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鸣:贵福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0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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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鸣  

听老人们说,我们的贵福巷在本城出现时,还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了。除了名字好听之外,里面住过的人,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无非是些剃头的、搓澡的、看门的、跑堂的、捏面人儿的、蘸糖葫芦的、……都属于操下九流营生的人,既没福分,更枉谈身价高贵。到了本世纪末,政府和外商联手搞房地产开发,规划来规划去,几个扛着标杆和仪器的人前前后后这么一测,那么一量,就把贵福巷给测出来量进去了。搬迁的通告已经下达,贵福巷的住户们行将风流云散。尽管他们以前也曾有过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甚至上辈人传下来的积怨,都在心上留下了沟沟坎坎,也曾有过见面连声招呼都不打的日子,但那些全成为历史了。随着推土机轰隆隆日夜不停地推进,人们心上的沟沟坎坎也被填平了,……这些日子,邻居们见了面都格外亲热,再忙也要站下来扯两句闲篇儿,扯的还净是些老话儿,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事。

于是,我将自己经见或听来的拼凑成几幅人物素描,也算个念心儿——即便将来此地成了高档住宅区、广场甚或花园——让后人读了它仍能记起这里曾有过一个贵福巷。

五爷

如果想从贵福巷中找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大概非五爷莫属了。

五爷不但年龄最大(行年八十有二),而且身体也棒:耳不聋、眼不花,腰板儿直,嗓音亮。贵福巷只要出现争议,不论大小,人们都会请他出来主持公道;五爷也从来不负众望,他的观点和态度就像他的腰板儿和嗓音一样:倍儿直,倍儿亮。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别看五爷没进过一天学堂,没迈出过一天国门,却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是地道的美国英语!这可是当年在美国留过学的顾教授和五爷头一次过话便得出的结论。

其实,话说穿了也没什么神秘的。五爷能有如此本领,完全仰赖了他解放前的职业——给美国兵营看大门。五爷从十几岁上先是跟着爹在一个美国神甫家看门,爹死后子承父业。神甫回国前又将他介绍到兵营看大门。神甫说:你原来只照看一个宅院,以后要照看一整座兵营;责任大了,就等于升迁了。上帝的子民,不该有更多的奢望,……五爷明白神甫在耍滑头:同样是看门,谈何升迁?但也确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他接触的人多了。大兵们来自美国各地,故而,五爷学来的话中也不乏方言俚语,至于是堪萨斯还是得克萨斯的味道更重些,连顾教授也无从判别了。他只是觉得五爷说的英语有点粗俗,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更地道。五爷跟老美混了这么多年,他的英语水平能不高吗?

解放后,美国兵撤走了,但兵营撤不走,门口换了块牌子,成了区政府的所在地。分配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王主任告知五爷今后不再看大门了,改为烧锅炉,并再三强调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五爷想一想认为有道理:连区长都要喝我烧的水,不是信任又是什么?从此五爷干得挺卖力,多次受到表扬。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他还和徒弟小张一起主动提出要报名参军。五爷本想运用从神甫那里学来的滑头逻辑,表个要求进步的姿态而已,没承想弄假成真。一天晚上,主任风风火火地跑来,通知他俩赶紧捆好行李准备出发,过一会儿有车来送他们去火车站,然后直奔朝鲜战场。五爷一听,心里当下就发毛了:我连枪栓都不会拉,上了战场还有我的好?那些美国大兵一个个壮得像狗熊似的,还不把我当小鸡一样撕了?五爷有个毛病,只要一紧张就觉得憋尿。他跑到厕所撒尿时又感到肚子有点胀,索性蹲下来出恭,心里继续想着狗熊一样的美国大兵和自己连枪栓也不会拉。他越想越怕、越烦、越着急。适巧那几天正犯痔疮,他徒然蹲了有抽两支烟的工夫,屎没拉出来,反而蹲出了脱肛!等他鼓捣完了,提上裤子回到宿舍时,小张的行李不见,人更是没了踪影。那一夜,五爷没敢打开行李,只是半躺半卧地窝缩在墙角迷糊了一阵儿,提心吊胆的样子也不啻上了战场,……次日一早,小张扛着行李又回来了。他乐呵呵地说:坐着卡车转悠了大半夜,天亮了一看还没离开郊区呐!是组织上在考验人哩!果然,小张没过多久就入了党,接着又被提拔为行政科副科长,分管车队和锅炉房。五爷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不管他怎样解释,也未能改变领导认为他是个逃兵的观点。五爷后悔了:妈的,假作真来真亦假,算我倒霉!悔恨到极处,他就躲在没人的地方抽自己的嘴巴,一下、两下,还不解恨又脱下裤子打屁股:都怪你不争气,好好的怎么就脱肛了?不然,兴许还能赶上队伍哩!悔恨之余,他又迁怒于王主任:这家伙玩人真是一绝,比那个美国神甫可厉害多了!

从此,五爷只好埋头烧锅炉,一干就是十几年;而他的顶头上司恰恰又是原来的徒弟小张,换了谁能不窝火?由于是高温作业,一到55岁上,他就提出了退休。退休后,他呆在家中心里闲得发慌,在街道居委会马主任的怂恿下,他又出来“跑街道”,就是给马主任招呼个人、通知个事儿,跑跑腿而已,每月挣5块钱补贴。后来,区里批下了指标,贵福巷可以出一名居委会代表。当时的候选人有两位——五爷和王老太。马主任在究竟用谁的问题上,掂量了半天也没把决心下了,最后打算和他俩分别聊一聊再作定夺。马主任先去了五爷家,看见他正端着个盘子吃饭;盘子里的菜都搅拌在了一起,花花绿绿的一堆。不用碗而用盘子的吃法,还有盘子里的菜,都让马主任觉得似曾相识但一时又难以说清楚。

“您吃的是凉拌——”马主任笑呵呵地问。

“这叫SALAD(色拉)。您尝尝。”五爷边递上盘子,边用夹杂了洋文的话回答。

马主任听了令他一头雾水的洋文,再看看端着盘子的洋吃法,对司空见惯的几样蔬菜就有些陌生了,对五爷则多了几分敬重,讲明了自己的来意后,又问:“我想起来了,您以前在外国人那里干过事由吧?”

“在美国兵营看大门,——整座兵营都管得好好的,贵福巷这几头大人的事儿,您交给我就只管放心好了,保证不会出半点差错!”五爷说。

马主任从五爷家里出来时心中已经有谱儿了,连王老太的家都没去。到下个月,五爷成了贵福巷的居委会代表,补贴也增加到10块。王老太得知后既生气又眼红,她怎么想也想不通:我“跑街道”的年头比他多,干得更不比他少,姓马的竟然……一怒之下甩手不干了。

在那个年代,居委会的权力很大。举凡解决邻里纠纷、批准困难补助、介绍临时工作、分发各类票证等等,都归居委会管;而居委会代表又是具体执行人,他的意见关系重大。五爷活了大半辈子没管过人,一直受人管,很想过过管人的瘾,这回算是如愿以偿了。然而,几件事办下来,难免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即便端平了,也不可能让人人都满意。于是,针对他的蜚短流长就出现了。五爷遇到难处便闭门思过,最后,他从当年神甫的滑头逻辑中得到启发:不给好处也该给句好话。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办完一件事,只要他认为哪一方吃了亏,或得到的好处少,晚上一准儿会去家里送上几句安慰话,表示理解同情关心,暂不论真与假、信与不信,听的人心里总是暖乎乎的。这样一来,虽然五爷成天扯开嗓子管人管事,但并不讨嫌,相反,贵福巷的人还蛮敬重他。

可惜,五爷管人的瘾还没过足,“文革”开始了。学生造反、工人造反,贵福巷的老娘儿们也不甘落后,她们造了马主任的反。王老太因为没当上居委会代表,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这回可算等到了释放能量的机会。她觉得光贴“火烧”、“油炸”之类大字报不解恨,便建议去抄马主任的家,最好给他来个扫地出门!五爷看了半辈子大门,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随随便便闯进别人的家门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抄家那天他没去。事后,王老太质问五爷为何不去造反,不去革命。五爷认为自己好歹也是居委会代表,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一气之下,他揭了王老太的短儿:

“你们这些当老妈子出身的人都有个毛病,迈进别人的门槛儿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随便。我和你可不一样……”

“我是老妈子,我有毛病!你又是啥好东西?”王老太急赤白脸地嚷起来。

“好鸡不和狗斗,好男不和女斗。我没工夫理你!”五爷说完,掉头就走。

“你才是狗呐,看门狗!见了主子就知道摇尾巴的看门狗!”王老太扎煞开那两只缠过足又被放开的“解放脚”,一路骂着追了过去。

3天后,革命群众在居委会大院里召开批斗马主任的大会。五爷那几天痔疮又犯了,本来不想去,又怕背后让人点脊梁骨说自己落后,只好勉为其难,强打起精神去了。一旦坐在半块硬邦邦的砖头上,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五爷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住了:屁股被硌得如锥子在扎,头上沁出了冷汗,……也许是出于无奈,也许是下意识使然,五爷当时顺手将语录本垫在了屁股底下,才稍微感到舒服了一点。几乎和这种舒服之感在同一时刻,他觉得有人在背后正使劲提自己的衣领。五爷站起来,回头一看,冤家路窄,王老太正冲他怒目相视。

“你竟敢用红宝书垫自己的屎屁股!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思想感情?说!”王老太指着砖头上的语录本,厉声嚷叫起来。

“我……”五爷愣住了,一时语塞,无言以答,活脱小偷被人赃俱获时一般。

“揪上台去!”有人喊道。

“对,揪上去陪斗!”又有人应和。

于是,走过来两个“红袖章”将五爷架到了台阶上,让他撅起屁股和马主任比肩而立。随着群众革命热情的不断高涨,五爷的罪名也由看门狗而洋奴、而保皇派、而特务、而现行反革命,一步步升级。末了,在一片打倒声中,造反派头头宣布了对五爷的处理:免去居委会代表职务,取消每月10元钱的补贴,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贵福巷扫街;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散会后,王老太还忙不迭跑到居委会拿来把扫帚递到五爷手上,说:

“呶,拿着吧。我可是处处惦记着你哩!”

俗话说:打死了人还要看出殡。王老太的所作所为就难免给人以这种感觉。

在以后的日子里,五爷成了贵福巷的清洁工,扫街、倒垃圾统统归他管。干一天下来,累得他腰酸背痛。一天晚上,五爷心烦,买了包花生米和半斤老白干,在灯下自斟自酌。忽然,有人敲窗户,当当、当当。五爷说里句门没锁,继续喝酒,心想:这人有毛病,放着门不敲敲窗户。话音刚落,推门进来的竟然是顾教授。据说,顾教授是在学校把他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扫地出门后搬来贵福巷的。五爷认为顾教授这个人挺傲气,鼻梁上架副二柄子(眼镜),平时凡人不理;学问再大也不能不认人呀。五爷为人的宗旨是你不理我,我更不理你。可是,当顾教授站在他的陋室中时,他还是有点受宠若惊。他连忙请顾教授落座,把盏敬酒。顾教授说他已经了解了一点五爷的历史,对于他被打成洋奴、特务深表同情,并坦诚相告自己头上也有此两项罪名。接着,顾教授开始发牢骚,其声铮铮然,说到激动处还辅之以挥拳甩胳膊,宛如站在阶梯大教室讲课一般。五爷连忙关紧房门、拉上窗帘且建议换成用ENGLISH来交谈。顾教授欣然允诺。就是经过这次交谈,顾教授才领教了五爷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可是,他们谈得并不投缘:五爷把令自己倒霉的祸首归罪于痔疮,而且后悔和王老太吵架后没去她家说句软话,否则,不至于被人记恨,不至于倒霉;顾教授则强调大丈夫宁折不弯……

空谈毕竟无济于事。最后,多亏贵福巷的徐寡妇出主意,才使五爷得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那天,五爷正气喘吁吁地推着垃圾车上一个斜坡,推了两次没上去。徐寡妇见了边帮忙推,边说:

“你都这岁数了,干不动就别干了。”

“不行啊。不干,人家不答应。”五爷说。

“不答应?好办。”徐寡妇凑到跟前,又说,“谁不答应你就告诉他,我没亲没故,累病了上你家床上养着去,死也死在你们家!你就照我说的办,没错!”

五爷就照徐寡妇说的做了,果然见效,再没人敢对五爷提起扫街的事。五爷为了表示对徐寡妇的感激,常到她家帮忙干点活儿,买粮,搬煤,见啥干啥。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没等“文革”完结,他俩先把婚结完了。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年过古稀的五爷随着出国留学——尤其是赴美国留学——热的不断升温,也时来运转了,成为贵福巷的热门人物。给他带来好运,或者说发现他这块璞玉的自然是顾教授。顾教授是搞数学的,精于计算。他认为与其出高价雇老外给出国人员提高口语能力,不如请五爷出山,效果可能差点儿,价钱肯定便宜多多。学校经费紧,领导研究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五爷几次课讲下来,学员的反映很好,甚至有人认为比老外讲得更贴切、更易懂。贵福巷的人知道了,就问五爷有啥窍门儿。五爷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

“啥窍门儿也没有,瞎白话呗。”

听的人更折服了,逢人就挑起大拇指,说:

“瞧人家五爷,瞎白话也能挣钱,挣的还是大钱!”

