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道与无为: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1-16 16: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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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摘要:在中国的治理思想中,道家思想毫无疑问是占有核心地位的。道家不同于以神仙方术为核心的道教,而是以自然、宇宙、社会、万物有序、演化、无为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完整的华夏原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根基和核心主干,儒、法、墨等诸子百家皆根源于道家,而中国化的佛教,也是佛道两家相互融合的结果。通观中国历史,凡是以道家为核心治理思想的时代,皆隐隐有一种人民安乐、百业兴盛、社会谐和的繁胜景象。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核心内核,就要理解道家的治理思想是如何在整个社会与治理体系中起到了最核心的价值伦理规范与个体行为指导作用的。而道家的治理思想,在当前与未来的人类治理体系完善中,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与指引作用。

   关键词:道家;思想;治理;启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100089)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文化与治理、技术与治理、国家发展战略等。

  

   当前人类文明整体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对这一时期有不同的称呼,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也就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革、国家关系演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告别旧时代、通向新未来的新的关键历史阶段中。在这一阶段,不但要找到人类当前面临的挑战的根源,还要找到人了未来治理的关键思想和指导原则。对这一问题的探寻,不但要从当代已有的技术和思想入手,还需要逐本溯源,去探寻人类社会共同的本真的思想源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众多的早期文明中,是唯一能够持续下来且有着连续性可信记录的文明,因此,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受了连续性的长期自然与社会挑战的文明,那么这其中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演化出了众多治理的思想,其中道家思想以其历史的悠久性、思想的博大与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思想。道家起源于中华文明,同时也孕育了中华文明,诸子百家也好,以及后续的诸如佛家等外来思想,皆离不开道家而独立存在,或者要借助道家的思想融合和传播。因此,要探寻中华治理文明的核心内核,就需要正视和还原道家思想的本真价值,从而真正探寻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智慧。

   进一步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道家也是世界文明中的核心源头思想之一,道家不仅是中华的,也是世界的,对其内在治理思想和价值的探寻,不仅是为当前中国的治理探寻内在的价值和未来的思路,这对于人类文明整体也是一样的,道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思想、完整的人与自然的融合观和博大的包容性,为人类文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道为天下裂:道家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


   道为天下裂,语出于《庄子·天下》,原文为“道术将为天下裂”,指的是天下各家学术,原本统一为道,然而随着天下纷扰演化,各有侧重从而形成各种学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通常而言的诸子百家最终儒道释法合流[1]的思想体系,然而,究其根源,无论从历史形成的时期,还是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以及与其他思想的交互影响关系出发,可以看出,道家思想显然是最古老也是扎根于中华文明思想体系最深处的核心思想渊源。道家思想所具有的精深博大的思想包容性与至高的抽象本体论和客观实践的现实方法论价值,都深刻影响到了此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众多思想繁衍而生,相互辉映,乃至于包括佛家、基督教等众多外来思想,都需要借助道家思想融汇而传播。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道家思想作为思想主干,时而显化为具体的治国导向,时而隐化为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观念,始终接续不断,绵延不息。道家的核心要义是道,道既是本体又是方法,大道不言,演化为阴阳,也就是辩证,阴阳相互作用周流不息,演化为天地和世间万物,并中和形成人。天地万物既是道的显化,又统一于道。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其对于众多后续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儒家以道家思想为源,奉道为上

   上古儒道同源,儒家虽然以孔子为正式发宗,但实际上儒家历史源远流长。儒家起源于上古的知识分子阶层,班固在汉书中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近代众多的学者大都认为儒家起源于上古的宗教祭祀人员,逐渐流传后世。[2]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世界万物本源的本体论部分,另一部分是作为济世治国的方法论部分。从本体论部分,儒家完全继承了道家的思想[3],以道为本体,奉道为上,并从道延伸出性、仁、理等观点。而从方法论角度,在治国济世中,强调先王之治,以礼治国,在礼中实现世间的人伦秩序。而这种秩序,也是从天地万物演化的世间化,换言之,也是合道的。

