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南: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述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22-03-24 00:17:13

进入专题: 陈独秀   民族主义思想  

张三南  

   摘要: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陈独秀可谓是梁启超、孙中山之外,“民族主义”论者的又一代表物,学界对此不应忽视。仅限于关注陈独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不足以再现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的全貌。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体现了其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与多方求索,充分说明他是中国最早论述民族主义的思想精英之一。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的中期阶段是其论述民族主义最为丰富的时期,诸多论述呈现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后期阶段既体现了“可贵坚持”,又流露出了“消极意识”,同样值得关注。陈独秀的政治生涯曾犯有重大错误,但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总体呈现的是一幅为民族解放不断求索的路线图,在维护民族大义方面是真诚的,其关于民族主义的诸多论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

  

   在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民族主义研究领域,20世纪前叶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是备受关注的研究板块。我国学界对这一板块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是梁启超、孙中山两位思想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中国首用“民族主义”概念之人,而后者的“三民主义”首先提及的就是“民族主义”。实际上,除梁、孙之外,曾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其一生中对民族主义也多有论述,可谓是“民族主义”论者的又一代表人物。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长期未给予足够重视。

  

   陈独秀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十分丰富,其思想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7-1921年的早期阶段,体现了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与多方求索;第二阶段是1921-1927年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的中期阶段,这是陈独秀论述民族主义最为丰富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27-1942年的后期阶段,这一阶段的论述既有“可贵坚持”,又有“消极意识”。在我国学界,现有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第一阶段的关注,这实际上难以全面展现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历程的全貌,也相应“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板块的又一重要人物。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全面整理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进行全面回顾和分析,希冀能为充实相关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一、早期的思想萌芽与多方求索

  

   按照陈独秀本人在《实庵自传》中的说法,他的早期人生道路,并非族人所希望的“举人、进士、状元郎”的功名之道,而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康党、乱党、共产党”的革命之途。如此人生历程形象概括了陈独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与多方求索。

  

   陈独秀在回忆1897年7月到南京参加乡试时说,曾看到城里“房屋虽然破烂,好象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这句“人血堆起来的洋房”,厌恶之感跃然纸上。是年冬天,陈独秀又在《扬子江形势论略》这部他留存下来的最早著作中写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有学者认为此文措辞文雅,在显示文学才华之时,也折射出陈独秀对外患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无论是持何种文笔风范,也无论是对“洋房”的本能抵触,还是对长江形势的忧患意识,均体现出一种“反帝爱国”的朴实民族主义情怀。

  

   南京之行使陈独秀亲眼目睹了晚清的种种腐败和怪异现象,由此走上了摆脱“选学妖孽”魔障和“天下主义”固有认识,求索民族解放和立国安邦的道路,并在康、梁影响下对“国家”有了全新认识。后来他描述道:“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此后,陈独秀四处求学,广汲新思想,充分展现了爱国救国的民族主义热情。1898年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10月赴日本东京留学。1902年3月,回到家乡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当年冬天,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仿照意大利人马志尼创立的“少年意大利”,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立的革命团体。1903年4月,参加“拒俄运动”,筹组“安徽爱国会”。8月与章士钊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创办《安徽俗话报》,影响极大,“一时儿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

  

   1904年6月14日,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5期发表《说国家》一文,署名“三爱”。从现有资料来看,此文应是陈独秀最早明言论及民族主义的文献。陈独秀在文中以白话文形式谈到国家“顶要紧”的几个要素:一是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二是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三是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可以看出,陈独秀这种诠释符合现代国家学说的基本要义。

  

   在谈到第二个要素时,陈独秀指出: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为此,他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民族主义,指出原来是因为“民族不同,才分建国家。若是不讲民族主义,这便是四海大同,天下一家了,又何必此疆彼界,建立国家呢?”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语,20世纪初在中国才逐渐使用,1901年最早出现于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而陈独秀1904年便有了涉猎,实际上早于孙中山1906年12月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时正式提出“民族主义”。可见,陈独秀是中国最早论述民族主义的思想精英之一。

  

   之后,陈独秀越发呈现出“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色彩。1905年初,他在安徽芜湖与柏文蔚、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岳王会”,反对清廷与外国势力。1907年春,参加由章太炎、幸德秋水、钵罗罕•保什等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宗旨明确规定:“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皆得入会”。虽然陈独秀对“亚洲和亲会”的兴趣是短暂的,但体现了其民族主义思想与“泛亚主义”(pan-Asianism)的关联,而后者又类似于他后来推崇的国际主义。1914年11月,陈独秀首次以“独秀”之名在《甲寅杂志》发表了著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此文是陈独秀十几年来为革命救国不断奔波且又不断遭受挫折的心路总结,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一个新的认识阶段。他首先强调了“无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严重性:“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这实际上同时强调了抒“情”和启“智”的重要性。

  

   为在国人中实现抒“情”和启“智”,陈独秀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的次年,陈独秀就把抒“情”启“智”的希望寄托在以《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思想阵地的新文化运动上,以期“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0对此,胡适后来曾说道,“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

  

   历史见证了陈独秀的功绩。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为实现复辟帝制的野心,大力提倡尊孔读经。陈独秀等人看穿了袁世凯之流麻痹国人的图谋,不遗余力通过《新青年》这个新文化运动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启迪民智。新文化运动沉重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推动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陈独秀的民族主义思想从此有了新的理论武器的指导。

  

  

  

   二、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的诠释与批判

  

   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担任了6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期间是陈独秀政治理论与实践最为活跃的时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最为丰富。他对民族主义的诸多诠释与批判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尤其是关于民族主义涵义与类型、“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论述,成为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涵义与类型

  

   清末民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涵义进行了诠释。1902年,梁启超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继梁启超之后,孙中山的诠释则经历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阶段。

  

   作为中国最早论述民族主义的思想精英之一,陈独秀除了在1904年6月《说国家》一文中首次提及民族主义外,还在1924年3月发表于《向导》周报的《评中俄协定》一文中专门阐述了民族主义的涵义。他说:“我们不愿为他人奴属,也不愿奴属他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既然不欲他人拿帝国主义来压迫我,我们便不应该拿帝国主义去压迫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之定义。”可以看出,相比较于国内外对民族主义或褒或贬的各种定义,陈独秀的定义更能体现民族主义不偏不倚的“中性”意涵。简言之,就是“不为他奴,也不奴人”,通俗中肯,堪为名句。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最为典型的分类是“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梁启超曾指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实际上,“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之分反映的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道路的分歧,前者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后者主张建立单一汉族国家。当时,梁启超等立宪派主张“大民族主义”,而孙中山、邹容等革命派则主张“小民族主义”。当然,孙中山等人的观点后来发生了变化,从“驱逐駆虏,恢复中华”演变为了“五族共和”。

  

陈独秀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1924年9月,他在《我们的回答》中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不仅如此,在一个月之前的《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中,陈独秀就曾鲜明地阐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民族主义的不同态度,指出:“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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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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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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