由于五爷发音地道,一传十,十传百,别的大学、企业也来请他去讲课,每天车接车送,门前红火得很。五爷“瞎白话”的费用也由刚开始的每小时20元,增加到了35元。后来,徐寡妇见来请的人多了,就参照猪大排价格上涨的幅度,狠狠心将五爷的讲课费一下子翻了一番——每小时70元!她告诉五爷:少一个大子儿也不伺候他们!家里的事都是徐寡妇说了算,而且句句话如板上钉钉。五爷不敢反对:如果少拿回一个大子儿,她倒是真敢不伺候五爷了。无奈,五爷只好硬着头皮逐个向人家宣布新的价格。尽管如此,这些丝毫也无损于五爷在贵福巷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反,随着徐寡妇的谱儿越摆越大,人们对五爷也越发信任起来:现在谁不对有钱的人高看一眼?这样,不光发生纠纷要找五爷评判,家里遇上了什么疑难事儿,也会征求一下五爷的意见。比如,去年竞争厂长失败后,我心情沮丧,母亲见家里人规劝无效,便找到了五爷,想请他出面开导开导我。

晚上,五爷让人传话请我去他家。别看五爷处理纠纷向来观点倍儿直、嗓音倍儿亮,开导人时却喜欢故作曲笔,慢声细语地兜圈子。一上来,他先说自己活了80多岁,管了一辈子人。乍听之下,我颇感奇怪:明明是他被人家管了一辈子,早年是神甫、美国人,后来是小张科长、马主任,眼下是徐寡妇,怎么能说……五爷看出了我脸上的迷惑之情,连忙解释:

“我管过去教堂祈祷的人,管过一个兵营进大门的人,管过区政府大院打水的人,管过贵福巷几百号老少爷们儿,如今还管着大学里那些要出国留学的人:我没说错吧?”

我觉得他的解释太牵强,大概只有当居委会代表的那几个月还沾点边儿。不过,我没好意思说出来。五爷以为我相信了,便将话题一转,言归正题:

“管人没意思,争那一官半职更是扯淡!”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年轻人哪个不想朝前奔?”我说。

“朝前奔?我55岁退休后也想再朝前奔一截子。结果哪?无端招来妒忌,被人使绊子摔得差点没爬起来!”五爷激动地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文革”中遭遇的那码事。五爷见我点头表示赞同,又说:

“往前奔,想当官儿,……记住了,被绊倒的人都是朝前跌的。你不奔能朝前跌倒么?”

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加了一句:

“连顾教授都折服我这句话。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回到家,我把五爷的话仔细咂摸了好几遍,觉得蛮有意思。是呵,人经见的事情多了,说出的话都有滋有味的。

顾教授

顾教授本不是贵福巷土生土长的老住户,而且搬离贵福巷也有十几年了,可是,五爷一提起来仍把他算作贵福巷的人。其用意是明摆着的:我们贵福巷不光是些下三烂,也出过大学教授这样的硕彦鸿儒!

其实,顾教授在贵福巷居住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教授,他的教授头衔已被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现行反革命之类“别号”取而代之了,但贵福巷的人始终称他为顾教授。1966年冬天,一个朔风呼啸的黄昏,两辆三轮车将顾教授老两口和他们的全部家当送到了贵福巷。他们搬来的时候是静悄悄的,了无声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次日一早坐着卡车前来“祝贺乔迁之喜”的红卫兵小将们,却是造足了声势,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呼口号,最后,给顾教授戴上纸帽好一顿批倒斗臭,简直把贵福巷闹得沸反盈天!顾教授一下子成了贵福巷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几天后,当街道造反队的革命群众批斗马主任时,在他们开列的陪斗人员名单上,我们贵福巷除了五爷之外,又增添了一位顾教授。批斗会开始了,顾教授被揪到台前,脖子上被挂了块牌子,低头、弯腰……会议主持人姓盛,也住在贵福巷,是皮鞋厂的造反派头头。王老太专门把他请来给街道老娘们儿传授经验的。盛某人20出头,正是年轻气盛的岁数,禁不住王老太几句恭维,越发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拿起话筒,上来先高声朗诵了一段五言顺口溜:

日从韶山出,

日出东方红,

当今红四面,

四面舞东风!

接着是一连串的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是一片打倒,……顾教授自然也在打倒之列。考虑顾教授属新来乍到,革命群众对他还不了解,盛某人便临时决定简单介绍几句:

“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有过右倾言论!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盛某人的话还没说完,顾教授忽然抬起头,转过身冲着他严肃地说;

“我没有右倾言论,是右派言论。请你纠正过来。”

乱哄哄的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盛某人愣怔了片刻才回过味儿来,厉声叱责道:

“放屁!你就是有右倾言论!低下你的狗头!”

顾教授非但没低头,反而将胸前那块写有他名字且被划了红╳的木牌抱起,很认真地说:

“我档案上的结论是有右派言论,不是右倾言论。不信,你可以去查。”

盛某人记起所介绍的情况是刚才从大字报上看来的,便振振有辞地又说:

“不许放屁!革命群众的大字报难道还会有错?”盛某人生气了,挥动手臂喊起了口号,“谁反对革命大字报就砸烂谁的狗头!顾XX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批斗马主任的会一时变成了批斗顾教授,文斗不解气又增加了武斗。结果,一场批斗会下来,顾教授的眼镜碎了,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事后,五爷溜进顾教授家里,劝道:

“何苦哪?右派言论也好,右倾言论也罢,反正都是右,再争也变不成左。既然没区别,由他们说去吧!何苦让皮肉跟着遭罪?”

“欸——这区别可大着哩!”顾教授连忙摇着头说。“右派言论是1957年的事,而右倾言论是1959年的事。从时间上说,相差有近两年;从运动对象上说,反右倾主要是对着党内的高层人物,反右派针对的则是知识分子,主要还是党外的;从运动性质上说,……”

“算啦,算啦,”五爷不耐烦地说。“我看你是书读得太多了,净找死理儿,钻牛角尖儿!怪不得人家说你有神经病,……”

“我这叫实事求是。搞政治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不能闹出笑话来。怎么会有人说我是神经病呢?真是岂有此理!”顾教授不服气地说。

“你有理。我讲不过你。”五爷双手抱拳,说。“不过,我把丑话先说下,这毛病不改,今后有你吃大亏的时候。”

其实,当初定顾教授有右派言论的过程,一点也不严肃,甚至可以说整个就是一出闹剧。

在1957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正在北京编写教材的顾教授接到系里的电报,通知他某日某时到火车站接张主任,然后,一起参加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顾教授拿着电报以为电码翻译有误:明明应该是王教授来,怎么变成了张主任?想到这儿,他使劲将电报“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顿时,他觉得那些4个一组的阿拉伯数字仿佛被震离了电报纸,非常委屈地满屋子跳跃,有的甚至还气愤地飞上前来撞击他的脑壳,弄得他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直到他再次拍响了桌子,擦了擦眼镜之后,那些飞舞着的精灵般的数字才复归原位。顾教授仔细地又看了一遍,没错,是张主任!一头雾水的顾教授调动全部逻辑思维严密的脑细胞,苦思冥想了好一阵子,总算推导出了点端倪:张主任的丈母娘家在北京,一准是他利用职权偷梁换柱,使了个掉包计,用狸猫换走了太子!假出差之名行探亲之实,……在先,张主任是学校保卫处的,后来调到数学系管后勤。让这样的人参加数学研讨会,顾教授越琢磨越觉得荒唐,甚而连研讨会本身也有几分荒唐了。

在数学系,论学问大、造诣深,大家都公认是顾、王二位教授。同时,他俩又都是学校出了名的耿直人。大凡有什么玄乎事儿,只要被他们看见了都会当众指出,不留半点情面,每每令当事人下不了台。碍着他们学问大、资格老的面子,别人一般不与之计较,能迁就则迁就。可是,两位耿直人之间也往往意见相左,常常争论不休,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争论归争论,王教授未能来参加学术研讨会,顾教授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但他又回天乏力,只能在气愤之余,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抗争——没去车站接张主任。

那天,张主任给老丈母娘带的东西委实不少,大包小包七八个。下车后,他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望穿秋水,却连顾教授的影子也没看见。他只好自力更生,肩扛手拎,累得不亦乐乎。张主任知道顾教授的脾气,次日见了面,故意自己找个台阶下,想挽回点面子也就算了。

“顾先生,我拍的电报,您大概没收到吧?”张主任试探着问了一句。

“收到了。”顾教授的眼睛没有离开报纸,平静地回答。

“哦——”张主任的脸倏地红了,又问,“大概您把这码事儿忘了吧?”

“没忘,记着了。”顾教授依然是漫不经心地答道。

“啊——”张主任的脸刷一下子又变白了,非常尴尬地冲着屋里的另外两位教授笑一笑,继续用诱导的口吻说,“我知道您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去车站接。我本来也不想……”

“不忙。一点都不忙,整天都在看报纸。”顾教授晃了晃手中的报纸,盯住了张主任的脸,一字一顿地又说,“我以为电报拍错了,因为本应是王教授来。”

顾教授执意不给对方台阶下,张主任也就只能在外人面前跌了跟头。丢尽了脸面的张主任,对顾教授憎恨之极,恨得牙根痒痒的。回到学校,张主任逢人就讲:姓顾的真够吝啬,连句瞎话都舍不得说!很快,话被传到了顾教授的耳朵里。顾教授找到张主任,又是当着众人的面,慷慨陈辞:

“人撒谎无非是因为害怕或有所图谋。我没做亏心事,无所畏惧;我更没有分外的奢望,换句话说,你还不值得我撒谎!”

三言两语,险些把张主任噎得背过气去。这就是顾教授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不久就给他带来了回报。在反右斗争后期,张主任坚决要求把顾教授定为右派,只是由于学校领导的干预,张主任才勉强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在顾教授的档案里记了一笔:有右派言论,云云。

这就是9年之后,顾教授在批斗会上煞有介事地为之争辩的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性格决定命运。顾教授在1957年遭张主任暗算,也就算虚晃一枪,伤了点皮毛而已;遇上1966年的红卫兵,那才是真枪实弹、刺刀见红地被整治了一番。“文革”伊始,红卫兵专找学问大、资格老的人开刀,顾、王二人自然第一批就被关进了“牛棚”。两位老先生蹲在小黑屋里不谋而合地想到了死——士可杀不可辱!可是,在如何死的问题上两人又产生了分歧:王教授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演绎出上吊乃超升的最佳方案;顾教授则通过旁征博引,归纳出溺水的求死保险系数最高,而且形象不那么狰狞。俩人低声但极为认真地争论了一番之后,谁也没能说服对方。于是,在第二天,趁着红卫兵吃饭换岗之际,顾、王二人溜出了“牛棚”,各奔自己选定的“前程”去了。结果,王教授成功地“自绝于人民”,而顾教授则被人从河中捞起,倒出腹中臭水,重新关回“牛棚”,严加看管。顾教授蹲在小黑屋里,因为自己的判断力不如王教授且求死不成而羞愧、而后悔莫及、而愤愤然……后来,红卫兵纷纷杀向社会,没人愿意留在学校继续看管这些牛鬼蛇神,顾教授便被交给街道革命群众监督,进行劳动改造。

顾教授每天都要去街道革委会,向王老太等人作思想汇报。别的劳改分子在汇报时主要是来一番空洞的上纲上线,自我批判;顾教授则不然,每次汇报的内容都非常具体,从几点几分开始扫地,干到几点几分结束,一共拉了多少车土,……革命群众听得不耐烦了,就怪他是用生产压革命,要求下次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顾教授没有讲空话的习惯,汇报时依然故我,为了说明思想改造有了进步,又增加了扫地的频率,原来每分钟扫多少下,今天扫了多少下,提高工效多少,……革命群众听了就来火,说他不老实,为自己评功摆好;心里却在骂他:神经病!鉴于此人不好对付,他们又请来了盛某人,寄希望于他能攻克顾教授这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

结果,顾教授就真的发了一次神经。在例行的学习汇报会上,盛某人带领大家唱语录歌,唱了一段又一段,不管会不会,人们都张开嘴跟着咧咧,只有顾教授除外。顾教授双唇紧闭,脖子梗梗着,眼睛望着屋顶,连哼都不哼一声。盛某人本来就想给顾教授来个下马威,正愁没个由头哪,这回可好,自己送上门来了。盛某人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质问道:

“顾老九,你为啥不唱?林副统帅说,唱一支革命歌曲等于上一堂政治课。你为啥不唱?你怎么竟敢不唱?!”

“我不唱自有我的道理。”

“胡说八道!难道你比林副主席还高明?”

“他也不是神仙,又不能万事都精通,自然也有不如我的地方。”

“放屁!有什么地方不如你?说!”

“当然有。起码数学就不如我,……”

话一出口,语惊四座,人皆愕然。

“你,你算个屁!”盛某人声嘶力竭地喊道。

虽然顾教授被盛某人一巴掌打在脸上,未能将话说完,但他仍觉得有种一吐胸中闷气之后的轻松。然而,顾教授也为这一瞬间的轻松而身陷囹圄,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年代里,顾教授此言无疑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简直死有余辜!就在顾教授引颈待死之际,贵福巷那些有同情心的老少爷们儿着急了,大家偷偷地聚在一起,思来想去,最后逼出了一个正话反说的熊招儿。所谓死马当活马医,姑且试试看。大家去了关押顾教授的监狱,递上了一份揭发现行反革命分子顾某某的书面材料。材料上写顾某某在街道劳动改造期间不老实,天天记变天账,妄图对革命群众秋后算账,云云。当调查人员来到贵福巷后,他们掘地三尺也没找见变天账。就有贵福巷的人出来说自己看见过。于是,调查人员拿出笔和本,要他们介绍一下变天账的内容。他们说,上面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扫了几小时几分钟的街,共有几千几百扫帚,倒了多少车土,……调查人员问,还写些什么?他们反问:就这些还不够么?将来有机会他肯定要反攻倒算!调查人员听了嗤之以鼻,将本子一合,说了句:神经病!站起便走。这神经病不知是指顾教授,还是指揭发顾教授的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有了神经病这个因素,顾教授没有被“立即执行”,而是换了个“缓期二年”。

“9﹒13”事件后,林彪被追认为反革命集团头目,顾教授也得以减刑;及至再把“四人帮”揪出来,他才被无罪释放。第二年,学校落实政策退还了顾教授原来的房子。顾教授搬家那天,贵福巷的老少爷们儿赶来帮忙。冤家路窄,盛某人路过,顶头撞见了顾教授,一时躲不及,他只好胁肩陷笑着上前打招呼:

“哎——哟,顾老师,顾教授,您要搬家啦!我早就说该给您落实政策了,……唉,您看,当年我太年轻、太幼稚、太天真,让您老……其实,林彪这个反革命,他算个屁!哪里能和您老相比?!您是国家的栋梁……”

“屁话!”顾教授斩钉截铁说。“我更有不如他的地方,起码指挥打仗就没法跟他比,……你当时年轻,但并不天真,我说的那些连小孩子都能懂的道理,你却装糊涂;你现在倒是不年轻了,反而很幼稚,以为用两句甜言蜜语就能欺骗我!”

