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胡塞尔与芬克及其《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0-10-09 23: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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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随着现象学的发展,现象学方法论的独特性问题成为了一个日趋突出并亟待解答的问题。胡塞尔本人曾对此做出过断断续续的思考与论述,并提出过“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在其撰写德文版《笛卡尔式沉思》的过程中,胡塞尔委托芬克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第六沉思,专门论述“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由芬克所撰写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事实上构成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

   关键词:现象学的方法论/第六笛卡尔式沉思/现象学的现象学/反思和还原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哲学系。

   一、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与芬克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说或理论。胡塞尔虽然曾将现象学定义为认识批判、认识启蒙以及描述心理学、本质学,也曾将现象学方法定位为范畴直观、范畴代现、观念化抽象,但他并不认为它们可以代表现象学独有的方法,而是将它们视为所有本质科学共同运用的方法,例如是纯粹逻辑学、纯粹数学、纯粹物理学、纯粹心理学等的共同方法。

   总体说来,胡塞尔是在1905年之后才开始提出现象学的特有方法,即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的。在1905年的西菲尔德研究手稿中,胡塞尔第一次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和方法。(cf.Chronik,S.91f.)在1907年的“现象学的观念”五次讲座中,他第一次公开地阐述超越论现象学转向。在该讲座的第一讲,他便提出现象学的定义:“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Hua Ⅱ,S.23)自此刻起,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日趋突出了。在1913年公开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他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做出系统的阐释,包括了悬搁、还原、排除、加括号、判为无效等等。

   但所有这些都仍然属于关于现象学方法的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论的反思。胡塞尔后来曾将其当作“更高的素朴性阶段”加以批判。但需要留意,这种自我批判并非出于胡塞尔在方法论方面的偶发奇想,而是起源于他对现象学做系统表达的思考,而这必定是与对现象学的最终论证结合在一起的。还在1916年到弗赖堡任教后不久,胡塞尔便开始萌生了进行现象学系统研究的想法。他在1920年10月为《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写的“前言”中曾说明:“我在弗莱堡的新教学工作也要求我将我的兴趣朝向主导的普遍性和体系。”(LU Ⅱ/2,B Ⅲ)而在彻底的认识批判与系统阐述的尝试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联系:对现象学的系统阐述意味着对认识批判的彻底论证,当然也包含现象学的自身批判。①

   在1922/23年冬季学期题为“哲学引论”的讲座中,胡塞尔第一次在“绝然的还原”或“对超越论还原的绝然批判”(Hua ⅩⅩⅩⅤ,S.349)的标题下进行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批判,从而正式拉开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批判的序幕。这个“哲学引论”实际上是两卷本《第一哲学》的前身。在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讲座的第二部分“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中,胡塞尔再次尝试通过“绝然批判”完成对“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的阐释和对一门“具有绝然基础的哲学”的论证。(cf.Hua Ⅷ,S.69ff.)在1926-1935年就现象学还原问题写下的大量手稿中——也即《论现象学还原》的全集第三十四卷——胡塞尔谈到了“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这个纲领在这里——如路福特所说——“虽然没有得到更宽泛的实施,但一些简短的暗示却让人预感到:胡塞尔至少是如何预先实施这个纲领的,以及这个纲领看起来是如何不同于芬克的实施”。(cf.Luft,2002b,S.ⅩⅩⅩⅨ;Hua ⅩⅩⅩⅣ,Beilage Ⅻ;Luft,2002a,S.9f.)

   时间来到1929年。2月23日与25日,胡塞尔应邀在巴黎索邦大学做了关于“超越论现象学引论”的两次讲演。“巴黎讲演”是以超越论哲学方法的主张结束的,胡塞尔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欧洲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超越论发展脉络之中,成为它的现代环节。之后,胡塞尔计划以《笛卡尔式沉思》为题发表加工并扩展他的巴黎讲演。初稿由五项笛卡尔式沉思组成,首先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当时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的芬克参与了对《沉思》的加工,他从第六节开始加入各节的小标题,同时还做了大量润色,所有这些都得到胡塞尔的赞同和认可。

   1929年5月17日,芬克将胡塞尔的“笛卡尔式沉思”文稿寄到法国。之后,尤其是在发现1931年出版的法文本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之后,胡塞尔开始考虑发表该书的更为系统的德文版。他计划与芬克合作进行扩展,并增加两个沉思。(cf.Hua Brief.Ⅲ,S.274)②芬克对前五个沉思的加工进展较为顺利,而且在1932年8月至10月期间,芬克也完成了他自己的“第六沉思”的撰写,分四次将他的总共123页文稿交给胡塞尔审阅。(cf.Chronik,S.415-419)根据施特拉塞尔所依据的芬克的说法:“胡塞尔当时想把新的《笛卡尔式沉思》,连同芬克的第六沉思一起,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Strasser,1991,S.ⅩⅩⅧ)③然而,由于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胡塞尔在德国国内的发表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加之胡塞尔此后开始专注于1935年的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讲演以及此后开始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论文组的撰写,《沉思》的修改完善与出版被暂时搁置。1937年,胡塞尔意外摔倒患病,随后于1938年去世。他与芬克合作修改和几近完成的六个《沉思》最终也未能在他身前出版。

