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7 次 更新时间:2008-07-18 14: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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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郑伟铭  

  

  内容提要: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 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 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 “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 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 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 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 苏联-俄罗斯 国家形态 国家治理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无疑是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各国政治家和学者自然倾力关注, 其中政治学的研究最多。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主要有关于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教训研究, 俄罗斯转轨中的宪政体制建设与民主巩固问题。我们认为, 苏联-俄罗斯转型不但为共产党建设和民主转型研究带来丰富的思想遗产, 更是一次检验和丰富国家治理与国家理论的好时机。毕竟, 苏联解体是一个国家失败过程,而俄罗斯转轨则是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遗憾的是, 中外政治学界对国家转轨与国家理论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关注不够。我们认为, 国家理论不只是规范性理论, 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治理活动的逻辑论证,又是典型的经验性理论。因此, 苏联-俄罗斯转型中的国家治理, 不仅是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宝贵资源, 更是政治实践可资借鉴的镜子,尤其是对正处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本文的逻辑结构是, 首先简要地讨论与本题有关的国家理论, 然后以苏联-俄罗斯转轨的三个时期即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的国家治理形态来验证有关国家理论。我们将会看到,在不到20 年的时间内, 苏联-俄罗斯的转轨对于国家理论的发展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因为对于检验和丰富比较政治学而言, 没有哪个个案研究比苏联-俄罗斯这样的巨型国家更有价值, 而其体现的国家形态又经典地验证了有关国家理论。

  

   一、国家形态理论

  

  国家和国家理论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国家研究中, 国家类型或政府类型研究最能体现政治学的理论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研究者划分出不计其数的影响巨大的国家类型, 罗伯特•达尔称之为国家类型学。 国家类型学固然因其简洁性与通识性而有利于人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性质、面目甚至政治过程。但是,即使称为所谓的国家类型学, 其中的规范性或应然性特征是显然的, 而一个国家的实际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不是应然性理论能够回答的。

  国家演进的历史是, 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国家, 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有的更具掠夺性而有的更具慈善性; 即使是不同类型的国家,却可能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 从而形成同一范畴的国家形态。因此, 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 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 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 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 比如一个被贴上代议制民主标签的国家在A 时期具有依附性, 在B 时期则更具自主性, 而在C 时期则可能因为民主衰败而导致国家失败。国家形态的周期性和相对性便衍生出多元化的国家形态, 比如我们在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经常看到的所谓的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自主性国家、工具型国家,等等, 其中每一种国家形态的周期性与相对性决定了上述形形色色的国家形态又是有联系的, 甚至可以转化。

  这里重点选择三种国家形态即失败国家(failed state) 、依附性国家(dependent state) 和自主性国家(autonomous state) 。

   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或国家失败( state failure) 是一个古老现象,作为一种国家理论却是新近的发明, 是冷战以后、尤其9 •11 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为新干预主义和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威胁而发明的一个说辞。尽管失败国家产生于特殊的政治背景, 但是国家失败却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 是一种不容规避的国家形态。国外学者正就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失败国家进行很多讨论。我们认为可以从国家目的的角度来观察。国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1) 国家安全、(2) 国内秩序、(3) 基本福利、(4) 社会正义。换句话说, 当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前三项基本功能时, 这样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从概念上说,国家失败就是因为国家治理结构衰败和国内主权的丧失而导致的统治力下降甚至治理失效下的无政府状态或次无政府状态。因此,失败国家的标准不但要考虑到国内治理状况, 还应该加上国家安全本身这个前提条件。有些失败国家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是国之不国,即国家的分裂或解体。因为失败国家研究的起源是探究国际恐怖主义, 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那里, 失败国家主要是美国政府所指向的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等“弱国家” (weak state) 演变而来的“失败国家”, 这些国家失败的基本线路是:弱国家-走向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 -失败国家。

  此外, 还有苏联失败的道路, 即“超强国家”( super strong state) -“失败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 强大的国家机器无处不在, 也没有哪一个超强国家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失败。因此, 现有的西方失败国家理论不能完全用来分析苏联的失败;正因为如此, 研究苏联失败才是发展失败国家理论的难得资源。对于我们而言, 研究苏联式失败国家比研究阿富汗式失败国家更有现实价值。

