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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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禹僧  


(一)


《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言》)。超越一般性解释,这里蕴含了深刻的宇宙历史哲学意义。自从无中生有的宇宙大爆炸发生以来,至高的精神者首先让统一场分化为四种作用力而实现了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的协同进化——是为原子结构与星系结构超循环运动体系的形成。与此同时,他让恒星内部的热核反应与引力实现动态平衡而将宇宙点亮,明亮的恒星宛如浩瀚黑夜大海中一座座灯塔,宇宙不再是暗夜了。然而智慧的先民却不把这种恒星点亮宇宙称为文明,它之为物质世界的明亮当然是精神世界明亮的前奏,但尚未达到精神世界的明亮,宇宙中如果没有感觉明亮星光的眼睛,明亮便等同于黑暗。此时天道-上帝还没有将自己的精神充分而集中地浓缩到宇宙中的具体存在者中,必等到太阳系从宇宙历史中涌现出来,在其内部的一个叫地球的行星上有了在田野里耕作的人,宇宙历史才进入精神明亮的阶段。“见龙在田”之“龙”乃是中国人以形象表达抽象理念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精神自由。地球上出现人类耕作的景象——这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表明人类从狂暴任性中解放出来,遵循着四季的循环,在对地球表面的秩序性经纬规划中,以其耒耜书写的“田”辐射出了自由精神,显现了自己的超越地位——宇宙中最高级的具体精神者。自从纵横阡陌中的“田”出现在大地,宇宙不再荒芜,盖人类精神开始以超越形式辐射宇宙深处,这种辐射固然非如星光那样外在地明亮,却是内在地明亮,她作为绝对精神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乃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反思——上帝以人类的精神之光来返照他自我。这是上帝运化宇宙历史最值得铭记的时刻,农业作为人类采集-狩猎时代的历史性发展所达到的更高阶段标志了具体存在者之自由精神的长成。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果(宗教、哲学、艺术)都是产生于农业时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苏美尔人最早进入了农业时代,接下来是埃及人、中国人与印度人,然而地理状况决定了中国文明最为悠久顽强,他们以自己地域的博大和心灵的明敏与韧性把古老文明传统持续地保持了数千年直到今日。古国文明都是大河文明,中国文明也不例外,在亚洲的平原上,在两条奔腾的大河长江与黄河周围,大自然以丰沛的雨水养育了一个个文明群落,在不断出土的彩陶或黑陶中我们依稀领略这些文明群落人民精神的明敏,这些文明群落在战争与贸易中相互兼并而成为更大的文明群落,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中国”作为对一个巨大文明群落的指称概念便已经形成了。

然而天道-上帝要把人类精神锤炼成相对纯粹的精神者以便让人类的精神映现出绝对精神——人领悟天道存在,在人类灭绝之前,肉体的磨砺是没有终结的。在大河文明扩展自己文明区域的历史中,游牧民族作为“野蛮人”便起到了锻炼农业文明的作用,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决定了他们性情的善变性,当他们在持续的和平中累积了足够多的人口,便会陡然迸发出巨大能量,宛如平静的湖水忽然为狂风掀起,立即变成惊涛骇浪,发出动物般的号啸声,潮水般地扑向那些安静的村庄,顷刻之间便使农业地区人民数代经营的田园农舍变成一片焦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乱后的中国农人整理残破的田园,继续耕作、制作陶器,在对天灾与战乱的反思中,理性精神变得强健,于是完善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使“中国”之为文明群落概念向着成熟的国家概念转化,内在的组织是户口所在的州县编制与各级官长的设置,外在的表现便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所居巍峨的宫殿与绵延的城墙。

与物质城墙相对应的是精神城墙——把历史事件与其经验教训记录在文本中,中国人是历史意识最早觉醒的民族——可称为历史民族;游牧民族的史诗也有壮丽的篇章,然而文学想象的发达压抑了他们历史意识的觉醒,中国周边许多蛮夷都已经湮灭了,现代人要想寻找他们曾经的踪迹,除了地下考古挖掘,就是打开中国人的史书。历史意识乃是通达形而上学的桥梁,渴望正义与真理的中国人在安静的农业社会生活中仰望星空,他们中的先觉者说出那个最伟大的词语——天道-上帝。现代一般人听到“上帝”以为是基督教观念,殊不知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上帝”,而鉴于文字对于语言记录的滞后性,“上帝”观念要比殷商时代为早。在世界历史最早的几个文明群落中,中国人的哲学最为成熟悠远,至今当我们对宇宙人生遇到疑问,还必须打开老子与孔子等哲人的书,他们是中国农业文明田野里飞出的——龙。

中国文明发展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在不断被侵略中而不断战胜外部侵略力量并将自己的文明洇染到侵略者精神世界进而扩大中国地理疆域与民族共同体范围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水”性所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语出《老子》。]”。此种柔弱胜刚强之文明发展并非单纯扩张-输出式的同化外部,中国文明之成就其超越其他世界文明古国之历史地位——离不开异质文明的激励,在与异质文明的冲突中,中国文明经受锻炼并吸纳异质文明的优长。正如锻就绕指柔的宝剑需要千锤百炼,中国四方诸民族是冶炼中国文明精神的熔炉。许多时候,似乎被逼上了绝路,但她总能濒临死地而后生。

中国历史上,各地人口的迁徙是时常发生的。战争往往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迁徙乃是域内人民运化为文明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秦汉及汉末农民起义的战乱所造成的各地区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对于中国文明完善其整体性是必要的。汉语(以“汉语”指代中国语言,其实早在汉以前如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地人民之间、诸侯国之间已没有语言障碍,即语言是统一的;列国之间文字略有差别,而造字方式与基本字型是一致的)文明地区的动乱也造成人口流动到“蛮夷”地区,不过规模一般不大,当然累积起来作用也不小,是汉语文明辐射的一种方式。而躲入深山开辟如陶渊明想象的“桃花源”那样的居住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规模更小。这种人口流动的积极意义是使汉语文明之各个地区文化得到了广泛交流。

区别于内战以及自然灾害引发饥荒造成的人口流动,中国(中国版图一直发生着变化,这里“中国”指中华主体文明之区域性概念)在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战争中可能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明进程,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尤其第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至今还在发生着历史性影响。

这三次大规模迁徙的人口不是一般筋肉劳动者,而是社会精英,他们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文明的中坚力量,故其迁徙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这种文明中坚力量的迁徙一般被称为“衣冠南渡”。何以将文明中坚力量的迁徙称作“衣冠”南渡?附加在身体上的“衣冠”似与心灵无关,然而由于中国的圣人特别看重典章制度,而这些典章制度的外在表现如“礼”便体现在衣冠上,因此这里其实是用“衣冠”来指称典章制度,又用典章制度来指称我们今人所谓的文明传统。又何以是“南渡”、而非“北渡”?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遭受的大规模入侵大多来自北方,中国史书一般将北方诸民族统称为胡人,胡人大多属于游牧民族,体力强悍而野蛮少文,如匈奴曾是汉语文明地区人民的大患。而南方虽然也时有挑战者,但对文明主体构不成太大威胁,因此为了延续文明传统,统治者在遭受北方民族侵略而统治自己旧河山难以为继的时候,只能将经济文化中心(都城)迁移到安全的南部地区,知识精英也便随之到达新的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衣冠南渡,分别是:1、东晋王朝偏安江左都建业,西晋缙绅士大夫随朝廷南渡;2、南宋建都临安,北宋王朝的文化精英随之南迁;3、近代中华民国迁居台湾,大批知识精英随之到达台岛,大陆有三十年的文化凋敝荒芜,在此期间中国文明重心在台湾。

第三次衣冠南渡意义最为重大,因为这次不是因那些地理上与中国毗邻的北方民族的入侵,而是西方文明入侵而其中的乌托邦主义作为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造成中国人精神的迷失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西方文明”这个总体概念过于复杂以至于包含了它自身否定性的内容,其中的乌托邦主义(一般读作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为近代最大否定力量也随“西方文明”而到达东方,尤其前者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错乱进而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以中国文化中心论而论,西方(欧洲)民族也一度被国人蔑称为“蛮夷”,但这个“蛮夷”却比历史上中国遭受的任何蛮夷的入侵力度为大,因为这次与武力入侵相伴随的文化入侵者的文化起码在技术层面显示出远超中国以及中国四方蛮夷的优越性。中国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的时候可以说是面临生死关头,但幸运的是上天并没有使中国文明成为失败者。宛如强迫婚姻导致天才儿童的诞生,在野蛮的杀戮、淋漓的鲜血、耻辱的媾和中,东方与西方都因此获得了成果。

