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尼采和陈独秀的文化观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3 次 更新时间:2007-12-12 00:44:22

进入专题: 尼采   陈独秀  

陈鼓应  

  

  尼采是西方近现代世闻名的诗人和哲学家;陈独秀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最重要领人物,两人在时代上刚好是前后相连接,而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基本的差异,但是在下述几个方面作对比论,也是饶有意趣的:

  一、 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无论就思想生命或现实命运来看,都是富有浓厚悲剧性的人物。

  二、 在文学的领域里,尼采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结合者;陈独秀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推崇者。

  三、 尼采对西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价值重估”的工作;而陈独秀则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空前的“价值转换”的工作。

  

  总而言之,在近现代中、西思想史上,他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人物

  

  一、 踽踽独行的尼采与结群而起的陈独秀

  

  尼采在1844年出生,比陈独秀的生父要大4岁。陈独秀在1879年出生,就在那年,尼采刚辞去大学教的职务,结束其学者生涯,开始作飘泊的创作者。以 后,尼采贫病交迫,居无定所,漫游于南欧各地。在现实的生活里,尼采的生活越来越困顿,但创作生涯则越越旺盛。他在45岁时病倒,生命几近终结;而陈独秀 这时正值少壮时期,各方面刚开始活跃起来。(有关尼采的生平事迹,见本书《尼采年谱》。由于纪念“五四” 而举办讲座,故以论述陈独秀为主,有关陈独秀早期资料,主要参看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和林茂生、唐宝林:《陈独秀年谱》)。

  以往,一般读到陈独秀时都从《新青年》杂志开始,实际上这是一个断头史,因为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的一段历史和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略略谈谈他在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活动。

  陈独秀19岁那年(1897年),是他少年时期生命转捩点的重要年代,这一年对他有三件大事:(一)他到南京赴考,目击考场的怪状,此便对科举制度的弊害 有了透彻的认识。(二)他在思想上开始受到维新思潮的冲击。(三)他发表了他的第一个作品:《扬子江形势论略》。(孤本现存放于陈独秀家乡安徽安庆图书 馆。)

  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留学,他进入东京专门学校(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就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励志社(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组织)。翌年,他与张继、苏 曼殊、蒋百里等另组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1903年,留日学界发起了“拒俄运”,由是而揭开了20世纪中国反帝运动序幕。在“拒俄运 动”的前夕,陈独秀和张继、邹容三人在留日学界中发生了一件“剪辫子事件”,他们合力将清朝驻日的一名学监的辫子割掉——根据章士钊的回忆,由张继抱腰, 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这事以后,三人均被日本驱逐出境。邹容回上海和章太炎合办《苏报》(不久便发生了《苏报》案,邹死于狱中。)当时,陈独秀回到安徽 成立“爱国会”,筹办《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亦有一孤本,现存放于上海图书馆,几年前曾影印成册,但发行量不多)。在辛亥革命以前,陈一面办报,一面风 尘仆仆,奔走于大江南北串连革命。敲起现代革命史上第一响的吴樾炸五大臣事件,就是由陈独秀策划的。(国共两党的历史文件都记载了这件史实。)陈还到上海 和章士钊、蔡元培组织暗杀团,自制炸药。陈、蔡二人在这时期认识,陈办报时的艰苦毅力给蔡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蔡请陈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基于此。

  总之,在“五四”以前的陈独秀,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陈在辛亥间是江南重要的革命志士,之后,他任安徽都督秘书长,曾成为安徽讨袁运动的主要策划人。 (二)这时期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意识,贯串了他的整个一生。无论在他所投入或领导的救亡与启蒙工作中,这种挽救民族的危机意识,是他与他同代人的共同意。 (三)陈在创办《新青年》以及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所会聚的一批知识群(胡适之除外),都是他留日和参加辛亥革命时结识的朋友,用社会学上的名词来说,他们这 群是一个“Peer group”(合意组群),借尼采的话说,是一群“共同的创造者”。陈之所以能在以后发起多次思想文化及政治社会运动,也跟他这段日子所结识的志同道合的 朋友有关,这跟尼采一生之踽踽独行,从来没有结群志士相比,除了因为两人本身性格的差异之外,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

  

  二、 尼采和陈独秀的内心矛盾冲突及其悲剧性

  

  尼采说:“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就他的思想生命的延续而言,确是如此。尼采生前孤寂无闻,死后他的思想迅即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正如尼采专家考夫曼 (W.Kaufmann)教授所说:“在尼采死后的一世代中,他深深地影响到如里尔克、赫塞、汤玛斯·曼、司蒂芬·乔治、萧伯纳、纪德和马尔卢等人物。” ——的确,他的影响力及于德、法的整个文学界和思想界。雅斯培、海德格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只不过是这多方面影响的一面而已。仅对西方世界影响已如是,在东 方,特别是中国,尼采的影响似乎更加迅速而具有另一种深刻的意义。尼采死后不到几年,他的思想便对鲁迅和陈独秀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在于 个性张扬方面;对陈独秀的作用,则在于伦理改造方面。个性之张扬,可以说是所有创作者共同有的特质,就这方面言,鲁迅并未把握尼采思想的核心问题。尼采学 说的核心问题是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之“价值重估”,陈独秀把握了这个最为关键的要点,并借用尼采学说中的这一基要概念作为助力来改造中国传 统文化,以此来与鲁迅相比,则意义更为显著。

