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在寒冷的季节里，
大群的欧椋鸟，
密集地漂浮在空中；
……
又像天空中的鹤群，
唱着哀歌，排成长长的一线；
我看到哀恸的阴魂，
恸哭着被狂风吹刮而来[1]
每当读到但丁《地狱篇》里的这几行诗就仿佛看到不幸时代死难同胞的阴魂向我飞来，诉说着各自的不幸。荒诞与死亡的历史悲剧在当初上演时人们不可能对其有深刻的反省，而今当历史理性使中国人的心灵从意识形态疯狂症中解脱出来，精神天空的宁静使我们这个具有忠实记录历史传统的民族就有了反思近现代历史中黑暗岁月的可能了。今年是“大跃进”发生五十周年，“大跃进”作为生命损害的灾难只是精神损害灾难“文革”的前奏，而此双重的损害在当初却被读作“伟大胜利”，由此追溯一百年来中国历史诸观念的演变，不难发现——非理性的狂暴原来是以理性的名义进行的，历史观念的畸变在经历的人难以自觉，而在我们追溯的视界中其情节发生与发展的脉络线索变得逐渐清晰，我们可以藉着五十年祭的纸钱的火苗，回答悲伤而饥饿的阴魂们所无法解开的心结了。
检讨廿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不难发现一种激烈的背反现象：在拥护科学的喧嚣声中，迷信教条的蒙昧主义运动泛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呼喊人民民主的声嘶力竭中，普罗大众理性丧失、个人崇拜猖獗一时；在标榜到达无限美好理想国的征途中，中国社会秦火四起、天良无觅、道德沦丧——愚氓以破坏文明遗产为勇敢、以媚权卖友为高尚、以残害知识精英为光荣；在信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的赌咒发誓中，舆论喉舌颠倒黑白、助纣为虐、谎言盛行；在跑步进入无比幸福的康庄大道上，哀鸿号野、饿殍遍地、饥荒蔓延；在计划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痼疾的宣说中，国民经济陷入紊乱而接近崩溃的边缘；在砸碎旧世界的枷锁桎梏而获得自由解放、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高歌猛进声里，人们被放逐到了精神牢笼之中。
在古典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以理智著称，在儒家两千年的教化中，他们涵养自己温和的性格，虽不乏诗意的自然神崇拜但不崇尚非理性的怪力乱神，故既没有欧洲中世纪宗教极端主义的异端迫害、也没有因宗教信仰差别而引发的宗教战争；中国人相信人类的天然平等，故既没有希腊罗马奴隶制下对奴隶的奴役、也没有印度人种姓制下低种姓世袭的暗无天日；中国人对文化传统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因此既没有像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苏美尔人和亚述人那样文明突然中断、也没有像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那样忘记自己祖先的象形文字。那么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优秀品质为什么好像全部丧失、整个社会陷入了精神狂暴症的激烈背反呢？
一种突兀的社会现象的发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一味地就事论事往往沦为对不幸现实的哀怨，而历史地分析就显得必不可少。本文试图把“大跃进”灾难放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广阔背景中思考，在近现代历史动荡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变化及中国社会心理变迁——貌似理性的唯物论转换为极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的层面上，分析“大跃进”灾难的缘起及其历史后果与教训。
（一）“科学”与“民主”及其异化形态的传入
以中庸之道作为自己安身立命准则的中国人忽然变得神经质地丧失理性——在乎一种异质文明的侵袭，这种异质文明的理性部分促成了中国融入世界的现代化运动，而其非理性部分却使中国人有机自然主义精神和有机自然主义社会结构都遭受了空前的破坏。而异质文明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并不如黑与白那样色彩鲜明，把非理性的科学主义唯物决定论当成理性科学——而对自身这种思维的错位又执迷不悟——导致了唯物决定论向唯意志论历史性转化，中国人精神的狂迷所带来的行为的狂暴之现实表现就是历史的浩劫发生。那么，那个蕴涵理性和非理性的异质文化何以能登陆中国而影响中国人精神使其发生灾难性异化的呢？
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自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之天然形成的以家庭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国家组织、宗教组织、民间组织以儒家道德哲学贯通起来而形成了超越于其他文明形态的优秀品格：自由，但不至于狂暴任性；理性，但不至于厌世寂灭；中庸，但不至于庸俗乏味。这种有机的社会形态中的中国人既不会像罗马公民那样在角斗士被割断喉咙血泡的嘶嘶声里获得快感，也不会像印度苦行僧那样在忍受雨雪风霜摧残的痛苦中寻求解脱，儒家的精神入世但不沉湎于世俗享乐，超越世俗但又非不食人间烟火。与有机自然主义社会结构相对应，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浑然整体其对宇宙人生与社会的认识也是整体性的、有机的、自然的，故可名为有机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而历史又不断地增强中国人对自己有机自然主义文明的自信——在与“夷狄”的武力或文化较量中总是胜利者。匈奴人的铁骑虽强盛一时，最终被汉武帝的大军驱逐而后西溃；蒙古人虽然占领中土并统治神州近百年，而最终被驱逐或同化而皈依了华夏文化；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结果似乎是旨在扩大中国版图和传播汉语文明。中国文明的“胃口”如此强大，仿佛连钢铁都能消化，一切强大的武力在中国文明面前虽骄横一时，但最终除了其野蛮记录外就是增加中国文明的光荣，中华帝国虽古老而能永葆青春，巍然屹立在亚洲的原野上闪耀着蓬勃的诗意和灿烂的光华。手持《论语》、《孟子》的读书人满怀信心地向世界投去傲视乾坤的一瞥：谁敢狂妄到藐视中国文明呢！
但是忽然间海洋中涌现的强大风暴震慑了紫禁城红墙绿瓦的宫殿，波涛翻滚中庞大的铁甲舰队呼啸着向东方奔驰而来，无坚不摧的威力惊起的幽灵般的传闻从皇宫金顶四散开来使古老帝国土地上悠闲劳作的农人也不禁为之一颤。这是历史的分水岭，是陶渊明的理想的破灭和电线划破长空、铁车奔驰山林、工业废水淹没隐士的湖泊景象的开始，历史的幸与不幸都从此缘起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欧洲人。与以往游牧民族的野蛮不同，他们手持的不是马刀，而是精准的大炮，中国人很早就发明的火药配方传播到了西方后被十倍地发扬了威力，转而将大炮对准火药发明者的故乡了，而他们之所以能此在乎希腊罗马以来的逻辑传统发掘了欧洲人心灵的思辨才能，这种才能的成果叫做科学。
西洋大炮的造型是一个笔挺的巨大男性生殖器，与印度佛塔象征的生殖崇拜不同，它超凡的侵犯性将本能的爱与本能的恨合二为一，就像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利达与天鹅》的描述，近代文明的交流仿佛是宙斯对利达的强暴——“腰肢猛一颤动，那里便产生，残垣断壁，燃烧的屋顶和塔巅···[2]”究竟谁获得了知识呢？是欧洲人否定了达尔文逻辑，还是中国人习惯于弱肉强食？是西方人传播了他们的科学与民主，还是世界遭受了殖民主义的压迫与奴役？大炮里爱与恨的交织演变为历史的善与恶的混合，历史理性悄然运转而超越了爱恨与善恶，就像战争把士兵雕刻为髑髅又滋养了蔷薇、就像雷电交加夜晚的强奸使贞洁蒙受耻辱又缘起了混血儿的笑靥。大英帝国的船队浩荡而来，虽然鸦片贸易罪恶累累，因果报应的逻辑却没有立即应验，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之后不久，英法联军又轻易进入北京，在圆明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烧毁了这座堆积着珍宝和书籍、亭台楼阁极尽巧思、湖光山色清碧静谧的人间仙境园林，使之化作一片废墟；紧接着，黄海之上炮声隆隆，中国北洋水师覆灭于隋唐以来素以学生辈自称的蕞尔小国；还没有完，八国联军山呼海啸般杀进京城，赔款的沉重和耻辱即将毁灭一个王朝，而承担者自然是已经贫弱不堪的炎黄子孙。一连串的失败似乎顷刻间销毁了中华帝国的古老光荣，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悲哀地感到——自己的文明可能并不是最先进的；自信开始了瓦解，——这在中国人精神发展的近两千年历史中是罕有的现象。
否定既已开始，恨铁不成钢的怨气就以更激烈的思维转换——岂止是并非最先进的、分明是愚昧落后的，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有什么价值，火药只用来装点节日欢乐的鞭炮焰火、造纸印刷术只为传播迂腐的儒家教条、指南针的用途何曾想过探索海洋征服世界，中国两千年社会停滞不前全是封建主义儒家礼教造成的——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就从反抗外侮转化为对中国文明自身的批判。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似乎使人们无暇深思：焰火与杀人武器哪一个更高级，儒家礼教与社会达尔文逻辑哪一个更先进，礼仪之邦与世界征服者哪一个更文明。当然历史理性并不在乎这些具体的问题，它要把地球上的人类历史变成“一个”就必须使中国人（哪怕是被动地）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意义。如果说庚子赔款对中国人是恶，那它导致的“庚款生”则无疑是善——历史逻辑往往是超逻辑的，在留学生深入欧美（乃至日本）的同时，中国人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之所以遭受欺凌全在自己缺乏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相伴随的人类在一切领域的求真精神，所谓民主就是西方分权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民在一切领域的费厄泼赖精神。