当我们回溯中国文明历史的时候,文明的被迫南迁乃是很自然的事件。然而如果我们把“衣冠”顺利“南渡”的历史事实与其它古国的文明戛然中断相比较,就会发现这种衣冠南渡是何等地难得。我们看美索不达比亚平原,那里曾产生了最早的文明——地球上最早使用文字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但是这个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实在是太平坦了(只要留意现代伊拉克的地形图就会一目了然),既没有复杂的地理纵深,也没有险要的屏障可倚。现代人大多从美国进军伊拉克的视频中直接地感受到这块平原的地理状况,数千年前气候与地理状况即使与现代有所不同,但主要地理特征并无太大变化。这块无险可守的平原也就成为战争的舞台,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而成为统治者便是一种文明的毁灭和另一种文明的开始。到了二十世纪,这块平原上已没有人记得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楔形文字了,必等到欧洲人破译之才能打开那早已封存的历史。古埃及文明也与此类似,尼罗河流域养育了埃及文明,却没有类如中国的南方地区那样足够大的纵深以使文明迁移而持续下去的复杂地理区域,它被包围在沙漠与大海之间固然也有一定的封闭性——这是其文明能持续三千年的原因,然而这块相对封闭的区域因缺乏屏障而难以抵挡英雄的雄心。古埃及早在公元前三千二百年便开始有王朝统治,其所创造的文明如此伟大以至于后起的古希腊文明要追溯到其影响,然而古埃及文明却早已沉睡在坟墓里——埃及那骄人的辉煌金字塔本来就是坟墓;那种缘起了欧洲各种语文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在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文明的冲击中渐渐被遗忘,直到欧洲侵略者拿破仑运走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才得以被商博良破译,文字所凝结的历史信息才重新向世界敞开。印度河与恒河哺育的古印度文明则缺乏温和气候的保障,热带季风气候使大部分地区终年炎热,这使得他们精神中的诗性与宗教热情泛滥而限制了理性精神的发达。而无节制的浪漫主义需要一种冷酷无情的社会制度保障世俗社会的稳定,于是古典时代欧洲人的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差别、中国人的贫富差别在印度则固化为——种姓制。而除了种姓制比较顽强以外,他们对文明史的记忆力似乎太过缺乏,对于自己的历史几乎没有准确的记录,故除了想象力虚高的史诗令人敬畏之外,编年史是没有的;另外只要注意中国人曾经热衷翻译的佛经在印度早已灭绝的事实便知道他们对于典籍的重视程度了。

论到中国文明一直连续而没有如其他古国文明戛然中断的原因,一般地理、气候原因而外,还有特殊地理因素。如其他古国文明都没有喜马拉雅山脉那样的天然屏障以保证文明充分涵养自己,在航海与飞行技术发达以前,西部广阔的高原与东南浩瀚的大海使中国成为遥不可及的地域。亚历山大大帝远涉印度河流域,却没有能力跨越高原到达中国,古希腊文明也曾通过中亚地区渗透到中国——如云冈石窟雕塑群便受到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与希腊艺术交汇的结果),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也曾将自己物质文明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如古罗马人曾以穿戴中国丝绸为荣,然而中国文明受到地中海文明圈的影响远没有达到扰动自己文明进程的程度。中国文明能充分地独立发展,她这种天然的地理条件是其他大河文明所没有的。

河流纵横、山地与平原湖泊交织、气候温和的南方对于中国文明持续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除此之外,上天特别安排台湾岛这块南之又南的风水宝地,以在中国文明遭受前所未有劫难的时候作为最后的避难所。假如没有天赐台岛,中国文明在廿世纪中叶后将遭受更大挫折。在我们进一步讨论第三次衣冠南渡之前,先简略总结前两次衣冠南渡。


(二)


第一次衣冠南渡发生在晋代。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最后分化出三个主要国家,之后三国归晋,但西晋八王之乱导致胡人(鲜卑、匈奴、羌、氐、羯)乘机而入很快使北方陷入战乱,晋王朝只能偏安江左,是为东晋。此次衣冠南渡不仅使文明得以延续,而且生发出魏晋玄学的新篇章。魏晋玄学是在继承两汉人对《老子》、《庄子》、《周易》诠释基础上而将此三玄蕴涵的宇宙本体论与生存论系统化、深化而开出的新境界,魏晋人士已经注意到老子的“无中生有”、“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隐含万有归无)与《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空不二”思想的一致性(无对应空-静,色对应有-动),故其对佛老的融合是两汉学人所缺乏的。

有人说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中国哲学史也可以说是对《易经》与先秦诸子学说的诠释,而汉魏以后增加了对佛经的诠释。诠释便有新的意义,其实人类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思想飞跃往往采取复古的形式,这是人类思维历史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宇宙超循环运动历史的意义所在。

有论者以为南渡后玄学已至末流,盖从文本上总结,东晋除了张湛注《列子》,并没有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郭象等人著作的丰厚;其实中国哲学史的总结固然在于字面,同时又并不完全在字面,尤其中国哲学注重心传,南渡后的哲学更为生动了——表现在南渡人士精神境界更不关乎实用、更超脱,也就更符合哲学应具的精神气质,他们往往以个人行为展现的人格将玄学表达出来,如之遁的“弃金留马”表达出他的精神追求更加纯净。南渡很大程度地打破了人际交流的障碍,在一个陌生地区,南渡者无论贵贱其本身就构成共同体,故玄学家在南渡的名流、僧人、道士的玄谈中便悄然开启了儒释道三家融合——南渡后“释”的意义更丰富了。如张湛所注《列子》是对先秦以来道家宇宙论结合佛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他将道家“复”思想与佛家轮回思想融合,使生与死、有与无、宇宙与太虚的超循环运动获得了统一性理解。

魏晋玄学为后世三教合一之滥觞,若无魏晋玄学,则以儒家为主体而融合佛老的宋明理学便不可能产生。以宇宙论而论,在《周易》-老子-庄子-列子、淮南王、王弼、张湛、周敦颐之间可见宇宙论趋于完善的发展线索。在此线索中,东汉以后佛典有催化剂的作用,同时也参与其中,尤其东晋张湛校订的《列子》可见明显的佛家思想痕迹。而那些未能南渡的人士也受了诸家贯通学风的影响,如东晋时期青年才俊僧肇其般若空观开辟佛教宇宙论——明显融合了道家哲学,鸠摩罗什以为僧肇哲学大有新意盖因其吸收老庄思想的缘故。

佛家的思想早在西汉末年就已进入中土,而大规模进入则是在东汉,人们大都知道汉明帝(28~75年)时白马驮经故事,白马驮经机缘于明帝的梦境,梦境竟然导致大量佛经传入——神奇背后其实是世俗社会的普遍需求,与其说祖师托梦于明帝,毋宁说明帝为求佛法而托梦,正如孔子能梦见周公,登太学院高坛而能法语滔滔讲学的汉明帝则能梦见释迦牟尼,中国人渴望获得异域文明的心理由此可见一斑。佛教何以受中国人青睐?原因有许多,就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论,人民在战乱中渴望得到心灵慰藉,而佛教满足了这种渴望。就知识者心理而论,中国本土的儒道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虽义理幽深,但缺乏曲折回环,即质朴有余而思辨不足,佛家则义理幽深且论理波折,这满足了中国知识者那种将玄思以更丰富词语表达的愿望。当然唐代以后,玄奘法师翻译的法相唯识宗派后继乏人,说明中国人对于太过曲折的思辨缺乏足够兴趣,这是中国近代遭受科学主义巨大劫难的远因之一,不过这是后话了。

像三国曹魏时王弼那样的少年天才,能够在文明不发达的地区出现吗?很不可能。一个匈奴的牧羊少年当他仰望蓝天也可能在刹那中有哲思产生,但由于没有足够丰富的思维-语言传统,这种哲思也就被他遗忘,同时也就被历史遗忘了,没有记录便没有历史。但王弼处在一个很强的汉文化场域中,所以他的天才才能表达为语言,进而进入历史文本,我们至今要阅读《周易》、《老子》,王弼的注释是绕不开的。而我们对于魏晋风流的直感许多来自《世说新语》对魏晋风度的生动描述,这些描述让我们领略到魏晋人士放浪形骸的自由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中国文明整体品格在魏晋时期的体现,也就是说,这种自由形态的人格不可能出现在不开化的地区,比如在匈奴人那里,心灵自由浪掷在豪饮与射杀中,其物质文明也就不可能辐射出高级的精神文明。

