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17-12-19 00:07:03

进入专题: 殖民主义   集体记忆   民族主义  

陈蕴茜  

  

【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进一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自己在建造公园时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强调教育功能,从公园名称、空间布局和建筑到公园功能都体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公园问题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

   【关 键 词】近代公园/殖民主义/集体记忆/民族主义

  

   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研究的主题,因为它与普通大众的历史关系密切,而大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所以,关注大众生活史的研究更能从深隐层面揭示政治势力的实际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传统近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主权、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它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1]殖民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对于大众而言更实际、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对殖民主义切实的体验与反弹,从而建构起全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海内外公共空间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新热点,近代公园问题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史明正的《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区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较早开始研究公园与城市空间及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以后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广州、成都公园的兴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园里的社会冲突。[2]这些研究将过去学界所忽略的公园这一“场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史中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实际上,公园不仅仅与公共空间有关,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心态联系紧密,它曾经是殖民主义空间向中国渗透的重要象征与渠道,对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产生过强大的冲击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在这方面仅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一文对租界花园的格局及园林小品进行了简要分析,[3]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问题,中国、美国学者曾进行过热烈讨论,但主要围绕外滩公园门口污辱中国人的木牌是否真实存在而展开,[4]对于其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却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全面考察近代租界公园的引入与华人公园的发展,透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撞击及中国民族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

   一、租界公园的殖民主义空间复制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势力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属地,并将西方市政建设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国,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工业化后,英法等国为缓解工业化大生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5]当时称“公家花园”。又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一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6]

   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源地,大量外侨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侵入而移居上海,在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的《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国花园”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空间。英国人最早建立的外滩公园位于“英界虹口大桥沿江一带”,每天“西人挚眷携童游赏。”[8]继外滩公园之后,外国人在沪所建公园增至十多个。[9]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先后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面积达1500多公顷。1880—1938年,英、法、日、德、意、俄等租界先后修建了10座具有各国象征与文化特色的公园。[10]关于公园统计资料保存完整的还有青岛,青岛在历史上曾为德国人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又从德国人手中夺得青岛,因此,青岛尽管城市不大,但租界公园数目较多,据《胶澳志》统计达15个之多。[11]上海、天津与青岛三地的近代公园见下表(未标注具体修建年代者,待考):

   外国势力侵华后力图将其引以为傲的公园等所谓“文明”的艺术文化及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因此,只要有外国移民定居之处便会有近代公园出现。俄国人、日本人先后在东北的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起大批公园,如大连的西公园、北公园、电气公园,旅顺的植物园、动物园,哈尔滨的公立公园、极乐村,丹东的镇江山公园。[12]南满铁道会社在其铁路附属地如沈阳、辽阳、铁岭、长春各地,建立各种市政设施,“上下水道、公园、市场、学校、医院、墓地”等一应俱全。[13]此外,外国人还在汉口等地建有各类公园。

   著名社会学家福柯对空间特别关注,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4]殖民主义势力正是通过空间向中国渗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专家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5]公园作为一种人造的空间同样体现历史与自然元素的模塑,折射出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形式的特性。但由于近代租界公园是随殖民主义进入中国的,因此,其独特的空间建构与中国传统园林有着本质区别,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

   西式公园的重要属性之一是公共性、公众性与休闲性,因而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在空间布局上强调视野开阔、舒适明朗,普遍以草地、绿树、花朵、喷泉及西式凉亭为主要景观,迥异于狭小、精巧的中国官家或私家园林。最早的上海“公家花园……细草如茵,落花成阵。芊绵葱翠,一望无垠”,[16]且“遍地栽花,随处设座”,“中央为喷水池及音乐亭”,而法国公园“园址甚广,境颇幽静”。[17]天津最早的法租界海大道花园“地广百数十亩,路径曲折,遍植花木,小桥流水,绿柳浓荫”。[18]这些特征是与西方工业化后空间的发展及人们在被制约后寻求放松、休闲等观念相联系的,所以,一般公园内还建有球场、运动场、游泳池、动物园,天津皇后公园就建有游泳池和儿童运动场,大和公园亦设儿童运动场并饲养小动物。其次,公园布局都带有设计建造者本国的造园风格,如天津意国公园呈圆形,总体布局为规则式,中心建罗马式凉亭,园内有喷水池及花坛,花繁树茂。法国公园同样为圆形,空间布局则为典型的法国规则式,小区由同心圆与辐射状道路分割,设四座园门。园中心建西式八角石亭,亭四周用草坪环抱,南端竖和平女神铜像一尊,右手持剑,剑尖向下,左手握鞘。而大和公园则是典型的日本园林风格。[19]日本在长春建的西公园除总体格局上具日本风格外,在建筑上亦追求日本式样,园内供游人坐赏湖景乘凉的凉亭就是日本式方亭。[20]当然,也有极个别的租界公园具有中国园林风格,如上海“丽虹园在佘山路,洋商利得利建。亭台楼阁,悉仿中国古制”,[21]还有的公园中有仿中国建筑,如天津的维多利亚公园,但绝大多数外国在华公园均按其本国公园风格建造。不仅如此,有的公园甚至在植物种植上也体现出象征意义,最初均从殖民母国引进花草,如最早的公家花园的“奇花异卉,大都来自欧洲。紫姹红嫣,名色各异。不特目所未见,耳所未闻”。[22]日本更为典型,将其国花——樱花移植到中国的公园。青岛的旭公园(后改为第一公园)有一条通往纪念日本阵亡士兵“忠魂碑”的路,两侧遍栽日本樱花,因此,樱花成为该公园的主要植物,也成为该公园的象征,当时的青岛人称旭公园为樱花公园。[23]丹东镇江山公园也栽种着从日本奈良吉野山寄来的樱花树木1000株。[24]这样的空间布局与植物种植显然是要将其母国的公园移植过来,并复制其母国文化以达到空间的殖民主义化。