然而自然科学似乎并未如人们期盼的那样迅速改变中国的贫困状态，而民主制度的引进似乎除了贿选的丑闻就是导致军阀战争。而当此之时来自苏俄的消息却令人惊异，苏俄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为之一振，原来世界上早就诞生了一种划时代的伟大科学理论，这种科学不同于斤斤计较于自然世界的物理科学，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之普遍必然规律的历史科学，它主张以暴力彻底砸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然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红彤彤的新世界，即在摧毁原来不合理的私有制度后对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合理化改造，以科学计划代替资本主义市场无秩序的紊乱，以平均分配产品消除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替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奴役；因此民主也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分权民主，而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即消灭原来的肮脏而罪恶的统治者和剥削阶级后，剩下的纯洁的劳动人民自己对自己实行统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公产主义者认为，这种全新的科学与民主意义既超越了中国传统落后的帝王专制主义，同时也超越了欧美的现代资本主义，一旦社会将这种伟大的科学与民主应用起来就好比以火车代替牛车一样使整个社会加速前进，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无比美好的理想国。
这种崭新意义的“科学”与“民主”很快就进入了中国社会意识中；然而面对强大的“封建主义”传统势力和民族资本阶层的新兴势力，公产主义者发现他们的“启蒙”活动成效甚微——很难把这种先进的社会意识迅速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实践运动。冷静的中国人往往把许诺太多太便宜看作欺骗、对暴力的奇异效果也大多嗤之以鼻，无论是农民运动还是武装夺权斗争其活动范围都极其有限，在被围剿中几乎面临彻底毁灭。而民国政府却在日益壮大中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与公产主义者的社会革命方案比起来，民国统治秩序没有什么新意，而只是社会的自然状态的自然延续；然而中国社会的自然状态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趁着欧洲人休养他们一战的创伤，虽仍有局部的内战，然中国的经济在民国革满清命后的廿世纪二、三十年代（1920—1936）得到难得的复兴机会，农民得到喘息、城市商业兴旺、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如上海成为国际性大都会而被美誉为东方的巴黎。在此期间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诗人、文学家雨后飞来峰般林立神州、展露峥嵘；更有哲学家罗素、诗人泰戈尔、科学家爱因斯坦应邀相继访问中国，通过反思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世界造成的满目疮痍与中国古典精神的郁勃诗意与非侵犯性，他们认为中国哲学与文化蕴涵着复兴人类文明的伟大力量，虽然一般国人只把他们的话当作虚礼客套。如果这种时光延续下去，那么中国的重新崛起就是时间问题了。然而世界与中国的劫数都尚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将使中国近代史呈现另一条道路，它凝聚起的集权主义将在战后左右中国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在世界中”的被动状态当然远不如古典时代仅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温和地与世界交流更让中国人感觉惬意，然则祸福与善恶一样是“俱分进化”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并非孤军奋战，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以自己血肉之躯的巨大牺牲把钢铁武装的日军宣布“在数月内占领中国”的狂妄叫嚣粉碎后，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道义的支持和物质的援助与当初世界舆论对满清闭关锁国的指责和鄙夷形成鲜明的反差。而且恶性的胜利进一步激励恶性的膨胀——日本人扩大战火到更大区域——袭击珍珠港挑战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于是“中国在世界中”就表现为中国与世界共同反击法西斯主义。当1943年11月蒋介石总统偕夫人与世界大国领袖们共进晚餐商讨战后世界格局、领袖们起草的《开罗宣言》决定把日本侵占的大部分中国国土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汉唐帝国的气象似乎悄然地来临了。
但是历史理性的脚步似乎不愿意让善轻易地获得胜利，仿佛一个人的修炼必须等到足够的魔难之后才会大悟大彻，集权主义在战败后的日本瓦解了，却在战后的中国继续壮大起来——历史的辩证法事后想来颇为自洽、却超乎当初人们的想象力。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得之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的怂恿，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天然的自然自由主义走向崇尚集权主义，很难想象假如没有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共能取得戏剧性的胜利从而获得中国的统治权。日本军国主义之罪恶的释放使它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成为日本历史之善的开始——日本因“和平宪法”而在战后重新崛起，而中国人民为了摆脱苦难反抗日寇而逐渐凝聚起来的集权主义却成为中国历史之恶的缘起——战后中国人民浪掷大好和平时光从事内部争斗从而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浩劫。世界大战后中国继续延续了三年内战，战争的结果使民国延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性主义在大陆中断，中国人民因抗战凝聚起来的意志力逐渐集中到社会集团和集团的领袖身上，外在的法西斯主义被人类战胜了，内在的法西斯则需要人类以巨大的灾难来从精神中剔除，“科学”的改造社会运动的计划主义意义、“民主”的崇拜人民的意义将要释放其能量。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从“大跃进”到“文革”之间一连串的历史悲剧正在等待上演；而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不知道那句诗谶在期待应验——“诸生皆说咸阳好，临到坑时始怨秦。[3]”
（二）唯物决定论对传统社会的公有制改造
中国近代历史之走向逐渐地从“一盘散沙”之自然自由主义信马由缰的散漫变成维系在领袖意志的一念之间——集权主义逐渐地发展到极至——在乎中国人民在近代所受到的屈辱与公产主义领袖在战争中的胜利赢得民族的尊严之间的历史性对比给予国民心理的巨大影响。
如果说国共内战中共的胜利是由于国军的涣散无力，那么中美直接的对抗如何？美军可是战胜日本又援助欧洲战胜德国军队的强大军队，但在中共军队的强大意志力面前却并未显出优势，二战中立下战功、在西南太平洋战争中使日军畏惧的麦克阿瑟将军竟成了败将。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东亚病夫吗！满清向列强割地赔款、在八国联军打击下的溃败、中国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的呻吟，都被一扫而光，中国人民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长出了一口恶气。中国人看待朝鲜战争的民族主义视角更胜于冷战关系的视角，虽然朝鲜战争中朝联军和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只打了一个平手（战前的三八线依旧是战后的三八线），而强弱军力鲜明的对比就使平局不平了——在世界舆论既然认为是美国的失败那么在中国方面就自然是胜利，人们扬眉吐气地诵读毛泽东的诗篇“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4]”毛泽东作为中国近代数百年历史才运化凝聚出的伟大人物是现代中国的象征，其大英雄形象犹如长城的壮丽、昆仑的巍峨，因此就具有了在世界历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成为凝聚中国人民强大意志力和民族尊严的焦点了。中国人民在夜晚的静思中甚至感觉到毛泽东真有神的保佑，或者他就是神明（毛泽东和耶酥的诞辰几乎是在同一天[5]），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应毛泽东诞生之谓也。这种社会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过于诗意且心灵明敏的民族就很容易把诗意转化为神秘的想象，而不能意识到，无论是三年内战还是朝鲜战争中共的胜利其实都是中国人的尸体堆积起来的；更不能意识到，与美国的战争或许是历史性的错误，那是一个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无私而慷慨地支援了中国的国家，一个首先提出并实施把庚子赔款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国家，一个为了中国人的健康而捐建了协和医院的国家（虽然资金来自民间），对列强的仇恨本不应该记在她的头上。
战争创造的奇迹使战争的胜利者进一步助长了他们作为信仰唯物主义者对唯物决定论的坚定信仰，他们把三年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中朝联军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归功于领袖“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引。战争的胜利使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团在中国人民心中建立起强大的威信，中国人民此时的心灵也格外地单纯——一切相信领袖的英明领导，因为过去的胜利已经证明领袖的一切决策都是超乎想象地英明，他未来的决策也必将更加正确英明。假如再次爆发反侵略战争，这种热情之排山倒海的力量足以战胜一切敌人，但面临着战后的建设，这里却已经悄然蕴涵着巨大的危险。
