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1 次 更新时间:2008-04-08 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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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参军运动;拥军优属;选择性激励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群众运动与乡村政治研究”(011722430102)。

  作者简介:李里峰,男,湖北神农架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政治社会学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不同,建国前的解放区土改是在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背景下进行的,除了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经济目标之外,更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为满足战争之需,共产党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借助诉苦、算帐等手段,激发起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国民党的仇恨,使之成为党的强大支持力量;又须借助土地再分配所换来的政治合法性,从乡村社会汲取大量经济资源(公粮、田赋等)和人力资源(征兵、战勤等),为争取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是从国家层面描述中共土地政策演变和实施的宏观论著,[1]有的是从村庄层面关注基层土改实践及权力运作的微观考察,[2]有的从经济角度探讨土地改革之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3]有的从政治角度分析土地改革之于乡村权力变迁的深刻影响。[4]但关于土地改革与中共资源汲取之关系,却很少有人加以关注。[5]本文打算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和档案资料,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探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参军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

  

  一、土地改革: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战争状态中进行,共产党资源汲取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战争提供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支持,这成为土改期间最紧迫、最直接的国家意志。无论是共产党自身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将战争动员视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首要目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正式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耕者有其田”,这标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6]四天后,毛泽东在关于中共土地政策的讲话中强调,“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7]内战正式爆发后,毛泽东再次指出,“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反之农民则“站在观望地位”。[8]

  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土地改革对于解放战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周锡瑞指出,人民解放军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改革巩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9]黄宗智认为,从军事策略出发,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战争所需的种种资源,所以阶级划分实际上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有力武器。[10]曾经以工作队员身份参加过华北土改的美国人韩丁,也用他一贯热情的笔调写道:

  但是,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大搞坚壁清野,骚扰和埋伏奇袭,把敌军指挥官弄得沮丧万分。土地所有权是形成一道堵住敌人耳目、切断敌人情报的隔音墙的基础,它使正规和非正规的革命部队都能灵活自如地集中、分散、进攻、撤退。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11]

  从资源汲取的性质和难易程度来看,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汲取差别较大。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公粮和田赋负担虽较以前有所增长,但是通过负担分配的公平化和对征收过程的有效控制,中共经济资源的汲取并未遇到太大阻力。[12]相比之下,人力资源汲取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在小农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短缺一直是制约华北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因之一,[13]青壮年劳力大量参军或出夫,势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直接参加战争更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自然会使广大农民视为畏途。因此,征兵任务的完成,往往更能见到共产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因战争之需而在乡村社会汲取人力资源,但双方遵循的逻辑却极为不同。在拥有武力后盾和处于战争时期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共产党固然可以无条件地以强制手段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两个方面的极大限制:一是与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相悖,会严重损害其权力的合法性;二是为保证任务的完成,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执行和监督,过高的成本会使资源汲取得不偿失。所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争夺中,共产党更注意民心向背和统治合法性,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汲取也贯注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要从乡村获取公粮、兵员和劳役,而且力图通过利益交换和宣传教育获得农民的理解与认同,为这种获取寻求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土地改革,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份土改档案所说,“广大的农民得到足够的土地才能与我们一个心眼,保卫翻身利益。”[14]共产党实施战争动员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物质利益刺激,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农民意志,从而大大减轻来自乡村社会的阻力,降低资源汲取的成本。根据“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逻辑,共产党首先通过强力再分配的手段,剥夺原有乡村精英的各种资源,并将其无偿分配给占据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即可以“巩固胜利果实”、“保卫翻身果实”相号召,顺理成章地将党的军事需求和政治需求转变为农民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安全需求。

