论述:国人对于立宪与共和都曾充满期待,“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仿佛“盛强可立致”。但“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④严重的社会危机与社会败象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人们需要新的权威来代替旧权威,以弥补遽失皇帝所带来的心理恐慌。

  中国是一个传统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权威崇拜盛行的国度,极易形成个人崇拜风习,加之清末民初的特殊政治环境,孙中山自然成为受人景仰与崇拜的权威性人物。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知先觉”论的英雄史观、“知难行易”的哲学观及个人权威意识,进一步加速了“孙中山”政治象征形成的历史进程。孙中山一生主要在中国度过,他无法完全超越中国专制思想土壤深厚的历史语境,所以,从同盟会一直到他辞世,他与追随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塑造权威。由此“, 孙中山”成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

  在所有象征符号中,被神化的领袖人物最具渗透力和感染力,因为权威领袖往往最能表达社会情感、对未来的信念和价值观,能够让人产生敬畏、认同、服膺与崇拜,人们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未来交付与他。因而,政治象征人物具有凝聚、维系群体运作的能量,是社会群体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正如韦伯所言,人们“服从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在相信他的这种魅力的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⑤ ,基于对领袖的信仰而产生的服从性最具持久力。不仅如此,政治象征符号与相关政治话语的重复使用,可以激发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也能够感召、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从而获得民意与合法性。因此,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是政府或政党经常运用的权力技术,它能更为隐蔽而有效地强化其合法性。如果政治象征符号本来就已经在社会成员中具有广泛影响,那么,掌握这一政治象征的政府或政党可以更为便捷地宣传其政治合法性。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化考量,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在孙中山生前及逝世后开始了全面塑造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工程。

  从兴中会开始,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宣传、神化孙中山。1903 年,同盟会成员章士钊成为系统宣传孙中山的始作俑者,他摘录《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内容⑥ ,将其译编成《大革命家孙逸仙》,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章太炎题诗作序。章士钊将孙中山塑造为革命始祖“, 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并用中国民间新领袖出现时神秘主义君权神授的做法,称“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⑦该书出版后,影响甚远“, 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⑧ ,由是掀起推崇景仰孙中山热,该书固然对宣传革命思想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开了崇拜孙中山之先河。此后,革命党人纷纷表达对孙中山的景仰、崇拜之情。“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原文如此——笔者注) ,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⑨黄宗仰称自己对孙中山“仰瞻星斗十年久”,并在为孙中山的赋诗中将孙比作拿破仑与华盛顿,“拿华剑气凌江汉”。⑩陈天华更赞誉孙中山为“中国英雄之英雄”号召人们“崇拜实行民族主义之孙君”。1911 年,为宣扬孙中山的革命事迹, 革命党人又出版由孙中山著述的《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将自己塑造成伟大的英雄。这个时期革命党人的确需要建立统一的权威以整合党内并在社会上扩大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绝对权威得到确立是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开始倡导绝对服从自己,甚至要求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与资格如何深久,均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誓约规定“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一专制做法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但陈其美等人不仅不反对,甚至劝黄兴拥戴、服从孙中山,他说:“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不至于纷歧”,

  因此“, 遵守誓约,服从命令”是“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 在陈其美等追随者的拥戴下,孙中山在革命党内部独一无二的权威建构基本完成。1919 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23 年,国民党扩大宣传,出版《建国演说:孙大元帅建国演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促进党内对孙中山权威的认同。

  为将孙中山影响扩大至全社会,国民党还利用政治仪式进行宣传。1921 年5 月5 日,孙中山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大总统,国民党精心组织隆重的就职典礼。广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政界喜气洋洋,今天政府各部一律放假,以示庆祝”。沿街搭建彩棚,并有放爆竹的汽车环市游行,“全城之人,空巷出现,热闹异常,以致藤轿及人力车,竞不可得。⋯⋯沿途所遇之人,无非急急赶往加入游行队者。⋯⋯此项行列,实为对于孙中山之—种天然诚恳之贡献;参加其间者,至少有7 万人;各界各级,莫不有代表在内” 。盛大的就职典礼与欢庆场面,进一步塑造并展示了孙中山的权威地位。

  1922 年6 月陈炯明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大力宣传孙中山的大无畏精神,并将孙中山确立为正统。当年国民党即出版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此书是蒋介石到粤后,听孙中山自述后而著。 同时,国民党部分重要成员也撰写有关讨袁及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的传记及著述,有李烈钧的《孙大元帅戡乱记》等。这些著述充分反映出国民党在孙中山生前已经确立其为正统并予以神化。正因为如此,部分青年党员早在孙中山生前就公开尊其为“国父”。

  

  二

  

  1925 年3 月12 日,孙中山逝世,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对此,国民党一方面积极利用葬礼塑造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另一方面则垄断这一政治遗产。面对可能出现的规模巨大的哀悼活动,国民党人慎重考虑孙中山葬礼的安排。最初,国民党主张党葬,因为“执政府对于中山,实无颁荣典之权,如欲举行国葬,则当由未来之正式政府举行,否则当由民党举行党葬”。但考虑到“国民方面悼念中山有功于民国,可用国民葬与党葬同时举行”。虽然北京政府颁布了孙中山国葬令,新闻界曾说“中山国葬,征得民党同意”,然而,国民党最后回避“国葬”,而决定由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分别组织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并议定在南京陵墓修好之前在北京停梓。国民党对孙中山葬礼的安排,固然是因为要将孙中山区别于其他能够享用国葬的人士,突出其政治地位,但更深的用意在于掌握这一政治象征的独占权。其实不仅国民党中央这样定位孙中山,一般党员也同样认为孙中山是国民党独占的精神领袖,少数党员甚至认为孙中山家属为其在协和举行基督教葬仪“, 是对孙中山的玷污”,声称将捣毁教堂。为进一步独占并强化“孙中山”符号的象征意义,国民党全面提升孙中山的地位。

  首先,从中央到各分支机构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贡献。3 月12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通告中尊孙中山为导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14 日,北京治丧处代表李烈钧称孙中山为“世界之列宁”,称颂他“为国驰驱,垂数十年,改造建设⋯⋯孙公造福民国,事已不朽”。23 日,在京国民党员1000 多人在中央公园公祭孙中山,祭文高度评价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并表示全体党员将“奉总理遗教以为则⋯⋯以此救国,以此救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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