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法国大革命的新阐释——读《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3 次 更新时间:2008-10-21 15: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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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 (进入专栏)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一起政治事件能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史学界的普遍青睐。也惟其如此,一个当代史学工作者若想在法国大革命这个高手如林的课题上,哪怕是稍微前进一步,也需要相当深厚的史学功底。也可以换句话说,似乎在这个领域可挖的潜力不多。然而,高毅著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风格》)一书,对法国大革命的新阐释,却令人不得不对中国史学界在这个领域的潜力进行重新估计。

  

  一 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风格》是周谷城、田汝康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包括引言、绪论、第一编“决裂——在传统中挣扎”、第二编“祖国在危急中”、结语和后记六个部分。它的主旨,如作者所说,是在于通过论述和剖析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状况,来“揭示近代法国政治动荡和法兰西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文化心态根源”,并从中对法兰西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进行透视。此外,该书还有一项远非一般的目标,就是“探寻革命运动、政治动乱的一般规律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其立意之清新,非同凡响!

  《风格》一书各部分的大致内容可概述如下:

  “引言”着重指出了法兰西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历史传统渊源和心态根源,强调了“决裂”意识对法兰西民族性格(即既富于理性又富于激情的矛盾性格)和法兰西内战式政治风格的内在规定性或制约性。

  “绪论:关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扼要交待和阐释了“政治文化与历史学”、“心态史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关系以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况”,既强调指出了从政治文化和心态史层面研究法国大革命对于深化法国大革命史乃至整个法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又以“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误区”为题,从“政治文化无非是受社会总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的观点出发,对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F.孚雷和D.李舍提出的一笔抹煞阶级分析法和大众文化的“精英革命论”和“革命侧滑论”提出了批评。

  第一编“决裂——在传统中挣扎”含“宪法的窘迫”、“代议制的困境”和“平等的幻梦”三章,着重从精英文化层面、传统与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历史关联和历史冲突,来阐释作为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最重要特征的“决裂”信念的多层意涵、内在实质和多重影响,说明法国革命人士所谓同旧传统的完全决裂实乃一种在旧传统中的挣扎,从而对法国大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开始,以接受君主专制告终这一历史怪圈,作出了令人折服的政治文化学的解释。

  第二编“祖国在危急中”含“吉凶未卜的革命”、“为民族‘再生’而战”、“革命的宗教礼仪化”、“谣言的泛滥”和“革命政治的公开性”五章,着重从大众文化层面阐释由“决裂”意识派生出来的革命意识和危机意识,提出了革命是“矛盾的综合”的概念,提出、论述并强调了大革命时期政治被理想化、彼岸化、宗教化、道德伦理化的一般趋势和基本表征,并从心态史学角度阐述和论证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的公开性原则同专制独裁的再生以及雅各宾派衰亡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辩证联系。

  “结语:群众现象与法兰西内战式政治风格的形成”从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两支亚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历史关联人手,首先着力阐释了由决裂意识和危机意识规定和制约的大革命时代的群众现象的基本特征,继而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与理性精神结伴而行的非理性特征,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内战式政治风格,并强调指出了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对于理解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风格乃至整个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传统重要性。

  作者在“后记”中突出地强调了“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的“顽强的延续力”;指出它注定要长期影响后来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活;对它的理性思考,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各种革命现象。

  中国著名法国史专家张芝联先生在谈到《风格》一书时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说它“堪称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看来,之所以“不可多得”,就在于在这样一个被成千上百位中外历史学家重复阐述过的老题目上,作者采用新方法,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开辟了研究和思考的新径”,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中国过去在法国革命史学中,常常满足于说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群众的先锋推动作用,革命领导者的更替和革命的阶段性,雅各宾专政的必要性、彻底性、局限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对的,但是有所不足,或者说有点一般化、简单化。究其

  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没有抓住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即法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第二,没有分层次地对各种革命现象与行为进行剖析,区别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并揭示他们的分合规律;第三.没有把影响革命进展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那些中介因素,全都挖掘出来,从而更细致地、具体地说明革命成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风格》一书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由于它注意到我们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而努力加以改进。

  

  二 崭新的致思角度

  

  《风格》一书在法国大革命史学研究领域所实现的突破和超越,首先在于作者把“政治文化”概念比较成功地引进了这一领域,对这一传统课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文化学和心态史学的思考和阐释。它之“不落窠臼”,开辟了“研究和思考的新径”,正在于此。

