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告别1789——革命的激情与审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 次 更新时间:2019-11-03 00: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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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受访者=崇明  采写=朱天元

   来源=2019年10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的开端始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仿佛是启蒙观念在现实世界的一场降临,作为政治民族的法兰西人民怀着道德热情和对于一切不公不义的仇恨将欧洲推进了新的纪元。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对这场革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而他最后的结论却是“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会成功或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黑格尔则认为法国大革命使理性的人第一次站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两位人类精神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论断也成为后世对作为一场政治神话存在的法国大革命评价分水岭。

   作为政治神话与意识形态的大革命常常成为现实政治的旗帜,每当社会秩序面临未知的挑战有一丝颤抖与不安,新的雅阁宾派、山岳派、吉伦特派便纷纷登场。当人民认为旧秩序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革命的激情与壮丽的集体意志鼓舞人们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当人民热情褪去开始怀念秩序并反思革命带来的破坏的时候,革命的言辞和其背后的道德力量开始变得乏味、落伍。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对于大革命的研究的聚讼不已也体现了这一点,米涅与梯也尔关于大革命的研究使蒙尘的大革命重新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米什莱真诚地为大革命辩护,使其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光泽,诗人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则期待用“没有暴力,没有断头机”的方式完成大革命未竟的事业。饱经战火和法西斯之苦的弗朗索瓦·孚雷则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深深嵌入大革命与二十世纪的政治灾难之中,质疑并反思左派史学下大革命的进步性。

   列宁曾说道“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后进者,二十世纪所有后发国家的转型与革命之路,似乎都可以视作法国大革命的翻版,而中国近代历史也概莫能外。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赞颂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欧洲诸国的重要意义,在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胜利、狂飙与反思之后的七十年,朱学勤则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认为唯理主义的革命背后并不能带来期许的人的解放,启蒙观念背后的“人的觉醒”常常是恐怖与鲜血的渊薮。法国大革命鲜明的民族性、大众政治的动员能力以及强势的革命话语同样也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大革命之后对于道德力量的重建以及公民价值的确认,对于“救亡压倒启蒙”之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公共空间也有着遥远的回响。

   作为新一代法国近代史与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崇明关注的是“法国如何从漫长的集权和革命传统中走出并建立相对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在他的博士论文《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中他思考的是作为现代思想家的托克维尔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如何展开对于现代政治的思考,如何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把握政治的激情与审慎的思考之间的平衡。在他的新书《启蒙、革命与自由》中,则对法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观念展开了新的的辨析与反思——作为启蒙思想产物的大革命是如何偏离了启蒙的初衷,革命之后虚无与焦虑的心灵有需要怎样的价值与新的德性?本期《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崇明,请他谈谈他的研究与关怀——旧制度如何在思想与现实中孕育了大革命的种子。

   问=经济观察报

   答=崇明

   1,问:中国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由来已久,90年代以来从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再到高毅先生的《法兰西风格》,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作近代激进启蒙与暴力革命的思想源头,并借此批判欧陆启蒙主义和唯理主义。为什么中国学者会以这样的路径与方向理解法国大革命,其背后蕴含了他们怎样的关怀?

   答: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其激进性著称。这一激进性,表现为一种对政治意志的信仰、乃至崇拜。很多革命者认为,只要诉诸坚定的政治意志进行政治行动,就能够终结旧制度并建立新法国。就其在大革命以来所具备的意义——革命之前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旧制度一词本身一定程度上也是革命者的发明。它虽然在1789年夏天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譬如在某些陈情书当中,但那时主要指的是某些方面的管理制度。革命爆发之后,特别是到了1791年,在那些试图调和革命和君主制的君主派逐渐走向失败之后,旧制度一词被革命者有意识地用来表达他们要推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很多革命者自认为,他们的使命是除旧布新,因此宣称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之前存在的法国社会,是一种落后、反动、黑暗的旧制度,需要被推翻并被他们即将建立的新社会取而代之。与之相应,大革命期间流行再生话语。革命者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让法国获得民族再生,即通过铲除历史使法国人在一块白板之上重新勾画崭新的蓝图。

   这种与历史断裂的观念和话语,是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之前的英国和美国革命都没有的。英国革命是以恢复英国人的古老自由为名发动的革命。美国革命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殖民地没有获得英国人的古老的自由,也就是说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席位,没有代表权。殖民地通过革命与英国断裂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政治共同体,从而获得主权,但并没有试图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彻底断裂。虽然像伍德这样的历史学家指出,美国革命也有其激进性,如追求平等和个体权利等,但这种激进与法国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美国人并没有试图埋葬自己的过去。相反,殖民地的民主实践为美国民主和共和制奠定了基础。

   这种对民族再生的追求与国民/人民主权思想结合,促成了种种激进的、暴力的政治行动,塑造了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文化。与英美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民主权、民族主义等现代政治观念,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唯意志主义的政治文化成为后来很多国家的革命者的效法对象。即使后来的很多现代革命未必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很多思想,但是它们的行动方式和政治文化,都多多少少的表现出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和唯意志主义,甚至更为激进。二十世纪的革命中,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均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均致力于反思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而中国学者在追溯这一激进主义的源头时,很自然地会去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及其影响。

   2,问:法国大革命前的国家建构和行政集权是如何发展的?