如果说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在五四运动后的三十年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思想意识而存在，那么当它以军事胜利者的“科学”信仰而主导中国社会就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而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区别于古典时代儒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于——由于科学唯物决定论信仰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因此不允许民间的其他非科学信仰存在，在科学决定论信仰者看来——在科学决定论信仰之外都是迷信，这样中国社会的现代历史就一时间彻底斩断了与古典社会的思想联系，虽然人的思维不可能与过去完全绝断，但“政策”的威严界定使人们在书面或口头的表达中，唯物决定论“科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样如果说廿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以“历史科学规律”改造世界还是一种理论的话，那么这之后就变成了必须要进行的历史实践行为了。
首先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形式。我们知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中国经济的根本，而土地的私有制延续了数千年；根据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根本上在于经济基础，而先进的生产关系又给予经济基础以反作用，因此所有制革命问题也就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到达高级形态的关键所在，以土地公有制取代土地私有制也就是人类历史从黑暗中的徘徊到达历史光明坦途的转折点。五十年代前“解放区”的“土改”只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而农民以为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属于自己私有；而五十年代后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统治者将主要精力进行社会革命，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土地私有制结束了。
其次是城市工商业的公有制改造。慑于镇压反革命的强大威权——“政策”的无边界性不同于法律的明确边界性[6]，“反革命”冠冕所造成的心理恐惧就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于是生命的阶级属性、革命与反革命的界定成为人民内心最关注的东西，而过去社会中私有财产之于自由的决定性意义已经变成可能威胁生命安全的累赘了，这样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既然“反革命”是比瘟疫更可怕的咒符，而在公产主义的理论中“富裕”与“反动”具有天然的联系，谁不愿意把财富这祸水送出去换得革命者身份的安全保障呢。在资本化归公有之后城市社会生活的确变得简单了，三十年代大都会（如上海）市面的繁华、古典气息的文人学士书房里的儒雅清谈、新兴资产者客厅里的高雅风度、欢乐场里各色人等的鱼龙混杂，随着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而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领工资的“工作单位”里集体人群的面孔逐渐变得单调荒芜，资本主义妓女的活泼生动是不属于社会主义工厂里纺织女工的，——当这种对立进一步扩大人群范围，群体的精神就逐渐被复制成雷同，于是贞洁的夸示因重复而越来越缺乏新鲜感了。
随着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性转变，支撑人们心灵本真的根基被抽空了。如果说民国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基础作用使人在社会中的独立性能傲视威权——比如画家徐悲鸿以拒绝为民国领袖蒋介石画像显示自己人格独立，那么，当私有制被取消、配给制使国家组织深入到生活的所有方面，生活在得以基本保障的同时使人人感到“绝对服从”的彻骨性。传统文人任性使气的传统陡然消失，新社会不再具有使人标榜风骨的自然人文环境，其结果是人们逐渐成了一群没有个性的唧唧喳喳的小人物，那些在旧时代敢于顶撞威权的诗人学者在新时代变成了为表达对威权的绝对忠诚而诉说与封建主义之“旧我”彻底决裂的哭哭啼啼的嫠妇；当唯一正确的科学意识形态深入到精神中，心灵的自由鸟因唯物论“科学”限制的绝对性而丧失了飞行的本能，当画家徐悲鸿怀着无上崇敬心情甘心情愿地为新时代领袖毛泽东作画时，他发现自己过去奔放的天才忽然间凝滞了。“人民自己在统治自己”的政权的绝对合法性不仅超越了古代帝王的奉天承运的合法性，也自然超越了资本主义世界和民国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性，这样在以“人民”为名义的政权中，奴性就有了光明正大的释放机会，人们对“自己的”政府的谄媚就丧失了任何心理顾忌。当然，不乏有战后人们对和平向往的真情，而真情又裹挟在对统治者意志的无条件顺从中，于是在真诚的笑脸中就掩盖了对权力者意志的揣度算计。这样无论是在民主人士真心实意的归附中，还是在民众对一切决议的赞同中，都隐藏着“政治利益”的考虑，因为当数千年的私有制传统一旦变成落后观念后，谋求政治地位也就成为最大的“私心”——而这种政治谄媚的“私心”与人类本真之爱的私心（如父母与儿女之爱的私心）的真挚性的区别是——丧失人格主见的依附奴性心理以冠冕堂皇的大公无私来装点，于是整个社会心理就变得极为虚假不真了。当保有传统社会文人真性元气的梁漱溟遭到领袖带领下的乌合之众的集体奚落，把狡黠隐藏于质朴表象中的知趣的民众对决议表决举手时不再在乎自己的想法，而是看究竟什么立场在政治地位上最“正确”，而“正确”的意义是权力者的意志，——中国人的心灵丧失了本根；人的独立性丧失后就与空中的游丝相似，天真的革命主义热情表象中隐藏的其实是唯权力者是从的见风使舵。而其虚假的虚假性更在于它反感被揭穿，谁胆敢暗示性地说破，他就以对阶级敌人绝不宽容的态度和你拼命，——当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种心理状态，预示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发生狂迷已为期不远了。
（三）从唯物决定论到唯意志论的思维转化
人类的哲学中流派分呈，如果不顾及具体内容而只关注称呼的一致（从而认为内容也必定一致）就可能使对诸种哲学的理解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而如果以名词的对立区分内容的对立也往往搞错。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在本质上说是唯意志论的，但这里“唯意志论”的意志主体不是“人”而是“天”，中国的天道观认为宇宙历史以及宇宙历史中的人类历史为“天”的意志所主宰，宇宙是生命体而不是机械体，那么宇宙历史也就自然是作为人格神之“天”主宰的有机体的生长和行为，“人”与“天”的区别是，人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但不能主宰自然世界和自己的生长，主宰宇宙与人类发生与生长的是“天”。因此人可以顺天，但不能到达“天”，以民间语言表达就是：人既不能把自己变成老天爷，人的心思也不能钻到老天爷的心眼里。所以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天道意志论是不可知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有与中国哲学接近的地方——主宰世界运动的意志是上帝的意志而非人的意志[7]；但到了尼采那里“意志”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上帝转化为人——历史是被超人的意志主宰的。而尼采之能有这样狂妄的非理性哲学，与马克思的“理性”的唯物决定论哲学的源头一样，都来自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暗示。自然科学对唯物论者马克思的暗示是——人既然能认识星球的运转规律也必然能认识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自然科学对唯意志论者尼采的暗示是——人既然能认识星球运动的规律说明人比上帝还聪明因此人可以代替上帝。人能代替上帝做历史的主人——与——人能认识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而改造世界，前者的唯意志论语言和后者的唯物决定论语言，看似不同，其实二者的区别很小，尤其当“历史普遍发展规律”是唯物论者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的时候。而历史的超逻辑性使任何“历史科学”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证伪性（而只能根据善恶后果进行道德评价），故所谓“历史普遍发展规律”是不可能的——人类思维不可能发现与这个“历史普遍发展规律”概念相符合的知识内容，吾人只能假设上帝心灵中有“历史普遍发展规律”的具体内容，但它不能够到达人类心灵。因此，如果唯意志论的意志是指人的意志、唯物决定论是指人能预报人类历史，那么二者作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就具有本质的同一性；二者的本质属性之所以都是非理性的，是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同一于上帝，等效于人类不能主宰宇宙历史。历史运用逻辑但超越逻辑——历史不是纯粹形式逻辑的演绎，故在科学是建立在数学约定论之逻辑的意义上——不可能有关于历史的科学；上帝的心灵超越于人类的心灵，故在人不能钻到他人心灵中事先洞察他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意义上——人不能钻到上帝的心灵中预知上帝的创造活动（其实任何人自己也无法在他的现在预知他未来有何创造）。所以人可以猜测历史的走向，但若有人说他能取代上帝指挥宇宙历史运动、或能钻到上帝的心眼里提前预告宇宙的人类纪中将发生的一切历史——则肯定是欺骗，因而那种说人能取代上帝（尼采的超人杀死上帝后取而代之）和说人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像牛顿力学那样建立起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一样，其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在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面前都属于一丘之貉——僭越与妄说。