顾教授说完,脖子一梗,挺直胸,管自回屋去了。当年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讨了个没趣儿,脸上热辣辣的,望着顾教授的背影,自言自语道:

“这老家伙的脾气越发直起来,连半点弯儿都没有了。”

圣西门

盛某人叫盛昶。秀才识字读半边,许多陌生人见了这名字常常把盛昶叫成盛永。盛昶在纠正了多次之后腻烦了,索性由他们去叫。他的邻居、棋友、中学历史教员李老师觉得昶和永无论音还是义都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叫盛永绝对不妥;若说长相,那张生就一只鹰钩鼻的脸从侧面看,倒是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有几分形似。一天,李老师拿来历史课本,指着书上圣西门的画像对盛昶说:

“你们的长相相近,名字的头一个音又相同,你看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管我叫圣西门?”盛昶问。

“开个玩笑,别当真。”李老师连忙解释。

“我看成。”盛昶说。“我也早就想改换门庭,变个字号了。”

于是,贵福巷就出了个圣西门。圣西门从小就腻味读书。初中毕业那年,他自认学习成绩太臭考不上高中,便听从李老师的指点干脆报了个技工学校。领录取通知书那天,班里的同学有的考上了市重点,有的考上了区重点,其他的也都有普通高中读,大家都喜气洋洋,张罗着要开一次告别会。惟有圣西门拿到中技录取通知书后,趁别人没注意灰溜溜地不告而别。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了“文革”运动。又过了两年,当初那些考上了区、市重点学校的都背着行李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圣西门被分配到了工厂,成了领导阶级的一员。他在车间当钳工,只干了一年多,车间主任就看出这人吊儿郎当,有点不地道。厂里成立“大批判”组找车间要人,主任就率先把他推荐去了。圣西门当学徒没学出个样儿来,干啥活都不行;搞运动没人教,他做起来却蛮在行:敢说敢讲敢拼敢闯,有股子敢为天下先的冲劲。他的这股劲头,很得驻厂军代表的赏识。不久,军代表一句话,圣西门被调到厂部宣传科,成了一名以工代干,……

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别人都发牢骚说自己生不逢时,大好青春白白浪费了,他却偷笑了:只有我的命好,赶上了好时候。当初考上重点中学时,瞧把你们能的,哼!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想到这些,他对那些已经没有了城市户口的老同学侃起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实,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意思:要善于捕捉机遇,一旦抓住了机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说我能当干部,就是遇上了好机会,自己胆子又大。他的经验之谈,对于那些每天在大田里握着锄把、期盼阳婆早点落山的人来说,还真有几分玄妙。

“文革”结束时,圣西门清理了一下10年中的收获,不无惊讶地发现竟然是两手空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条人生经验之外。这样,他只好赤条条地抱着那条唯一的经验走进了新时期。说来也巧,他的经验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必须说明一点:不是在工厂,而是在情场派上了用场。圣西门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凭他的中技学历、以工代干的职务和长了只鹰钩鼻的尊容,在恋爱方面肯定属于上不够、下不就那一层次的人。当时,厂里有个女描图员叫苏梅,出落得花容月貌,有款有形。她的追求者自然也多,有工程师、技术员,有科长、主任,尽管职务不同,相貌各异,但都有一张女孩子看重的大学文凭。苏梅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因为碍于情面不想得罪任何人,所以谁献上的玫瑰花都接受,又显得有几分轻佻。每天晚上都有人请她吃饭、看电影;那些请不上的就只好蹲在宿舍外面等,望着苏梅的窗子发呆。日子久了,还有为情而悲痛欲绝,寻死觅活的。至于苏梅呢,如同进了瓜地挑瓜,有点挑花了眼。别看她描图的水平不高,给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所描画的形象倒是蛮漂亮蛮新潮的,致使每个追求者相比之下都显得逊色。故而,他们也都得到了一句同样的回答:急什么,终身大事,我可要认真考虑考虑。圣西门就是在这期间拿着两张电影票出现了。

“今晚,我可以请你看场电影吗?”他用不无谦卑的口吻问道。“《庐山恋》,一部新片。”

“当然。为什么不能哪?”苏梅反问道。“况且,我也想再看一遍《庐山恋》。”

“我指的是看完电影,能不能跟你在花前月下走走,聊一聊,……不知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圣西门试探性地又迈出一步,越发谦卑且故作腼腆地问。

“当然。你既然是个未婚的年轻男人,你当然有资格提出自己的要求。你又不比别人少点什么,难道不是么?”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苏梅想耍弄一下面前这个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的“以工代干”,嘴上咯咯笑着,眼睛里则溢出充满鼓励的深情的目光。

“我还真比别人少了点东西,”见到苏梅的脸上已经转为认真与惊讶的神色时,圣西门不慌不忙地又说,“一张大学文凭。”

“咳——不就是张文凭嘛!和一张空头支票没什么区别!我正腻烦了知识分子身上的那股神经兮兮的酸劲儿,……”苏梅继续用挑逗的目光瞟了瞟对方,说。

圣西门想:妈的,拿我来调剂口味。美的你,等着瞧!那天,他们看完了《庐山恋》,又看了一场叫《潜网》的电影。两场电影看下来,圣西门什么也没记住,但他坐在忽明忽暗的影院里却构思了另一张网——如何捉住这条美人鱼的爱情之网。他明白,如果照常规出牌,自己绝对没戏,绝对争不过人家,必须解放思想,独辟蹊径,用甜言蜜语做经线,用大胆果断的行动做纬线,等时机成熟一收网,不愁网不住这条美人鱼!果然,没出半年,苏梅——而不是圣西门——就主动张罗着买家具、粉刷房子,准备结婚了。圣西门倒摆出一副很沉得住气的样子,学着苏梅的口气说:

“急什么?终身大事,要认真考虑好了再……”

“你还考虑个屁!反正就这么回事儿了。”苏梅着急地说。

在结婚喜宴上,一群当初爱慕过苏梅、如今深陷失恋痛苦中的知识分子,不无醋意地围着圣西门敬酒,并问他是用什么手段把苏梅搞到手的,还十拿九稳,手拿把掐似的。圣西门多喝了两杯,加之酒不醉人人自醉,便得意地说:

“以后和女人打交道之前,你们多吃点碱。”

玄,太玄乎了!一群知识分子听后都蒙住了。圣西门笑了,解释道:

“就是说别那么斯斯文文,酸了吧唧的;增加点碱,是中和中和的意思,……”

不想还明白,越琢磨越糊涂。不过,他们觉得圣西门这家伙的确心计过人。

事后,圣西门只对李老师掏了真心话:

“儿女不留情哟!到了日子就要出来,连一天都不将就,——她不急着结婚,行吗?”

“你这种实干精神,比法国那个圣西门的空想可厉害多啦!”李老师打趣说。

李老师觉得他给盛昶起的绰号不够贴切了。圣西门则更加坚信自己的人生经验,并借机又向李老师吹嘘了一番:抓住机会就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事后来看,网住苏梅这条美人鱼或许就是圣西门人生辉煌的顶点了,而他却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认为把苏梅搞到手只是时来运转的开始,要积蓄力量,伺机向人生和事业的顶峰冲击。不久,当组织部门以他的学历和业绩均未达到要求为由,提拔了另一个人做宣传科长时,他一怒之下砸了铁饭碗,成了较早的下海者——到一家贸易公司搞业务。可是,没干半年,公司老总找他谈话了:

“我看你也不是块做生意的料,不懂业务,手里也没有客户。来公司这么些日子,连一单合同也没签,有问题了吧!我听你在电话里总是对客户说没货。这哪儿成?客户是上帝,没货赶紧联系呀!咱是干啥的?买卖买卖,没货还做个屁买卖!这么说吧,公司除了白的(白粉)、黄的(黄金)不做,客户就是要火箭卫星你也得说有,和人家慢慢谈嘛。算了,我说也没用,你不是做生意的料,……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公司是我个人承包的,不能养闲人。你到财务那里去多领一个月工资,还是回去端铁饭碗的好。我看你……”

圣西门脑筋灵活,学什么都快,听老总如此一说心里就来火了:你又有啥本事?不就是糊弄人嘛!糊弄人谁还学不会?!他没等老总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人才登记表》,拍在桌子上,说:

“我早就不想在你这破公司干了!告诉你,海南录用我的登记表都寄来了。明天就订机票!”

老总做梦也没想到圣西门这么快就能出徒,学会了糊弄人;一时没识破,还真被蒙住了。

“那感情好。咱庙小,你去大特区闯吧!将来有机会说不定还能合作一把哩!”

后来,圣西门还真的去了深圳、海南闯荡了两年多光景,才又回到了贵福巷。大概他在南方挣了些钱,再回来时一身行头全换了:西服革履,考究、笔挺;头上喷了摩丝,鞋上擦了油,上下都光亮得很;意大利真皮提包和大哥大,更使人增色,……活脱一副老板派头!贵福巷的人都说他的买卖做大了:彩电紧俏倒彩电,钢材短缺倒钢材,至于水泥、白糖、坯布更是他成天对着大哥大叫嚷的内容。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圣西门从来不上班,经常见他呆在家里。我纳闷儿:做这么大的买卖,怎么能没有间像样的办公室?我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非常肤浅,见了那些坐在家里打电话就能挣钱的人,除了羡慕,更有一种神秘感。

一天,我犹豫再三,鼓足勇气决定到圣西门家登门造访,向他咨询有关下海经商的事情。

“咱贵福巷的玲子也是做买卖的,卖服装鞋帽,每天进货、‘练摊儿’,忙得脚打后脑勺儿。可是,你在家里打打电话,怎么就能……”我不好意思地问。

“摆个摊子卖服装,洒洒水啦!”圣西门见我不懂广东话,又说,“就是小儿科。要说在家里上班嘛,人家香港很多都是前店后厂,我是学人家,——反正就那个意思吧。”

接下来,他对我讲了一通撑死和饿死的理论。但我仍不明白他做生意的方式,并再次表示请教。圣西门无可奈何地笑一笑,说:

“眼下是信息时代。信息就是金钱。我就是靠信息挣钱,挣大钱。玲子的作法还是传统的老一套,我跟她不一样。还没开窍儿?哎哟,亏你还是个大学生!怎么说哪,简单说吧,我就是把信息作为润滑油,拿来加速别人资金的周转,同时也使自己挣到了钱。比如,我把买家介绍给卖家,一旦他们能对上缝儿,我就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回该明白了吧?”

“如果一上来你能这么讲,我早就明白了。”我说。

“你只是明白了点皮毛,这里面的奥妙还多着哩!”圣西门晃着右手的食指说。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五爷。五爷听后不以为然地说:

“哼,旧社会就有吃这碗饭的,叫牙行。俗话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数这帮家伙不地道,最能坑人了!”

“人家管这叫搞信息,怎么到您嘴里就成了牙行啦?”

“什么信息?换个名头罢了!不就是没本儿套白狼嘛!跟说媒拉纤的一样,全凭两片嘴皮子糊弄人!别听他说的天花乱坠,瞎白话。你想想,做买卖自己没资金,谁的钱让他用?”

我以为,五爷的话有些偏激。圣西门肯定没糊弄人,至少没糊弄成,不然,他的经济状况怎么会每况愈下呢?西服倒还是那套西服,但已经被穿得油渍麻花了;头上也不再喷摩丝,而是乱蓬蓬的,还杂以不少白发,和下面同样黑白相间的络腮胡子相映成趣,乍看上去像只灰不溜丢的刺猬。至于大哥大和意大利真皮提包,据他自己说是在喜来登饭店和客户谈生意时被偷了。怕别人不信,还气呼呼地骂了一句:不知让哪个鳖儿拿去摆款了!尤其落架的是,圣西门的前店没赚到钱,后厂又起了火——苏梅成天嚷着要跟他离婚!

苏梅不光人长得漂亮,骂起街来也花哨。她嫌圣西门不务正业,经常扯开嗓子冲他嚷:

“……人家是睡觉做梦,你可好,睡醒了、睁开眼才开始做梦,就梦着发财,发大财!也不撒泡尿照照,钩钩鼻子眯缝眼,像个有财气的样子么?你家祖坟上没冒青烟,就别做这发财的梦!一天到晚谈业务,谈成一单了吗?以前还有个大哥大,现在也卖了,光剩下疯跑啦!这种靠喝西北风活着的日子,我是没法再过下去了!”

圣西门一听老婆揭了自己的短儿就犯急。苏梅更不示弱,跳脚蹦高,摆开了架势骂,骂他细长脖子小短腿儿,不是受穷也是短命鬼儿!还不解气,连流氓、色魔、阳痿之类不堪入耳的话也甩出来了。圣西门只好告饶:

“我求求你了,姑奶奶!别嚷啦!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今后我的生意还做不做?我的生意可都是进出口贸易,最讲究个信誉,……”

为了讨好苏梅,圣西门主动承担了买菜做饭这类家务事,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坐享现成了。

这样,圣西门在搞业务之余就会经常出现在菜场里。一天,五爷见圣西门蹲在菜摊儿前,正为几斤土豆和小贩讨价还价。

“再便宜两毛,剩下的我包圆儿了!”圣西门说。

“再便宜就赔了,我图个啥?”小贩不答应。

“图个赔本赚吆喝。你能赔嘛?!”圣西门眼一瞪,说。

“算啦,每斤便宜1毛钱,这买卖就成了。”五爷走上前,插进了一句。

“哎——哟!”圣西门抬头一看,惊讶地叫了一声。“五爷!听您的,1毛就1毛!”