  依附性国家。相对于失败国家而言, 依附性国家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 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相对于经济关系是“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因而,马克思的这一国家观可以被看作是“依附性国家”, 即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依附于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并为其服务。沿着这条思路, 新马克思主义中的工具主义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熟的今天, 其统治方式可能有很多改变与完善, 但是国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国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多元民主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证实。在达尔看来,在国家政治层面, 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往往剥夺了多数人的政治权力, 因而存在寡头统治。 这就意味着, 达尔的多元主义演变为新多元主义, 而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民主观非常相似。不仅新多元主义接受或认同国家的依附性特征,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提出的“勾结型国家” 和规制理论提出的“俘获型国家” 其实都和依附性国家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单地说,勾结型国家或俘获型国家是一种强强(政府+ 财团)联合, 必然会对人民和社会实行掠夺, 因而勾结型国家又会演变为掠夺型国家, 结果是干扰和阻碍市场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依附性国家-勾结型国家-俘获型国家”最有可能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形成时期, 或者说在市场经济形成时期国家的依附性可能最为突出。我们将会看到, 因为依附财团而导致的国家俘获是俄罗斯转轨的第一阶段即叶利钦时期的国家的突出特点。

  自主性国家。与依附性国家相对应的国家形态是自主性国家。我们记忆最多的是马克思的依附性国家理论, 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国家的独立性或自主性的一面。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是,在成熟的阶级社会,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在阶级尚不发达的社会, 国家主宰着经济发展。在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的同时, 马克思并没有无视历史的基本存在, 而是对国家的属性和形态进行了经验性总结。比较而言,马克思的依附性国家或工具性国家理论兼具规范性和经验性, 而自主性国家则主要是一种经验性观察。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发展着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者波朗查斯认为, 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所运转的社会制度,为了这个制度, 国家可能会采取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相抵触的政策, 比如民主权利的扩大和福利改革就是例证, 因而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 he state) “。 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 国家自主性的讨论仍然限定在国家如何随着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变化而变化,围绕这些变化而调整其国家功能。 事实是, 在历史上, 国家本身就可能是产权和生产方式的制造者、保护者或破坏者。

  在梳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 哈佛大学教授斯考波尔( Skocpol) 发现,仅从阶级关系出发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一些重大事变, 还必须分析处于国内压力和国际压力中的国家组织,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斯考波尔认为, 国家不仅应该被看作各社会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舞台,国家更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作为一套自组织系统, 国家就有可能和统治阶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上竞争, 国家所得资源的目标有时和统治阶级一致, 有时不一致, 而不一致的目标甚至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自主性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国家的基本目的是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这就意味着, 国家有时会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而向被统治阶级让步, 国家甚至会和被统治阶级一道而遏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安全的需要意味着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行为原则有可能直接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至少有脱离直接的统治阶级控制的潜在自主性, 但是其实际自主性的程度和自主性的影响,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为一种周期性或相对性的国家形态, “国家自主性不是任何政府系统固定的结构特征。它可以被获得也可以被失去。” 这一经验性论断正是为俄罗斯所量身定做, 在苏联-俄罗斯转轨过程中, 一个强国家在失败以后, 自主性国家消失了,但是最终被普京总统找回来了( bringing t he state autonomy back in) 。

  

  二、从“强国家”到“失败国家”

  

  斯大林模式使苏联从落后的工业-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但是丧失了个人能动性的国家最终停滞不前,必须改革斯大林模式是20 世纪80 年代苏共上层的共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强国家”走向“失败国家”, 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没有处理好思想观念与政策选择的关系, 在“新思维”下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

  (1) “新思维”与改革战略的选择。马克斯•韦伯坚信观念的作用,认为“观念所形成的'世界镜像' (world images) 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动的运动行动的轨道。” 凯恩斯主义根本改变了美国洛克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社会观念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更不用说观念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的作用了。在苏联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和高度集权的国家,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威力比多元化意识形态更加强大。只有理解了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才能更好地认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联解体的因果性链条关系。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路线图是, 首先进行经济改革; 而当经济改革没有预期的成效时, 戈尔巴乔夫认为是制度性“阻碍机制”影响了改革的深化,决定清理“阻碍机制”, 实行“全面改革”; 而根本性改革的出路在于“新思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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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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