  这种致思角度之新颖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适值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正是这一国情使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反响姗姗来迟。但是,无论如何,从王韬(1828~1897年)1871年写出第一部法国史《法国志略》起,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可以说就已经肇始了。我们可以把这百余年间中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大体划分为四个既渐次递进又相互衔接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至五四时期,这是一个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一起单质的政治事件的阶段,一个基本上属于“从政论中看史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这是一个随着外国大革命史学文献的译介及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把群众概念和民族概念逐步引进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阶段,是中国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工作真正肇始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一个努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经济的、社会的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开始对之进行系统的中长时段研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虽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由于受原苏联史学研究模式的束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工作中一般化、公式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十分突出。第四个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这既是一个拨乱反正、注意引进国外最新史学方法的阶段,又是一个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百花盛开然而令人瞩目的“成果”尚不多见的阶段。总的说来,百余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不断在进步,但毋庸讳言的是,至今尚未深入到“政治文化”的层面,对法国大革命史作一番较为系统周密的思考和研究。不仅如此,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外国史学界还有人批评“把心理学运用到历史学”是“反科学的”。由此也可反证《风格》一书确是一个“大胆尝试”。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风格》一书的致思角度即便在国际“大革命”史学界也属“新潮”。诚然,在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起步较早,而且从19世纪上半叶起就已涌现了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史学大家,如米涅、密什勒、托克维尔、基内、滕内、奥拉尔、马迪厄、饶勒斯、亚克吞等。但是即使这些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也基本上滞留在经济或社会结构的层面。虽说像基内、滕内、奥拉尔及勒邦等一类史学家亦已开始注意从“政治理想”、“群众心理”和文化等层面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但却都未达到“政治文化学”和“心态史学”的理论高度。这也难怪,因为事实上,从“政治文化学”和“心态史学”角度审视、研究和阐释法国大革命史,直到本世纪80年代才为“年鉴一新史学学派”所尝试。甚至连“政治文化”这一当代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从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首次运用时算起,迄今才不过30多年。而“心态史学”概念的问世就更晚了。

  诚然,《风格》一书的作者并不一味拒斥传统的研究方法。例如,他也非常注意对大革命事件作阶级的分析,注意把这一事件放进18世纪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历史运动中予以考察,不否认资产阶级精英人物在这一事件中的巨大作用等等。但是,作者在承认传统研究方法之合理性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却致力于推陈出新,把着眼点放在对法国大革命史作“政治文化学”和“心态史学”的考察上,从而实现了思考和阐释法国大革命史角度的根本转向,为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展示了新的前景。

  首先,这样一种致思角度有助于我们紧紧抓住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人们常常说1789年的法国革命较之1648年的英国革命更为坚决、激烈和彻底。这无疑是对的。然而,为什么前者会比后者来得坚决、激烈和彻底呢?“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而“在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①]。马克思在这里一语道破了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法兰西民族的强烈的近乎宗教狂热的“政治参与意识”,没有“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的t。无限的革命热情”[②],要把革命步步推向前进,直至‘‘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③],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想准确、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民族特征,就不能不对法兰西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对法兰西民族的政治参与意识作一番考察。

  其次,这样一种致思角度有助于挖掘影响革命进展的诸多中介因素,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全方位的、“立体”的考察和阐释。依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一个社会系统总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心理(感情和幻想等)、意识形态(思想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样几个要素组成的。在先前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从18世纪法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考察和阐释。这些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却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的研究和阐释,忽略了“社会心理”这一构成18世纪法国社会系统的极其重要的中介环节,势必使一部完整的大革命史变成一部比较抽象的、缺乏生机和支离破碎的事件史。马克思在谈到基于不同所有制形式及社会生存条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构成”时,曾列举出“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这样几个要素[④]。有谁能否认“情感”甚至“幻想”曾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酵素呢?如果广大的法国工人农民没有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幻想”,他会有那么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高昂的革命热情吗?如果整个第三等级,包括雅各宾派的一些精英人物不抱有这样那样的“幻想”,法国大革命在1793年和1794年还能够采取那样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即“平民方式”吗?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在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却没有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地位,从它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予以系统地考察和阐释。《风格》一书之所以成功,正在于作者除注意到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外,还特别注意挖掘和阐释法国革命者的“情感”和“幻想”;在于对大革命参加者的决裂意识、危机意识、阴谋忧患、谣言轻信症做了一番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因而比单质的经济分析或阶级分析显得更生动、更具说服力。

  再次,这种致思角度也有助于我们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对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短时段与长时段的关系作出辩证的理解和处理。在近200年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割裂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短时段与长时段的联系,结果自然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终久不能对法国大革命作出令人满意的、辩证的理解和阐释。例如,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侧重于法国大革命的精英文化层面和理性因素,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则过分地渲染了它的群众文化层面和非理性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法国大革命,就较易于对法国大革命史中这些相辅相成的方面作出辩证的分析。确如《风格》一书的作者所说,“政治文化”这个用语本身似乎就很好地体现了短时段与长时段或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的辩证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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