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第一次衣冠南渡的意义不仅是在保存了中国文明的精英,而且精英们在新的环境中焕发了创造力。我们知道东晋永和九年的春天,王羲之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如谢安等人在兰亭有过一次著名的聚会,如果聚会是游牧民族的大快朵颐,那么就与鹰隼捕杀麋鹿后的饕餮区别不大,然而这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有文化的头脑的一次聚会,他们在曲水流觞中即兴赋诗,而王羲之当场作了一篇美妙序言,不仅义理玄奥,而且那篇闲适的法书流露出人类精神最微妙的诗意。人的本质乃是精神,而精神是无形的,要想使精神可以视觉,必须以物质的载体蕴涵之,而艺术品有最浓厚的精神蕴涵,《兰亭序》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传达了人类高级的精神品格。于是在中国文明历史中,“永和九年暮春之初[ 语出《兰亭序》。]”的会稽山阴之兰亭被深深铭记。历史地看,没有第一次衣冠南渡,也就不可能有《兰亭序》,虽然《兰亭序》只是衣冠南渡所收获的成果之一。


(三)


第二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北宋末。虽然先秦时期的屈原已经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忠君与爱国二者的区别很小,甚至忠君等于爱国),但人民的国家意识之普遍觉醒却要晚得多。如在战国时代,由于发动战争的目的在掠夺地盘,人民被迫卷入战争,一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分属于不同国家,其上的人民全在保命,至于归属哪个国家便只能听天由命,爱国的意识也便淡薄到接近无。到了汉代,在统一的帝国持久和平之后,由于汉文明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如匈奴人对帝国的袭扰全在掠夺财富人口,中原人的国家意识才强烈起来,以至于苏武北海牧羊的情景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崇高。不过就汉语地区内所分裂的诸国家而论,人民求生存意识要远强于忠于国家的意识,故在终结魏晋南北朝的隋唐时期,许多大臣都有追随过不同君主的曲折经历,而从君王到百姓的意识中,并没有多少对所谓“贰臣”的鄙视。到了宋代,人民的国家意识更为强烈,由于北宋的持续和平仁政明显区别于之前五代十国的连绵战乱与暴政,在其衣冠南渡后,北方地区人民渴望南宋王师收复失地,而诗人们对于“王师北定中原日”更是有着感人至深的真诚渴望。正是基于这种国家意识,我们说南宋初期岳飞的抗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战争之一,之二恐怕要数崖山之战了。

金国的军队虽有一般游牧、渔猎民族的蛮勇,但在泰山一样稳固的岳家军前无可奈何;遗憾的是,当时的南宋王朝统治者高宗赵构却指使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死了岳飞,中国历史因此冤狱而成就了岳飞民族英雄形象。然而南宋以媾和换得的和平的确是十分珍贵的,对于高宗与秦桧的历史作用也就应该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此时南宋王朝虽偏安江左,而文明依然在涵养中得到了发展。

南宋各阶层人民在面临强敌中形成了紧密的文明共同体,然而他们对于金人的仇恨心理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联元灭金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金亡而后就剩下自己的毁灭了。南宋人抵抗蒙古人的战争其悲壮程度甚至超过了岳家军的抗金战争,在崖山之战中,有众多的人(虽然未必达到十万之众)愿意跟随统治者殉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有人说“崖山而后无中国”——肯定是不对的,南宋王朝所蕴含的中国文明固然优秀,然而中国文明却并不完全寄托在南宋,华夏文明之博大就在于她超越于朝代的更替。南宋灭亡乃是历史理性为了实现更大规模的文明发展,历史的超循环运动总是需要一定的“归根”,归根越彻底则“复命”即文明更生的活力越强,实际上无论是元人对中国百年的统治还是金人后裔满清的近三百年的统治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此文明作为汉文明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当然并未出离汉文明传统。

我们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之后便是隋唐佛学的兴盛,之后是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而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宛如黑格尔在法国人入侵德国的铁蹄声中书写自己的浩瀚哲学,在民族危亡时期,朱熹为往圣继绝学,在充分综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之后,他将儒家学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理气论、天理人欲论所表达的唯理(心)主义可谓古往今来人类精神所建立的一座高峰。在南北朝隋唐时代,一流人物大多是佛家人士,如鸠摩罗什、僧肇、智凯、玄奘、窥基,然而到了周敦颐、邵康节、二程、朱熹,理学作为新儒学重新获得了壁立千仞的崇高地位,以后再也没有受到势均力敌的挑战(近代儒家文明遭遇基督教文明,然而儒学的天道观念与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此综合了释道的儒学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理学家基本实现了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的宏远(准确滴说不是“立心”——把本来不存在心的地方安放上心,而是认识到心本来就存在于天中,“天”与“心”是同一的,即客观唯心主义的建立)。

与南宋平行的金朝也有自己的堪称杰出的历史文本——元人所编《金史》之能超越宋、元史乃因金人所遗史料丰厚的缘故,但只要知道金史是用汉语与汉学历史体例所写就足够了。正如那种对古希腊时代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无意嘲讽:斯巴达的武功的确伟大,但所有关于斯巴达人伟大的话语描述都出自雅典人的手笔。

汉人在与金人、蒙古人之战争与和平的往复中,韧性得以历练,当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语人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裕如了。蒙元以近百年统治中国的方式将自己融入到中国——除了版图的融合就是以蒙古人汉化与北方边地汉人蒙古化的形式,正如后来满清女真人以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将自己的版图与文明贡献给中国一样;虽然一般以为蒙古人在统治中国期间汉化程度远比其他胡人(如鲜卑人)为弱。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分别谁是金、元或满人(满族人是宋金对立时金人后裔,故被成为后金)的纯正后裔了,因为现代中国人血管里实在是各民族血液的交汇之所,唯一不变的是中国文明的历史传统,那些曾经你死我活进行殊死战争的各民族后裔们都不得不阅读汉语的哲学与历史文本——表明了他们对汉文明的皈依。


(四)


接下来便进入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了,即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历史意义。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原因与前二次衣冠南渡有极大的不同,甚至说是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于既往的衣冠南渡是由于汉文明受到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力逼迫,中国人普遍地坚信自己的文明高于蛮夷,事实也的确如此,但第三次衣冠南渡的历史渊源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丧失自信心造成的,即在在近代中国对外一系列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内心被迫从自大转为自卑——认为西方科技文明高于中国儒家为主干的儒释道文明,这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心理。此种心理转变可追溯到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中国人精神世界波澜迭起,中国人曾以自己古圣先贤那种优雅的文明为骄傲而藐视一切“蛮夷”——最初(清乾隆时期)西方人也包含在“蛮夷”概念中,但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的思维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那种关于宽容与忍让的哲学不敌坚船利炮所宣布的弱肉强食哲学高级,进一步认为中国人那种先天具有的松散自由是不可取的,尤其当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之后,甚至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老子哲学区分领导军队与统治国家的根本区别(“以奇用兵,以正治国”)应该被否定,中国除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如武器),就是使自己成为——军国。然而中国历史的巨大惯性并没有使军国“理想”成为现实,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遭受了彻底失败,而胜利的中国人当然没有获得日本人在战争中获得的教训,军国“理想”却在中共现代集权主义统治中“厚积薄发”地表现出来。与此对应,与自由主义更接近的国民党政府败给了集权主义的中共“军国”——怂恿了大陆中国人精神的畸形发展——认为权力意志-斯巴达精神高于费厄泼赖-自由精神,即本质上是认为貌似文明的野蛮优胜于貌似野蛮的文明,国共战争其实乃是精神风暴的外化——即貌似文明的野蛮战胜貌似野蛮的文明的战争。

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的激荡中急中生错,认为那很大程度地继承了传统儒家文明的民国是野蛮的,而宣称与传统文明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者代表了世界先进。殊不知儒家文明的某些层面的畸形发展并不是儒家的核心内容,把儒家文明视为野蛮而欲彻底消灭之的共产主义思想才是真正的野蛮。我们说,由于文明的发展犹如大厦之不可能没有地基而能成就,那种企图砸烂旧世界而建立崭新世界的思想意识不可能带来“史无前例”的高级文明、而只能造成乌托邦的海市蜃楼以及史无前例的灾乱。

