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良知:在“自知”与“共知”之间

——欧洲哲学中“良知”概念的结构内涵与历史发展[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2 次 更新时间:2008-08-26 12: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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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致力于对欧洲哲学中“良知”概念进行结构因素描述和历史发展追踪。从作为“共知”的社会伦理良知,到作为“自知”的个人道德良知,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灵异之声”,到当代海德格尔的“缄默的呼唤”,整个分析始终在纵横两个方面交叉进行。作者的研究表明,如果欧洲哲学史上的“良知”意味着一种处在自知和共知之间的实践律令,那么它首先不是社会对个体的伦理要求,而更应是一种自发地产生于个体自身的道德欲望。

  

  一、引子:苏格拉底的“daimonion”

  

  在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在近2400前进行那场著名审判中,苏格拉底被他的雅典同胞以360票对140票的结果判处死刑,罪名大致是“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2]。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作下“申辩词”,宁死而不承认自己有罪。从同时代人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中都可以读到,苏格拉底无论是在法庭申辩中,还是在被判死刑之后,都一再提到有神灵在指引他。他谢绝来劝他逃狱的克利同,声明自己只听从神的指示,“这些语音在我心中不断回响,使我不闻其他的话。”他昂然赴死,认定“这是神所指引的路”[3]。正是这个所谓的神灵,即:"daimonion",被雅典的法官认作是不同于“国神”的“新神”,成为苏格拉底的一个罪名。而苏格拉底则自辩说,“我只是说神明的声音向我显明,指示我应该做的事罢了,这怎么能说是引进新神呢?”[4]

  从苏格拉底的案例中引出一个贯穿在欧洲哲学史之始终的重要问题:这个指引着苏格拉底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它是内心的良知之声,抑或是外在神灵的显明?倘若我们认为一个看法是正确的,坚信一个要求是合理的,主张一个道德是有益的,那么我们从何获得我们所需依据的标准?公众的、普遍的、流行的、权威的、外在的与私人的、个体的、特有的、传习的、内心的尺度在这里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立。

  在《申辩词》和《克利同》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内心声音的诉诸与他对外在评判标准的拒斥是一致的。他并不认为包括审判官、元老、议员在内的大众意见能够代表真理或智慧,而是高呼:“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他以雅典的“牛虻”自称,批评雅典人只是专注于“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5]。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不仅自己始终把目光始终集中在自身,用心听取自己的心声,而且也要求他的同胞将人生的目标定于对内心安宁的追求以及对内心世界的充实。凡此种种,加上他对“认识你自己”之要求的一再弘扬,使得苏格拉底无愧为主体性哲学的第一个实际倡导者。

  因此,总地看来,虽然苏格拉底并没有放弃“法律”或“神灵”的这些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普全有效性的名称,但他最终依托的还是本己的、个体的、只是未被明确道出的“良知”。因而以后许多良知理论的研究者常常把苏格拉底事件当作良知分析的第一个案例。

  

  二、良知作为善意

  

  这里所说的“良知”概念,在东西文化中都出现得很早,拥有很长的历史。然而在它的长期发展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不同走向。在古希腊文中,我们所说的“良知”是指"suneidhsiV"[6]。它在古代希腊人那里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在孟子那里)所讨论的“良心”或“良知”相当接近的:"suneidhsiV"主要意味着一种与本己行为活动有关的知识。它与“自身意识”的概念是同义的。但这种自身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对自身的一般性知识,而是对自身在实践活动、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并且带有具体的内容。这个趋向一直延续到拉丁文的哲学文献中,并规定了拉丁文“良知”(conscientia)概念的基本内涵。当然笛卡尔是一个例外。

  从总体上说,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良知”概念都带有浓烈的道德色彩。虽然它们从词义上看无非是指一种自身意识,但这种自身意识并不是近代哲学中认识论意义上的自身意识,即对“我思”的自知,而更多是对“我做”的自觉。

