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4 次 更新时间:2024-03-26 11:25

进入专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  

傅小强  

 

内容提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世界意义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部分国家在此轮变局冲击下,右翼民粹思潮沉渣泛起,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外交上的单边主义等保守立场大行其道,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愈发“渐行渐远”。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中国坚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走出了一条既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又能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安全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实践伟力愈发突出,深入探究其理论发展历程,回顾其光辉实践成就,总结其巨大世界意义,不仅有助于明晰为什么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正确道路,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理论创新与路径指导意义。

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与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守正创新、博采众长,是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相结合,科学构建出的党的创新理论,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进化完善,理论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充分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完整系统,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继续发展。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可谓“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

第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法宝和锐利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总体国家安全观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其理论内核中坚持系统观点、总体观点、发展观点,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国家安全工作战略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比如重视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再比如,坚持以和平原则处理国际关系,“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安全思想基础上,结合苏维埃政权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如重视军事安全,提出“我们的军队是使帝国主义列强丝毫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侵犯我国的切实保障”;重视经济安全,提出“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国家安全工作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国家安全工作战略思想无不强调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并且顺应时代和国情不断调整,安全视野不断扩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保卫新生政权、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出政治安全核心,强化军事安全手段,重视国防建设的经济基础,构筑广泛国际统一战线,提出独立自主、积极防御、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和平共处、三个世界等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认为国家安全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也包括经济、科技等安全问题,同时重视内部安全,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0世纪90年代,针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战略思想。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提出“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

第三,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渊源,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而言,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精华。自古以来,贵和慎战的思想便根植于中华民族。从发展和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对安全的高度重视,尤其强调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从对外交往的角度而言,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尊王贬霸,反对穷兵黩武、以力服人、唯利是图的“霸道”,推崇以德服人、重义轻利、兼济天下的“王道”。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民本思想,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等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等,充分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第四,总结古今中外治乱兴衰历史规律。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推进理论创新是党的优良传统,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来看,秦朝亡于忽视人民安全,汉朝亡于忽视经济安全,唐朝亡于忽视政治安全,宋朝亡于忽视军事安全,明清则亡于忽视文化、科技、社会安全。从各国国家安全经验教训来看,将安全置于发展之前的苏联,过分追求霸权和自身安全的美国,将国家安全依附于别国的欧洲、日本,都为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明镜”。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鲜明时代背景。在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亦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整体呈现新旧问题复杂交织、内外联动频繁紧密、明暗风险持续累积的异常严峻态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判断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性理论创新,为党和国家驾驭纷繁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提高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与发展演变

十年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基于形势不断发展完善、丰富提升,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且还将不断发展。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一五五”核心框架。“一”是“一根主线”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五”分别为“五大要素”即“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大统筹”即“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近十年的不断发展完善中,“一根主线”逐渐明晰,“五大要素”保持稳定,“五大统筹”更为精准,体现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

“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到管总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位阶不断提高,内涵诠释更加丰富,时代价值愈发凸显。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表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由原来的“四个更”拓展为“五个更”——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基础上增加了“更为安全”。同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中共二十大报告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之一,首次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构建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两大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两大目标,充分发挥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系统合力。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为基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对高水平安全提出更迫切的要求。新形势下的发展要在安全保障下不断实现,安全水平也要在发展基础上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彰显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与安全观,不仅是重要历史经验,还是重要理论创新,更是重要实践要求,是既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又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五大要素”保持稳定。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9年10月28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增加了科技安全保障,具体表述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总体国家安全的“五大要素”除适应形势变化增加了科技安全外,基本维持不变,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的先进性、稳定性及生命力。