当我们明了唯物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的非理性的同一性，也就不难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者何以能迅速转换为唯意志论者了，二者看似对立而实则本来就是同一的。古代寓言“揠苗助长[8]”对非理性的否定显示了中国人理性的清醒；但在革命者看来则是迂腐，在他们意识中“科学”是无所不能的——战无不胜的唯物主义者敢教日月换新天：既然唯物主义决定论科学作为法宝使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胜利，那么运用它使社会从低级一下子飞跃到高级为什么不可能！这种对“科学”痴迷的外化便是——发誓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他们当然不认为“飞跃”是向灾难深渊的坠落，而认为“精神变物质”（赶超决心立即转化为现实）是辩证法科学理论的必然；他们认为唯物决定论既然是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并且只有先进阶级才有资格运用此科学规律，那么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以落后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先进阶级尤其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历史就听凭领袖的意志而使美好社会提前到来，究竟提前多少呢？就看领袖的个人天才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使中国人感觉到唯物决定论之科学历史规律的巨大威力——能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的事情，看来科学不仅显示在机械电力的无穷力量，而且显示在人类历史运动之中，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就能把“不可能”改变为“可能”；或许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在科学规律面前都将成为可能的，不仅在战争中如此，在和平建设中也可能如此。于是社会心理从科学的神秘感暗转为科学崇拜、复从科学崇拜暗转为对掌握历史科学规律的政党及其领袖的崇拜，这样，所谓遵循历史必然规律也就自然转换为——历史发展必须听凭领袖的指挥。
人们无暇深思战争艺术与和平建设之间在“科学规律”中是否具有可通约性，胜利导致的热情使理性无暇冷静分析“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悖论：如果科学规律使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么“科学规律”是否还可能呢！规律的规律性就在于划清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如果“科学规律”否定了自己划定的不可能的东西，那就否定了“科学规律”本身；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增长，上帝不断地通过宇宙历史创造新规律，但二者都是历史性的渐进过程，知识的增长和规律的更新对“科学规律”之绝对稳定性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人类所认识的“科学规律”听凭人的意志而瞬息万变。在宇宙历史中上帝的确无所不能，因为宇宙历史的可能性还在实现之中，这样——玉米长成参天大树——当然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在实现之前与——玉米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也具有同样多的可能性，上帝创造宇宙的历史也就是在无限多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对立中进行选择的历史；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上产生人类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相等，而后来可能取代了不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过程，而非如孙悟空手拔猴毛吹之瞬息而就的奇迹。这样，虽然在上帝的意志中一切可能性都可能变成历史的现实，但并非意味着他听命于人的意志；人类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命令——玉米长成参天大树，或者——我命令自己活一万岁，也就是说人的意志不能僭越上帝的意志；否则世界将因太不稳定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假如世界听凭人类的命令，一些人“喝令三山五岳闪开我来也”，另一些人令“泰山崩倾以填东海”，作为仆人的上帝如果对此还不是完全无所适从，那么对于某个愤世主义者的命令“灭天灭地灭三光”将不仅使上帝费尽心机所创造的宇宙前功尽弃，而且也毁灭了那些“谢天谢地谢三光”人们的希望。显然，上帝不可能作为人类的仆人，“天人合一”的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意义是“人”作为自然结构中的有机部分安于“天”下的自然状态，而不是试图以自我意志代替“天”（中国人一般把上帝读作“天”）的意志，因为人类所受“天”的限制之处也是人类的幸运所在——正因为人类企图达到上帝但永远不能达到上帝的“矛盾”才使人成为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人；同样正是由于“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9]”之间的矛盾的永恒存在，世界才是一个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世界。而全部矛盾全部解决的时刻也就是上帝将世界毁灭的时刻，一个无矛盾的世界是纯粹虚无的世界，也即是说——只有在绝对虚无中才能实现“矛盾的全部解决”。所以我们说，上帝作为宇宙与人类的创造者所给予人类的自由意志不是没有边界的，人类若滥用自由意志乃至妄图僭越上帝，将遭受失败以至毁灭。
但是，上述所表达的关于“可能”与“不可能”、“天”与“人”的关系由于现代中国人被统治者引领信仰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而割断了自己与古典文明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的联系而使他们不能看到自然科学所适用范围的边界，他们对科学的神奇性除了以崇拜心理而把“科学”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理念外几乎没有任何对科学的批判精神——以为凡是贴着“科学”标签的东西都有神奇的力量、可用以“改造世界”，当国家权力吞没了整个社会有机体，而国家权力又维系在领袖的个人意志中，历史理性只能通过历史浩劫来教育他们明了“可能”与“不可能”、“天”与“人”的关系了。
战争的克敌制胜与和平的家园建设是两门各自独立的伟大艺术，二者的独立性表现在二者少有通约性，因前者需要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诗意想象力，而后者需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理性想象力。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也需要一定的诗意，但这不意味着数学公式等同于诗歌；一个人的超人意志力可以使他在战场上消灭十倍于他的敌人，但一个人不能全靠意志力来求解数学方程，把炼钢炼铁当作诗歌来创作当然也绝对行不通。“大跃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悲剧——在于统治者试图把工业技术当作战役来打、把数学方程当作诗词来作，这是由于最高领袖毛泽东关于经济的全部理解就是破坏主义和计划主义，当计划主义成为装点领袖唯意志论的外衣，公有制下的“大跃进”运动就成为以经济建设为名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大破坏运动了。由于公有制本身就是违反自然的人为体制，故毛泽东的中学时代数学成绩的一窍不通虽然可能和汉高帝刘邦的知识程度相仿佛，而其导致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刘邦不通儒学与数理但为人宽厚通脱、深知战后百姓休养生息的重要，故能缘起他子孙的“文景之治”；而毛泽东却试图以破坏数千年长成的中国社会机体而“改天换地”，他的不通和他被大众目为神明的威信的巨大反差——终于缘起了历史性浩劫和人民的苦难。
（四）“大跃进” 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和对生命的损害
从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以剥夺地主土地为目的局部地区的农民运动到五十年代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土地统一的公有制建立、再到七十年代末土地归还家庭（虽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目前还处于分离状态），中国的土地制度在原地画了一个圆圈——改革否定了革命。而此时我们回顾当初的平分土地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不难发现，以土地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土地私有制是走不通的。中华民国以后军阀割据和他们之间的战争固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不仅人民并没有濒临死境而且江南富庶地区经济得以发展，随着国民党北伐军对中国的统一，在日本帝国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前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较快速发展（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被战争中断，也是蒋介石急于围剿共军而不愿与日本急于开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得之于农业的稳定，地主与农民的土地的占有比例基本合理，土地分散的趋势大于土地的兼并的趋势，而并非如革命者强调的农村存在激烈的阶级对立关系[10]。而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黄河花园口的战略掘堤造成黄泛区人民的流离失所，在广大的地区，即使把日本军队对中国军民的野蛮屠杀包括在内，无论死亡的绝对人口还是相对死亡率，抗战八年中的生命损失都少于中国公产制凶猛的“大跃进”后三年的损失[11]。