国共内战之胜利与失败的分属所反映的是中国人精神的非理性化,即非理性精神战胜理性精神。中国农民以为剥夺富人土地与财富(同时往往伴随着富裕农民的被杀害)对自己有利而倾向于支持中共,他们哪里知道这种对几千年儒家教化的道德原则的公然违反乃是对自身的最大危害,其急功近利心理使他们狂暴地拥护并参与中共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杀鸡取卵式的破坏,而意识不到这种对道德原则的公然破毁最终会破坏到他们的生命。如此“自由”理想以践踏人类普遍道德的方式来实现,其“自由”也就变成了狂暴任性,宛如理性的人转变为疯人——疯人的“自由”被束缚在其狂暴思维中当然是最大的不自由。那些瓜分相对富裕农民的贫苦农民便身不由己地把自己绑在了中共意识形态战车上,这使他们对于中共统治中国而后(1949年后)一系列非理性社会运动丧失了反对能力——就像犯罪案件中的帮凶丧失了对元凶残酷行为指责的势头一样,最终自食其果——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人饿死的人口远比抗日战争死亡人数为多,这意味着共产主义比日本法西斯主义要更为凶恶。

正如物质世界存在阳与阴的对称性破缺,人类精神也存在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对称性破缺,即对立双方基本对称,只不过阳略强于阴、善略强于恶、理性略强于非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类历史区间善对恶、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都是时时性地贯彻的,只能在一个较大的历史时间段落中才是如此,因此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非理性可以阶段性地战胜理性。近代中国之非理性的阶段性胜利的起因需追溯到貌似理性实则非理性的科学主义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化。

西方文明起码在工具上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战争不再是对等的,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对于手持冷兵器的中国军队不啻一场大屠杀。而西方的无论战争工具还是生活工具的制造来自于科学衍生的——技术,而自然科学理论在中国人读来觉有前所未有的深奥,比如初读西人科学逻辑符号系统时——如对天书。于是战争的失败与科学理论的探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就是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究竟哪一个更优越的问题折磨着知识分子的头脑。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内心波澜转化为行为的端倪。对于中国人来说,“崇洋”是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全面交流时所必须的,然而蒙昧主义地“崇洋”则是对西洋文明的极大误解。与对西洋文明之深入持续耐心的消化相反,拜上帝教徒粗暴地膜拜上帝——其实是将“上帝”理解为“法力无边”的凶神,并无条件地顺从教主“天兄”的个人意志,这正好背离了基督教的平等主义与理性精神;另一种畸形的崇洋虽然貌似区别于洪秀全主义,其实与之相若,这便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者不是理解科学的逻辑斯蒂进而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性——自然科学的逻辑斯蒂的纯洁性之抹杀自然世界的混沌性乃是对自然世界之精神性的背离,而是崇拜“科学”——将科学等同于神明,进而将一切“不科学”看作必须剔除的谬误,如此科学主义导致的历史主义决定论乃是中国人接受“欧洲洪秀全主义”即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进而导致中国走向历史浩劫的深因。

与“崇洋”相反的“灭洋”则是另一种极端主义:全面抵制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以本土的“神功”对付枪炮并自我欺骗地制造刀枪不入的迷信——“神功”的法力超越技术力量,其结果便是中国人的自我丑化——义和团民在西洋人枪炮面前变成了精神狂迷的历史戏剧中丑角而遭受大量屠杀。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之不同于基督教在于它不是宗教——它没有理性宗教的精神性,但须知没有基督教传入则不可能有太平天国运动,或者说若无基督教传入则洪杨之乱可能以类如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名义。基督宗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根本(另一个根本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然而太平天国却以变形了的基督教形式复归野蛮专制主义(区别于清廷的相对文明的专制主义),对超越精神的崇拜转化为暴君崇拜,理性宗教遂异化为强权统治,即对教主的绝对服从代替信众皈依上帝。皈依上帝——由于上帝是自我内心中的观念——可以使人因强大的信心而保有其个人独立性;但信徒对教主的无条件拥护、绝对服从则使人丧失独立性而成为奴才。如此拜上帝教显然是“以上帝的名义亵渎上帝”(李剑农语),即通过异化基督教而排斥了基督教。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世俗理性极强的群体,所以中国的宗教并不发达,正由于缺乏理性的宗教精神,他们的宗教感情就容易转化为非理性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现代中国人一度狂热崇拜毛泽东是天朝人崇拜洪秀全的历史的超循环运动的一个连续性波澜,这是乌托邦主义者(读作共产主义者)特别钟情于洪秀全而一度极力歌颂太平天国的原因。

与天朝民众的教主崇拜不同,义和拳民崇拜本土“神功”与图符。中国百姓对于武术与气功的神奇是能够直接感受的,于是就企图用自身人体的神奇对抗西方科学技术的“神奇”,而任何气功都不可能对抗枪炮的攻击。义和团是底层民众怪力乱神思维对于西方文明的一次本能性反抗,虽在一定意义上曲折地反映了弱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合理性,但总体上说它建立在一种蒙昧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上,是注定要失败的。

太极八卦图反映了中国人以形象表达抽象观念的独特能力,论到对宇宙的本质性描述,可以说太极八卦图符在世界各种古老文明对宇宙的领悟中是最高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图符本身有什么神通,你把太极八卦图符画在物品上不会使物品增强任何“法力”,然而中国的一般民众与中国的玄学家之间是颇为隔膜的,不懂得中国先哲所画图符的宇宙论意义,以为极高明玄学必有现实的工具性用途,于是玄学家的形而上学宇宙论的理性思维之所表达的感性图符便被一般民众图腾化了——他们将理性哲学变成了非理性迷信。难怪西方人以为中国人是如美洲那里的不开化土人,欧洲兵既然没有莱布尼兹那种哲学家索解太极八卦意义的耐心,就把一群蒙昧的中国“土人”当成了全部中国人的缩影。

机灵的中国人是善于改变观念的,既然任何“神功”在枪炮面前都不堪一击,说明枪炮有更高明的神功,太极八卦的神功崇拜很快转化为科学崇拜。科学崇拜看似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思维相反,其实二者有着基本一致的思维路数,义和团民的神功崇拜是对中国玄学的误解,而义和团精神后裔们的科学崇拜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只有在人类思维从宇宙产生意义上理解沾染了神奇性——自然科学是神奇的人类精神的产物,而自然科学本身却没有如人类精神的神奇性,因为它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逻辑本身没有精神(心灵)的自由性,表现在自然科学是人人可以逻辑地理解的、而人类与人类思维及使人类思维产生的超越思维是不可以逻辑地理解的。但在中国人不理解自然科学之前,自然科学在中国人心目中显得神奇无比,这就好比当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时,野人看到鲁滨逊的枪支可以在不接触对方身体时致人死地,就觉得枪支有一种魔咒般的神奇,当初中国一般民众对于火车、铁舰、电气的神奇感与野人的神奇感相似。

义和团的精神后裔们从苏俄那里听说,自然科学而外还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一旦崇奉此种科学则历史进程可以加速度进步,而且这种“科学”无需数学、物理学那样费工夫地条分缕析学习,只需要无产阶级以自己天然优越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就够了。与中国人近代理性主义的超循环运动相对应的是蒙昧主义的超循环运动,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蒙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初至中后叶又再度上演,不过是变换了新的名义——建立乌托邦主义理想国(读作: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乌托邦主义运动是中国近代继太平天国、义和拳运动后之蒙昧主义之规模更大、更邪恶、更具欺骗性的表现形式,它最终获得了在大陆的行政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大陆人民因此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蒙昧主义历史时期,至今这种蒙昧主义余波依然没有断绝。

善恶的对称性破缺关系对应文明与野蛮的对称性破缺关系——历史理性的天平总是向文明倾斜,但只是在一个相对大的时间区域才是如此,而并不意味着这种对称性破缺关系在历史的任何细节都时时性贯彻,正如一个野蛮人可以打败一个文明人,在具体历史情节中,野蛮集团可以打败文明集团。因此军事胜利并不一定表明正义的胜利,或者说它只是正义降临自己的前奏,须知宛如单摆在二极之间的摆动,善恶的超循环运动之为实现善的目的总是需要在恶的极端中积累到达善的能量。