  一方面,共产党通过强力再分配的手段,将传统精英的土地、财产无偿转移到农民手中,但是广大农民十分清楚,这种再分配必须以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为前提,这种优势一旦失去,再分配的成果也便化为乌有。农民只有帮助共产党打赢战争,才能长期拥有刚刚得到的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这就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亨廷顿在分析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时曾经指出,“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他们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休戚相关”,所以土地改革对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稳定作用。[15]这里所指出的,正是土地改革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构起来的这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农民为了保持国家给予他们的土地,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以维护其利益,这种利益,对于和平时期的国家而言是稳定和繁荣,对于战乱中的革命政党而言则是对敌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是在空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以暴力斗争的方式完成的,传统精英不仅财产被剥夺,而且其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人格尊严乃至生命安全都不复存在,从而,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被推到了无法缓解的地步。在土改过程中,各级领导机构一再强调,必须通过诉苦、算帐等手段,促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造成面对面的斗争。[16]用土改档中常见的说法,就是不仅要让农民“翻身”,更要让农民“翻心”。[17]对此情形,美国学者范力沛说得非常清楚:“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18]农民没有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失去的将不仅是那些分来的斗争果实,还会面临传统精英的严厉报复,想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亦不可得。这就在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19]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共产党成功地将村中的地主与战场上的国民党编织成一个统一体[20],战争的胜负决定着共产党和农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战争动员这一国家意志,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农民自身的意愿了。用党内经常采用的说法,党和国家的各种意志转变成“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

  

  二、拥军优属: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

  

  党与农民之间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建构,为共产党的资源汲取赢得了国民党所无法企及的合法性,然而,合法性只是为成功的资源汲取提供了可能,可能转变成现实却还需要更多的条件。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某种好处而逃避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搭便车”问题,奥尔森称之为“集体行动的困境”。[21]广大农民固然从土地改革中获得了直接好处,他们也明白只有共产党赢得战争胜利,自己才能长久保持既得利益和自身安全。但在理性计算之下他们又会考虑,如果让其它人去参军出夫、帮助共产党打赢战争,自己得利而不出力、不担风险,岂非更加合算?

  事实上,让农民得到他们所渴求的土地,对于共产党的人力资源汲取而言,其影响毋宁说是两方面的:既提升了人力资源动员的合法性,又导致了农民不去当兵的动机和可能。在清末以来的乱世当中,中国乡村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经济衰败,社会风习从“尚德”转向“尚力”,许多面临生存困境的贫苦农民虽然不堪忍受离家离乡之苦,但在无可奈何之下,当兵却不失为摆脱窘境的一条途径。[22]加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一般都采取强硬手段征兵,弱小的个体乡民往往没有选择余地而只好“认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给了他们劳动发家的希望,加之共产党又在合法性的考虑下强调宣传教育而反对强制压服,此时利益的权衡就会在农民思维中发挥重要作用,使他们比以前更不愿耽误生产和冒生命危险去参军打仗。因此,土地改革虽然遵循“取”“予”交换的原则为人力资源汲取创造了有利前提,但实际动员过程却要复杂得多。正如一份土改文件所说:“翻身后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武装上前线是光荣任务,但其中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动员。”[23]

  在此情形下,共产党采用的基本策略是将“取”

  “予”互惠交换的原则发展到极至,即通过给予参军者及其家属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来换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和投入,这就是长期被视为党的光荣传统之一的“拥军优属”。土改过程中的资源再分配,已经在共产党与作为整体的农民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抽象的、宏观的互惠交换关系,使党获得了向乡村社会和农民阶级进行资源索取的合法性;而给予参军者及其家属以额外好处和特权,则进一步在共产党与作为个体的农户之间建立了一种具体的、微观的互惠交换关系,使党向个体农民直接进行资源索取成为现实。[24]

  给予参军者家庭更多的经济利益,是这种微观互惠关系最核心的内容。韩丁注意到,“招收新兵的最大问题,不是要克服对敌人的子弹或战争艰苦的恐惧心理,而是要使这些人相信,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的牲口和庄稼也会得到妥善照料。”[25]所以在土改期间,以代耕为中心的“优抗”、“拥军优属”工作总是受到各级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其基本目的就在于安定军心,也有利于征召更多的人参军。作为解放区土改基本指导档的《五四指示》明确规定,对于豪绅地主成份的抗日军人和干部家属,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为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并替他们保留面子。[26]在各地土改的执行过程中,一般也都强调对军工烈属的适当照顾,使之分得超出平均数的土地和较多的浮财,有的更明确按照烈属、荣军(退伍军人)、军属、工属、贫农、中农的顺序来分配果实。[27]据冀东四个典型村调查,152户军属、干属在土改前多为贫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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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p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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