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古代造反英雄那里也存在，只不过他们重新分配土地的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一次性的，尽管“打江山者坐江山”后无偿地占有了他人的土地，但由于维护土地的私人属性依然是国家的法律[12]，那么随着社会生活逐渐趋于安定，人的聪明、勤奋的程度与他获得财富的多寡依然是自洽的，这样社会将会逐渐过渡到理性的等级社会——农工商在私有制的激励中协调有序地发展。但根据计划主义，任何人的重新富裕都是对公产理想的反动，这样计划主义导致的结果是——富裕不能得到鼓励、贫穷反值得羡慕，如此社会的财富总量就只能消耗，而难以增加。由于公有制是要彻底地颠覆私有制，那些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以为土地永远地归属了自己（私有），殊不知这是大错的理解，土地属于“公家。“公家”的“主人”虽然名义上是“人民”，农民却感到了“人民”概念的抽象性到了与自己无干的程度，理论上中国领土内即使遥远的天涯海角的土地由于其“人民”属性当有自己一份，但他们不清楚那一份以什么形式属于自己。这里悄然隐藏着危险在于，当饥荒来临时他们将发现那名义上属于人民的土地是连自己逃荒的权利都没有的；而古代“天下”名义上虽属于皇帝，但人民并没有被剥夺逃荒的权利。这样当初不道德地获得土地、打死地主的不道德行为[13]就只能以自己遭受不道德的惩罚终结——“翻身农民”在大跃进后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据说是朝见马克思去了，很难想象数千万中国死灵魂见到“天堂”里的马克思是欣喜还是悲伤，很可能他们对这个有着海盗面孔的破坏主义经济学的发明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可以肯定——他们惦记着没有进入“天堂”而依然在中国土地上艰难生活的妻儿们。人民把违反人类传统道德的马克思强盗逻辑作为“新道德”的结果是自己遭受“新道德”的惩罚，从“大跃进”到“文革”浩劫固然是人类灾难，同时也可看作是历史理性反对背谬的强盗逻辑、通过惩罚人类而教育人类——粉碎“新道德”而回归“旧道德”的努力。
当初“翻身农民”为什么感激平分土地政策呢？这是由于人类并不是时刻有远见的动物，急功近利是人性的弱点（他们不可能预料到“解放后”一连串灾难的发生），只不过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人们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实际上剥夺地主土地然后平分，这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人民切身利益上给予中国社会自然结构的破坏都是灾难性的，农民得到的好处不啻为杀鸡取卵的好处。土地革命前，中国农民的苦难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造成的，相反正是土地私有制才使顽强的中国人民即使在日本军队的蹂躏下也没有发生“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而是在当时生产工具水平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免于饥饿。由于地主与雇佣农民的关系不是奴隶制关系，没有土地的打工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是故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基本保持了一个公平的劳动力市场，这样只要不发生天灾，农民就基本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还有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地主对雇佣农民的犯罪现象是个别的而不是普遍的，更有匪患的恐惧，为富不仁者容易遭到绑票者的胁迫，所以地主阶层的存在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而决不是阻遏力量。在战争之后的和平年代，地方豪强势力当然不能阻碍国家法律的贯彻，所以延续民国历史的台湾也要剥夺豪强的武装，但大陆把有产者、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倒、制度化地消灭私有制，就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有机体。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集体农庄生产的粮食达不到沙皇时期的水平[14]，中国人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生活质量也远逊于民国时期，战后东德明显落后于西德，可见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对经济的巨大破坏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
数千年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我们不难发现，当中国农村实行普遍的土地公产制后，农民不再在
乎自己的命根子了。如果说农民运动初期仅仅是局部地区把地主的土地剥夺平分，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贫困地区分到土地的农民的劳动热情，但当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体制使土地公有之后，农民便粗枝大叶地耕作土地而毫不在乎本该珍视的土地资源了。人们在表面的热烈拥护公产制的口号下所谓劳动热情大都是表演（尤其对着视察的上级领导或拍新闻记录片的镜头时），而内心是对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冷漠，既然种什么都是上级说了算，既然“全国大家庭”随意调拨农民劳动成果，农民在祖辈土地上的劳作就成了“磨洋工”——他们被公产主义放逐在了自己的家园中，这种背谬的放逐又以背谬的“主人翁”意义显现——对生产和生产成果的冷漠的外在表现却是与冷漠截然相反的热情——坚决拥护上级指示，因为当公产制使劳作变得与农民自己的生活改善无关、而热烈拥护是可能给自己带来些许“政治好处”的时候，农民就会对上级政策表现出无条件地认同。这种社会心理并不值得奇怪，我们知道国民党政府为了战争需要被迫向农民增加赋税，却遭到巨大阻力；那么明明是劳民伤财的“大跃进”为什么反得到普遍的拥护（起码没有什么大阻力）呢？这是因为私有制下人民的利益是明确的，你征收我一分税我就少一分口粮，但公产制下人民利是不明确的，既然土地不属于自己，劳动成果取决于上级的分配，即使有人看到“大锅饭”的危险，由于“反正大家都一样”反倒心平气和了。而如果有不识时务者不小心说出了真实想法，当他处在被社教工作者精神虐待式的说服教育或批斗会的严酷打击下，他个人在党同伐异群体强大势力前的孤单就会使他把对虐待他的教育者或批斗他的人及其背谬理论的怨怼之很容易转换的幸灾乐祸心理伪装在激进的革命主义口号和行为中，而为了不使这种伪装被揭穿——以免再受政治思想教育者和批斗会的虐待——他就几乎是恶狠狠地在呼喊坚决拥护的口号的同时对其他说出真心想法的人采取更为激烈和粗暴的斗争手段——以表现出对敌人决不宽容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方式来挽回自己因所遭受侮辱而丢失的面子，这种绝望下的自救心理与“要死大家一块死”的破罐破摔的非理性心理的粥样混合也是“大跃进”之后“文革”中的许多革命者之恶性迅速传染的心理状态。由于口号的强化的再强化和伪装的再伪装的心理叠加，久而久之什么是自己真心想法就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而变得十分模糊——自己被自己的谎言同化了。古典时代的中国社会是真实的社会，而“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社会是虚假的社会，虚假社会的意义是——人民外在的表现与他们心灵的向往处在游离状态，这种虚假状态的真实性是以因惧怕自己虚假的真实状态被揭穿而以激烈的方式来掩盖而显示出来的，公产制下的人民在究竟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土地公有制使最关乎农民生命安全的土地不再被农民关心，而这种不关心的心态的外在表现却是完全拥护上级的一切政策，所以英明领袖领导的计划委员会就会愚蠢地感到自己的决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戴，驶向深渊的死亡列车不仅没有什么阻滞力量而且车上的人在为“终点站”的公产主义天堂而热烈欢呼，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悲剧性所在。其深层原因在于公有制使国家权力吞没传统社会有机体后作为国家权力核心的领袖意志几乎不存在任何制约力量了[体制内的“意见书”（彭德怀）被认为是螳臂当车的不自量力]。领袖此时若说“我们能把九天的月亮摘下来”，不仅不会受到全国人民的任何质疑，而且会一致承认肯定能摘下来。如果别人的文章与自己似乎毫不相干，那么最方便的客套话是——你的文章太好了；但是，这种对涉及自己生命安全与否的文章的本应关心却由于公有制而成为漠不关心的状况，就使得躲在公产主义阴霾里的死神露出了狰狞的微笑。
在虚骄的空气里，显示着一片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空疏豪气，人们机械地重复报纸上的口号，思维的乐趣尽管是人类的天性，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期，毫不操心地赞同伟大领袖“桃花源里可耕田”的诗句也不失为轻松，如果人类是可以不吃东西就能活着的动物，那么领袖若作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吹牛大王是一种很使人惬意的现象，但农民“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那是从自己粮缸里舀出去的而并非“大救星”恩赐的，但人们又似乎感到它就是“大救星”恩赐的，这种精神的恍惚使理智逐渐偏离了正轨，人们似乎没有闲暇深思——当大锅饭吃光后伟大的诗句能否再把自家的粮缸填满？
人的胆量决定产量，“胆量”既来自伟大领袖“科学规划”，历史就必须按领袖意志摆布。钢铁产量必须达到计划指标，地里的庄稼收不上来怎么办？根据伟大的计划必须炼钢；土地里的粮食必须达到指标，达不到怎么办？土地们必须听命于伟大的计划、不可能达不到；南海的海水太多了，根据伟大的计划必须把水挑到北海···似乎“改天换地”的口号能改天换地——计划主义者变成一群胆大妄为的狂人，自认为上帝都必须听命于自己的计划，可惜他们都没有耶酥让风浪平息或掰一块饼让千百众人吃饱还能剩余许多零碎的法力，于是中国人民为了表达对伟大计划的忠心拥护只好用违反他们天性的办法来“完成”——说谎：我们的土地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想象力用在撒谎之上，这种计划经济创造出的“奇迹”的确在中国历史中史无前例。为什么古人没有如此伟大的想象力呢？因为古人没有对“科学”的狂迷，就连留学美国归来的控制论科学家都在为人们创造的奇迹辩护——，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太阳能的能量只有很小一部分储存在粮食中，亩产万斤完全可能。凡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最可能的事情，在一个不断地创造奇迹的时代，这样的逻辑就是“科学”。
