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关于良心、良知

——《蒙培元全集·情感与理性》第三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22: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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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一、良心即道德情感

  

   人的情感既然是可“悦”的、可“贵”的、可“信”的,又是“美”的,那么,它和儒家所说的良心、良知又是什么关系?人究竟有没有良心、良知?这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孟子在讨论人的情感和心性问题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容易“放其良心”[1],因而要“求其放心”[2]。“良心”又称“本心”,“放其良心”也就是“失其本心”[3],“求其放心”就是恢复其良心即本心。

  

   孟子所说的“良心”(即“本心”)就是道德心,亦即善良之心,它是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4] 有人将孟子所说的“情”字解释成情实或素质(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其实是不确切的。关于情实,第一章已讨论过,我们认为,朱子的解释是正确的。关于素质、材质,孟子虽然将“情”与“才”并称,如他接着这句话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但这并不等于说,“情”就是“才”。“情”与“才”有密切关系,都是从心理层次上说的,人的心理情感同心理素质是不可分的,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情感具有意向特征,“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正是指情感意向而言的,即按照情感意向的发展,可以成为善。而才质、素质则是更基础的东西,包括能力。在这里,“情”与“才”是统一的,但从孟子的这句话不能“逻辑地”得出“情”便是“才”的结论。相比之下,倒是朱子的解释更接近孟子的原意。朱子说:“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犹才质,人之能也。”[5] 朱子将“情”与“才”区分开来,是有道理的;但在“情”与“性”的关系问题上与孟子不完全相同,这一点,以后再谈。

  

   “善”就是“良”,“情”可以为“善”,就意味着“情”是“良心”的基础。

  

   中国人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在立身行事中,包括在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厄运时,常常诉之于“天理良心”,用哲学家的话说,就是“天理人情”(朱子语,见前注)或“人情天理”(王阳明语)[6],这“人情”就是“良心”,不过不是无原则的“私情”,而是具有道德意义之情,所以,人心之“良”就是人情之“信”与“美”。这同后世所谓“走人情”是不同的,与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处盛行的不正当的私人之情更是两码事。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情”已多少具有贬义,应当说这个词在其演变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远离了“良心”或与“良心”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语言的蜕变。

  

   但是有没有“良心”这回事,确实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西方许多实证主义哲学家、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哲学家公开宣称,所谓“良心”不知其为何物,“良心”完全是不可证实、不可认识、不可捉摸的,“良心”是想象出来的“怪物”。也有一些哲学家把“良心”说成是“假设”,有的则说成是“恐惧”等等。比如哲学家罗素就认为,“良心”是一种心理恐惧。“事实上,良心这个词,包含有几层不同的意思,最简单的就是担心被发现的恐惧。……这个人有时做的事如果被发现的话,就会受到惩罚,那你就会发现,在马上有可能被发现时,他就忏悔自己的罪过。……与这种想法密切相连的是担心变成害群之马被驱逐出去的恐惧。”[7] 人之所以有这种心理恐惧,是同因犯罪而被惩罚或其他某种担心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良心”就变成犯罪心理一类的问题了。

  

   其实,罗素所说的这种心理现象,儒家也是承认的,即认为“良心”、“良知”(二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同犯罪或不道德行为可以联系起来。王阳明就说过,一个贼被发现后,如果叫他“贼”,他还忸怩不安,因为他也有“良心”、“良知”。但是,这同罗素将“良心”仅仅归结为恐惧是不同的。

  

   西方的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良心”是一种愿望或意愿,这种愿望或意愿又是同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赖欣巴哈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道德指令的一个特殊标记是,我们视它为一个命令,并感到我们自己处在它的接受方面。这样,我们就视我们的意愿动作是一种第二意愿动作,是对于某种高级权威所发出的命令的反应。那个高级权威……有人认为是上帝,有人认为是他们的良心,或他们心中的恶魔,或是他们心中的道德规律。显然,这些都是图象语言的解释。从心理上说,道德命令可以被描述成为一种义务感伴随的意愿动作,这我们认为可以应用于我们自己亦可适用于别人。”[8] 赖欣巴哈把他所谓的“道德命令”还原为心理上的“意愿动作”,并且伴之以“义务感”,这是从心理学上所作的一个解释,但“意愿动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何而来?他并没有从“心理上”作出进一步解释与说明,他只将“良心”与上帝、魔鬼相提并论,基本上是从西方的宗教伦理出发理解和解释“良心”的。赖欣巴哈的“还原”工作不能说毫无意义,儒家和赖欣巴哈一样不承认有上帝的命令,但儒家所说的“良心”,虽与意愿有密切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意愿”或“意愿动作”,因为它是决定意愿动作的,就如同它决定人的“意向活动”一样。这个起决定作用的“良心”,就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情感。它同上帝、魔鬼等等当然不相干,但它不是没有来源(以后再谈)。

  

   西方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伦理学即宗教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由某个绝对权威决定或“命令”的,这个权威就是绝对实体即上帝。康德否定了上帝的权威,建立了道德主体,认为道德行为来自心中的道德自律,但这个“自律”也是“绝对命令”、“绝对实体”,因此康德哲学为宗教留下了“地盘”。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主张有一个形而上的绝对实体。但儒家哲学则不是实体论的,而是境界论的。①我们应当从这里入手了解儒家所说的“良心”。