小贩也表示接受,生意成交。小贩称过土豆,轮到圣西门付钱时,五爷伸出手,说:

“买卖做成了,我这拉纤的是不是该收点佣金?”

“五爷,您真逗!”圣西门站起来,又说,“您老还真有做生意的天分,加上见多识广,连国外都有朋友,……您老要是真想做生意,我可以给您介绍货源。”

圣西门从他那件油渍麻花的西服右口袋里掏出一沓名片,边翻看边数说:

“张经理有800吨镀锌版,于总有坯布和进口胶合板的批文,马总有各类进口汽车并能包上牌照,……五爷,这可都是紧俏货。”

圣西门见五爷愣在那里半天没吱声,又从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了另一沓名片,说:

“如果您没有用户,有货源也行;我可以给您介绍用户。您看,李总需要镀锌版,有多少吃进多少,王总对坯布感兴趣,……”

“行了,行了,别说啦!”五爷一指圣西门的名片,又说,“把你右口袋的货源介绍给你左口袋的用户,不就全妥啦?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五爷说完,转身走了。圣西门赶紧提起装土豆的袋子,追了上去,呵呵笑着说:

“主要是价格问题,价格问题。五爷,这可都是大买卖,做成一单就发了。现在就得胆子大,……”

圣西门把撑死和饿死的理论又对五爷讲了一遍。五爷觉得不中听,将脑袋一扬,问: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也难怪,冷尿热屁穷撒谎,由不得人!”

有一回,我在路上遇见了圣西门。我见他拎着个人造革的旧提兜,便向他问及意大利真皮提包的下落。他仍坚持说在喜来登酒店被人偷了。我又问他最近在哪里发财。

“搞项目。”圣西门说着从兜里取出笔记本,舔着唾沫哗哗翻起来。“有房地产项目、餐饮业项目、健身器材、保健品等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联系联系,搞成一个给你5%提成。”

“我可没你那两把刷子。若真是谈项目,咱也不能在大街上谈,起码得去喜来登品着咖啡慢慢商议。你说是吗?”我急于脱身想去办自己的事情,开个玩笑,匆匆告辞。

后来,听说圣西门什么项目也没谈成,而是到了一家地下公司搞起了传销。他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决定从亲朋好友中发展自己的下线人员。于是,作为棋友的李老师成了他的首选目标。一连几个晚上,他都泡在李老师家,棋也不下了,而将花花绿绿的资料摆满了一桌子,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解,大有不发展成功誓不罢休的架势。李老师被他磨得没办法,又禁不住圣西门说的干好了每月能有5位数进项的诱惑,咬咬牙,拿出700块钱成了圣西门的第一家下线。李老师参加了几次活动——听讲演之类——后,也试着去发展自己的下线,结果都失败了;请人家参加的讲演会,还受到一番嗤笑:我又不是耗子,谁参加你们的老鼠会?好恶心的名字!李老师很快就对传销失掉了兴趣。干得不投入,更缺乏圣西门那种“磨功”和厚脸皮,工作自然无建树,个人收入为零。李老师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当然首先会迁怒于圣西门,越想越来气,就到五爷那里发牢骚:

“这家伙以前对女朋友净来实的,弄出了大肚子;现在对男朋友光玩虚的,还不就是想日哄两个小钱?哼,睁开眼就想发大财!倒真是继承了圣西门的空想情结,……”

这会儿,李老师又感到自己给盛昶起的绰号有几分道理了。五爷不懂什么圣西门的空想情结,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想一口吃个胖子,也算是急功近利吧,这都是‘文革’中养成的毛病。那会儿,一张大字报、一份白卷、一封信就能让鸡犬升天的事情还少嘛?当年,这小子也跟着潮流得了点实惠,但是不多,现在想找补找补。毛病养成了,改也难,……”

“五爷,真被您说到点字上了!是这么回事,要历史地看一个人。”李老师挑着大拇指说。“当然,还要发展地、辨证地看。比如,他在‘文革’中喊‘反帝反修’口号最响,现在推销的产品可又都是老外的,——不发展地看人行吗?!”

“帮着老外骗中国人的钱,没出息!”五爷一拍胸脯,又说,“瞧我年轻那会儿,专挣外国人的钱,这才叫本——事!”

以前,李老师还不太折服五爷;听了这些话后,他对五爷看法变了,简直折服得不行。

前些日子,搬迁通知行将下达时,圣西门忽然一改原先死也不肯离婚的顽固态度,主动向苏梅提出去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我得知后颇不理解,再遇见他时便不由得想劝两句。

“这你就不懂了,”圣西门有几分莫测高深地眨着眼说。“离了婚就是两户人家,将来可以有理由多要一套房。房子到手了再复婚呗!”

“没那么容易吧。”我表示怀疑。“房管局的人那么好糊弄?”

“这又有啥难的?你忘了我告诉你的话:撑死胆大的,……”

“如果苏梅不和你复婚哪?”

“瞻前顾后,啥也别干了。你又忘了我说过的话:饿死的都是胆小的,……”

看来,他要将自己的理论再次诉诸行动了。

李老师

35年前,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李老师留校讲哲学史,而他的女朋友、同窗——刘芸则被分配到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学教政治。结婚后,他过了两年分居的孤独的日子,终于耐不住寂寞,在没有认真地进行一番理性思考的情况下,贸然作出了一个令他后半生追悔不已的决定:放弃北京的大学讲坛,去和爱人团聚。当时,他还套用了一句哲学家的话为自己的行为作了诗意的辩护:皈依精神的家园。

这样,粗俗的贵福巷就搬来了一户高雅的哲学之家。

然而,李老师很快就发现生活中很少形而上的诗篇,更多的是不尽如人意的形而下的散文。首先是找工作时遇到了麻烦。人事局调配科科长告诉他:大学里适合你的位置都满了,只能教中学;鉴于你以前教过哲学史,就去中学教历史吧,反正都是史。李老师想;可笑,此史非彼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怎么可以因为都有一个史字就能了局?想是这么想,但嘴上只字未提。那年代的人长期接受螺丝钉精神洗脑,绝对服从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李老师拿了纸调令便去某中学报道,而且一直干到去年退休为止。

李老师到中学教书本来心气儿就不高,很快又遇上了“文革”,作为臭老九中的一员,更令他心灰意懒。十年一觉荒唐梦,醒来掐指一算,惟一的收获便是生儿育女。不过,在那个年月里,要倒霉大家都倒霉,也显不出什么。当尊师重教之风在社会上重新刮起来的时候,李老师反而觉得他的自尊被刮走了不少,难免多了几分失落感。因为历史是副科,所以讲历史的老师不被校长重视,在评定职称和晋升职务上必然也有所体现。接着,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李老师觉得他的自尊这次被冲走了很多,失落感自然也就更严重了。姑且不说社会上的暴发户让他见了心中会产生怎样的不平衡,他忽然发现甚至连学校里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学校利用假期办了语文、数学和英语补习班,教这些主课的老师们自然也相应地提高了收入;他们还可以在家里辅导,那收入就相当可观了。看着人家每天忙忙碌碌地赚钱,李老师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如同市场上的蔫茄子,一种无人问津的感觉。他的口袋里自然也是瘪塌塌的,而这阵子偏偏又特别需要钱。儿子李青已经20岁了,总不能还和父母挤在一间屋里,应该给他买间房。可是,即便拿出全部积蓄也不够,再往哪里去淘换?他曾寄托于买彩票和做传销,到头来一件也没成功,徒然增加了一笔不菲的开销而已。

无可奈何之际,李老师常常想到的是,当年自己也是才高八斗,志存高远,如今却混个如此下场,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贵福巷都是个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一股悲凉的况味便油然而生。这悲凉之情在心中翻腾得久了,恰如多吃了几餐冷饭会引起打酸嗝儿一样,不可避免地也要吹吐些浊气,酸溜溜地感慨一番:唉,往事不堪回首哟!这世道真荒唐哟!人生一世,不过尔尔,……感慨之后便是迁怒于人,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和他作对,从当年的调配科长到学校校长、妻子儿女,概莫能外。他对周遭的一切都感到隔膜,似乎只有萨特的存在主义才是惟一的知音: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作出选择,诉诸行动,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和原先的好朋友圣西门搞传销损失了700元后,又顿悟了萨特的另一句名言:他人是地狱。这样,李老师自命为存在主义者,且以萨特的私淑弟子自居。李老师心情不好,经常在家唠唠叨叨发脾气,就招来了妻子的不满。讲授了半辈子马克思主义的刘老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拿起斗争哲学回击丈夫的存在主义。常常的,俩人会争得面红耳赤,……哲学之家缺少钱,但不缺钱所无法买到的哲学思辨和争论;不过,引起他们争论的内在原因还是和钱有关。

“别吵啦!”每次都是儿子李青出来劝阻。“再争也争不出钱来,穷——吵!”

李青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待业在家,心里正烦着呐。父母让他好好复习功课明年再考。他却以一句没情绪,断然拒绝。父母好言相劝:未来的社会是知识和文凭的社会,上大学对你来说虽不是惟一的出路,但肯定是最好的出路,……李青一听就烦了:再好也没用,我不是念书的料!说完,他跑到院子里踹响了摩托车的发动机,嘟、嘟、嘟。母亲追出去,问:去哪儿?他甩下一句:去姐夫家!头也没回,绝尘而去。李老师就在屋里大骂:朽木不可雕!刘老师说:算啦,儿大不由爷。

李青的姐夫开了一家商店,专卖汽车摩托车的零配件,生意挺火。李青骑的摩托车就是向他借的。平时,李青最大的乐趣是到姐夫的店里帮忙。别看课本上的英文单词他背过了就忘,店里的各类零配件——少说也有上千种——的名称、规格、型号和单价,一应数据都记的滚瓜烂熟。他酷爱摩托车。为了能多骑几次,他主动提出帮姐夫给用户送货。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他的脚被摔崴了,虽经住院治疗,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走起路来有点拐,成了踮脚儿。李老师见了哀叹道:这回可真成了块朽木头啦!李青对摩托车的钟爱却痴情不减,不但白天骑着它送货,而且晚上还钻研修理方面的书籍。这股劲头上学时可从来没有过。李老师断言儿子已经走火入魔,成了这个荒谬世界的牺牲品。

正是这块走火入魔的朽木头,在姐夫的帮助下,竟然于贵福巷附近租了间门脸儿,开起了摩托车修理铺。去年,李老师到了退休年龄,按照学校的惯例,只要身体行,一般要经返聘后再干两三年。可是,校长考虑到历史课是副科,师资又不缺,就迟迟未找李老师谈这码事;倒是儿子三番五次打招呼:爸,到点就退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去店里帮把手。李老师看出返聘无望,想想儿子的话也有道理,一气之下,半天也没耽误,到日子就办了退休手续。当学校还在筹划开个多大规模的茶话会欢送一下的时候,李老师已经怀着满腹哲学思辨和历史经验,蹲在儿子的“新兴摩托车修理铺”中,一边照看生意,一边心里琢磨:没承想,我今天倒指望上儿子这快朽木疙瘩了!——还能说这个世界不荒谬么?

说着红脸的,便来了关公。李老师成天寻思世界的荒谬性,结果就真的遇上了一件荒谬事儿。这天,一个留着板寸头的小伙子来店里修车。小毛病,换个零件不过二三十块钱;可他修好车没给钱,推了便走。李青以前见识过这号人,心想:狗烂儿一个!算啦,让他留钱去买药吧。板寸头见没人理他,又返了回来,大声说:

“修车费先赊下吧!”

当时,李老师正在打盹儿,板寸头一句话把他惊醒了。他抬头一看,不认识此人。不认识的人怎么能赊账哪?前些天也遇上过一个这样的主儿,几十块钱被打水漂儿啦!如此赊下去怎么得了?!刹那间,在他那颗极其赋有哲学细胞的大脑里,飞快地闪过了存在主义关于选择和反抗的理论。于是,他站起来走到板寸头跟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本店不赊账。请付了钱再走。”

“我现在没钱。你能怎么样?”板寸头把摩托车支架一踢,梗着脖子反问道。

“没钱好办,把车留下。拿了钱来取车。”李老师说着便走上去拔车钥匙。

“老家伙,你活得腻烦啦?!”板寸头说着当胸擂了李老师一拳。

自从崴了脚之后,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店铺之后,李青时时处处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能忍则忍,得让且让。可是,当他看到老爹被打时便顾不上多想了,扔下手上的活,冲上去和板寸头扭作了一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已经在贵福巷消停了多年的王老太不只从哪里冒了出来,依然扎煞着那两只“解放脚”,颤巍巍地晃上来劝架。两个小伙子厮搏在一起,作为老太婆本来避之还惟恐不及,她却不听劝告,偏要搀和进来添乱:从背后一把抓住了李青的腰带;发现仍不能将俩人撕掳开时,索性抱住了李青的后腰。李青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闹得一愣,力图争脱。板寸头则趁机在对手的鼻梁上狠狠地砸了一拳!李青的鼻子被打出了血,用手一抹,花红一片。王老太婆拉偏手!李老师反应过来后连忙上前拽王老太。他觉得根本没使劲,只是轻轻一拉,王老太便顺势“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而且一坐下就不再起来了。她声嘶力竭地喊道:

“好呵,你连劝架的人都敢打!打人啦!救——命——呀!”

