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从文明交流史看天人合一论与逻辑主义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9 次 更新时间:2011-10-27 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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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禹僧  

  

  

  今天(2011年9月25日)我所讲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顾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而见出东西方文明思维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路数,西方文明从自然哲学逐渐转入自然科学,而中国文明则没有这种鲜明的转化,而是不断深化自己的形而上学。因而西方文明产生了逻辑主义,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逻辑的,而中国文明产生了“天人合一”论,即认为宇宙本质上乃是生命体-精神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将论述究竟哪种世界观是合乎理性的,究竟是西方的逻辑主义世界观合理还是中国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合理。

  

  第一部分:从文明交流看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发展路数

  

  我现在就首先论述第一部分,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看东西方文明之不同的思维路数。即西方文明——或者说地中海文明圈——在其文明内部的不断交流中产生出了逻辑主义,而中国文明一直在深化自己的形而上学,认为“天人合一”是世界的本质。

  

  人类文明固然来自于无数个体的创造,更依赖于文明的交流与传播。人类在自己的进化历史中无论是掌握用火的方法还是石器工具的制造都是个体的发明传播到群体、又从群体传播到更大群体。然而地理的阻隔是刚性的,所以才有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在人类将自己的个体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历史中,语言与风俗的分化都来自于这种阻隔,海洋与山脉曾经是阻断文明传播的天然屏障;当然这种阻隔力随着文明的发展日益变得微弱。

  

  文明的历史一般定义为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人类的进化历史来看,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前,语言已经相当成熟,从语言而生发出文字,这需要一种稳定而安宁的生存环境。汉语“文明”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易经》中。《易经》其中有一句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字面的意思是,看见龙飞腾在田野,天下因之明亮了。“文明”就是“文”使人类的心灵明亮,万物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的行为以词语描述,人的心灵就豁亮了。“见龙在田”实际上是指“见”自由精神在“田”,或者说,“田”本身的存在表明有自由精神存在。何以故?蛮荒的土地其蛮荒就在于没有田野,田野——这在农业时代最普通的存在——实际上标志了人类心灵达到了安宁与秩序,因为田野本身的秩序所反映的是人类心灵的宁静与秩序。如果人们不理解四季的循环则不可能有耕作,如果对空间秩序缺乏理解则不可能有田野中农作物行列的秩序,所以“田”代表了人类精神达到了之前狩猎采集时代所没有的高度,表明人类的心灵获得了自由,懂得秩序才有自由,自由是对狂暴任性的超越。《易经》的作者一般以为是伏羲、文王,后经过孔子整理,“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表明了《易经》作者对人类文明发生的天才领悟,即农业乃是人类文明发生的契机。作物的播种的疏密、播种与收割的时机——这里所反映的人类对空间秩序与时间秩序的理解只有在与动物的对比中才会显得神奇。即使现代,当我们在没有受到现代性侵扰的乡村看到耕种的景象——耕牛缓慢地在大地上行走、而农夫扶犁跟在耕牛身后,我们就能感受到时间即刻变得缓慢,我们在城市生活中那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而有了天人的玄思。农业社会是平静而祥和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人类精神开始了对宇宙与自我的沉思。相比之下,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心灵难以宁静,狩猎时人要发挥自己的勇敢,而勇敢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野蛮;虽然我们并不否定野蛮对文明的促进作用。

  

  所以人类的古国文明都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之能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大河与平原,故古国文明都是大河文明。比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文明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所哺育,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所哺育,而古印度文明乃恒河、印度河所哺育,中国文明是黄河与长江所哺育。只有人类大河文明即农业文明充分发展才可能有贸易,而贸易的发达得益于海洋。所以海洋文明是在农业文明之后,较为突出的如古希腊文明。此外还有游牧文明,如草原上的诸民族,他们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它对农耕文明的侵略,这种侵略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须知战争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的传播方式。

  

  总结既往历史,人类文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交流,由于文明的交流总是强势文明起主导地位,因此文明交流又可看做是文明的传播。这三次大规模文明传播分别是:文字的传播、宗教的传播、科学的传播。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前两次分别在东方与西方发生,我们把地中海文明圈看做广义的西方,而东方则主要指中国与印度。只有第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才发生在东西方之间(如果以狭义的东西方划分,如欧洲中心论——将欧洲以外的地区划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则三次大规模交流都是发生在东西方之间)。

  

  首先看第一次大规模文明交流,即文字的传播。最早发明文字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早在约公元前三千年,他们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就已经很发达了,这种文字到了上世纪初才被发现,后来逐渐被现代人破译,刻在泥板上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其中所记录的一首名叫《吉尔伽美什》的长诗中,有关于大洪水的记录,它远比《圣经》的记录为早,研究者认为《圣经》早期编纂者很可能受了苏美尔人文化的影响。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影响表现在,阿卡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都曾使用楔形文字。与苏美尔文明几乎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其所创造的象形文字是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通过影响古希腊文明而深刻影响了欧洲文明史,现代的欧洲语文其源头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初影响了闪米特人,闪米特人根据埃及象形文字发明了闪米特字母,后来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十三世纪改造闪米特字母而形成了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将他们的字母传到了古希腊,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形成了希腊字母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后来古希腊文滋生的拉丁文和斯拉夫文就分化为现代欧洲的各种语文。所以第一次大规模文明的传播——即文字的传播——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次文明传播为宗教的传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分别是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儒家哲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的作用,也在亚洲地区发生了深远影响。论到欧洲文明,基督宗教的影响最为深远。在中东地区,如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兴起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犹太民族,说它独特是因为很少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保持自己种族的独特性,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其他民族同化,以色列民族其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神教、反对偶像崇拜,正是犹太民族兴起的宗教最终传播到欧洲而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教宗。上帝何以将“上帝”观念初植于以色列民族的心灵?以色列民族弱小而长期寄人篱下,弱小民族渴望正义,故需一个强大的神明。不难发现,在古希腊的多神教中,神明还有明显的神话时代的色彩,当古希腊城邦政治兴起,人们更多地相信投票而不是祈求神明。而以色列民族的一神教则深入到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处。在《圣经·创世纪》中还有明显的神话痕迹,但之后从《圣经·出埃及记》开始所记录的主要是上帝引导以色列人的历史。而到了公元一世纪耶稣诞生时,耶稣对上帝的理解超越了其他地区。耶稣说,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他宣扬打右脸给左脸的忍让精神,这是全新的东西,是古希腊的多神崇拜中所没有的意义,比古罗马的朱庇特神的外在性当然是更合乎人性的宗教。所以在耶稣死后,耶稣的信徒传播耶稣的领悟到罗马,开启了欧洲文明的新篇章,以至于我们今日说欧洲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