对应太平天国以上帝的名义亵渎上帝,乌托邦主义运动本质乃是以自由的名义亵渎自由、以民主的名义亵渎民主、以科学的名义亵渎科学。

乌托邦主义将“自由王国”当作自己的理想似乎并不违背人类传统价值观——这是其欺骗性所在,然而其实现的方式却是“社会发展必然律科学”——人类限制自身自由而尊崇此科学,即人的自由是应该被舍弃的东西——人必须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尊崇马克思主义的螺丝钉或机器。这种“科学”的内容是:达到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即肉体灭绝。如此“人”不再是人,而是消灭或被消灭的工具或物品,消灭者无需对被消灭者的同情,因为消灭者完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工作;被消灭者对自己的被消灭也无须抱怨,因为“历史必然律”认为他们活该如此。无论被消灭者是老人或儿童,当他们作为被消灭阶级其死亡的肉体躺在冰冷的地球上都是值得庆幸的事件,这是“科学”命定的“必然律”所要求的。如此人类的自由便是对自由的自觉压抑而以杀或被杀的方式完成历史必然律而最终达到“地上天堂”,阶级恐怖主义就在“社会发展必然律科学”中得到了正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地上天堂”景象就是共产主义天空漂浮无数早死的冤魂,如此“自由”便在乌托邦主义中得到了滥杀无辜之血淋淋的诠释。

我们说,在历史理性辩证法意义上,说在乌托邦主义的集中营与纳粹法西斯焚尸炉中蕴含着文明的新曙光,——是合理的判断,因为历史运动的确如此,没有乌托邦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运动,人类就难以全面认识到阶级恐怖主义与种族灭绝主义的罪恶性,正是基于对两种反人类思维的批判,人类才有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冷战之后的持续和平与全世界人民的空前融合。然而需要明确,这种文明的新曙光绝不是直接来自乌托邦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本身,而是历史理性对乌托邦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否定。

不难发现,阶级灭绝主义与种族灭绝一样邪恶、甚至更加邪恶,这是由于种族的区分毕竟有着明确的可判性(如犹太男人都施行过割礼),但马克思主义阶级区分除了财产的硬性指标,还有思想意识的甄别——这便带有更大的随意性,故阶级灭绝行为比纳粹焚尸炉表现出更强烈的恐怖主义,人们在对自我生命体的本能保护中往往表现出对阶级灭绝主义的无限顺从(而没有犹太人对法西斯的彻骨仇恨),故而为了自保不惜牺牲他人——作伪证、诬陷、告密等行为成为普遍,人类灵魂遭受空前的扭曲以至于可谓人异化为非人;由于阶级恐怖主义的威慑,乌托邦主义国家(读作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表现出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服从,因此“民主”的真实意义完全丧失了,最高统治者的任何指示都会得到人民的强烈拥护。人民既然丧失了对自我真实要求的语言表达能力,“民主”与极权也就没有了区别,这便是古希腊城邦民主以来,“民主”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遭到的空前异化-亵渎——“民主”等同于红色恐怖-极权统治。乌托邦主义者宣称:乌托邦主义(读作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科学真理,就像牛顿的刚体必须遵守牛顿定律,人类历史必然遵循乌托邦主义社会历史必然规律。

人类历史在乌托邦主义者眼里仿佛变成了乌托邦主义主宰的历史,——如此“科学”当然是对科学的亵渎,因为自然科学仅仅是对自然世界中弱精神性运动的简化(将弱精神性运动等同于非精神性的纯粹物理运动),而人类世界的任何运动都是强精神性运动,自然科学漠视精神自由的化约方法不再适合于描述人类世界。然而由于乌托邦主义对人民的洗脑运动,举国若狂的“科学”叫嚣使“科学”变成了等同于“绝对正确”的同义词,人民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科学”误解的危险——乌托邦主义将人等同于物构成了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

当然,在历史辩证法的意义上,被亵渎的自由、民主、科学却是真正自由、民主、科学被觉知的契机,今日国人回溯历史之能得正觉,尤其在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盖有中国大陆极端主义树立的血腥标志。可以想见,中国大陆最终走上宪政民主——只是时间问题,而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目前中国大陆乌托邦主义有所“复兴”,只不过是其垂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五)


在以基督教的异化形态排斥基督教、以蒙昧主义排斥西方科学的洪杨之乱、义和团运动遭受失败后至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部分人潜心于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并将西方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哲学)翻译为汉语;另一部分人文学者则随着世界科学主义思潮而对科学抱崇拜心理进而宣扬科学的无往不胜。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形而上学天道观是蒙昧主义遗存、唯西方科学为最高真理——这种科学崇拜是导致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丧失信心进而以乌托邦主义破坏之的深因,没有这个深因则现实历史不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文明核心力量的逼迫,最终使她不得不背井离乡、衣冠南渡。

虽然强邻沙俄曾一度蚕食中国、日本欲鲸吞中国,但那些最能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方国家,除了贸易要求,并不想占领并统治中国,这是所谓“西方列强”与历史上那些侵略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不同之处。西方对于中国的侵略乃是文化的侵略,而文化侵略如果不对被侵略的文化造成毁灭,那么这种侵略其实本质上是文明的交流。当然与自由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不同,这种战争威逼下的“抢婚”式交流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胁迫,不过以历史理性的运化而论,这种胁迫式交流方式的发生并非不合理。

历史学可区分为两种——微观历史学与宏观历史学。在微观历史学中,历史家要究竟历史细节,如历史人物的具体表现,区分他们的善恶动机与善恶行为以及其历史作用;而宏观历史学则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洞悉历史演化的脉络,进而发现历史理性所要实现的目的。一种思潮在人群中发生总有其历史理性意义上的合理性,而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就是宏观的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一切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历史哲学意义上,人类近现代自然科学乃至科学主义带来的善与恶都是合理的,中国文明在近代遭受的浩劫在历史理性意义上当然也是合理的,即其发生有其发生的充足原因(否则就不可能发生)。

当人群在科学主导的技术力量前惨败,最大的可能是导致科学崇拜,对西方科学的如饥似渴的学习——并不与科学崇拜无关;但科学崇拜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自然科学本质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作为一种人类发明的模式之对自然世界的描述背离了自然世界的精神性本质,因此是不应该-不值得崇拜的。而科学崇拜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盛行,而物质主义即磨灭世界本质精神性的唯物主义将导致对人类自身精神性的否定,其现实表现便是对人类生命的损害。如果把人理解为物质-能量,那么人体就不如一桶汽油更有价值,既然燃烧一桶汽油比燃烧一具人体可释放出更多热量;如果以熵定律理解世界,那么在爱因斯坦吃下一片面包而在纸上写出方程与大象吃下一堆草而在草原上留下的脚印之间就没有任何不同。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显然背离了上帝的意志——上帝赋予世界的是精神,宇宙作为绝对精神者的意识流,其所涌现的自组织结构之精神性越强则价值越高。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近代那种从崇拜科学到否认宇宙精神性到漠视人类生命的思维路数——即思维的歧途——导致了现实历史歧途,中国文明在近现代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浩劫是与牺牲中国人的生命的灾难相平行的。

中国的先哲早就认识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语出《尚书·大禹谟》。]”,人的心灵意识流刻刻流转而发生种种行动,善恶的变换只在一念之间,而人心更难预先知道善恶名义与善恶本质的关系以及善恶互为辩证因果关系何以流转,人心何等危乎!而道心不可视闻嗅触,人心若无道心运化则无以发生——道心在悟道者心灵中昭昭如日月悬空,而在不悟者则等于乌有,道心何等微妙!而人心最大的危险便是漠视道心的存在。就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心灵逐渐失去从容的态度,尤其甲午战争与庚子年与八国战争失败后极大刺激中国人之自尊心,对西方文明的仇视激转为科学崇敬——对应对中国自身文明传统的轻视。与洋务运动的理性成果相反,轻视中国文明的后果是种下否定道心存在的因子。自然科学乃天然地隐含着唯物主义,它只研究时空中的存在物,精神既然不能于坐标系中标志故判定精神不存在。崇拜科学之结果便是否认宇宙万物的精神蕴涵,即否定道心的存在。