王老太的喊叫引来了一群围观的人,板寸头趁乱哄哄之际,将摩托车踹响,嘟嘟嘟,溜之乎也。板寸头消失了,可李老师的不幸就开始了。王老太先是坐在地上喊,喊累了,大家劝她起来,她干脆躺倒在地,闭上双眼,任凭别人再怎样说,就是一声不吭。片警小刘被叫来了。李老师赶忙上前想解释一下,告诉他刚才板寸头的事、告诉他我没使劲拽这老太婆、告诉他……可是,小刘把手一摆,根本不听,只是用命令的口气对李老师说:

“赶紧把老太太送医院治病,费用由你负担;其他事情回头再说,……”

李老师只好叫了辆的士,请人帮忙将王老太送到医院。当大夫问及病情时,王老太说:

“摔得我浑身都难受,从头顶到脚后跟没一处不疼,肚子里还一阵阵恶心,……”

“既然如此,老人家年纪又大了,就彻底检查一下吧。”大夫将需要检查的项目开列在单子上,交给李老师,又说,“先去给你妈缴费吧。”

“她是我妈了个×!“从来说话斯文的李老师走出病房后也不禁骂了起来。

3000元付出去后,王老太便开始了从心电图、X光、B超、CT到核磁共振的一连串系列检查。尽管没查出什么大毛病,可王老太就是不住地喊疼,医生只好让她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再说。这样,李老师又拿出5000元作为押金办理了住院手续。从当晚开始,李老师负责做饭送饭,刘老师则在医院伺候病人,倒屎倒尿,端茶喂饭,一步不能离开。刘老师熬了一天,说啥也顶不住了,只好把女儿叫来轮流伺候。王老太可不是盏省油的灯:睡醒了就喊疼,非让陪床的给她按摩不可;不按摩时,就闹着再去拍片子,重新检查。为了省钱,刘老师和她的女儿便整日在王老太身上又揉又捏,捶捶打打。有时,她们一想到这事太窝囊,气就会不打一处来,手上用力也难免大些;有时,人累了或瞌睡了,手上用劲又不免小些。王老太不高兴了,说你们不想陪床就别陪了,给我雇个人来陪床!母女俩听了,只好忍气吞声,倍加小心地伺候,不敢稍有怠慢。王老太的嘴还特别馋,医院里做的饭不吃,变着花样地要吃各种罐头和水果。照她的意思办,王老太高兴了,起码大小便可以让人搀扶着去厕所解决;若不顺着她的心思,她就敢溺在床上!王老太的所作所为,连同屋的病人都看不过去了,她们背后不止一次地对刘老师说;

“这老太婆可不是个善碴儿,把一辈子没吃上的东西吃了,没享过的福享了,……”

王老太的确不是个善碴儿:只半个月下来,就把李老师的1万多块钱折腾光了,而且闹得两个家庭人仰马翻,两个店铺无法正常经营!更严重的是,李老师感到这个冤案没有昭雪之日了。片警小刘的态度非常暧昧,只字不提调查板寸头的事,每次去找,他都用一句话搪塞:等把王老太的病治好了再说吧。而王老太的情况贵福巷的人都知道:家中仅有个养子,但又根本不管她。这回行了,顶上住超级养老院啦,——还能指望她的病有康复的那一天么?花光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后,李老师只好拉下脸来向女婿借钱。这会儿,他的心情完全灰色了,觉得人活着真累,真他妈的没意思,……女婿送钱来时,李老师便对他发牢骚:

“我招谁惹谁啦?修了车不给钱,还要打人!告他吧,没人管;打人的至今逍遥法外,挨打的却犯下了倾家荡产也赎不完的罪!再说了,小伙子打架,王老太搀和进来干啥?而这王老太又忒能胡搅蛮缠、忒不近人情、忒缺德带冒烟儿、忒……这世界直是荒谬透顶了!”

“收起你那套存在主义的悲观哲学吧!”刘老师不耐烦地打岔道。“光知道喊荒谬有什么用?还是要想辙,总不能就这样被她耗下去。”

“妈说的对。”女婿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翻来覆去寻思了好几遍,觉得这事挺蹊跷,从整个过程来看,至少发现了三个疑点:板寸头修车不给钱,已经走了又折回来说什么赊账,这明摆着是叫号、寻衅滋事;从半天里掉下位劝架的王老太,平日无冤无仇,翻脸不认人,看她这股刁难劲儿,肯定别有说道儿;片警小刘偏袒板寸头,这也是谁都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你分析得好,特别是能从事物的发展过程、整个过程来剖析问题,方法对头。” 对女婿的观点表示赞同后,刘老师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了两条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第一,不能孤立地看表面现象,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才可能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荒谬性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也就是内在的必然性。第二,归根到底,这件事情还要从经济因素中去找原因,而不能迷失于所谓道德的误区,……”

女婿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丈母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凭多年经商培养起来的直觉,相信所遭遇的几件事肯定有些联系,而且和经济相关。

“依我看就是钱把这几件事串起来的!”女婿用最通俗的语言对丈母娘的说教作了解释。

李老师听了这些话也受到启发,想起了几天前在派出所遇见王老太的养子魏钢的情景。

“当时,他正和片警小刘嘀咕什么,一见我进去,他就满脸赧颜地说了句李老师你们谈,站起来匆匆告辞。要说我还真教过他课,……这号学生,唉——”

“是您的学生就好办!”女婿一拍大腿,计上心来。“俗话说,师徒如父子。赶明儿由您领着,我去见见这个魏钢,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儿!”

“我说的是本质。”刘老师连忙纠正。“你这做生意的人,三句话不离钱。”

“对,一个意思,反正都是最重要的:生活的本质就是钱。”女婿笑着说。

第二天,李老师和女婿拎了兜水果,登门拜访魏钢。魏钢是个爽快人,见老师亲自光临且以厚礼相送深受感动,三言两语,道出了事情的原委。果然如刘老师分析的那样,是经济原因引发了一连串有内在联系的咄咄怪事:是相隔一条街的强生摩托车修理铺,为了搞垮李青的新兴修理铺,精心策划了那天的闹剧!事后,他们又托人请片警小刘多加关照,……

“我妈就——是爱沾点小——便宜,让人家雇了当——猴耍。李老师,您放心,现在咱们就去医院把我妈接走。这事包——在我身上了!”魏钢是个结巴,拍着胸脯断断续续地说。

到了医院,魏钢就让王老太收拾东西回家。王老太不答应,说她的腰还疼得厉害哩!魏钢将牛眼一瞪,说:

“腰疼就再——再检查,光在这儿泡、泡着不行!”

“我已经查过了,还要怎么查?”王老太把脸朝墙壁扭过去,又说,“再查一遍也行!”

“这回可、可要换个新方法——抽、抽、抽骨髓!”魏钢说话时急得把鼻子、眼睛和嘴都挤在了一起。“还要把丑——话说前头,抽骨髓不——光疼,还有危险,闹不好把老——命搭进去,你、你可别——怪我!”

王老太这才万般无奈地答应了出院。

“妈,这就对——啦,见、见好就收吧!别把戏演得收——不了场。”魏钢说。

吃一堑长一智。一场劫难过去了,教历史的父亲帮儿子认认真真地总结了一番经验。以后,李青不但改变了经营作风,而且注意和派出所的、工商、税务的人搞好关系。在姐夫的帮助下,他除了修理,还做起了零配件批发;生意火了,收入自然也多。很快,借下的债还清了,开店的本钱赚回来了,还产生了一年后买房的打算,……日子好了,李老师打心眼儿里高兴,当然没忘了魏钢,经常念叨:多亏了人家大义灭亲,如果……

“如果什么?”刘老师问。“如果还坚持你的悲观哲学,如果我没有用普遍联系的理论和唯物史观进行分析,你能想到去找魏钢么?”

“对,你说的对。我折服你。”李老师作了个揖,说。

“不用服我。你应该从存在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刘老师说。

“欸——存在主义也是讲究抗争的,只不过我没能完整地把握就是了。”李老师说。

哈喇子

王老太早年丧夫,膝下无子,家里的光景过得很清苦。亲戚们却没忘了她,时常还有走动,而且都建议过继个儿子给她,为的是将来养老送终。王老太心里明镜儿似的:他们想把孩子过继给我是假,算计着将来把我这两间房过户到他们的孩子名下才是真。亲戚们的真实动机还真被王老太猜中了。要说这也不奇怪,住房紧张已经是多年的老问题了,孩子们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是因为没房而娶不了媳妇,身为父母的能不着急吗?偏偏王老太又空着一间房,让人见了眼热,能不偷偷打她的主意吗?其实,王老太也有心收个养子。不过她要求的条件有点苛刻:年龄小了不行,老太太可没精力去照顾他;年龄大了也不行,培养感情有困难,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还是指望不上。在四五个人选中,王老太挑来拣去,最后看中了本家远房弟弟的儿子魏钢。除了年龄适合之外(魏钢当年18岁),王老太更中意他的少言寡语、老实巴交。可惜,魏钢并非老实,只不过由于结巴,见了几次面都没多说话而已。

很快,王老太就发现自己看走了眼:魏钢说话固然不多,半天才憋出一句来,可这句话能把听的人噎得三天吃饭不香;口齿不利索还经常犯急,一急了就挤眼网眉张大嘴,再讲话时连口水也出来了,……这形象令王老太想起了别人曾给过的劝告:这孩子不光脾气犟,还埋汰得要命,从小鼻子下面的两条小河一年四季都没干过,吸溜吸溜的,加上说话一着急就流口水,邻居的孩子们送了他个绰号——哈喇子。当时,王老太以为讲这些话的人别有图谋,没往心里去;待生米做成了熟饭,只剩下吃后悔药了。常常的,王老太被魏钢惹恼了,打又打不得,便用骂来解气,一开骂就是哈喇子长、哈喇子短,……邻居们听得多了也跟着一起叫。如今,贵福巷很少还有人记得他的大名魏钢,都管他叫哈喇子。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哈喇子到了结婚的年龄,尽管有房子,可就是入不了洞房:没有哪个姑娘肯嫁给他。究其原因,除了结巴外,还有个工种问题。哈喇子是个装卸工,干活又脏又累不说,还挣不了几吊钱。他曾暗恋过贵福巷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姑娘——玲子,远远见了人家就盯住了看,眼里像要跌出血来似的。后来,王老太发现了他的心思,托人征求姑娘的意见。传回话来,说姑娘嫌哈喇子工种不好,一天累个贼死,浑身臭哄哄,还……姑娘没把话说完,但谁都明白是嫌钱挣得少。王老太听了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又咋干净了?20块钱进来的衣服转手敢卖50块,心眼儿比谁都黑、都脏!我家小钢不管咋说也是工人阶级!现在不兴这个了,要是换了那些年,哼!王老太也没把话说完,但她省略的东西可就复杂多了,把够让人猜上几天的心思都隐藏在这一声感叹里了,仔细咂摸,既有愤然也有怅然、颓然的意味。哈喇子却没有如许复杂的情感,一门心思只想换个工种,以求得玲子的青睐。

就在去年哈喇子做出被李老师称为大义灭亲的举动之后,善有善报,他还真的时来运转了。这话要从他姐姐讲起。俗话说:一娘生九种。别看哈喇子这副埋汰样,长他两岁的姐姐却生得如花似玉且能歌善舞,在歌舞团里是挑大梁的。多年来,追求者蜂拥,她一个也没看上眼,天生丽质难自弃呗!直到有人将打算续弦的市委秘书长介绍给她时,她才觉得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出现了,……哈喇子想调换工作,自然找到新婚的姐夫帮忙。秘书长宦海浮沉有年,深谋远虑,尤其善于因势利导之术。听了小舅子的要求后,秘书长并未急于考虑让他去哪个新单位,而是详细询问了他现在单位的情况。当得知小舅子所在的饮料厂有规定,只要能推销出产品,个人除了领工资还能拿提成时,他立马拍板:你就去搞推销好了,既为厂里解决了困难,又改变了自己的工种,还能得到些实惠,……一石三鸟,何乐不为?说完,他拨了几个电话,又写了两张条子,让哈喇子先去试试,不行再想别的办法。秘书长运用他的看家本领——因势利导——于谈笑间给小舅子指明了一条新的活路。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都很复杂,本质和现象往往是颠倒地反映出来的。就拿因势利导这个词来说,既有本义也有派生的引申义,若说秘书长用的是因势利导的本义,那么以后哈喇子则在它的引申义、甚或说是歧义——尤其是势和利——上做足了文章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哈喇子几乎是一夜间成了饮料厂的大救星。当他将姐夫的条子送出去以后,原先冷冷清清的销售科忽然火暴起来:询问电话不断,滴滴答答的铃声如夏日里的暴雨,一阵紧似一阵;订货合同一份份送来则像冬天里的雪片,纷纷扬扬。哈喇子和整个销售科的人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心里便也跟着一冷一热的:产品旺销当然令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想到生产恐怕一时跟不上和货款难以收回又不免揪心。哈喇子毕竟是直接经办人,就比别人还多了一层责任、几分担忧,加之对销售业务一窍不通,又急又忙,真像打摆子一样。但是,他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按照厂里的规定,产品推销出去之后,个人可以从回款额中提取10%作为奖励。转眼间,哈喇子富起来了,富得在贵福巷人眼里简直流油了。他穿的是几千块钱一套的杰西卡名牌西服,戴着上万元一块的手表,回到贵福巷散烟都是一水儿的“大中华”!一次,连圣西门的老婆、从来不抽烟的苏梅也禁不住诱惑点了一支。她只抽了一口就被呛得直咳嗽,但还是一叠连声地说:味道是不一样,好、好,咳咳!玲子不找这样的真是……咳咳!后来,她还真的去劝玲子回心转意。王老太知道了,通街对人讲: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家小钢才不要她呐!玲子本来还不太情愿,听了别人的传话,倒要和王老太较一回劲:爽快地答应了和哈喇子处朋友。败下阵来的自然是王老太,她不同意没用,哈喇子宁可不做好马,也非吃这口回头草不可。王老太看着干生气,一点招儿都没有,但骂还是要骂:毛驴转世,八辈子没见过个女人!

