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6 次 更新时间:2015-11-28 16: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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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  

   【内容提要】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

   【关 键 词】中国革命/乡村动员/抗战/内战

  

  

在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中,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成功,似乎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终极性问题,从汗牛充栋的学术文献中,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答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受冷战大背景的影响,“阴谋论”在西方中国学界大行其道,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和成功是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引下攫取权力并进行极权主义统治,国民党的力量则因为美国援助不力及其对苏联的外交让步而被削弱了②。按照此种观点,决定中共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外来因素而非本土因素,中共与农民之关系要么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要么被视为单向的强制与顺从关系,没有得到深入探讨。

   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重要著作,并围绕革命何以成功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解释模式。詹隼(Chalmers Johnson)首倡“农民民族主义”模式,认为日本人的侵略和奴役激发了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党利用这种情绪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动力主要来自民族战争和共产党的抗日立场③。以塞尔登(Mark Selden)为代表的“群众路线”模式,强调中共通过灵活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参与实践,唤醒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释放了乡村社会中的巨大革命潜力④。片冈铁哉(Tetsuya Kataoka)和詹隼正好相反,认为农民与中共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关键性因素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组织化控制能力,足以克服农民狭隘地方主义的局限性⑤。在此问题上,陈永发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陈永发在描述抗战时期华中和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时,特别强调中共动员策略的重要性,其书名“making revolution”生动地揭示了作者的看法,它既可以理解为中共通过动员农民而“制造革命”,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经由中共动员而去“干革命”⑥。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则强调革命是发生(happen)而不是制造(make)的,具体而言,旧制度中地主与农民之关系、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关系、国家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结构性因素”,才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⑦。

   这些解释模式表面看来迥然不同,可是仔细探究却会发现,上述学者除了斯考切波之外,其实都认可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共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而农民支持又是与中共动员密不可分的。只不过,在中共如何动员农民、农民缘何接受动员的中介机制上,几位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而即便是强调结构性视角的斯考切波,也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法国、俄国有所不同,结构性因素更多的是通过革命政党和革命精英而发挥作用的,从而也间接承认了中共民众动员的重要性⑧。因此,我们不妨把“中共革命何以成功”这一宏大的、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历史追问,置换为“中共如何动员农民”这一具体的、可操作化的研究课题。

   如论者所说,中国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地方革命”⑨,其最终成功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最近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共革命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范式转换,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韦思蒂(Stephen Averill)、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古德曼(David Goodman)、吴应銧(Odoric Y.K.Wou)、傅礼门(Edward Friedman)等学者基于不同的时段、地域和视角,对党和农民在地方场景中的互动情形作了精彩的描述,也为中共乡村动员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文献⑩。本文将在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抗战和内战时期的中共乡村动员作进一步探讨,一方面简要勾勒乡村动员策略(党内文件中通常称为“群众工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演变脉络,一方面着眼于动员目标和动员技术,对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的延续性特征略作分析。

   一、抗战:民族话语下的乡村动员

   无论对中共革命之成功做出何种解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抗战爆发是中共得以摆脱生存困境的关键性契机,抗战时期也是中共实力获得空前发展的关键性阶段。中共长征到达陕北之时,全国仅剩下4万党员和3万军队,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陕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而到抗战结束之时,中共已发展成为拥有1亿人口、90万正规军和120万党员的大党,根据地广布华北农村,在东北、华中地区也足以和国民党相竞争,为后来打赢内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能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中取得如此成就,正是中共强大而高效的乡村动员所致。抗战时期,中共的乡村动员工作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展开的,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语汇,这些举措分别彰显了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动员逻辑。

   1.抗日救亡:民族主义动员

   抗日战争爆发,对中国政治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是改变中共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国民党迫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并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停止了“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和对中共的军事围剿,使中共得以转危为安;另一方面,中共也顺应时代潮流,放弃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和“工农武装割据”,转而推行统一战线,自觉将乡村动员纳入民族战争的基本框架之中。

   中共于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正式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13)。抗战正式爆发后,中共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战场。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太原失陷后,中共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发展,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1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仍把战略重心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上,一方面通过对敌作战和局部军事胜利逐步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一方面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和政权建设使根据地得到巩固。