   答:从十五世纪到大革命的近代法国史,是君主通过不断强化政治和行政集权建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君主制的功能从司法为主向税收和行政发展。中世纪的王权具有某种神性色彩,在两部关于中世纪王权的名著,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和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中,我们看到这种神性是欧洲国王统治的正当性的基础。不过在封建体制中,中世纪国王真正统治的领土和掌握的权力事实上是有限的。作为神权的某种世俗代表,并且占据最高的社会等级,国王往往被视为正义的化身,能够主持正义,因此司法是中世纪王权的主要职能。但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等级君主制逐步向绝对君主制转变,国王不满足于仅仅成为王国中的第一贵族,而是要取得对王国的实际控制,并不断扩张疆域,提升在欧洲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王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和政府,这就需要国王掌握征税的能力并拥有高效的行政系统。

   在法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état/state)一词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开始使用。这个时期的国家,既指政治共同体的政府或政府形式,也指共同体本身。王室政府就利用这一混淆,逐渐使法国人把政府形式意义上的国家等同为共同体。国王不断摆脱共同体的约束,并把自己的意志加给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政治需要成员的共同商议和决定,而在国家中,政治则被等同为政府的决策。1576年,三分之二的农村还参与三级会议的最初级的选举;到了1614年,三级会议就停开了,一直到了1789年才再度召开。虽然从1302年三级会议第一次召开时起,它的功能多数时候是咨询性的,也就是把王国的需要反映给国王,但它有些时候在征税方面能够对国王进行约束。事实上,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主要原因就是征税。16世纪,三级会议试图使它的同意成为国王征收新税的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国王逐渐取得了完全依据自己的权威征税,而不需要得到三级会议或其他机构同意的权力。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多数时期,国王设立了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等直接税和其他间接税。这些税收需要在高等法院登记才能生效,但是高等法院通常都会服从国王,直到1787年高等法院拒绝登记路易十六进行税收财政改革的法令,结果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从而引发了革命。

   美国历史学者James Collins认为,1695年国王路易十四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征收人头税(除了国王之外所有人都要缴纳),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可以说,这标志着君主制国家在法国进一步摆脱了共同体的约束,或者说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国家取代了共同体。Collins指出,1614年,共同体(république)逐渐淡出了法国的政治话语,国家以及国家理性则频繁出现于法国的政治话语当中;在共同体中,政治要求公共辩论,而国家和国家理性维度的政治往往拒绝公开性,甚至要求隐藏和秘密。从1620年到1770年,法国国家缺乏关于政治的公共辩论。

   十七世纪以来特别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的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不断强化。虽然贵族仍然试图恢复法国政治的共同体特征,譬如费奈隆、圣西门希望,在路易十四死后重新召开三级会议,但均未能成功。不过,由于这些残余的共同体和贵族制因素的存在,法国在1789年之前也没有能建立绝对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国家和行政集权确实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法国政治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崇尚集权和国家主义的色彩。

   早期现代的法国国家有三个功能:(1)颁布和执行法律(2)组织战争(3)征税。济贫、教育、交通这些功能,并不由国家承担,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国家开始承担这些功能;而民众也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这些职能。政府有济贫义务的观念,在十八世纪更为明确。在警察事务上,民众也倾向于向政府求助。路易十五时期,总督到各地调查土地和财产,确定税率,而非依赖村庄的决定。事实上,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总督在行政管理、维持治安、发展生产、控制舆论、救济贫民的治理(police)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和职责,比如他负责监督制造业生产、推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建设公共工程。随着中央集权的深入,地方性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逐渐萎缩,民众不得不依靠国家行政来解决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由此逐渐形成了对集权和国家的依赖。

   3,问: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认为,法国对于“民族”概念是由英格兰舶来的,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内含是“自由理性人的集合”,而法国则向着抽象与神圣化的方向发展,最终演化为一种超人的集体人格。为什么两国“民族”概念的走向,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路径?

答:法国民族主义的特征,与上面提到的法国国家建构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法国是通过国家塑造而成的民族。德国人的民族性,首先表现为文化和语言上的共同性和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十九世纪的国家建构和战争,而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英国人的民族认同基础,则是基于英国宪政和普通法传统所保障的所谓的英国人的权利。在中世纪特别是十四世纪以来,法国国王加强王权并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婚姻、战争等)扩张法国领土,而这些领土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相当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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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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