王老太越骂,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发展得反而越快。一个月后,他们竟宣布要在本市新开张的仙人洞酒家举行订婚仪式,而且要将贵福巷有头有脸的邻居们都请去喝喜酒。作为落选厂长的我,承蒙哈喇子看得起也被当成有面子的人而得到了一张请贴。去仙人洞酒家赴宴那天,光贵福巷的宾客就拉了整整两辆面包车。坐在车上,人们七嘴八舌,啧啧称赞:瞧瞧人家,这谱儿摆的,这派儿……啥叫本事?这才叫本事!啥叫能耐?这才叫能耐!只有五爷一路无话,心里不服气,胡子一撅一撅的。可谁还有心思注意五爷的胡子哪?进了仙人洞酒家,人们从玻璃转门转进去以后,真有几分转向了:流光溢彩的鲜花,熠熠生辉的各式顶灯、壁灯……高雅的装饰,豪华的场面令贵福巷的精英们大开眼界,一个个都愣住了,连句称赞的话都说不出来,就剩下“吱、吱”嘬牙花的份儿了。

“三十桌,整整三十桌哟!”苏梅惊叹道。

“哼,”五爷不以为然地捋了捋胡子,对站在旁边的我说,“穷人乍富,烧——包!”

宾客中有饮料厂的领导、有客户、有哈喇子以前在装卸队的哥们儿、有玲子现在干个体的姐们儿……贵福巷的人在王老太的张罗下都拣靠边的几张桌子落座。远远地,我们看见一对新人在招呼客人。哈喇子衣着笔挺考究,玲子扎裹得光鲜亮丽。圣西门不无感慨地说:这小子,人——啦!苏梅冲他撇一撇嘴,说:谁像你这副熊样儿,一辈子没个发迹!菜端上来以后,哈喇子挽着玲子挨桌敬酒。轮到贵福巷这几桌时,哈喇子已经喝得脸上红扑扑的了,本来就结巴,又喝高了点,舌头越发僵硬,挤眼网眉折腾了半天才憋出一句:

“今儿个请大——家来撮一顿,可劲儿——糟——吧!”

“这么多桌酒席要多少钱呀?”苏梅关切地问。

“多少就多少!”哈喇子掏出一张银行的长城金卡,晃了晃,又说,“有它了,苏——姐,你就可——劲儿糟吧!”

“这叫杯子虽小通酒缸,卡片不大连着银行。嘿嘿。”王老太不无得意地插进一句。

大家将这张有几分神秘的小卡片拿过来传着看,有人甚至把它举过头顶对着灯照来照去,想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钱。当卡片传到王老太跟前时,玲子忽然伸出纤纤素手,像只飘然而至的白鸽,轻轻一啄将卡片取走了,在空中转了一圈,最后在自己的小挎包里落袋为安。王老太抓了个空,手一时尴尬得不知该往哪里放才好。玲子深深地恨着背后说过她坏话的王老太,故而不放过任何一个报复的机会。大家都装作没看见,频频向哈喇子敬酒。哈喇子喝了酒,又接过别人为他剥好的虾,咬一口,随即将指头放进那个漂着片柠檬的玻璃器皿中去洗。就有人问:这水是干啥的?哈喇子说:洗手的呗。闻听此言,有人喷饭,有人欲呕:刚刚还有人用汤匙从里面舀水喝,以为是开胃的饮料哩!

“贵福巷的人档次不够,净闹笑话了。”李老师说。

“啥叫档——次?有钱就有档次!多来几次不就都明白,都够档次啦?!”哈喇子说。

那天,大家在仙人洞酒家吃得很高兴,真像做了一回神仙。以后没有机会再去了,因为哈喇子在姐夫的鼎力支持下,不久便离开了本市,去省城开拓新市场了。大款走了,贵福巷的人谁还舍得去仙人洞消费?几个月后,饮料厂在省城设立了办事处,哈喇子也顺理成章地荣升为办事处主任。贵福巷的人自然就很少见到他了。大约是中秋节过后吧,哈喇子回来了,不光一个人,还带了个小蜜。玲子知道了便跑到苏梅家哭。苏梅也想不出主意,又去找五爷。

“我早就说过了,穷人乍富,烧得不知天高地厚啦!”五爷说。

五爷当晚找到哈喇子问罪。哈喇子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说:

“我跟玲子是开张营业过,可到底没领执——照(结婚证)呀!只是定、定——婚嘛。定婚,定婚,跟做买卖交了定金一样,不做了,顶多两倍、三——倍返还她就是啦!她——想要多少?请您给问——问个价吧。”

哈喇子说话结结巴巴,生怕五爷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就辅以手势,比比画画。五爷本想训斥他几句,可见了他胳膊上的一块块斑痕后,只叹口气,话也没说一句,转身就走。

“跟他黄了吧!黄了好。”五爷劝玲子道。“这小子不行了,八成是染上了毒瘾:他胳膊上黑一块、紫一块的!黄了好,黄了好。”

“可我毕竟跟他红火过,说黄就黄,心里总觉得……”玲子欲言又止。

“不甘心是吗?”五爷把哈喇子的话原原本本讲了出来。

“整个是混球一个!”玲子发火了。“我又不是他买的服装,定婚怎么和定金扯到一起啦?他这算什么?是偷梁换柱!是混淆是非!是颠倒黑白!是……”

“行了,别说啦!”苏梅沉不住气了。“你们说的都是什么呀,黑的、白的、紫的、红的、黄的,开染坊啦?依我看,哈喇子穷人乍富,钱的来路不明,去的也就模糊,用句时髦的话说,这叫灰色收入,——我又给你们的染坊添了一种颜色。”

“我今儿个把话放这儿,这小子要是真的染了毒瘾,就肯定折腾不了多久了,咱还巴不得早点跟他散伙哩!”五爷说。

五爷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穷人乍富也容易乍穷。正像股票暴涨之后会有暴跌一样,这是规律。规律都是内在的、必然的,但又是经由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哈喇子走下坡路,是从一次车祸令其姐夫丧生之后开始的。一旦靠山没了,哈喇子立马发现原先的坦途变成了悬崖绝壁,热脸碰上的都是冷屁股,再也没人跟他订合同,欠款也要不回来了,……产品推销不出去,货款要不回来,哈喇子自然无成可提;而这时他已经变得须臾不可没钱,钱少了都不行。在毒瘾和女人的双重挤压下,他的思维逻辑完全混乱了:像以前他不敢相信钱会如此好挣一样,现在他却认为不能轻而易举地大把大把地花钱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还错误地认为,办事处的钱都是他赚的,并理直气壮地花光了剩下的数万元公款。厂领导得知此事后念及他以前推销有功,没有报案,只给了个最严厉的处分——开除。

工厂不要了,在省城也没法混下去了,哈喇子只好回来。就在迈进贵福巷的一瞬间,他忽然记起了上小学时读过的一篇课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他的感觉和那个贪心的老太婆最后又回到了海边的小屋,见到了原来的破木盆时一样凄凉、悲苦。不过,他有点想不通,甚至气愤:老太婆是因为贪心才受到惩罚的,而我是靠劳动——合法推销——致富的,不应该和她有一样的下场!事实上,哈喇子的下场比老太婆更惨:老太婆只是失去了原先就不属于她的东西,而哈喇子却多出了一样新东西——毒瘾!后来,五爷召集贵福巷的人开了个会。会上,大家表示哈喇子发迹时没忘了贵福巷,如今贵福巷也该对他负责。于是,大家凑钱送哈喇子进了戒毒所。如果按出钱多少排名的话,依次是玲子、李老师、五爷、……

送哈喇子去戒毒所那天,我从厂里叫了辆面包车。坐在车里,我蓦地想到了那次去仙人洞酒家赴宴时的情景:同样的面包车,窗外是同样的街景,……只不过物是人非了,——而相隔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当初衣着考究笔挺的哈喇子,此刻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哈喇子:窝缩在车中的尾座上,痛苦地抽搐着,一任眼泪鼻涕哈喇子在脸上流淌。李老师不禁喟然长叹:

“唉,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逆料!如果他压根儿就没钱也不至于……”

五爷说:“钱难挣,能挣钱的人要有财气;钱更难花,会花钱的人要有福气。这花钱的学问大着哩!以前光受穷没寻思过这码事儿,今后还真得琢磨琢磨。”

“咱贵福巷只有玲子够上了琢磨这码事儿的资格。”李老师打趣道。

“我不用琢磨也知道。”玲子蛮有把握地说。“花钱的经验要在挣钱的过程中学,对吗?”

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哈喇子也会挣钱,可他就没学会花钱呀!”

“他也叫挣钱么?”玲子反问道。“凭着姐夫的几张条子和几个电话就财源滚滚,天上掉馅饼,也能算挣钱么?”

“不算,不算。”五爷捋一把胡子,点头赞同。“钱这玩意儿真是来得容易,去得模糊。”

“我的钱是怎么挣的?是卖一件衣服要磨破了嘴皮子换来的。融入了自己血汗的钱,花的时候能像他那样可劲儿地糟么?能不精打细算、想方设法把钱都用在刀刃上么?没经历挣钱的艰辛过程,肯定不会花钱。他拢共能有几吊钱,就差不多把命都搭进去了。”玲子说。

玲子的话启发了李老师脑袋里的哲学细胞。他说:

“对,有道理。美源于过程,如果省略了过程也就没有了劳动、没有了创造……美便无从谈起。这观点和幸福存在于对幸福的追求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玲 子

在贵福巷,玲子够得上是位富姐了。不过,她在聚敛财富的初始阶段——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既艰辛又不够光彩,甚至有点龌龊。故而,她对此向来讳莫如深。

当年,从财经专科学校毕业后,玲子被分配到市儿童医院收费处。这工作既累又捆身,而且责任重大。中班和夜班还好一点,如果是白班,起码要收三四百张单子,也就是说要和三四百个病孩子的家长打交道。收费窗口外面永远排着长队,连上趟厕所都会招来非议,焦急的人们会以为她想偷懒。如果稍不留意多找了或少收了钱,自己还得包赔,……干一天下来,累得玲子感到身体仿佛散了架似的,回家的路上,望见天上的星星也都像阿拉伯数字,上下飞舞……那会儿,玲子最大的乐趣是在休息日和小艾一起逛街。小艾是玲子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饭店当会计。小艾和玲子一样,都是身材修长,天生的衣架,加之本人也喜欢打扮,便经常去买衣服;而每次买衣服时又都邀上玲子一起去。一来百货公司卖服装的张姐家住贵福巷,和玲子认识,挑挑拣拣的方便些;二来小艾视玲子为最好的参谋,认为她对服装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感觉:凡她选的衣服,即便是饭店里那些眼光挑剔的小姐也都表示赞赏,而自己选的则不行。日子久了,玲子在羡慕小艾的同时心里更感到蹊跷:小艾三天两头买衣服,能有多少工资够她这么糟?一次,玲子在商店帮小艾试穿新衣服时,边抻抻拽拽,边问及这事儿。小艾照着镜子正在得意之际,不经意间流露了一句:靠山吃山。干我们这行的,只要做得周密,还愁两个零花钱吗?后来,在玲子的再三追问下,小艾透露了一星半点搞钱的诀窍儿:客人们——尤其是那些公款消费者,——吃完饭结账时,一般不会仔细核查账单,多加上百八十块,鬼也不知道……日积月累嘛!

乍一听,玲子对小艾的作法不以为然。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又经常琢磨,甚至在最忌讳走神儿的收费期间,她都不由自主地会考虑这事儿。起先,她想到的多是两人之间的区别,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小艾的不一样,无法相比:一个是卖药,一个是卖饭;吃饭的不少是公款消费,可以报销,给孩子看病的多为自家负担;……然而,一次值夜班时,她竟发现两人也有共性:不管卖饭卖药反正都是卖,既然是卖,在结账的最后一刻就都存在做手脚的机会。按照科里规定的作法,玲子每次都是先收钱、再开单、最后将单子和找头一起递出去。那天夜班,她无意中先递出了单子,而把递出找头的时间慢了半拍。结果,抱着孩子来看急诊的家长拿了单子就匆匆离去,将找头留在了收费窗口。因为是第一次,玲子永远记住了那天的找头是1元6角7分,有零有整。玲子完全没想到无意中将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拆开来,分成前后两个动作的同时,竟意外地打开了一个连接着财源的神秘的龙头;而且也唤醒了她刻意埋在心里多时的一个欲望。接下来的几天,她仿照成法试了试,结果挺灵验,十次能有五次得手!一旦尝到了甜头,胆气也跟着壮起来,便将龙头稍稍开大一点、再大一点,每次由两三块而三五块、而十几块、间或甚至几十块;有时为了省事,干脆只递出单子,如果顾客不要,那找头索性连递也不往出递了。如此做得次数多了,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如果当时被指出来了,她顶多是脸一红,退给人家就是;如果是走了再返回来找后账的,她便将眼皮一抹搭,概不承认。一次,有个农村妇女抱着个被烧伤的小孩来找后账。虽然只有七八块钱,而且玲子打心眼儿里也觉得娘俩儿怪可怜的,但她还是抹搭下眼皮,甩出一句:没见着。想了想,心里一软,她又补了一句:等下班结账时,如果多出来了,就给你。玲子明白,退给一个,以前来找后账——甚至向科长告状——的那些便都说不清了。所以,她把心一横,绝对不能给!那个农村妇女不知道她的心思,对她再三表示千恩万谢之后,眼泪汪汪地说:俺在村里挨家挨户借点钱多不易呀!大姐,结账时要是多出来了,你可一定告诉俺一声,俺就在这窗口对面的柱子边上过夜……玲子听了,咬着嘴唇点点头,心里也是酸酸的。

几个月下来,玲子用这种方法竟然积攒下了三千多块钱!这钱,玲子可舍不得乱花,她觉得这些从农村妇女手心里扣出来的、攥出了汗的钱,和小艾那些从公款消费者或一掷千金的大款们身上得来的钱不一样,应该派上更有意义的用场,……好久未见到小艾了,一天下了夜班,玲子想找小艾聊聊,顺便尝尝她们饭店出了名的叉烧包。在饭店的收银台没找见小艾,玲子就向一个以前来时认识的服务员小姐打问。那位小姐用带点异样的眼神儿瞅了瞅玲子,反问道:她出事了,你还不知道?随后很神秘地将玲子拉到洗手间,告知原委。事情说来也简单,小艾作假,顾客多有投诉,引起了饭店的警觉,大约在半个月前,小艾和另一个服务员被抓了个人赃俱获;送到派出所一审,小艾承认了最多时一天贪污过300块。结果,人家就按她说的最高额从第一次作案那天起,来了个累积计算。这么一搞数额就大了,人也立马被拘留起来,……玲子下了夜班本来挺饿,听了这些话,她忽然觉得空空如也的胃里一下子被堵得没有了半点空隙。只可惜不是被叉烧包,而是被震惊和恐惧之情填满的。离开饭店,玲子的胃又开始痉挛,蹲在路边的下水道前吐了两口酸水,才略感好受一点。拖着疲惫的身子晃晃悠悠勉强回到家中时,玲子在心里却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必须立刻收手,再不能干了。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处境和小艾的有点相似,如同饭店警惕小艾一样,医院可能也已经钉上了自己。科长在会上多次批评有人服务态度不好,和顾客吵架,经常还是因为钱,——怎么能说不是在敲打我呢?