   无论是着眼于民族战争还是党自身的发展,抗战时期中共都不得不继续动员乡村民众以获取支持,只是,此时“民族”已取代“阶级”成为其乡村动员的基本话语工具。中共为抗日救亡而动员农民,农民为保家卫国而支持中共,这是詹隼“农民民族主义”论的核心内容,它无疑揭示了战时中共乡村动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从实际抗敌、歼敌人数来看,国民党军及其正面战场承担了抗日战争的主要任务;但从历次战役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军接连遭遇失败,半壁河山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沦入敌手,不能不令国人失望。战争后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全线溃败,以及大批非中央嫡系将领向日伪投降,更使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和民族战争领导者的合法性急剧衰退。反之,中共军队虽因实力弱小而无法与日军大规模正面作战,但其以侵扰敌军为主旨的游击战、运动战却往往能取得局部性胜利,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抗战初期的平型关战役和相持阶段的百团大战,实际抗敌效果虽然有限,却满足了广大民众对胜利的渴盼,在各阶层人士中形成了中共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带领民众取得抗战胜利的印象。其结果是,“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15)。抗战时期延安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圣地”,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复杂而残酷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中迅速发展壮大,都与国共两党抗日形象的此消彼长不无关系。

   但是正如批评者所言,詹隼对农民民族主义诉求的强度和广度作了过高的估计,从而陷入了以单一理论解释复杂历史的窠臼(16)。侵略者滥杀无辜、奸淫妇女、劫掠财物,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致使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当然会激起中国民众的仇恨和反抗。可是如一些研究者所发现的,精英人士往往比普通民众更容易产生民族主义情感。在晋察冀,抗战初期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并非普通百姓,而主要是大学生、中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地主、小资本家和富农,这些人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较高,在日本侵略中遭到的损失也更大(17)。在冀东,乡村中的开明士绅是抗战爆发后“最先觉悟的成份”,他们以其“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众多的社会关系,丰富的社会经历,广泛的社会交往,较高的知名度与政治影响,起到了一般农民所起不到的作用”(18)。而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在日本侵略所引起的恐慌之下,往往是为了得到保护而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真正响应民族战争之号召者为数甚少。新四军初到华东地区,甚至发生过当地百姓把他们当作日军士兵,佩戴“良民证”、挥舞日本国旗列队欢迎的情形(19)。设想千百年来与政治无缘、做惯了顺民的中国农民在一夜之间成为具有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的民族主义战士,只能是书斋里的一厢情愿。正如陈永发所说,不考虑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共获取权力来说作用甚微(20)。

   2.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民生主义动员

   相比之下,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对其乡村动员来说发挥了更显著、更强大的作用。抗战爆发后,中共在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迅速调整土地政策,变严厉的土地革命为相对温和的减租减息,但在提高农民经济地位方面,这些“温和”政策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

   在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减租减息被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减租减息条例,对这一政策的实施作出了具体规定。通行的做法是所谓“二五减租”,即在原租额的基础上减少25%;又称“三七五减租”,因为原租额一般为主要农产品收获量的50%,减去25%后的租额为37.5%(21)。这是1926年10月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时通过的政策。抗战期间,中共为彰显其减租减息政策与国民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也以“二五减租”为基本原则。陕甘宁、晋察冀、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相继提出“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利率不得超过15%)等口号。抗战头两年,各抗日根据地尚在初创时期,减租减息也大多处于宣传动员状态。直到1939年底,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把减租减息作为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各地才开始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22)。

减租减息无疑为农民带来了直接可见的经济利益,但最初的发动工作并不容易。在太行根据地,由于没有永佃权的保障,农民害怕减租后地主收回土地,使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保障,许多地方出现了白天减租、晚上又偷偷送还给地主的“明减暗不减”现象。债主为了抵制减息,宁愿把钱埋在地下也不肯出借,贫苦农民在急需用钱时告贷无门(23)。在华中地区,农民们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愿对地主进行斗争,例如害怕地主报复、对中共的军事前景心存疑虑、希望避免矛盾、宿命论思想、宗族纽带等,旧精英则会利用这些因素去维护自己的利益(2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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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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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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