  古希腊文中的“suneidhsiV”:

  按照文德尔班的考察,不仅在苏格拉底的行为实践中,而且在普罗提诺的理论阐释中,这种“自觉”或“自身知识”便带有伦理-宗教的色彩:“智慧(sunesiV)同时也是良知(suneidhsiV),也就是说,人的知识不仅是关于他自己的状况和行动的知识,而且也是关于这些状况和行动的的道德价值的知识,以及关于他所意图遵守的戒律的知识”[7]。以这种解释来看,那么苏格拉底毕生倡导的“爱智之学”,无非就是一种对“良知”的追求。

  普罗提诺“自身意识”学说的伦理道德取向以后在基督教的教父学说中得到了一个展开:自身意识不仅被看作是人对自己罪孽的知识,而且还被看作是在与这种罪孽的积极斗争中的忏悔(metanoia)。“良知”在这个意义上主要是指一种对自己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自觉。在文德尔班看来,这个展开其所以可能,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的观点更多地是在实践功能的形式下、而不是在理论功能的形式下来考察意识的活动。”[8]这个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本取向。

  拉丁文中的“conscientia”:

  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研究中还提到另一位至关重要的良知论者是中世纪“给人印象最深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阿贝拉德[9]。可能正是在他那里,拉丁文以及在以后的英文和法文中的"conscientia"概念第一次获得“良知”的涵义。"conscientia"原先无非是指“意识”,确切地说,是指在行为进行时或行为进行后,对行为本身道德结果的一种“一同意识到”。如叔本华所说,"conscientia"是“意识到做错了事,想到犯罪而脸变得苍白”[10]。阿贝拉德突出“良知”的重要性,把道德的本质归诸于“良知”。具体地说,一个意志决定是善还是恶,并不在于通过法律而完成的外部的和客观的规定,而是仅仅在于做决定的个人内心中的判断规范:即看这种规范是否符合良知。一个行动符合决定者本人信念的便是善的,反之便是恶的。[11]这个意义上的良知所体现出的人与自身的关系是“自信”,它意味着对自身内部所具有的判断能力的坚定信念[12]。阿贝拉德将“良知”看作是个人内心的判断规范的做法实际上规定了“良知”在思想史上日后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苏格拉底的生活实践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理论的说明。此后的托马斯·阿奎纳将“良知”的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进一步加以分离,他区分作为实践理性的"synteresis"(亦即希腊文的"suneidhsiV")[13]和作为对此理性个别运用的"conscientia"。[14]

  

  三、良知作为知识或意识

  

  无论是在古希腊文的"suneidhsiV"中,还是在拉丁文的"conscientia"中;无论是在英、法文的"conscience"中,还是在德文的"Gewissen"中,“良知”都带有“觉晓”或“确知”的词干。因此“良知”在欧洲哲学史上大都是与某种“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知”本身是中性的,因而无所谓“良”或“恶”。即是说,与中国文化中的“良知”概念不同,西方语言中的“良知”一词的词义本身并不含有价值判断成份,虽然它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都与道德评价、伦理意向相关,但它语词的中性成份决定了它的价值中性的基本性质。所以,在现代的英、德、法语中都有“好良心”和“坏良心”的说法,而在汉语中的相应说法则只能是“有良心”和“没良心”。就此而论,欧洲哲学中的“良知”概念相对与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而言要更为宽泛。文德尔班甚至主张,“对于成熟的文化人来说,不仅存在着道德良知,而且也存在着逻辑良知和感性良知,他了解,就像对于他的意愿和行为一样,对他的思维和感受都有一个责任,并且,一旦他的生活的自然必然的进程损害了这个责任,他便会带着痛苦和羞愧而知道和感觉到。”[15]