   直到二战结束,芬克才以《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以下简称《第六沉思》)的文稿在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申请任教资格考试并随即获得通过。然而这部书稿在其1945年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便被芬克存放起来,始终没有列入发表计划,甚至在胡塞尔的德文版“前五个沉思”于1950年作为全集第一卷出版之后,他也没有在最初的应允之后最终满足施特拉塞尔的希望,即:“在我们的文本发表出来之后,欧根·芬克将由他修改并补充的新《笛卡尔式沉思》——如果可能,连同胡塞尔那些常常是如此富有启发的眉批一起——提交给读者。事实上,这样一种发表将会是尤其令人感兴趣的,而且会让胡塞尔研究者的一些疑惑得到更好的解决。”(Strasser,1991,S.ⅩⅩⅧ)实际情况是,直至1975年去世芬克也未决定将其正式发表。

   这部由芬克撰写、加有胡塞尔批注的书稿最终是在芬克去世后才经他的遗孀允许而收入《胡塞尔全集·文献》系列,作为其中的第三卷,分上、下册公开出版(cf.Ⅵ.CM Ⅰ;Ⅵ.CM Ⅱ),从而为世人所知。施特拉塞尔在1950年表达的希望在近四十年后才终于得以实现。

   二、关于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反思

   芬克撰写的这个《第六沉思》的标题是“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此前,方法论一词从未在胡塞尔的著述中作为标题出现过。大致从1922年的伦敦讲演起,胡塞尔开始考虑他的“系统著作”的计划,并将方法论的问题放在其布局的开端。《笛卡尔式沉思》实际上可以视作这个系统著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尤其偏重方法论的一部分。但以方法论观念为标题的沉思在最后才被列入讨论的范围,这是由实事的性质决定的。

   对此可以用两个现象学家的例子来加以引证:

   其一,1933年夏季学期,帕托契卡在弗赖堡学习期间见证了胡塞尔与芬克每天的散步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便与第六沉思有关,亦即与现象学还原或现象学方法论的问题有关。他回忆说:“芬克和胡塞尔两人都一再强调,应当面向一个具体的个别问题,由此出发才能学会理解现象学方法的普遍意义——这个方法的整个效果是在很久以后才为我所领会的。”(帕托契卡,第280、283页)

   其二,类似的说法还可以在另一位现象学运动主要成员盖格尔那里读到:“谈论方法——宣传一种方法却不能指明这种方法如何导向具体结论,不能通过它的运用来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幽灵——这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是同样可疑的。”(Geiger,S.136)

   可见,将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放在最后讨论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尤其对于作为一种工作哲学的现象学来说更是如此。正如数学的学习不会从抽象的方法谈起,而是首先要在具体的运算中掌握方法一样,现象学对方法的反思总是要跟在对方法的运用之后的。

   至于在五个沉思之后增加一个关于超越论方法论的沉思的主张最初究竟是发自胡塞尔还是芬克,如今已经无从查证。但至少可以确定:胡塞尔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长期的思考和阐释,而且他委托芬克撰写这一沉思最为恰当,因为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是芬克的长项。而芬克对现象学方法的兴趣由来已久。还在他1930年的博士论文《当下化与图像:非现实性的现象学论稿》中,他就已经在关注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论文的引论基本上是对现象学方法的讨论,尤其是在第四、五节中专门讨论了现象学还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在第六节“现象学分析的特性”中提出了现象学分析的三个原则性命题:“1、任何现象学分析本质上都是暂时的;2、任何现象学分析本质上都是时间分析;3、任何现象学分析本质上都需要一条指导线索。”他接下来说明:“这显然不是一个穷尽性的特征刻画,但它可以被用来恰当地澄清这里所做的专项研究的局限性。”(Fink,1966,S.16)

   芬克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他的关于“非现实性现象学”之专项研究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现象学的专项研究,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延展到一般的现象学研究上。他在这里使用的全称命题“任何现象学分析”已经明示了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他在几年后的“第六沉思”第一节标题中再次提到“局限性”,而且已经涉及一般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性:“至此为止的诸沉思的方法局限性”。(Ⅵ.CM Ⅰ,S.3ff.)

   可以说,芬克对待超越论现象学方法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审慎性和怀疑性的色彩或印记。它们并不代表某种否定性或隐含某种批判性,否则芬克不可能再去鼓吹和弘扬需要依仗这种超越论方法的超越论现象学;而是涉及一种力图探寻和确定超越论现象学方法之边界的思考取向,同时也关系到对其运用的小心收敛和仔细节制。这种思维态度与此前胡塞尔在尝试与他当时的助手海德格尔合作撰写“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的“现象学”条目时曾遭遇过的思想走向并不相同,也与此后在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普莱斯纳那里可以发现的立场观点不尽相似。(参见普莱斯纳,第60页)不过,与海德格尔和芬克不同,普莱斯纳并非现象学的业内人士,而且在胡塞尔的生活中只是个匆匆过客,因而胡塞尔即使知道普莱斯纳的看法也不会在意。相反,对胡塞尔更为重要的、也是使他更为伤心的,还是他的“最亲近的学生和朋友”——应当也包括芬克在内——未能与他同行。(Husserl,1968,S.77f.)

   那么,究竟是胡塞尔本人错了,还是他的学生和朋友错了?抑或两边都没错或都有错?而如果有错,那么究竟错在哪里?

   三、方法论反思在现象学系统中的位置

   上述问题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现象学的自我批判问题,现象学本身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现象学的现象学”问题。胡塞尔在1930年的文稿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此后芬克在《第六沉思》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cf.Hua ⅩⅩⅩⅣ,S.176;Ⅵ.CM Ⅰ,S.74)

关于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自我批判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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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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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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