  

   其实在西方,对于“良心”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仍以罗素为例,他虽然将“良心”说成是心理恐惧,但在另外的地方却又认为,“良心”是属于价值范畴的。他说:“道德者,自希伯来先知者以来,始终皆有分歧之二方面者也。一方面,道德向为一种社会制度,类似于法律;另一方面,道德向为个人良心之事。在前一情形中,道德为权力器械中之一部分;而在后一情形中,道德恒具变革性质。类似于法律之一种名为‘绝对(Positive)’道德,另一种则可名为‘本心(Personal)’道德。”[9] 罗素将外在的“绝对道德”与内在的“本心道德”加以区分,是很有意思的。尽管他所说的“本心”具有个人性、私人性,但是却对“本心”给予正面肯定,并且认为,它有某种普遍性意义,否则,便成为完全相对主义的东西了。在关于科学与价值的讨论中,他坚持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情感的;他自称在科学上是一个“死不悔改的理性主义者”,但在价值问题上却决不否定情感的重要作用。“科学自身在伦理上是中立的。它提供出力量,但它为邪恶所提供的力量,就如同为善良所提供的一样多。若要使科学对人有利,那么我们必须诉诸情感,而非诉诸知识。”[10] 罗素并没有离开西方传统的科学(知识)与情感二分法的基本看法,但在这里对情感的意义和作用却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所说的“本心”实际上就是“良心”,是属于情感的,而且是为伦理提供基础和依据的。我们可以设想,要使科学对人类真正“有用”而不是单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有用”,如果没有人类的“良知”,那将是怎样的情形?“强权即真理”虽然在历史上重演过许多次,但人类毕竟为正义而不断地进行着呼喊,这究竟出于什么?

  

   科学与伦理,知识与价值,确实很难分开,但又不能互相代替。前者是认识之事,不是情感之事;后者是情感之事,不是认识(或知识)之事。这是从休谟到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看法。那么,情感与良心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良心”,有没有“人类良心”?这似乎是一个永远难以“证实”的问题。但人类要生存得更好,就不能没有人类的“良心”,就不能不呼唤人类的“良心”。这压根儿不是一个知识论证或科学证明的问题。

  

   儒家肯定“良心”是存在的,“良心”的存在就如同人的存在一样真实。“良心”具有“先天特殊设定”(胡塞尔语)的性质,是生而具有的,是自然界对人的“赐予”。儒家肯定人的尊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儒家肯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后天的社会经验和获得性。在“良心”这个问题上,儒家确实没有将人视为社会的公民,而是视为自然界的一个成员,视为一个生命的存在。它没有建立起社会正义的理论,却伸张了人类道德的正义。

  

   因此,在儒家看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良心”,而在于能不能“存”其“良心”以及如何“存”其“良心”。“存”其“良心”的“存”,是实践意义上的“存”,即存养之义,实际上是培养和陶冶自己的情感。与“存”相对的是“放”,即放弃、丧失。“良心”本是人人具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之一,是“存乎人者”,而不是“存乎外者”[11],这“存乎人者”之“存”,是存在意义上的“存”,“良心”就是人的存在,内在于人而存在,“存其良心”就是“存其所存”,即保持自己的存在。虽然如此,却并不能说明它不会丧失,事实上它是很容易丧失的,所以才有“存”其所“存”的问题。《周易·系辞传》所说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就是“存”其所“存”的意思,不过它是指“成性”而言的,但“性”与“情”又是不能分开的。

  

   至于为什么会丧失,照儒家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伤害,既有外部原因造成的伤害,也有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如果已经丧失,就要“收”回来,这就是“求其放心”。孟子说,自家的鸡丢了,知道找回来,自己的“良心”放失了,难道就不该找回来吗?“放其心而不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2] 所谓“求放心”,不是说“良心”真的丢了,再从外边找回来,而是说,将戕害“良心”的东西除掉,使其显露或显现出来。儒家的学问,不是向外求得某种知识,也不是获得一种辩论的技巧或方法,更不是获得某种形式的科学方法(如逻辑、数学),而是寻求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情感和“良心”既然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因而也是人的价值的内在基础,那就要好好保存并培养自己的情感,这是实现人的价值的重要方法。因此,“求其放心”不单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由其“实践”而保证其“良心”的实现,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对于“良心”究竟是情感还是认识的问题,西方一些哲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唯意志论者  叔本华就认为,“良心”是一种认识,一种特殊的认识。“正义和非正义就只是些道德的规定,也就是在人类行为作为这种行为来考察的方面和就这行为本身的内在意义看都是有效的规定。这是直接呈现于意识中的。……但这是就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公民来说的;所以即令没有一切现行法规而处于自然状态中,这种意义依然存在,并且是构成一切现行法规的基础和内容。这就是人们称为自然法的东西,但还不如称之为道德法;因为它的效力管不到受害的方面,管不到外在的现实,而只及于人的行为和由此而产生于人的自我认识,对于他个人的意志的认识——这就叫做良心。”[13] 叔本华将正义、非正义与“良心”联系起来,这应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见解,特别是提到人类行为的“内在意义”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所说的“正义”,同公民社会的所谓“社会正义”还是有区别的,它毋宁说是一种正义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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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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