如果一个人真的认为产量听凭他的意志任意增加，那么他的“自由意志”也就自然成为理性自由的羁绊了，好比疯人的“自由”使他丧失了人的真正自由一样，疯人因他妄念的自由而更加不自由了——他限制在自己对世界的恍惚理解和紊乱行为中，不复有对世界和自我的真实评价。如此，以打碎私有制枷锁、实现理想国为目标而把人类精神限制在“必然王国”的“规律”中，就使得公有制成为人的真正的精神枷锁了。这种精神枷锁与肉体枷锁的区别是，它使人产生只要遵照“历史必然规律”就能加速地达到人类社会历史顶点的狂想——“必然王国”论就转化为“精神变物质”的疯人的唯意志论。我们说上帝的确是从虚无中创造了宇宙，人类也可以将自己的某些想法变成现实，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幻想都能成为现实，任何幻想都能变成现实——精神者如此认识则说明精神者疯狂了。
古代皇帝作为国家的“大家长”在和平时代其意义更多的是象征性的，皇帝的法律和税收维护着帝国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行，而社会的经济、文化、风俗是处在自然的生长状态；但在计划主义在破坏社会有机体而施行全面计划经济后，“大家长”试图把人民作为军队那样命令主义地管理——全面地“按计划”限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就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面来说，人民要结婚、生孩子、抚育子女、赡养老人，这些行为都天然地反对把社会军营化，而把不能军营化的社会军营化，社会有机体对机械决定论的不适就只能以自身的灾难来反动“科学计划”了。综合各种资料统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时间内使中国饿死了3500~4000万人口[15]，考虑到当时统计者心理顾忌的因素，这个数字很可能低算了。
在饥饿蔓延、人心惶恐的时候，有着造反传统的中州信阳地区发生了抢劫国库的事件，而守卫国库的武警向饥民开枪示警。在当时即将失控的情况下，领导者认为开枪维护秩序是必须的，但理论的圆通却因此出现了困难，既然“人民”是主人，他们面临饥饿的时候不是主人拿自家的东西吗？他为什么不能拿国库里的粮食充饥呢？实际上，说“人民”自己统治自己，这必然带来虚伪和欺骗，因为国家永远是统治者-管理者在统治人民，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在对自己实行统治。统治者-管理者把农民的粮食征集上来，把国家当成军队体制将粮食随意调拨，这种“平均”使高级管理者得到充足的配给，许多回忆录显示高级官僚阶层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并不困难，他们只需要向上司负责，而无须特别关注遍地饿殍，而农民劳动者却没有充足食物。可见“公家”的主人虽然名义上是“人民”，然而人民既然不被允许以公家的粮食充饥而必须听命于“人民公仆”的指令，那么“公家”的“主人”实际上是“人民公仆”，只不过叫法与人类一般语言习惯相反罢了。由此也不难看出公产主义崇拜人民意义的“民主”之虚伪性——以崇拜人民的名义饿死人民。
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而且很频繁，但与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所不同的，那些灾害的确是“自然灾害”，而“三年自然灾害”却是计划主义理论破坏中国固有有机自然结构后的“人为灾害”，当时即使并非所有地区都风调雨顺，若延续传统自然经济也绝不至于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不难发现，军事化的平均主义社会给予中国人民的痛苦比古代饥荒时期的痛苦更大在于，古代是自然形态的社会而没有人为的平均，尽管发生全国范围的大灾荒是可能的——这往往造成饥民揭竿而起发生全国性动乱，但这样的全国性灾害毕竟几率很小，更可能的情况是灾荒发生在局部地区，这样灾荒地区的人民就可以向富庶地区逃荒，皇帝为了社会稳定会派遣大臣携带钱粮给予灾区以赈济，富户为了平息动乱而施粥，——这样社会就可能度过因局部灾害造成的动荡时期，更广大地区的人民的精神依然保持理性的状态。但是，在现代军事化的“全国公产主义大农场”里，却有几个因素使古代这种逃荒避祸的情况发生了彻底阻遏，使人民只能死在自家的土炕上：
1、社会制度无比优越的自我夸饰使最高统治者不愿意承认饥谨的事实，新闻媒体的社会晴雨表功能由于计划体制下改变为领袖的“喉舌”功能而丧失了把中国真实的消息迅速传播到世界的能力，这使得外来援助变得不可能或很迟缓。现代信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使世界变得小了，这样古代的大饥荒一般不太容易发生在现代，当时冷战固然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对立，但饥荒信息的传播还可能使“中国在世界中”的意义化解对立——比如向“两大阵营”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富裕国家购买粮食，人类天性中的人道主义悲悯精神就会一定程度地消弭意识形态对立，可惜统治者对自己面子的关心更重于对人民生命的关心，制度优越性的自夸使统治者极不情愿从外部世界获得缓解人民饥寒交迫的援助，而是鼓励连死都不怕的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当然中国政府也向一些国家进口了粮食，但一是不及时，二是数量远远不够。
2、平均主义造成人民无处逃荒。公产主义体制使中国各地区的饥荒差不多是一样的，饥荒地区的人民并没有特别富庶的地区可去，因饥荒的发生的祸根——人民公社运动、集体大食堂、大炼钢铁、指令性计划硬性地规定只许种什么、不许种什么——是全国范围的行为，如果说灾害在各个地区略有差别，那是由于某些地区官员因“平庸”而人道一些，对来自上级的劳民伤财的计划以狡黠的技巧执行得马虎不认真，比如上级命令让把玉米毁掉改种高产的红薯（而农时已经错过），或深挖土地命令（把土地挖掘一丈深，计划者以为能高产，而实际上深挖出的生土不可能产出粮食），在高喊口号后，对农民手下留情，略微给以自由变通，这样该地区就因此官员执行军事命令的不太认真而使粮食略有收成，又交公粮时稍稍隐瞒，那么就使饿死的人数少些；否则，严格执行“伟大的经济计划”地区则有更多人到坟墓里去朝见马克思。当然饥民也可能漫无目的地外出，但要么死在路上，要么被一些只向上级负责而不顾及人民生死的官员以武装力量挡回——出现逃荒现象在这些地方官员眼里所看重的——这是使自己丢脸的事。
3、人们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代价。由于战争结束后人民对和平的欣喜转化为对新政权的无比拥护，对统治者权威的无比尊敬，对自己在新政权土地政策下占有地主土地（虽然后来有上交了）而对政权的感激的余波，质朴的中国人民为了不至于使伟大领袖率领的计划委员会的伟大计划落空，他们心照不宣地上下撒谎，但粮食的征购是按产量而定的，既然亩产万斤，那么“粮食多的吃不完”就只能上缴出口换机器了，可粮食一旦交上去，当饥荒发生时再想要回来就不可能了，如此我们不难想到为什么凡是“放卫星”的地区饿死的人口比例都特别大了。
（五）历史教训
人类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是——存在与思维、身心与自然环境、消费与需求、欲望与理性、群体简单性劳动与知识者创造性活动、社会存在与社会心理等的多个体、多层次、多系统、多个体与多层次与多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正与负反馈叠加的——高度复杂化的“因果关系与超越因果关系的关系粥”，把这个复杂形态关系粥样有机体当成机械体好比把人体当成机器一样是认识论的绝对错误。唯物决定论貌似理性——寻找社会中的科学决定论规律，但由于社会世界是超越于物质物世界和动物世界的高级有机世界——它之中的复杂系统根本就不是低级世界的简单数学关系，因此先入为主地认为社会世界存在自然科学意义的数学决定论科学——也就必然是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唯物决定论者相信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普遍规律云云当然就是绝对错误的了。貌似理性主义的唯物决定论本来就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把不属于社会世界的东西当成社会世界的普遍规律，其结果在行动主义者那里就是以此“规律”改造世界中受到世界的惩罚，中国的“大跃进”导致的灾难就是社会有机体对并不属于社会本质属性的所谓“科学规律”的反动；而“大跃进”之后进入的“文革”以全国人民获得破坏自由的形式遭受野蛮专制主义迫害的历史事实说明，唯物决定论的唯意志论的精神狂迷是人类理性自由的最大障碍，而领袖为所欲为的自由也就必然导致绝对权力对人民的极端专制。
在古典时代，国家权力从来没有扩大到整个社会，所以皇权的专制是有限度的；而在现代公产主义体制下，唯物决定论作为最高“科学”与“民主”乃人民自己做自己主人的夸饰标榜就使国家权力无限延伸到整个社会仿佛有了绝对充足的理由，这样浸透了国家权力的社会也就不再如传统社会那样有一个自由的民间，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代公产专制主义专制程度就远远超越古代皇权专制主义了——表现在公产主义专制的绝对权力者的权力给予社会造成的灾害是史无前例的；古代皇帝的权力的“涣散”（不能像公产主义皇帝一样把权力“一竿子插到底”）其实正是其生命力所在，在和平时代的社会生活甚至使人民忘记了皇帝的存在，这就是我所强调的中国古代社会自然存在的自然的自由主义的生命力所在。现代专制极权主义强度远超古代当然还有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之于古代皇帝与“社会主义皇帝”（不叫皇帝的皇帝）的区别的原因，古代皇帝以为天下为他一人私有，有作为者总以自己的财产增值为目的，而社会主义皇帝并不怎么关心天下的财产——他没有把天下传给子孙的私心，对天下财富无私心比有私心在某些情况表现出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表现出更根本的恶，社会主义皇帝以“大公无私”标榜自己的道德公正性，就使他为所欲为地滥用权力显得冠冕堂皇，这种恶性显然比历史上某些昏庸皇帝的贪财或沉迷于后宫生活给予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与此平行，在“大跃进”到“文革”时代“大公无私”的革命干部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革命行为就远比今日权钱交易的腐败干部的腐败行为给中国人造成了更大的罪恶。与武则天与朱元璋对官僚腐败的痛恨不同，毛泽东最痛恨的是官僚们“右倾”的立场，他最关心的是“制度”、“政治”——制度和政治是超越经济目的的——共产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领袖代表人民的意志——其实不过是领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只要这个叫共产主义的制度能保持马克思原教旨的纯洁性就能保证领袖的绝对权力的持续。