   就儒家的早期经典而言,孔子所立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尚书讲的夏商周上古的治理历史,其核心思想是君王要顺天行道,例如《商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如《周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通过塑造对天地的敬仰,来实现对统治者行为的约束,这体现了道家的天地自然观。在《商书·咸有一德》中,明确提出了君王要持“一德”,才能实现顺天和爱民,而这个“一德”,其重点在于“一”,究其根本,这个一就是道家所言的道生一的一,就是要返璞归真求圣人之治。除了《尚书》外,六经中的《周易》更体现了儒家对道家的继承。《周易》号称群经之首,是通过阴阳消长形成的六十四卦来解释历史事件和万物演化,其核心思想本身就是道家。在儒家对周易的注解也就是《易传》其中《系辞传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指出“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实际上一阵见血地指出儒家所推崇的至高无上的仁和性,根本上自于对道的理解和领会。四书五经中的《大学》和《中庸》更是将儒家中继承的道家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曾子所著《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也就是指出儒家所求的德与至善,其实是在对近道的追求中得到的成果和境界。而孔子后裔子思所作《中庸》开篇亦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实际上体现了在儒家看来将修道持道作为其修身立世之本。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了孔子问道于老子并被老子劝诫的典故亦体现了这种知识传承关系。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儒家对道家的思想是继承发展的关系,道家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思想和辨证而动的阴阳思想深刻地印记在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成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内在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儒家演化出性、仁、礼等观念。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历代大儒皆以道家思想作为内修外化之本,例如后世发扬光大促成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通过继承发扬道家思想,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用以规劝君王敬天爱民。[4]可以说,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就成为化道为内之本,而以礼法为外之行,儒家的仁、德、性皆统一于道,正如《中庸》所言,“须臾不可离”。伴随着儒家后世的发展,例如宋之二程理学的理气说,认为“天者理也”,要“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本质上是肯定了以天道自然为根本的修身之道。大儒张载则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气,道化为太虚,太虚即气。与此类似,周敦颐、朱熹等均有类似道、性、理的观点。所以,儒学在宋明的发扬光大,是建立在充分吸纳诠释了道家的本体论思想和修身方法论的基础上,[5]道家的思想被充分吸收进去,因此,宋明理学,亦被称为道学,化道为儒成为儒家的主流正统。到了明清时代,儒家又进一步从道家(主要是庄子一脉)[6]和西传佛学借鉴,形成了解放天性的心学。从以上的发展源远来看,道家思想实实在在是儒家的根本内在思想根基,儒家在道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发扬出人和社会的仁与礼等行为和治理法则,可称为道家思想的人格化,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时时借鉴,道家时隐时现,道儒交织一起,交相辉映。

  

   (二)法家是道家在治世的继承和显化

   法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等代表人物,以商鞅变法为明确确立,以秦统一中国为鼎盛,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参见《睡虎地秦简》[7])。法家虽然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备受历代统治者和学人所表面上鄙弃,然而实际上其统治国家的不分贵贱、以法治国思想和所创立的众多诸如郡县制、功绩制、户籍制等制度设计,深刻扎根于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思想上外儒内法,儒法合流,[8]制度上“百代都行秦政法”。可以说,是法家真正奠定和塑造了中华数千年的大一统的封建制度格局。因此,在中华文明的制度历史上,法家事实上是具体制度形态上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9]

   从法家的起源和其核心的思想而言,法家毫无疑问是起源于道家,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在社会治理的显现和具象化,法是道的人间化。从起源来看,《汉书·艺文志》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也就是说,法家上古就来自于司法实践。以法家思想来看,法家所秉承道家的天地自然的规则,认为人间治理同样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则,而不应该以君王官吏的个人意志擅自更改,认为法是道在人间的显化,只有通过确立道的化身——法,才能通过法的约束而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例如,后世认为是法家的改革家的管仲所著《管子》一书,其《明法》篇开篇即讲,“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这里的道明,实际上就是通道明道,进而指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整部《管子》所体现的处处是类似的道法治国的思想。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为道家典籍而不是法家典籍。

对于法家思想诠释的最为彻底的毫无疑问是《商君书》,《商君书》被认为是商鞅或者其下属所著,但其中显然有些篇章(如《徕民》)是后人托做,这已有明确结论,[10]但《商君书》所表达的思想的确是法家的精要。《商君书》毫无疑问贯彻了以法治国、重刑轻赏、以法止刑、贵贱平等等理念。[11]但其中亦充分体现了道家大道不仁,圣人无为而治,不行仁而行道的思想,例如《商君书·画策》,“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在对待仁义的态度上,法家更是与道家一致,例如《道德经》所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如《商君书·说民》所言,“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可谓如出一辙。这里不是说圣人认为仁义不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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