“五大统筹”更为精准。“五大统筹”的表述最早缘起于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而以“统筹”的方式加以集中表述则是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在2018年4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大论断。此后,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中共二十大报告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条总原则置于报告的总论部分,将“五大统筹”重新集成表述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五大统筹”新表述更为紧凑、更加精准、更具可操作性,前四个统筹合在一起分别着眼于国家安全的四个不同维度,第五个统筹着眼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新需要和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构建新安全格局的一种思路。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价值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我们认识和处理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其统筹的思想、系统的思维、矛盾的观点、发展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开放的眼光、人民的立场是其不断迸发理论和实践伟力的不竭源泉。

第一,从理论建构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兼收并蓄、放眼世界,体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其包容性一方面体现为理论来源的包容,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虚心学习和借鉴一切有利于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总结百年来我党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国外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境界的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传统的“内向自顾”式的传统安全观,而是“共赢开放”的新型安全观。其既有中国特色,更有世界眼光,将中国国家安全放到世界和平稳定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一体谋划,展现了大国胸怀、大国担当、大国气魄。

第二,从理论演进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体现出极强的先进性。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一成不变、封闭僵化的理论,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不断自我总结、修正、完善、创新,从而因势而谋、因时而异、因事而变。一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过程。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发展和安全的风险、挑战、威胁不断发展演变,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随时可能转化升级,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不断强化问题导向,才能积极有效化解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二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长远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并非“一劳永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其努力达到的是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良好状态,着重考量的是长远战略、长远布局。三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当危及国家安全的形态、对象、手段、时空领域发生变化时,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设计和战略战术也要作出相应调整,不同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会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而变化。

第三,从理论内涵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把握,体现出极强的集成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系统思维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突出体现,它坚持发现问题需要全域眼光、抓住要害所在,分析问题需要全维考量、把握主要矛盾,解决问题需要全面考虑、综合决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科学统筹的思想,如坚持维护国家安全是复杂的系统过程,既要整体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坚持各领域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统筹治理,协调推进;坚持国家安全既要重视维护,又要重视塑造;等等。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全面而非全部,绝不是将安全问题无限泛化,将安全边界无限扩展,将安全地位无线拔高。遵循规律、善作善为、有张有弛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方略。

第四,从理论要领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体现出极强的思辨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正视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矛盾,突破了传统安全观中发展和安全二元对立的观点局限,坚持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地看待发展和安全问题,从矛盾相互转化的视角去把握各类安全风险,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只有从辩证思维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各个阶段对发展和安全各有侧重,才能理解为什么既要分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显著差异,却又重视现阶段二者界限日益模糊、转化日趋提速的新趋势,才能理解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二者方式手段的不同,但塑造为何又是更高层次的维护。

第五,从理论品性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体现出极强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最显著、最根本的标志是人民立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鲜明呈现,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深入贯彻,也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可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人民安全是“源”,其他领域安全是“流”。二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动力来自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安全最强大的塑造者和最坚定的捍卫者,每个人都是守护国家安全的“主角”。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依靠人民。党在不同国家安全治理领域始终坚持人民实践主体地位,坚持国家安全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坚持人民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探索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在实践领域彰显出磅礴伟力,国家安全理论创新与国家安全实践创造同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实践中丰富升华,国家安全事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阔步前行,中国的国家安全水平得到全面加强。十年来,党中央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国家安全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对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更加有力有效,在促进国际共同安全上更加自信主动,开辟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全新境界。

(一)全面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以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统筹方法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旨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相结合的突出体现。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水平和能力得到全面加强。

第一,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政治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根本政治保证,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民族复兴历史伟业,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首次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主席,确立主席负责制,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中共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从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

第二,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先进性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新版国家安全法为引领,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防交通法、网络安全法、核安全法、外商投资法、数据安全法、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等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新修订反间谍法颁布实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快形成。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在新形势下为全面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成为中国第一部统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总体国家安全战略文本;202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对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统筹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作出部署。针对外部干涉、非法制裁、“长臂管辖”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突出风险,相关部委及时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等政策法规,为全面、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保障。

第三,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更加健全高效。在深入研究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的基础上,中国针对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一短板,持续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十年来,中国推进建立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督制度、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机制,推动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和跨部门会商机制,落实国家安全工作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治理的协同效能和执行力度,保障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有序运行。