五四文化运动在其吸纳西方文明的积极意义之上迭加了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的恶意,此种恶意进一步张扬便最终使中国出现群氓崇拜下的破坏主义运动,在宏观历史学(即历史哲学)视域,此运动的合理性在于使中国人在总结历史浩劫中认识到损害中国文明的后果便是损害人类自身。以历史哲学的辩证法而论,正如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 语出《老子》。]”,历史理性教育人类的“话语”除了天地万物的流转变迁,就是——人类世界自身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对此“话语”的领悟也便是重新体悟到道心的存在。

“西方文明”其实内容驳杂,自然科学而外有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并没有标签注明,或者说每家形而上学都标签自己为理性且善的哲学。而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科学”成为形容词,一种形而上学自命为“科学”就是夸耀自己思想的严密与正确性。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并不怎么在乎某些形而上学家之“科学”的自夸,就好比人见多了叫卖包治百病膏药者,虽偶尔一贴,但并不怎么当真。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对于自然科学刚刚一知半解,关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分便不甚了了,而对于理性形而上学与非理性形而上学的分野亦模糊不清。此时,西方文明中通过苏俄涌来一种思潮便颇具吸引力,某德国犹太人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科学,若按此科学施行则人类社会立即进入必然王国轨道,在此必然王国轨道疾驰,短时间即刻直达自由王国,在自由王国里人类的物质丰富到各取所需。对于物质生活贫困的中国人来说,在地上建设物质天堂很具有吸引力。但在科学传入之前,冷静的中国人很难相信这种梦话,但当梦话以“科学”的名义出现,则中国人便可能以为自己少见多怪,须知自然科学的力量的确让中国人大吃一惊。当人们看到科学成就的火车轮船的飞驰代替牛车帆船的慢行,便以为一切“科学”都有此等奇效,于是那种鼓动暴力消灭主义的“科学”便首先俘获中国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遂将此学说传播大众,就如同某种邪恶病毒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迅速传播,信此“科学”者日多一日。后来当现代极权主义掌控大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为此“科学”而遭受了人身迫害乃至肉体灭绝,便有自作自受的宿命意味。这就好比一个精神幼稚的痴人,闻见他人的梦话而信以为真,其后果便是遭受碰撞现实墙壁的教训。

我们看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他们思想大多简陋,既不能与中国先哲相提并论、也无法与现代西哲并列,即使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人物,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危害之认识也很不深刻。如胡适之反驳蒋先生尊孔读经还自鸣得意,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文化的揄扬都是肤浅的,他的身上有一些常识性的智慧,但洋溢不出壁立千仞的形而上道气,他不是一个赋有诗意的明净而深刻的思想家。中国需要那种对自身文明深刻批判的思想,但不是诅咒;中国需要对西方文明清醒认识的哲人,而不是信徒。可惜中国近代“觉醒”后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要么是中国文化的诅咒者、要么是西洋科学的崇拜者。再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人物,当其发中西文明比较议论,尚不失学人品格,一旦鼓噪阶级斗争则无异洪杨妖孽(即如现代人中本.拉登式的恐怖分子):蛊惑群氓,大言欺人。而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人士如丁在君等,大多不知科学真意便妄发议论,其生硬独断正违反科学精神之怀疑主义与小心论证之旨。玄学派如林宰平于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及二者关系颇有见地,可惜写作太少,影响甚微。而张东荪虽涉猎广博,但缺乏严谨与深刻。而小说家者流如鲁迅等辈,其世界观不出市井闲言碎语,“痛打落水狗”云云显出其对人性之善的公然违逆,其论说离中西文明精髓何止十万八千里,是典型的现代乡愿意识。那么那些崇尚中国文明传统的人如何?我们看梁漱溟于中西文化比较不乏卓识,而后来敢于顶撞统治者似亦具风骨,但他浮泛地所谓农民辛苦、城市人在九天九云云并没有切中中国社会根本,农民土地、私人财产进行共产主义化是否合理?——才是问题的根本,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公有制的危险,所争实在无关紧要。可见他对于乌托邦主义名曰拯救人民实则危害人民的反人类性并无觉知,他似乎唐突地将乌托邦理想混同于儒家理想,如《人心与人生》大量引用迫害狂斯大林话语,如对圣训。熊十力哲思宏大,但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对乌托邦主义“科学”的自我标榜没有任何揭露,他拒绝蒋介石赠款(蒋支持他创办哲学研究所)并痛骂之、但对毛泽东为首的“人民政府”则欣然趋之,他没有看出可以被痛骂的民国政府正是其与自由主义接近所在、而连腹诽也不容许的中共政府的绝对正确标榜正是其现代极权主义的邪恶性所在,如此名实不分说明他缺乏理性洞察力。他有中国传统哲人沉稳的一面,同时也有文人那种轻狂暴戾的一面,有机锋的对话原是不需要与辩论者抱在一起相互痛打的。熊十力竟玩味乌托邦主义“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修辞妙处,对于“一切矛盾全部解决”的悖论性既不能觉知,表明他对于宇宙本体精神自由性缺乏深悟。而马一浮虽读书甚多,但流于文人习气——博通文史掌故而对思辨哲学并无深解,不知人民崇拜之名实之分,最后落得向红卫兵乞留一方砚台而不得,岂不思当年以从美国带回《资本论》而自鸣得意乎!中国知识分子失魂落魄到对现代极权主义失去批判力而望风而逃,实在是由于自己思维幼稚造成的,因为乌托邦主义喧嚣大陆本来就是他们引进或纵容的。甚至有僧人也将乌托邦主义之鼓动通过消灭“罪恶阶级”人群而实现理想国的理论等同于佛家普度众生,全忘了释迦牟尼“众生平等”的训诫。我们说,人因属“罪恶阶级”故当消灭之——此判断本身就是罪恶的,人心有善恶,但善恶绝不被贫富而决定,盖无论贫富阶级皆有善恶人性,通过杀灭富裕阶级而拯救人类——此阶级灭绝主义与种族灭绝主义一样同属极端恐怖主义。关于拯救的真意,套用《金刚经》句式可谓“所谓普度众生并无一众生被度是为普度众生”,此义甚深,盖如观音闻声救人并非外在飞来,而是内在观音从心中生起,终究还是命自我立。但近现代国人罕有领悟者,以为拯救乃天降神人凭空化无量物质恩惠,其实任何“大救星”既然父母所生则不可能出离肉眼凡胎,他既不可能如耶稣掰一饼而使众人饱食,又非妖魔有三头六臂,他的神通最终不过重落极权主义窠臼,即以国家机器宣扬超能,又随意调拨资产,在以计划名义紊乱社会有机体而造成人民极端贫困中又“按计划”分配食物,从而使那些侥幸未饿死的人民感激涕零而使其获得“大救星”美名——乡愿伎俩如此而已。

知识精英思维尚且幼稚如此,一般中国人思维的浅薄可想而知。杀灭天然的坏人即富人则世界立即纯洁美好——这便是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之流迎合群氓的“哲学”本质,它其实是许多幼稚人群的心理,而在科学时代竟然被冠以“科学”,崇拜科学的中国人正好借着此种“科学”迎合了自己急功近利以及那曾被传统道德束缚了的犯罪心理。民众渴望外在拯救心理遂沦为对滥杀无辜的认同,“拯救”也就转换为对传统道德的破坏,而破坏道德传统意味着极权主义时代降临,人民遂将自己抛掷到罗刹鬼国。土改运动中贫苦农民在剥夺稍微富裕农民土地后复在斗争会后消灭其肉体,群氓崇拜使群氓在乌托邦主义鼓噪的革命激情中忘记了他们祖先的圣人所领悟的天法的存在,而不知天法最终会将惩罚利剑横在违法者头上。普遍地将违反道德看作新道德——显现出中国人的精神发生了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这种乌托邦主义精神病埋下了而后大跃进时期中国数千万人沦为饿殍的伏笔。当然蒙昧主义导致的人祸作为天法的裁决不可能细致区分而一一甄别罪有应得者与无辜者,那些饿死的木讷乡村老人与不谙世故的幼稚儿童便成为乌托邦主义的殉葬品。