  在接下来的近代哲学的发展中,“良知”概念的内涵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充实。尤其是在笛卡尔确立了哲学思考的原初之点“我思”(cogito)后,“良知”与其他许多哲学基本范畴一样,原则上获得了一个新的展开可能。"Cogito"所具有的宽泛含义,足以为主体哲学的理论理性奠基和实践理性奠基提供必需的第一立足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良知概念在笛卡尔之后的实际展开是相当缓慢的,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才最终得以实现。

  笛卡尔本人在拉丁文的"conscientia"概念的使用中不再将它仅仅局限在道德意识上,而是对它加以进一步的扩展,使它成为他哲学中最宽泛意义上的“意识”概念。他在对“我思故我在”的陈述中曾提到"conscientia"一词[16],它一方面以被理解为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即笛卡尔通常所说的“思维”(cogitatio)[17]。另一方面,就其所具有的"con-"之前缀而言,"conscientia"同时可以、而且甚至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同意识到”或“共知”。这种“同知”加“思维”的涵义使得这个概念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笛卡尔哲学中关于心灵活动的最宽泛的概念:它既可以是指“直接的意识”,又可以是指通常的“意识”,还可以意味着“反思的意识”。对于最后一个含义,即"conscientia"作为反思意识,我们可以参照笛卡尔在1648年4月16日与布尔曼(Burman)的通信。他在那里将"conscientia"定义为:“思维以及对其所思的反思;……因为心灵可以同时思考许多事情,并且恰恰在此时还可以随其所愿地反思它的所思并意识到它的思维”[18]。

  笛卡尔对"conscientia"概念的使用,表明拉丁文中的“良知”概念的原有含义已经基本丧失。在笛卡尔之后,这个概念的第一性含义是指“意识/自身意识”,第二性含义才是“良知”[19]。可能正是受笛卡尔的影响,在以后英国经验主义的发展中,“良知”的一个传统意义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即它的道德意识或道德确然性方面的含义,但“良知”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却得到一定程度的探讨。

  近代英法哲学中的“conscience”:

  在洛克那里已经可以发现近代思想对“良知”意义上的“自身意识”问题的关注。他所确定的在“自身意识”与“自身负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例证,他认为,“自身意识只要认千年前的行动是自己的行动,则我对那种行动,正如对前一刹那的行动,一样关心、一样负责。”[20]在洛克这里表现出的一个重要取向在于:“自身认识的结果必须导致自身负责的结果”。这可以还原为一个“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简单道理。与在苏格拉底等人那里显示出来的“自身的道德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自身的认识动机”这个方向相比,洛克的看法揭示出对“自身意识”与“自身负责”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考察角度。[21]

  但洛克对“良知”(conscience)概念本身的论述较少。这些论述即使有之,也只是被用来证明任何一种先天的道德原则的不存在。他同样否认“良知”是一种生而就有的道德规则,并且认为,“所谓良知不是别的,只是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德行或堕落所抱的一种意见或判断”[22]。“良知”不再是一种“知识”。它作为意见或判断不再具有确然性,而只意味着一种信念而已,因此人们可以根据同样的良知倾向而作出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洛克在这里并没有区分“良知”的一般形式和个别的内容。

  从总体上看,洛克没有把“良知”与“自身意识”放在一起讨论。他的基本倾向恰恰与此相反:他把“良知”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意见、信念,因此有别于明确无疑的、普遍地起作用的“自身意识”。在洛克这里,我们可以说,良知与自身的确然性无关。道德确然性与认识确然性的关系在这里被断开了。

  此后,莱布尼茨在对洛克的批评中没有去顾及洛克的“良知”概念,但他在对洛克思想的翻译中将洛克的“意识”与“自身意识”(self-consciousness)做了不同的翻译:他一方面将人格对它自己的活动的意识译作法文的"sentiment"(感觉、感情、感受)[23]。这个意义上的“意识”表明了洛克在“人格”与“意识”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同一的意识是同一的人格的构成前提”;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将那种永远与当下的感觉与知觉相伴随的意识译作法文的"conscience"(意识、良知)[24],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关系到洛克的另一个“意识”定理:“意识始终伴随着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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