  

  犹太教与基督教虽然使用同一本《圣经》,但基督宗教在欧洲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当阿拉伯人保留的希腊经典被重新翻译为欧洲语文的时候,“两希”(希伯来与希腊)文明的相遇使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当然不仅是文学艺术,更主要的是古希腊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因此自然科学得以快速发展,产生了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发达的科学文明。何以唯基督教与希腊文明结合能产生科学文明?简要地说,希腊人思维的逻辑理性与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崇拜使欧洲人坚信世界的本质上乃是一种统一性的,对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开始的时候倾向于“心灵逻辑”即“逻各斯”,然而逐渐发生转换,而认为统一性就是逻辑斯蒂。这种从逻各斯到逻辑斯蒂的转化单靠希腊文明自身能否实现?我们设想假如希腊文明没有中断也未尝不可能,但历史是无法假设的,真实的历史是,希腊文明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逐渐衰微,最终终结;不过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单靠希伯来人缘起的一神教似乎不可能发生科学文明。而历史的真实选择是让希伯来与希腊文明发生历史性交会的形式发生科学文明,这其中的“希腊文明”不是现实的、生存中的文明,而是文明的遗产,即古希腊的著作被重新阅读理解,所以文艺复兴运动只能发生在地中海文明圈这个文明能发生频繁交流的地区。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大河文明早早地实现了统一性,难于发生异质文明,也就不可能发生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如前所论,古希腊文明不是飞来峰,她受了古埃及文明的极大影响,文字的传播固然是一种交流工具的传播,本质上乃是思维方式的传播,字母文字记录声音,这使意识流能迅速地转化为文字记录(文本),文字与语言发声的一致性使文本被读者阅读后又迅速激发新的意识流,所以字母文字比中国的象形文字能更早地散文化,而散文化的文字能更精确地表达意义;中国的象形文字作为视觉文字则走向艺术化-诗化。这种微妙的区别导致思维方式的转化,字母化文字逐渐从对世界的宏观整体领悟转化为对世界的细枝末节的分析,而诗意化的象形文字是将对世界整体的领悟不断升华。当然东西方之间这种因文字发展的不同导致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近代又成为异质文明之间发生大规模文明交流的内因。

  

  正是两希文明的交会所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才使古典科学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成就——牛顿力学,科学思维的活跃最终导致了从古典转入现代,其转折点是——十八世纪蒸汽动力原理的发现所引发的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前发展,就像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必须要爆发一样,欧洲科学文明发展到工业革命时代必然要向世界扩张。这就是第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即科学文明的传播。

  

  与地中海文明圈之广义西方文明的前两次大规模交流相对应,在东方也发生了同样的两次文明交流:文字与宗教的传播。如中国的象形文字扩展到了更广远的地区,中国文明本身如此博大就是这种传播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学习使用汉字,他实际上就皈依了中国文明,这显现出中国文明的寛博,犹太人以割礼的方式将自己与其他民族严格区别开来,但中国文明则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愿意接纳一切人。除了中国文明共同体之外,汉字还传播到了亚洲的广大地区,日本、越南、朝鲜都大量引进中国文字元素。至于宗教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蔓延到中国周边国家;在印度则是佛教蔓延到中国乃至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此外在邻近耶路撒冷的东南部(麦加、麦地那)于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猛然兴起了世界性的第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信徒们(穆斯林)同时是战士,他们以极大的能量膨胀开来涌向世界各地,一时间所向披靡,形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但他们又转眼间烟消云散,退回自己的老家,不过至今世界各地还散落着伊斯兰教的残迹。

  

  在宗教的传播——同时是宗教的发展中,我们同样能见出东方文明(中国与印度)与西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圈)的思维方式发展的不同。西方文明历史上有过频繁的宗教战争,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基督教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显现出西方人追求“精确”意义的思维路数,如果真理只有一个,那么异端就必须被消灭,这种宗教极端主义其实就是原始的“科学精神”。而东方中国则没有这种宗教极端主义,中国人并非不相信形而上世界的真实性,但他们对于人类自身能否企及最高神明抱着怀疑主义态度,这就使他们对一切宗教信仰采取听之任之而内心将信将疑的态度,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悠游于各种宗教信仰毫无心理顾忌,所以儒释道最终走向融合。这种不究竟精确意义的现象使宗教世界观难于走向对具体世界的理解,即科学思维不能得到发达。

  

  我们看,在东西方文明之间,虽然有中国的丝绸之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古罗马贵族早就穿着中国的丝绸,虽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即远征东方到达印度,但在前两次人类文明大规模交流前,最具东方性的中国与印度相对于地中海文明圈的西方是独立发展的。直等到欧洲科学文明超越于其他文明而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迅速扩张,东西方文明之间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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