那么究竟怨谁呢?是乌托邦主义精神病毒毒辣,还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免疫力低下?回答是两方面原因都有。不过西方而来的乌托邦主义也是地球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中国人精神的狂迷在于他们近代以前太缺乏思辨理性问题的锻炼。既然中国文明本土没有产生数理逻辑系统化的自然科学则其精神中也就不可能有抵御科学主义的免疫力,这说明他们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上帝赋予的思辨理性,要补上这一课,历史教训在所难免。因此从历史理性乃人类理性的赋予者与导师意义上而论,近现代中国发生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作为历史教训具有使中国人思维变得健全深刻起来的历史作用,因此可谓在劫难逃。

不仅自然世界存在科学定律、而且在人类世界也存在必然性铁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叫嚣乃是否定人类精神自由而将人等同于死物的世界观,以“天人合一”世界观衡量之,当然是十足悖谬。何以故?“天人合一”即谓人之天性与天之人性具同一性,人的本质是心灵者,天的本质当然也是心灵者,故“天人合一”是说“天”与“人”同一于精神性。然而如果把宇宙等同于死物则否定了宇宙本体的精神性,即否定了人类精神的精神性源头。若宇宙果然是非精神性存在者,那么从宇宙中运化出精神性的人类便是不可能的。只有人类是纯然的无心的死物才可能遵守必然律,然而人类是自由者-生命者-精神者、而不是死物,故“人类社会必然规律”云云作为对人类精神自由的抹杀其本质具反人类性。

或许有问者曰,那么宇宙中既然有死物遵循必然律,而宇宙大部分由死物构成,说明人类世界之外的宇宙是被必然律支配的,而必然律与心灵自由是对立的,这难道不是足以说明宇宙并非道心外化吗?回答是否定的。人类的产生不可能是与人类世界之外的宇宙无关的事件,人是自由的、而人类之外的宇宙却是必然的——这种天人分离的世界观是对人类发生于宇宙历史中的事实的漠视,属于独断论。与独断论相反,理性形而上学的天人观是:人类与人类赖以发生的宇宙具有同一性,只有宇宙是超越性生命体-精神者才可能生发出人类这种生物性生命体-精神者。其实宇宙中的任何存在物都不是纯然死物,也就是说宇宙不存在自然科学中的非精神性物质,自然科学如物理学之所以有必然律发现乃是建立在对世界的简化之上,如牛顿力学只分析两体运动,而实际上宇宙中任何物体皆受到巨量之物体的引力,若全部系统考虑在内便不具有确定性;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也是如此,若将宇宙中全部时-空-物考虑在内则广义相对论方程没有任何计算结果。而不具可计算性本身也就否定了定律的定律性。有人说自然科学所忽略的那些整体系统的微小变量无关大体;我们说,从实用出发似无关大体,把地球与太阳作为两体考虑不会带来可经验的误差,但因此以为自然世界为必然律支配,则大错。本质地说,全部自然科学建立在对自然世界的误解之上,自然科学所忽略的那整体系统的微小不确定性正是宇宙整体的精神性所在——宇宙整体的精神可看作是万物微茫的精神“积分”而得,假若没有这种宇宙整体的精神性则人类精神不可能在宇宙中发生。

上述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本来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应有之义,但由于中国人在历史动荡中丧失了从容思考问题的心境,以为西方自然科学以及那种否定人类自由性进而认为人类世界存在必然规律的“科学”为最高真理,于是中国人的心灵一时间普遍性地沦落为无文化的蛮夷心灵,最终在乌托邦主义的凯旋中,古典文明在大陆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1949年之后,中共强调自己获得大陆政权在于人民做出的历史选择。宏观历史学即历史哲学认同这个判断——其意义当然远超中共意识形态的命意。乌托邦主义一方面鼓动群氓崇拜,另一方面又以乌托邦意识激发人民的非理性进而将他们的非理性狂暴行为看作最高正义;而理性的历史哲学认为天道-上帝至高无上,而并不认为人民至高无上,即历史哲学认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权的统治一定意义上固然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但人民选择并不一定是合乎天道的选择,人民并不能有足够的远见知道什么样的选择符合自己的生存利益,因此他们急功近利的选择往往并不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显然历史理性超越于人民选择之上,即历史的辩证法具有出人意料之处,军事胜利所导致的残暴统治甚至可以证明胜利者的失败,虽然这种基于胜利的失败之在历史中发生也是合理的。

在“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意义上,中共统治大陆具有历史合理性——乌托邦主义者违反天道的行为乃是天道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正如人类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反文明运动乃是文明自身完善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样。中国文明之能经历数千年发展而不间断,就在于历史的剧变不断给予中国文明以锻炼,让她持续地使自己在自我否定中建设自己。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将中国文明在近代遭受的一系列挫折——尤其遭受乌托邦主义的严酷破坏——看作是历史理性加予中国文明的功课,让她在挫折中修炼自己,在历史教训中增长自己文明中所缺乏的东西。

如前所论,中国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时显露出自身的弱点就是——中国人没有充分利用天赋的思辨理性,表现在基于逻辑的系统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没有产生以逻辑斯蒂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对于科学主义的免疫力就会缺乏,就容易在遭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中由仇恨西方转而崇拜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而将西方的极端主义非理性思潮误认为是更高级的科学而奉若神明,其结果便是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否定。在此意义上,廿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破坏中国文明传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乃是“道动”的“反者”:破坏中国传统文明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会反过来作用于中国人的心灵,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文明的价值,——而这可看作历史理性给予中国人的教育。

历史教训的目的显然不是使恶持续胜利、而是为了引导善的回归。可以说,超越精神者早在开天辟地时便为中华文明预备了拯救之地,第三次衣冠南渡为中华文明保留了正脉。宛如苏东坡流放到哪里,哪里便立即放射出文明的光华,中国文明的哲人所到之处其教化使刀耕火种之穷乡僻壤成为尧舜乡邦,中国的文化精英一旦到达台湾,那里就立刻成为文明的圣地。

因此非理性战胜理性总不可能是完全的,这种非全面性的一个重要远因便是中国地理分布上的幸运:天赐台岛以便在中国文明遭受前所未有浩劫时保留文明之种,这种幸运成就了中国历史的第三次衣冠南渡,使中国人中那种理性地对待中国文明传统的精英得以保全,进而在台湾书写中国文明的现代篇章。第三次衣冠南渡使中国文明的正脉得以延续,对比于中国大陆1949年后之中国文化的负增长,台湾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正增长呈现加速度,这不仅为大陆浩劫之后的文化复兴运动起到了参照系的作用,而且越到后来其直接的激励作用越大。

在廿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有过一次中西文化异同优拙的大讨论,台湾的文化人大部分都卷入其中。胡适之否定中国文明具有精神价值的悲观主义受到徐复观等人的批评,而李敖捍卫胡适之的立场也遭到其他文化人士的批判,这场讨论的结果以李敖等激进分子被关进牢房收场。这种结果虽然遭到台湾自由主义人士的批评而认为台湾缺乏民主,然而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性具有将学术问题上升为人身攻击的弱点,应该说民国政府基于传统法律而对非理性自由的压制是必要的,人性之恶的任意泛滥因此没有在台湾发生。

1966年,与中国大陆由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动旨在破坏中国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对照,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成为凝结世界华人的核心,台湾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与大陆中国文化凋敝形成鲜明对照。台湾政权作为中华民国的延续在中国文明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劫难中保存在了中国文明的根基与命脉,她在发展中华古典文化的同时没有干涉人民吸纳西方思想的自由,而台湾人民的自由思想也没有在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所谓“太远”——比如就是连语言文字全部西化)。那些跟随民国政府退居台湾的文化精英都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如胡适之即使当面反驳蒋介石也没有遭到任何政治迫害,钱穆继续自己的历史学研究,殷海光、徐复观等人延续了他们在大陆兴起的学术兴趣。

而最为可贵的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蒋经国先生继承蒋介石先生的政治智慧,引导儒家伦理与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结合,在他身后民主政治终于成为现实;当然,台湾的民主制实践时间尚短,故与欧美国家成熟的民主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她毕竟走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故那种认为中国人狡黠的人性使他们不适合于民主制的看法是片面的。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建立的成功说明儒家传统不仅不与现代宪政民主冲突、而且儒家思想传统是使宪政民主在东方具有活力的保障,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继古典民主制(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制与古罗马共和国民主制)而后的现代民主制(以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为其产生标志)既产生于基督教世界,也必定能植根于儒家世界,台湾而外,日本、南韩也是民主制与儒家文明成功结合的例证。