所以世界范围内现代“禅让制”的“社会主义皇帝”与家天下的古代皇帝相比，普遍地存在着浪掷人民生命财产的情况，对制度与权力的过分关心是现代集权主义者“社会主义皇帝”与古代皇帝（古代皇帝除了关心权力还关心天下的财富）相区别的地方，这种区别使古代皇帝比“社会主义皇帝”更少可能阻碍社会财富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作一个假想，如果中国廿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没有任何统治者统治中国，或者退一步，让历史上最无能的皇帝（如宣统皇帝）无所作为地来统治中国，那么我们来问：中国能够发生从“大跃进”到“文革”的物质灾难（饿殍遍地）和精神灾难（冤狱遍地）吗？回答应该是——不会。宇宙历史漫长的进化而来的社会有机体是自然地生长的，“揠苗助长”之“助”的愿望转化的“揠”的行为就是对“苗”的生命的毁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并不都是心怀恶意的人做的、伪装成善意的恶是比诚实的恶更大危险的恶。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王弼的解释是——治理大国就像烹饪小鱼一样不要去扰动它（否则小鲜就碎了），中国古典哲学关于国家政治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和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不干涉主义”就建立在这种自然主义认识之上，这种自然主义好比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活动——仿佛并没有施行教育而是让孩子们顺着自己的天性自然地生长起来而使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表现出杰出的天才，而那种把孩子们训练成整齐划一的军队的“教育”由于造成被教育者心灵的扭曲也就泯灭了天才成长为天才的可能，——这也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区别所在；不幸的是中国的伟大先哲们早已领悟的真理却要让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苦难再度证实一次。
计划主义者以乌托邦“科学”来粗暴干涉社会有机体自然生长的行为之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宣扬自己的目标的“自由王国”对大众的吸引力，人们万没有想到——自由的目标会成为自己遭受奴役的最充分理由。这反映出中国人诗性的发达一定程度地妨碍了对自身思辨理性的发掘，此种思维的缺失——中国名家学说先秦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最终反映在现实的历史中便是对“名”与“实”关系的肤浅认识——，虽然他们对那些叫卖“科学”与“民主”的声音很响亮、许诺幸福境地无边巨大的公产主义者的宣说开始并不认同，但当他们看到公产主义者取得的军事胜利以及土地平分所带来的眼前利益后便很快转变了认识——胜利者的胜利足以证明他们的“科学”的正确、他们的“民主”能带来无比幸福，于是人民就逐渐被唯物决定论“科学”带入了唯意志论的疯狂、被史无前例的大众“民主”带入了人民崇拜领袖的专制，使自己的生命财产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思辨理性的缺失所导致的生命的损害——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最终就成为使中国人精神中的思辨理性之发达的历史契机了，乌托邦“科学”既然给历史带来了危害，这个危害就刺激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民族反思科学理性的意义。所以历史就不能在假设中思考，而需要思考现实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近现代公产制统治的三十年的历史浩劫所反映的历史理性意义何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瘟疫从上世纪初浸染到中国到逐渐蔓延开来对中国人民来说后验地看就仿佛是——在劫难逃：注定要让中国人民以牺牲生命的代价使自己的文明之车在危险的歧途中绕一个很大的圈子回到起点。这个圈子并没有白绕，恶因与善果的非形式逻辑关系在这里显示出来——它加深了中国文明对异质于自己的西方文明及其局限性的理解——科学很好但不适用于历史、民主高明但不是群氓崇拜。
中国古典社会好比哲学与美术的大学校，充满了玄思和诗意的氛围，然则中国文明却缺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逻辑与实证；而西方基督教社会好比是教会学校逐渐演化为理工大学，最发达的就是逻辑与实证。中国学术的流派中也有很注重于“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但“实证”不是“实用”，尽管“实证”不免于导致“实用”。中国有机自然主义的宇宙历史哲学现在看来当然要高于建立在原子还原主义物理学基础上的“科学宇宙学”，因为上帝自由意志主宰的宇宙历史是不可能被人类的形式逻辑科学所能进入——任何“宇宙历史科学”都肯定是名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永远不可能以逻辑阐释宇宙创生的无中生有、有中生生（生物）、生中生人，——上帝的创造性活动是超逻辑的；但只有人类精神经历“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机械决定论宇宙观——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三阶段的双重否定才能使人类精神更接近上帝和真理，所以，偏重于整体性思维的中国文明接受西方的逻辑与实证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在此接受过程中，中国人却是以“另一种西方”的科学主义来加深自己的理解——把一种非理性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当作科学所导致的唯意志论背谬来明晰逻辑与实证所适用的边界条件，中国近代以乌托邦主义“科学”改造中国的社会实验的失败就是唯物决定论试图代替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失败，这个失败使中国人从盲目地崇拜科学的“科学迷信”中解脱出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宇宙历史尤其宇宙历史中的人类社会历史不允许物理学意义的决定论“科学规律”进入。经历这种双重的否定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就深入理解了科学以及科学的局限，在从对科学及其局限性的理解中来反观自己文明传统中的有机自然主义宇宙论就会觉悟到（“五四”学人必欲焚烧而后快的）古典儒学与玄学是何等地珍贵，无论是西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还是受其启发的结构人类学还是新兴的自然哲学的系统论都可看作是对中国古典有机自然主义宇宙历史哲学的注解。
经历把“民主”等同于群氓崇拜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国人民在血的历史教训中受到了哲学家无法完成的启蒙教育成果，——人民受到崇拜不仅不会给具体的人民中的分子带来福祉，反倒是人民在被恭维中受宠若惊地无限崇拜那恭维他们的伟大领袖，这种被恭维引发的无限崇拜使领袖的绝对权力所导致的恶超越了古代帝王的有限权力（古代帝王不能得罪儒家学说及其敬畏的“天”）所导致的恶，领袖对绝对权力的滥用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量损失，而且极大地发扬了人类精神中的原始兽性——人民在莫须有的“阶级敌人”的指控中为表达自己的清白而在对领袖表达忠心的精神恍惚中彼此疯狂地吞噬肉体，这使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经受了极大的痛苦。由于群氓崇拜总是导致愚昧和无知被崇拜，就使得中华民族崇尚文化的传统及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受到了远大于日本法西斯的野蛮破坏。当然，群氓崇拜所带来的浩劫是对中国人五四以来反传统的彻底反动——通过把五四反传统发展到极至的形式。
集权主义者为集权主义辩护说，公产主义统治中国的三十年尽管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浩劫，但成绩也是有的，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军事力量得以壮大。如何看待这种认识呢？如前所论，假如国家的统治者忽然消失，社会也不会停滞，这是因为人性求生畏死的本能总要使人民继续活下去、人活着则知识总要传播，所以只要战争和瘟疫不使人民灭绝则社会总要发展；公产时代存在的“经济发展”只能说明统治者的极权还没有达到使中国人民灭绝的程度，况且人民在求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总是将极端主义政策在贯彻时打些折扣从而减轻其危害，或者说哪里贯彻集权主义不认真哪里就能得到些许发展——等于说受到的破坏小一些；台湾、香港、澳门没有施行社会革命运动，所以经济和文化没有遭到破坏。这就好比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没有毁灭所有财富，你就不能因此说，这些剩余的财富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况且人类历史中任何残暴的统治者似乎都不可能达到灭绝人类的程度，我们知道希特勒也没有彻底灭绝犹太人，而且在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失业率大幅度降低，即使在斯大林统治原苏联时期，工业和军事也在发展。当然，毛泽东虽然受马克思计划主义“科学”和群氓崇拜的乌托邦主义“民主”毒化很深，但他作为中国人还有天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使他不敢将他的斗争哲学恣意扩大到军队和军备领域，故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战后得以发展，核武器、人造地球卫星的制造是为了增强中国的战略威慑力，而成昆铁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也有领袖考虑战备的因素。历史的复杂性存在于任何时代，公产制时期当然也不例外，比如人们（如成昆铁路的筑路士兵）在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中激发出了自己的工作热情，甚至一个被怀疑“阶级敌人”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被怀疑而以不计报酬的勤奋劳动试图来洗刷自己的清白——这样“阶级斗争”似乎就转化成了劳动的动力了；但即使这种微观历史中出现的“恶因善果”情况，其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也是无法与一个理性社会的情况相比拟的，开挖隧道这样技术含量相对低的工作，劳动热情尚可以使劳动量增加，然而像修建水电站大坝这样的工作，就不能单靠热情了，军队的战斗化大坝施工造成的狼窝狗洞无可修补，只能炸掉重来，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抓革命促生产”的以“革命热情”代替技术理性也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如修建成昆铁路的许多生命的损失本来在理性社会的市场下的公司行为中是可以避免的。