玲子以前就有过干个体的念头,除了不喜欢这个单调且令人精神紧张的工作之外,她还认为在收费处干到退休也是两手空空,全是白给人家忙乎;不过,一旦想到辞职又有点犹疑。如今,她也明白,想一下子金盆洗手没那么容易,习惯成自然,有时由不得自己,因此就时刻面临着小艾的下场,还是早下决心干个体为好。既然干个体就只能是卖服装:一来本钱可多可少,二来她也喜欢服装。于是,她首先找到了在大商场卖服装的邻居张姐,想从她那里了解一下服装的流行款式、进货渠道、销售行情……玲子相信这些对自己来说陌生的信息,张姐一定了如指掌。在商场,张姐听明白了玲子的心思后,将大嘴一撇,泼了盆冷水:“隔行如隔山。你干的是在医院收费的活儿,想改行卖服装?出一门入一门,别把事儿看得那么容易。还是再慎重考虑考虑吧。”

玲子没法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只好表白了一句:“我这回是下了决心的,不信别人能干的事情我就干不了。”

张姐认为玲子没把自己的劝告当回事儿,心生不悦,反问道:“光下决心没用,做生意靠的是本钱。你能拿出多少?”

“万把块吧。”玲子在心里算了算,将数额翻了一番说出来。“先小本经营,再慢慢发展呗。当然不能和你们这样的大商场比喽。”

张姐说:“那是。我们这里几百万资金还周转不灵哩!”

玲子言归正传:“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打听流行款式,比如现在卖的羊毛衫。”

“这款式嘛——”张姐嘬了嘬牙花,说,“以前时兴过一阵子蝙蝠衫,对,蝙蝠衫。”

“你说的是哪一年的老皇历了!”玲子听后笑着说。“依我看今年时兴浅色套头的高档羊绒衫,有胸饰的那种。”

接下来,玲子又问到了夏天的流行色、时装面料的质地,等等。张姐瞠目结舌,一问三不知,倒是玲子娓娓道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张姐觉得玲子是在故意卖弄小聪明,心中越发不快。当又被问及进货渠道时,张姐便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甩出一句:“我们是国营大商场,进货渠道和个体户的不一样。你如果想干,规矩还多哩,最好先跟上人家学一学。”

虽然想问的什么也没问出来,但玲子仍觉得不虚此行,至少张姐提醒了自己,有些事不该到国营商场而要去个体户那里了解,加之对租赁柜台、办理工商执照等许许多多具体问题都一窍不通,玲子决定先到个体户的店里干一阵子再说。这样,玲子辞掉了公职,经熟人介绍来到服装街一家较大的店里当起了学徒。

店老板姓赵,年龄已届不惑,属于最早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的那批人,现在已经发了,在本城至少开了十几家店铺,举凡布料、服装、鞋帽以及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没他不经营的。赵老板对初来乍到的玲子说:“你们搞财务的都知道,一上手要从当出纳做起;干我们这行的就要从当托儿做起。”

为了将来自己能单挑一摊,现在必须多学多做。有了明确的目的,玲子干活儿时就特别卖劲儿,加之她对服装——用小艾的话说——有特殊的审美感觉,而且善于动脑筋揣摸顾客的心理,便每每令那些本来有点意思的能当机立断,还在犹豫的能打消顾虑,原本不想买的又改变了主意,……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她让上门的顾客都能满载而归,满意而归。店里的营业额像长了翅膀一样噌噌地往上蹿,赵老板高兴了,不但给玲子加薪,而且逢人就说自己收了个高徒,如何如何能干,那口气真有点相见恨晚。

一天,店里进来位中年妇女。别看她体态臃肿,却浓装艳抹、穿红着绿,打扮得妖里妖气。衣装服饰和脂粉非但没有掩盖住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人看了反倒觉得有点不舒服,甚至滑稽。她在店里环视一遭后,站到了柜台前面。玲子凑上去,指着一块块装在塑料袋里的布料,说:“大姐,这料子好啊。纯毛的,做出的衣服肯定有款有形。像您这样的年纪穿上这种颜色面料做出的衣服,派头立马就不一样了……我也想买一块。咱俩一人一块还能打八折,怎么样?”

玲子说着已将面料从袋子里取出来披在了胖女人的肩上,然后拉她到镜子前,又说:“您看,又大气又庄重。如果想做裤子的话,还可以买那种宽幅的,一块布料可以裁两条。花一份钱买双倍的东西,多便宜!”

“敢情便宜都让我得了。”胖女人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

玲子还想说下去,忽然瞥见柜台里的售货员冲着自己笑。正当玲子懵懂之际,那胖女人开口了,但这回不是对玲子,也不是对售货员,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对店里所有的人阴阳怪气地说:“哼——这张嘴还真能把死人说活了!怪不得赵老板这些日子张口就夸个不停,走火入魔了似的!”胖女人转过身,冲着玲子又说,“我就听你的,用这料子做套衣服。——好好干,我会奖你的,但不可存非分之想。从明儿个起,你去鑫隆吧。那个店刚开张,营业额上不去;你不是能干么,就去那边干吧。”

胖女人说完走了。店里人告诉玲子:她就是老板娘—— 一个出了名的醋坛子!调你去鑫隆做生意是借口,那里是开发区、远离市中心,让你离赵老板远点才是真!玲子深感自已受到了侮辱,刚才听到胖女人说什么非分之想就觉得别扭,经大家如此解释,更印证了自己的感觉。玲子愤怒了:我为了你们的生意把嘴皮子都快摸破了,到头来却这样待我,这是不公平的!但玲子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她忍了,打掉牙往肚里咽,为的是能早日自立门户。来到鑫隆店后,玲子照样干得很卖劲儿,并且在新开张的店里学到了许多在老店学不到的东西,所谓歪打正着。同时,她也了解到想开个像样的店铺太难了,自己的实力还相差甚远。但玲子没灰心,她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机会很快就来了。

胖女人真是既敏感又愚钝。当她发现丈夫嘴上念叨玲子的次数多了,便意识到要加以防范;可是,她没有想到嘴是受心支配的,男人心里一旦有了女人,区区几里路能拦得住么?或者说,她是因醋意而敏感,又因酸性过烈腐蚀了正常的思维细胞而变得愚钝。接下来的情况是,赵老板隔三差五往鑫隆跑还嫌不过瘾,索性以进货为名,带上玲子去了广州。

赵老板是个猎艳的行家,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多,他需求女色的胃口和胆量也越来越大。不过,他对玲子倒是动了点真情,透过姿色,他还看出玲子是把生意上的好手。所以,人没到广州,赵老板已将他需要个像玲子这样生意上的贤内助的信息频频传出来。可是,玲子听人说过,胖女人的娘家有很硬的关系,无论工商税务银行都有人,当初赵老板能发迹也全是靠了人家。后来,他几次想甩掉胖女人,闹来闹去,最后权衡利弊都是以“浪子回头”而告终的。玲子既然知道了底细,便对赵老板发来的信息统统装作不懂而不予反馈。其实,对下一步该怎样应付,她心里已经有个小九九了,……女人的最可爱之处是温柔。如果说中年妇女是体现在细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上,那么少女则表现为若即若离的顺从。玲子深谙此中三昧。一路上,她忽而欢喜忽而佯嗔;刚刚还谈得心心相印,一句话没说拢又拒人千里:那跳跃式的情绪,弄得赵老板云里雾里一般。可是,无论怎样折腾,乍暖还寒晴复雨,最后还是给一个温暖的艳阳天,令赵老板完全神魂颠倒了。看到赵老板坐立不安的样子,玲子油然产生一种快感:或许这就是醋坛子所说的非分之想吧。

到了广州,赵老板在宾馆仅登记了一间双人房,玲子执意不答应;赵老板无奈只好另开了一间。他感到很失望,不啻在燃烧的干柴上浇了盆冷水。他当然不甘心,吃过晚饭又打点起精神想再试探试探。玲子的房门没锁,洗手间的门也是虚掩着的,从里面传出一片哗哗的水声和揉搓身体时才有的咯吱声。听了这声音,赵老板心旌摇荡再次兴奋起来,刚刚被浇灭的干柴又冒烟了。这分明是给我留的门,送到嘴边的肉不吃是鳖!他想着,刚要走进洗手间,发现门被玲子挡住了,一推,只能开个缝,从镶在墙上的镜子中,他窥见了玲子那修长白皙且极富弹性的少女的胴体;因为有水气而显得模模糊糊,看上去不甚分明。然而,这种朦胧美的效果更煽情,一下子就将还在冒烟的干柴煽出了火来!他使劲再推,门被玲子死死地顶住了。玲子说:“再推,我要喊人啦!”

“答应我这次,回去就娶你,行么?”一个在门外哀求。

“我不要你娶。我知道,你也娶不了我。”另一个在门内婉辞。

“怎么样才行?玲子,玲子,你说话呀!我可真熬不住啦!”

格格,格格。里面传出了一串笑声。笑得赵老板越发心头长草,心率也随之加快而没了主意。他本想憋足劲闯进去,三下五除二把事情办了,看她能怎样!幸亏欲火还没有把他烧胡涂,转念一想:不妥,好汉日不成个扑腾× ;况且,大姑娘一旦翻了脸,事情可就难办了。瞧这门的样子,不开又不关,嗯,一准儿是要条件哩!于是,他又说:“玲子,你提个条件吧,想要啥尽管说,我把心掏给你都行!”

又是一阵笑声。估摸火候该差不多了,玲子这才探出半个雪白的身子,轻启红唇,羞答答地说:“我要你帮我开个店,像鑫隆那样的店。”

这要求对赵老板来说还真是始料不及,而且也有点太离谱。以前睡过多少女人,千把块、几千块,都是一把一利索。今天可遇上个狮子大张口的主儿,要出天价啦!赵老板刚犹疑了片刻,玲子便不耐烦地使劲儿将门一关,嗔怪道:“一个破店铺就舍不得啦?我还没叫你掏心掏肝哩!你满嘴撒谎想诱奸少女!你出去,再纠缠我真要喊人啦!告诉你,我可是处女……”

玲子的警告,在赵老板听来更像讨价还价时吹嘘自己的货色。他咬咬牙,说:“给,给,谁说不给啦?就把鑫隆给你还不行?”

“空口无凭。写在纸上拿给我。”

赵老板就在宾馆的信纸上写下一份大意是鑫隆服装店从即日起归玲子所有的字据,然后,从门缝塞了进去。玲子看后,又笑着问道:“把鑫隆给了我,你家的醋坛子能答应么?”

“不答应?砸了狗日的醋坛子!”

话音未落,赵老板已挟砸醋坛子的赫赫威势闯进洗手间,将湿漉漉的玲子抱了起来……当这次蜜月旅行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天早上,赵老板的脑袋似乎冷静了一些,回想前前后后的过程,他边抚摸着玲子光滑的肚皮,边用不无戏谑的口气一语双关地说:“你可真是演足了自己的角色,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托儿!”

“嗯——”玲子轻轻哼一声,装作没听懂。

“你把我托在了肚皮上,把鑫隆托进了肚皮下……好大的胃口哟!”赵老板说,颇为自己的机智而得意。

“我没让你娶我就是便宜了你,否则,你那十几个店还不是都要被托进来?”玲子嗲声嗲气地说着,一把将赵老板揽在了怀里。“当初,你家醋坛子让我别存非分之想,恐怕也没料到会非分到这份儿上。”

这会儿,玲子心里正在琢磨着回去后该如何催促赵老板将鑫隆转到自己的名下……

玲子精明能干肯吃苦,加上赵老板相助又赶上了好时候,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大。几年下来,她又开了三家店:两家卖服装鞋帽,一家搞美容。当张姐所在的全市最大的百货公司因亏损而停业、而不得不出租柜台时,玲子竟一下租了五个柜台,昂首挺胸走进去,成了那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老板之一。有钱了,除了想把生意做大之外,玲子还喜欢搞搞赞助:华东水灾、希望工程、山区扶贫、……她都捐款。每次的捐款额不是1670,就是16700。捐款的次数多了,一些有心人便觉得蹊跷:玲姐,你怎么总是167打头?还不如干脆来个168---- 一路发么!玲子笑了,笑过之后却不改初衷。她没法向任何人解释个中缘由:当年在儿童医院收费时,她第一次得到的不义之财就是一元六角七分!如今,她想用167的倍数——所谓加倍的善举——抚慰自己那颗充满内疚之情且创伤累累的心灵……

别人当然不了解玲子的良苦用心,都以为她大方、乐于助人。一时间,找上门来求助的不在少数。对一些小小不言的事儿,能帮就帮一把;而对另一些事则不然,她能帮也不帮。不久前,贵福巷的张姐下岗回家后曾找到玲子,想在她开的店里谋个饭碗。玲子便将脸一拉,说:“张姐,你卖了20年服装连流行款式都不知道;那么大个商场,硬是给卖黄了……我的小店跟国营的可不一样,起码上班时间没椅子坐,就这一条,你受得了么?熟话说,救急不救穷。张姐,咱们是老邻居了,要我帮一把,可以;要我跟你共事,就没这必要了。何苦哪,将来红了脸多没意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张姐,我是个直率人,有说错的地方还请你多包涵。”

三言两语,把张姐说得脖子根儿都红了。张姐想回敬玲子两句,一时憋住了没想出来。回家之后,肚里的火再也压不住了,冲着丈夫和儿子拍桌大骂:“操他娘!我们国营的怎么啦?就该听你个体户的数落?”