1949年后大陆的政治运动则基本上使未南渡的知识分子全军覆没,他们要么宣布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而苟延性命但无所作为,要么在不知所措中牺牲了自己性命或遭受政治迫害以致灵魂扭曲。总之,“解放后”——注意“解放后”极具讽刺意义(大陆一般将1949年后称作“解放后”)——中国大陆之人民的精神基本上被封锁在了牢笼中,人们尽可能地熄灭自己的自由思想火焰,而外在的表现则是一种夸张的幸福感、虚张声势的胜利感、矫饰的成就感以及对中共政府感恩戴德的满足感。

此外,大陆对最关乎中国文明命脉的汉字进行了简化,简化字大多丢失了汉字原有的历史信息,更丧失了美感。许多简化字毫无文字学根据可言(如“頭髮”的“髮”与“发展”的“发”、“山谷”的“谷”与“稻穀”的“穀”何以变成同一个字,没有道理)。到了廿世纪七十年代末,统治者还想要继续简化,最后竟然要将“天道”的“道”简化为走之旁右一个“刀”,这似乎预示着走路要杀人或被杀,或者“道”就是杀人哲学——这的确符合乌托邦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即杀人哲学,——中国大陆人的心灵之异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历史的辩证法总是物极必反,一种极端主义当其达到最极端时也就是其强弩之末之日。廿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历史歧途返回正路的过程,即从破坏主义哲学-杀人哲学回归理性哲学的过程。

与台湾文化发展相平行,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实现了腾飞。中国大陆人士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根本不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形,而一旦接触台湾、香港人民那种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才知道自己曾生活在欺骗中(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后至八十年代持续发生了百万内地人由深圳逃往香港的事件)。中国大陆人士衣衫褴褛而目光游离地站在文明、富裕而自信的港台人士面前——这里有历史性暗喻:大陆人作为军事胜利者以其军事胜利而沦于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失败。中国大陆人士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否定革命主义-乌托邦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乃是在心灵深处复辟中华民国,即令毛泽东等人所万分恐惧的——复辟资本主义,即蒋总统梦想的光复大陆以超越形式实现。蒋介石梦想以建立稳固政权的方式光复大陆——最终未能如愿,然而他身后的历史却在以新的形式实现中华文明对大陆的光复,虽然由于中共依然主政大陆,这种光复还很不彻底。

我在媒体上读到,当大陆学人问及台湾有无文化热,而台湾学人回答台湾的文化从来没有冷过,据说台湾的国学课本不久将在大陆印刷,而后要送到小学生的手里。作为自认为精神上的中华民国遗民,我为此深为感动。南宋的时候,岳飞大军收复失地,父老们看到王师归来不禁老泪纵横,笔者此时的心境也与南宋时父老们相若,而怀抱我这样心境的人何止千万。所以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人意料的,中国毕竟是古文明的中国,对传统文明的破坏运动既然来自人民心灵的迷失,“失地”的收复当然也不过是人心的回转罢了。随着乌托邦极权主义渐行渐远,政制上复辟中华民国、文化上全面复兴儒释道文明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梦想有一天那个镶有近似纳粹符号标志的镰刀斧头旗子被扔进历史垃圾桶,乌托邦主义祸害中国文明之罪魁祸首的尸体从广场搬离火化,“红色”后代引以为荣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人人唾弃的垃圾词,就像“法西斯主义者”在德国人心目中一样。

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自由的雅典城邦败给了专制的斯巴达城邦,古往今来有无数历史学家对这一结果扼腕太息;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出人意料,伟大的凯旋往往以失败作为自己的序幕,正如历史性失败以胜利作自己的序幕一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后两千年来,雅典民主制从微弱逐渐发展至雄强,而今全世界文明地区无不施行民主制,雅典城邦民主再现为欧洲与美国的三权分立民主之中,而且这种再现是以更完善的形式。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道路似乎与此相悖——接近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国民党败在了野蛮专制主义共产党手下,然而这种结果不过是一个序曲罢了,因为微观历史的超循环运动乃是对宏观历史超循环运动的影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乃是自由民主最终征服中国大陆的前奏,天道-上帝既然最终总是让历史的天平向正义倾斜,那么他就不可能让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熄灭中华文明孕育五千年才开放出的无比珍贵的自由之花——台湾民主制。中国台湾乃是中国的雅典城邦,而中国大陆则是专制的斯巴达城邦,因此我认为历史理性绝不会让伯罗奔尼撒的战争结果在台湾海峡上演。陆游一生渴望恢复中原但未能实现,死前曾以诗嘱咐儿女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吾人亦期盼有一天能告祭蒋先生在天之灵曰中华文明已光复神州——对应现实的历史是中国大陆统一到自由民主台湾的政治体制中。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可因此将台湾社会理想化,台湾固然实现了儒家文化与西方宪政民主制之相对完美的结合,然而一切事物总是此消彼长,台湾地域的狭小使人民油然而生虚骄的自以为是——可谓乡愿意识,这种意识显然是需要尽可能剔除的。人类作为不完善的动物而由其构成的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台湾也一样,她虽然没有遭受到中国大陆所遭受的一系列乌托邦主义浩劫,然而并不意味着儒家的理性精神在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贯彻。

最近看到蔡英文荣膺中华民国总统的讲演词,一方面为中国民主进程在台湾的进一步发展而欣喜,另一方面为蔡英文女士狭隘的地方意识而不满。她对于台湾独立有着自以为悲壮的情怀,然而这种情怀很可能并不合乎历史大势。蔡英文女士在讲演中有一个明显有悖于历史理性哲学的判断,他说“民意即天道”。这说明蔡英文女士缺乏对中国哲学乃至全人类理性哲学的基本常识,将“民意”与“天道”等同,是一种浅陋的乡愿意识,反映了民粹主义者对宇宙人生缺乏起码的理性判断。

天道即宇宙的主宰即上帝。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一”论认为,天是放大的人,人是微缩的天,天与人具有同一性。人既从宇宙历史运化而出,人性便不可能出离天性,人与天的同一性即二者的精神性:人的本质是精神,天的本质也是精神。如果认为只有人有精神、而天没有精神,那么人的精神何所从来便无以回答,故那种将宇宙看作物理学定律中的非精神的物质(m)集合的所谓唯物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世界观。须知天与人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天与人是同一的。如果天与人同一,那么每个人都是上帝,宇宙就应该围绕人的意志旋转,但不仅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显然,如果天随着人的意志旋转,那么有如此多的人,其意志各各不同,上天将无所适从。

天与人的同一性表现在,人非完全全息性地影射了上帝,即人的任何性征都不在宇宙之外;正因为非完全全息(而不是完全全息)性影射,意味着上天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性征浓缩在人中。若上天将其全部性征浓缩在人中,则人就等同于上帝了。然而人有死,人类也有灭,这意味着人作为有限精神存在者不可能成为无限精神存在者。只有上帝是无限的精神存在者。因此过去人非上帝、现代人非上帝、未来人亦非上帝,总之人永远不可能同一于上帝。人是不完善的上帝,上帝是完善的人。——这是“人与上帝具同一性、又非同一”的形象说法。人以上帝为理想故人类进化历史与人类文明史乃是使人朝向“完善的人”迈进,然而“理想”之为“理想”的意义正在于——“完善的人”永远在彼岸世界。正由于人与上帝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的,那种说“民意即天道”当然也就是无知妄说。

认为民意即天道——蔡英文女士既有此极大误解,说明其知识结构、其精神世界存在极大缺陷,而她这样一个有思维缺陷的人却能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说明台湾人民精神世界存在很大缺陷。须知“天道即民意”无疑是为共产恐怖主义张目!当初国共内战,人民意志的确选择了中共,遂造成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失败,中华民国被迫退居台湾。之后的历史证明,这种选择背离了天道,正是基于当初中国大陆人民这种错误的历史选择,造成了1949年后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浩劫,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陆中国人民纵容中共犯下了一系列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说明民意有时表现出极大的非理性,尤其当人民丧失对天道-上帝的信仰而自以为自身意志为绝对真理的时候。当人民以为自身意志可取代上帝之时,人民将走向灾难深渊,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此是最好的例证。

台湾的民主政治尚不成熟,但比起大陆威权专制来,台湾民主制的确是中国三千年以来历史政治实践中的最高成就。作为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蔡英文女士本应该有复兴中华民国、同时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传布到中国大陆的历史使命感,然而蔡女士却一心想着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这种狭隘的乡愿意识显然背离了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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