有人以“习惯成自然”为公产制辩护：公产制如果坚持下去，人民就会习惯于一切领域的公产制生活。这样说是不对的，比如人类无法通过每天吃一些毒药而逐渐地形成吃毒药的习惯，就象形成喝茶的日常习惯一样。总起来看，公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人们无法习惯于共产主义牢狱里的囚徒生活，就像人类无法使自己习惯于昆虫社会的习惯一样。顺应人类天性而自然地形成的私有制的确有许多罪恶，就像人类拥有性欲也引发了犯罪现象一样，但私有制除了导致了恶还导致了更多的善，社会人群之所以能自动地构成互相配合的有机体而不断地发展创造都是因为私有制在发挥作用，就像性欲除了导致个别人的犯罪更多地是导致了婚姻家庭的美好——上帝使人类持续地繁衍就是通过以给人体注入了性欲的形式来完成的，因此关于消除了私有制这“罪恶”的源头后社会是否就变得纯洁高尚无罪恶的问题，应该首先问一问人类如果消除了性欲之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于地球上。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当社会取消私有制这人性的根本后人就变成了在“政治空气”里捕捉有利政治地位的游魂——公有制把人异化为非人，可以被制造政治空气的领袖随意操控，这是为什么“大跃进”发生饥荒灾难后中国的灾难没有结束、反而走向更大的“文革”灾难之社会心理原因。当然，由于这种“非人”异化态是太不稳定的状态，就像上帝赋予的人类的天性使他们要挣脱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逻辑而产生道德和法律一样，公有制下的“非人”在彼此斗争的残酷性里已经蕴涵了否定异化、回归本真之我的力量。
历史理性终归要超越个人（哪怕他是“超人”）恶意（哪怕以善意伪装）而到达善——哪怕以曲折的过程来实现，任何人都无法一劳永逸地操控历史走向。毛泽东去世后统治者一旦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当初伟大领袖声色俱厉地指控的阶级敌人仿佛转瞬间就烟消云散了，“阶级敌人”本来就是用来打击政敌和消灭人民心灵中对领袖绝对他绝对权力怀疑所制造的红色恐怖的子虚乌有的概念。与此同时，邓小平顺应民众对土地的渴望而将土地回归家庭，农村里啼饥号寒的悲声、阶级斗争批斗会的喧嚣、村干部驱赶社员上工的漫骂，就立即停止了，人们欢快地在自己祖辈耕作的田野里劳动，那块掩盖“大跃进”失败的遮羞布“自然灾害”再也没有发生，丰收的粮食把儿童菜色的脸催的鲜嫩。——公有制违背人性与自然主义私有制顺应人性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代替后者的过程就是领袖以为人民谋幸福的名义给人民生活制造苦难和烦恼的过程，而在改革的名义下后者代替前者的过程就是人民的苦难和烦恼结束的过程，中国现代历史就这样以革命喧嚣开始复以改革的沉寂结束、以人民的尸骨在近五十年中画了一个巨大“O”，公产主义疯狂症作为席卷世界的精神瘟疫终于结束了。中国近来三十年的改革过程就是恢复当初领袖以计划主义所破坏的传统中国社会有机自然主义结构的过程，就是停止传染唯物主义决定论公产主义精神病毒的过程，就是恢复中国社会儒家伦理道德传统的过程。至此，经过一百多年的波折，中国在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终于以自己的苦难基本肃清了它之中的非理性毒素，理性与仁爱复归了人类心灵：
我看见宇宙四散的书页，
全部收集在那光明的深处，
由仁爱装订成完美的一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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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段诗歌来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
[2] 参阅[爱尔兰]叶芝《利达与天鹅》（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183页。本文根据叶芝原诗将译文略微修改。
[3] 清初白耷山人阎尔梅（1603—1662）诗句。
[4] 语出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5] 其实《圣经》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耶酥的生日，只不过是教会规定12月25日为圣诞节；而且由于正教与其他东方教会所使用的历法不同，其12月25日相当于公元纪年的1月6日或7日。毛泽东诞生在1893年12月26日，与一般认为的耶酥诞辰相差一天。
[6] 参阅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一期，45—61页。在镇压反革命中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而是以领导者临时制定的政策作为屠杀“反革命分子”的依据。
[7] 如叔本华认为人类利己的生活意志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足见他并不认为人能胜天）。叔本华哲学虽启发了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但与尼采的超人意志论不同。
[8] “揠苗助长”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9] 这里罗列的矛盾对立词组来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社会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20页。
[10] 参阅经济学家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他认为中国二三十年代地主和农民占地比率大体稳定，该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心研究》1988年第二期。又关于中国地权呈分散趋势大于地权集中趋势的问题，请参阅严中平先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 抗日战争八年中中国人民牺牲了约3500万人口，这一数字小于“大跃进”后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3500—40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如果换算死亡率则抗日战争比“大跃进”人为造成的灾难的死亡率低。又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敌后根据地没有普遍施行“大革命”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所实行的激进的土地政策，而是一般采取减租减息政策，故中共的“解放区”内没有对传统私有制造成太大的破坏，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高玉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大革命”以后抗战时期的有关叙述，此文原载1994年《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三号。
[12] 相传殷周时期曾有井田制，于每方里土地划“井”字作九区，中间者为公田，其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耕作；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给统治者，公田农事毕方可耕种私田。即使井田制中的公田制确曾存在，在井田制的八区还是私田占主要；而殷周以后，土地的私有制就更趋近代意义了，《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关于三代以后小康社会的话：“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对私有制的典型描述。
[13] 关于廿世纪中国农民运动的残酷行为——随意处决地主、富农、没收地产和商铺、烧毁村舍，请参阅高玉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大革命”以后时期的有关叙述，此文原载1994年《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三号。
[14] 关于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苏联农业生产一直落后于沙俄时期，请参阅[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45年的农业总产值仅等于1913年水平的86%”，“1949—1953年间粮食平均年产量大约为8100万吨。至于说以平均人口计算粮食产量，那么1953年比1913年还要低19%”，“几乎所有主要农作物，1939—1953年间的平均产量都低于1913年。”该书833页。
[15] 曹树基《1959—1961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指出1959—1961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人，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吕廷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记实》（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结论为三年灾害非正常死亡和减少人口约在四千万左右。金辉论文《“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研究结果为三年灾害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在四千万。廖盖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三期著文认为“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口达4000万人。
[16] 三行诗来自但丁的《神曲·天堂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