   在公园的空间构成中,除布局与植物外,建筑也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构成公园空间的核心。福柯曾说,“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问题’”。[25]殖民者在公园中建造代表其文化意象和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更直接地传达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炫耀其武力、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这在最初上海的租界公园中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到后期日本的做法更令中国人发指。1880年英国人在外滩苏州路及外摆渡桥入口处建立纪念碑,纪念导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定《中英烟台条约》的英人马加礼(今译马嘉理),该碑于1907年移入外滩公园。[26]天津英国公园内则建戈登堂。[27]日本在中国所建公园内修建纪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战功。1906年,为纪念镇压义和团而战亡的日本官兵,日本人在大和公园内竖立“北清事变忠魂碑”,后增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灵位,门口有日本兵守卫,日本人过此均虔诚敬礼,中国人则不许靠近。日本人还在春秋两季到神杜祭祀,日本在津军政要人均参加仪式,极为隆重,神社成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28]实际上,日本每占领一地均建神社、纳骨堂等建筑物,如大连东公园内建有“表忠碑”,纪念日俄战争在海城阵亡者,“每届四月十日,日人举行招魂大祭于此。”[29]青岛太平山会前公园内也有日人修建的纳骨堂,奉祀青岛战役者的日本士兵遗骨。[30]日本人又在丹东镇江山公园内建“忠魂碑”,并将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将士1095人的骨灰集于临济寺,随后建起神社、八幡宫等,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31]到抗战时期,日本的做法进一步升级。1940年,日本在长春西公园入口处,竖立一座象征日本“皇军南进”的武人铜像——日俄战争中立有显赫功勋的儿玉源太郎大将铜像。儿玉头戴法式圆柱军帽,身着日俄战争时军服,腰佩长刀,肩披斗蓬,骑马向南,并举手侧脸向东(园林正门方向)致礼的姿态。这座铜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傲慢与蛮横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公园也由此更名为儿玉公园。[32]抗战时期,日本人不仅在公园建立侵略者纪念物,有的甚至将整个公园改建为神社,并要求中国人表示敬意。据人们回忆,日本人在攻入广东佛山后一度进驻中山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一座“靖国神社”;[33]广州永汉公园则“被日本侵略者改建为供祭侵华日军亡灵的‘神社’,在里面设有‘神亭’、‘神龛’等,人人走过都要低头‘致敬’”。[34]这些建筑物显然在传达殖民主义信息,中国人对此深有感触,“帝国主义者掠人之地犹建大兵头花园,立其掠夺者之铜像以自豪”,[35]这使中国人感到耻辱与愤慨。

构成公园空间的“历史因素”,最突出体现在同一建筑物上所表达的政治内涵不断改变。1897年11月,德国侵占青岛后,为纪念其殖民主义政策的胜利而在一个小游园内建立“胜利纪念塔”。塔为六面体形,正面铜片上刻着占领青岛的德国军队首领肖像,其他几片则镌刻着占领年月等。第一次大战后,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取青岛,占领后日本揭去纪念塔上的铜片,保留原塔未动,作为日本战胜德国的纪念塔。1922年,中国赎回青岛,原塔仍保留未动,只是在塔的正面镶了一块铜片,上书“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收青岛纪念”,作为中国接收纪念塔。1937年冬,日本再占青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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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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