“你都这个熊样了,人家数落两句又咋啦?急什么急?!”张姐的丈夫不耐烦地说。

张 姐

其实,张姐不是个孬种,至少原先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个骨子里挺好强的人哩。

张姐叫张瑞莹。自幼天资聪颖,上小学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喜爱。在她的记忆里,命运出现坎坷是在上初中以后。那天,班主任将她叫到办公室,把一张《学生调查表》递给她,拉长了脸,说:“张瑞莹,学校已经外调过了,你上次填的表与事实不符。回去和家长问问清楚,重填。”

班主任的冷脸令她想起来就害怕。回到家,她将调查表交给父亲,非要逼他讲出和学校外调相符的事实不可。父亲无奈,只好将自己当初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划成份时又被定为资本家的情况告诉了她。父亲说:“我顶多够上个小业主,谁让咱贵福巷是个穷人窝,矬子里拔大个儿,把我给抬举上去了哪。我到什么时候也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雇了两个半人也能算资本家?”

她听了,哭着说:“你不承认有什么用?学校老师承认!”

从此,她感到心中好像多了一块石头,觉得活着挺累;眼里仿佛飘进了一朵乌云,整个世界看上去都成了灰色的。

以后的日子里,只要老师一讲到有人思想不要求进步啦、白专道路啦,她心里就发毛,总敏感到是冲着自己说的。她尤其害怕填写家庭情况调查表,每次见了这表都不由得胆战心惊,而这类表格在60年代中期又司空见惯,隔几个月就要填一次。于是,她的心除了经常性发毛之外,还会间隔性地产生一次地震……然而,她那颗不甘寂寞的好强心没有被震碎,仍跃跃欲试着要找个机会表现一下。班主任看出了她的心思,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只要你能和家庭划清界线,前途还是光明的。”

她朝思夜想着一个光明的前途:入团,上大学。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她成了全班乃至全校背叛家庭、积极靠拢团组织的典型。在大会上,她声泪俱下地用锋利得像刀子一样的语言,义无返顾地和自己的家庭一刀两断!她时而捶胸顿足地厉声诅咒,时而悲伤欲绝地信誓旦旦:虔诚的表现终于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班主任决心要把她培养成又红又专的典型,不但政治上发展她入了团,而且在学习上也创造条件“分槽喂养”。她也没辜负老师的一番苦心,在一次全市的数学竞赛中拿了第三名。那会儿,适值三年度荒刚过去,营养不良现象还普遍存在,老爹见女儿的身体累得日渐消瘦,便隔三差五领她到饭馆改善一顿。每次菜端上来,自己不吃或仅象征地夹两筷子,剩下的都留给女儿。每当这种时候,她会感到非常内疚:刚刚还把老爹骂得一无是处,仿佛要将他肚里的牛黄狗宝都掏出来似的;可是转过身又和他一起下馆子,这千丝万缕的亲情真不是一刀就能砍断的。当她同时享受着老师的信任和家庭的温暖之际,又为自己变得如此虚伪而忐忑不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也慢慢地习惯了:她毕竟为宣泄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找到了一个出口。

正当她摩拳擦掌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像一阵旋风突然刮来,霎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她那五光十色的梦想如肥皂泡儿般破灭了,人也被卷到了生活的底层:家被抄、人被斗,整得晕头转向,受尽了歧视。稍微清醒过来时,她又像一朵蒲公英似的被吹到千里之外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插队落户。

那个村子很穷、很落后,能识字的人不多,文化水平最高的当属会计杨平。杨平一年到头从不下地里干活,整天抱着个算盘和账本,拨拉一阵子,写上一阵子,村里人看不懂觉得挺神秘,便对他敬重三分。那年冬天,许多社员和知青们都关心年终分红的情况,挤在队部看杨会计算账。队长拿着工分本,一页一页地念,杨会计盘腿坐在炕桌边,将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杨会计拨拉一会儿便抬起头来朝人们瞥上一眼,蛮得意的样子。队长每念完一本,杨会计就把他打出的合计数记下来,然后再告诉大家:某某某,多少个工。人群里随之传出一片啧啧赞叹或嘻嘻嗤笑。当队长念完了李二娃的工分本、杨会计随即宣布了485个工、大家更用啧啧或嘻嘻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人群里忽然冒出一句:“不对吧,应该是487个工。”

一句话,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杨平管账,人们从未怀疑过他的能力,恰如当年政由羽出一样,在这个小村子里一直是数字由杨平出,不论工分、口粮,还是丈量自留地、宅地基……只要从杨平嘴里说出的数,向来板上钉钉,只管照办就是了。这会儿,竟然跳出个人——而且还是个女的——提出异议,能不让大家惊奇么?这个冒失鬼就是张瑞莹。人们立马掉过头来冲着她嗤笑,嘻嘻,嘻嘻嘻。

“你是咋算出来的?杨会计是用算盘,你用的甚?”

“咋偏巧就少了两个工,不会是三个吧?”

你一言他一语,七嘴八舌,反正都是挖苦张瑞莹的。只有李二娃禁不住两个工的诱惑,提出再算一次。于是,队长就重念了一遍。当第二次的结果出来时,杨会计羞红了脸,把算盘一推,说:“小张这女子真厉害,愣是给二娃找回了两个工。”

这回,人群里传出来的变成了一片赞叹声,啧啧,啧啧啧。赞叹之后,大家对杨会计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是不是也少算了我的工分、少分了我的口粮和自留地,多摊派了义务工……总之都是往自已吃亏处想,而且越想越有火。背后有人议论开了:成天价把个烂算盘拨拉得山响,敢情是在糊弄人哩!人家小张不用那个烂东西还比他算得准,看起来杨平顶多够上个半瓶醋……其实,以杨平的能力在村里当个会计还是蛮够格的,只是人们不知道张瑞莹的脑袋里有太多的数学细胞,是个在全市竞赛中都拿过名次的人物哩。

村里有两大姓,和杨家闹不对的李姓人家便趁机说事儿,到处散布杨家的会计欺负李家,还提出要让张瑞莹当会计,非把杨平换掉不可。事情闹到了大队和公社,上面来人调查了解后,说不行,小张的成份太高,会计只能从贫下中农里面出。可李姓人家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谋划着要给李二娃和张瑞莹提亲。如果小张被咱贫下中农睡了,她起码也成了半个贫下中农,再当会计自然不成问题。李二娃是村里的民兵排长,人长得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还念到小学毕业,在村里也算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主意打定,提亲的人便三天两头儿到知青点来规劝张瑞莹,说的话车载斗量,也无非是俩人有缘分啦、反正你来农村是要扎根的,跟了二娃往后有好日子过啦之类的话。其实,张瑞莹对李二娃也有好感,不然怎么别人的工分没注意,偏偏在心里给他算哪。可是,她最后答应嫁给李二娃还别有原因。她渴望改变自己处境,更渴望能找到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以便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能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献出自己,脱胎换骨地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她了解到李二娃一家是陕北河曲府谷一带的移民,祖宗八代都是忙时务农、闲时乞讨的穷到骨头里的贫农时,就毅然献出了自己。她的选择一夜间传遍了全村,继而又传到公社、县城。她成了知识青年铁心务农的标兵,成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一面旗帜……当然,也成了村里的会计。足足有半年多的时间,她到处出席讲用会作报告,如果不是因为怀孕身子不方便,也许还会一直讲下去。

她生下个女儿。她看着长相酷似自己的女儿,便会想到我这千里之外被吹来的浦公英总算扎下了根。可是,她还没尽情享受新生活带来的乐趣,选调开始了,不到一年工夫,组里的同学就陆陆续续走得差不多了。最后剩下几个选不走的,也办病退回去了。每走一个,她都要请到家里来吃饭,表示一下友情,更多的还是羡慕之情。要走的人知道她结婚了选调无望,也只能安慰几句,话里话外难免流露出惋惜之情。在送组里最后一个办病退回城的知青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尽管一句后悔话没说,但哭得像个泪人。那个知青被感动了,将自己如何在医院开出病退证明的诀窍儿传授给了她。可这诀窍儿对她无济于事,因为城里不接收和当地人结婚的知青。无奈,她只好将回城的欲望压在了心灵的深处。她遗憾地感到自己越想追求什么,反而离它越远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文化课在高考中的地位。原先组里的人有的考上了大学,就写信劝她也试一把,还说凭她的功底肯定有戏。她内心的欲望像火山喷发一样释放出来,她兴致勃勃地跑到县里去报名。县教育局的人当年听过她的报告,认识她,一见面就说:“你这贫下中农的媳妇咋也来报名啦?人家学校只收未婚的,你不知道?”

又是结婚的不要!选调不行、病退不行、上学还不行!她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路经知青组那排空荡荡、残破不堪的房子时,不禁触景生情,悲叹命运的乖谬,真是一步走错步步错!想来想去,她下定了决心,哪怕搞假离婚也要去考大学!回到家,她将自己多年渴望上大学的理想、未来的前途以及复婚的誓愿,掰开揉碎了对丈夫反反复复讲了再讲。她特别强调,今年是最后一年,明年就超龄了,一定要赶上这趟末班车,否则遗憾终身……可是,李二娃不同意。他就认一个死理儿:套住的兔子网里的鱼,放出去就回不来了。

张瑞莹发火了:“原来这些年你把我当成了兔子、当成了鱼!好呵,是煮了吃还是炖着吃?”

李二娃连忙解释:“我只是打个比方,怕你到时候……”

张瑞莹说:“到时候怎么样,我又没卖给你家!”

李二娃一听她这口气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担心,越发不同意搞假离婚上大学,而且听从了家人出的以攻为守的建议,将张瑞莹在枕头边上说给他的隐衷当成哈哈儿,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结果适得其反,他这招儿非但没有打消张瑞莹考大学的念头,还彻底寒了她的心。她甚至认为考大学倒是次要的,婚是非离不可了!闹腾了半年多,直到误了考大学的日子,李二娃见她还是铁了心要离,也只好同意了。这回,他又按照家人的主意以守为攻,执意要将孩子判自己,妄图留下根线拴住这只脱了套的兔子、出了网的鱼。

离了婚,又误了上大学的末班车,村里是再也没法住下去了,摆在张瑞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回城。于是,她老爹便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提前退休,给女儿办理了回城顶替手续。这样,她成了百货商场的售货员,也算有失有得。然而,她全没有回城的喜悦,千里之外的女儿令她牵肠挂肚,使她的心在滚动的岁月中被碾成了齑粉,都撒在了对女儿的朝朝暮暮的思念中。试用期一结束,她便绞尽脑汁想请假回去看望女儿。在先,她对别人隐瞒了在农村还有一个女儿的事实,请事假便没了理由。但母爱又令她急中生智,她记起办病退同学传授的诀窍儿,就去医院开假条,用泡病号的办法来达到看望女儿的目的。那诀窍儿用起来也容易:当医生测量血压的时候,将屁股从椅子上稍微抬离一点,一旦摆出骑马蹲裆的姿势,血压计的水银柱就上去了……两年后,她重新组织了家庭,即便又生了个儿子,她对女儿的那份思念之情,仍常常令她在半夜时惊醒。

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时,由于每月那几吊钱的工资实在入不敷出,她也曾产生过辞职干个体的念头,但很快就被采购科的老吴打消了。老吴对服装鞋帽柜台的几个人神秘兮兮地说:“张姐、李姐、小王,咱们虽然已经站在水里了,但如果想发财,还有个二次下海的问题。”

她们不明白老吴的意思,不耐烦了:“有话直说,别跟姐儿们兜圈子。”

老吴就把如何进货、如何收回扣,互相配合,大家受益的想法讲了出来。她们听了都说好,还催老吴快点去办。从此,正常渠道的进货被歪门斜道来的劣质品逐步取代。销售额一天天下降,老吴塞给她们的红包却月月有所增加,从七八十增到二三百。她们都说:“老吴这人厚道,不吃独食。”

直到老吴被抓进了公安局经侦处,交代了受贿几十万元的事实后,张姐她们方恍然大悟:原来老吴只给了大家一个零头!紧接着,商场亏损严重倒闭了,员工也要回家待岗,张姐才进一步认识到老吴不但吃独食还下毒手,断了大家的活路,而自己又当了他的帮凶!在家里闲着没事儿,她开始琢磨这半辈子走过的路,觉得自己在好强心的驱使下,为了改善处境总是跟在潮流后面赶时髦,又从来没赶上过,到头来反倒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张姐感到无所适从,灰心极了。直到她参加了再就业培训班学习财会,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连那些年轻人也不得不佩服时,她才算又找回了一点感觉。张姐想:我就要凭这点感觉,再搏一把。

一天,丈夫提起即将搬离贵福巷的事,流露出些许怀恋之情。张姐却不以为然地说:“改变一下环境也好,咱们也该换个活法了。”

丈夫听后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一想到她最近心情不好也就没再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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