  尼采和陈独秀都是悲剧性人物,他们的内心都充满着种种冲突和矛盾的思想感情。

  尼采内心的矛盾冲突感最为显著,他在20岁时写的一篇《心绪论》文章里说:“我们的心境取决于旧世界和新世界的矛盾冲突,而心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场冲突的 现状。”尼采所崇敬的希腊文化的理想形态和现代精神之不相协调,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尼采推崇希腊悲剧文化,认为这种文化的重要特点,是用智慧来代替科学 地位,以作为我们最高的人生目标。可是,尼采所处的时代,科技突飞猛进,商品经济蜂拥发展,人们满怀着乐观主义的信念,然而尼采认为:“这种科学的乐观主 义改变了悲剧的方向。”(《悲剧的诞生》)他批评现代科学主义所造成的非人化和机械主义导致生命的病态,分工的细微割裂了人的整体存在,而文化的庸俗主义 尤为泛滥。尼采还抨击现代人的生活缺乏灵性,人们之间缺乏真诚的交往,人们在急速的生活步伐中渐而迷失了自我,现代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性”像毯子似地向 世界各处展布着。在尼采的内心,文化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的理性和感性生活,都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尼采冀求异性感情之依托,屡遭挫折。美梦成空 时,他曾愤愤地说:“掉到谋杀者手中,岂不比堕入女人的梦幻里要好吗?”他还借查拉图斯特拉的口说:“爱情是对孤独者的最危险之物。”他似乎竭力压抑爱 情,事实上他内心是十分渴求的。正如他青年时代在《自我观察》一篇文章上说:“自我是个多面体,自我的各个组成部分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的确,他常以 “孤独者”自许,而内心的感情却是始终激荡不安。在孤寂、矛盾冲突的激扰中,反倒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激发他的“冲创意志”概念的诞生。

  陈独秀的个人感情生活之表露,相对尼采来说就不太显露,这和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尼采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普鲁士在欧陆建立强权政治,在战胜 法国之时,举国充满着骄傲的气氛。在他青年时期,俾斯麦上台,开始统一德国并把他的国家带上富强之路。尼采在给他母亲的信上说:“俾斯麦具有巨大的勇气和 不可动摇的冷酷心肠,可是他低估了人民的道义力量。”普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心,他认为祖国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在家里坐着是不光彩的。 可是,当俾斯麦入侵他国的手段越来越暴露时,他又认为:“崇高的目标是决不能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的。”(1866年尼采给友人威廉·宾德信函)这里反映 了他复杂的心情,在大量的尼采和朋友往来的书信和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从没有停止过对德国的抨击,他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当代德国文化界的现象。虽然政治上,他 反对俾斯麦铁与血的扩张主义,他批评俾斯麦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但是尼采并没有明显的反帝意识。这点跟陈独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 受到多国侵略和欺凌,在这种危恶的处境下,陈独秀和他同时代人,在思想感情上便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上,陈的文章流露出浓 厚的焦虑忧思之情。

  在当代思想界鼓动风潮的巨子之中,早期的梁启超与陈独秀的文字,感染力之强,直到今天读来犹动人心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文中,鼓舞青年说:“青年如初 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 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然而他目睹当代青年,年少而呈老衰之状,衷心戚然:“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 神经者十之九焉。”当时的中国,充塞社会的空气,确实是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的景象。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处境,有着如此概括的指 陈:“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专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 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此情此景,陈独秀沉痛地呼喊着:“国 人无爱国之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当其时,国几不国,而普遍国人犹无自觉之心。1914年他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上, 便充分反映了作者“无出路的苦闷,同时也标志对新道路的探索”(引自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他为了敲醒沉睡的国人,有时甚至故作危言,愤激地发出许多耸听 之言。

  辛亥前后,陈独秀胸中感愤极深,常借诗文表露他在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压力中,个人际遇的抑郁与孤愤之情(请参阅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早期的陈独秀是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受到巴黎和会列强分割中国领土的刺激,转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开导者。但无论他的思想如何转变,民族危机意识都始终含 藏在他的内心,他的思想的转折,看来似为矛盾,但那是时代大环境的必然走向,虽然反映到他的内心有着无比的冲突之情。有些看似矛盾的观念却能取得协调统 一,有的则难以取得妥协并存,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看似矛盾,但在陈独秀思想中,这救亡与启蒙的工作是应齐头并进的:要挽救民族 的危机,必须唤醒每个国民的自觉、提高所有个体之质素。这时期他的接受社会达尔文思想,和严复一样,目的无非在于借此去刺激麻痹的民心。他之引介社会主 义,一则激于民族意识,在思想上也是对于民主与自由概念的扩大——即由精英分子而扩大范围到更广泛的基层民众中。但当他组党之后,则在权力结构中存着许多 无法调解的复杂因素,党的组织必须讲求纪律而以团体为尚,这样,群体意识之吞噬个体权益的事端自然屡屡发生。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间之不可协调关系,表现 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上尤为明显。在这之前(1927年之前)共产国际苏联顾问的瞎指挥,使局面一再败坏,其后在中国要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管辖权 问题上,联共以列强帝国主义将乘机入侵为由要求中共“保卫苏维埃祖国”,托洛茨基也呼吁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在这关键的问题上,陈独 秀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中共中央,主张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说词。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是确当的,而当时中共中央盲从联共的 指示是错误的。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虽然他遭受到横逆的打击,但他对民族意识的维护,一如他对民主信念的坚持,是令人钦佩的。

  尼采和陈独秀都可说是典型的悲剧性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悲剧”,是尼采特殊意义的解释。悲剧是对苦难人生的反抗,在人生历程中,历尽坎坷,但要能以战斗不 息的精神克服重重障碍,斩荆披棘开创新路。从这看来,尼采的一生,以坚强的毅力在病痛中创作,孜孜不息地为文化理想奋斗,“以血写作”的名言(见《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读与写》)道出他一生从事创作的苦心与尽力。从他作品中所展现的旺盛的思想生命,可以感知其悲剧豪情之光芒四射。

  反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成就不在诗文创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尼采   陈独秀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959.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