第四,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体系更加完备。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民立场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安全“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强化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是国家安全的固本之策和长久之计。十年来,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通过设立“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推动国家安全课程进入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利用新媒体等平台强化国家安全宣传体系建设,成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等措施,各层次、全覆盖、有重点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研究体系逐步成形,维护国家安全的民心基础更加巩固。

(二)有效推进安全发展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风险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精要所在。推进安全发展,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充分反映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大历史视野和深远战略考量。

一是从战略高度确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问题,但真正将两者并重,系统性地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将之作为治国理政重大原则,是中共十八大后的创举。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将“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列。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新时代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成就和经验。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一部分,更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由此可见,中共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原则的政治属性、战略意义和历史地位空前提升。

二是推动安全发展更加积极有力。发展的前提是安全,只有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下,政府和民众才能集中精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年来,中国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如,统筹新冠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在率先控制疫情的基础上,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确保粮食安全和资源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和可靠供给;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

三是统筹开放与安全更加高效有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是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更加突出自主性的对外开放。十年来,中国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如,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构建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在一系列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保障下,更好地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外商投资、扩大国际技术交流;因时应势推进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

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中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十年来,中国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增强经济和产业韧性、提升科技创新潜力。中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有效地抵御来自外部的战略遏压和经济打压。

(三)积极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实践原则,也是其对立统一、辩证思维的深刻体现。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各种风险综合体,特别是防控可能迟滞或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凸显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护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有力维护政治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外部势力针对中国国内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的攻击一刻不停。例如,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黑暴”横行、“港独”突起、“暴恐”抬头,“一国两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审时度势,当机立断,通过推出香港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有力维护了香港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一举实现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转变。

第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面对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发展,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更多不可控因素,对国家安全构成全新挑战。党中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第三,加强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针对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党中央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因素,续写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充分彰显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取向。例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实现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网络管控治理,筑牢网络安全防护网;全链条构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第四,坚强应对外部安全风险挑战。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主动进攻,中国运筹有理有利有节的博弈策略,坚决回击了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民族尊严。面对周边变局和热点问题,中国统筹维稳与维权,维护周边海域和边境的大局稳定,建设性介入乌克兰危机、阿富汗变局等事态,加强国际反恐和安全合作,进一步推动周边实现安定有序、国际环境保持总体有利,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稳步增强,海外安全保卫体系和能力建设进展显著。

(四)主动运筹和引领世界变局

当前,国际社会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其中既有不安全造成的不发展,也有不发展引起的不安全,还存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织共振,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新的风险挑战。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主张,也是其包容性的有力体现。

一是运筹大国关系,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大国博弈回潮,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重要表现。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挑动所谓对华战略竞争,大搞阵营政治和单边主义,加剧国际体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以“竞争”定义大国关系,对于国际安全具有战略性的稳定作用。不仅如此,中国还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欧务实合作纵深发展,建设性稳定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为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积极作为。

二是积极劝和促谈,引领地区避战谋安。中国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在乌克兰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原则办事,坚持劝和促谈,反对激化矛盾,防止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扩大化,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努力构建欧洲与亚欧大陆持久和平架构。顺应中东各国普遍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诉求,中国积极劝和促谈,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复交,助推中东“和解潮”,积极协调巴以冲突停火降级。

三是提供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相继推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形成“三位一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方案。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实现自主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有利于合作国乃至世界经济提升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为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注入持续动力。在反恐、卫生健康、生物、网络、粮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推出系列倡议和方案,倡导双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务实合作举措落地,以有力行动回应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需求。

(五)探索开辟新安全格局

中共二十大部署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首次以专章阐述和部署国家安全,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最新的实践要求和方向,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开辟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探索的全新境界。

第一,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中共二十大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任务作出明确规定: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关键在于科学合理推动国家安全力量布局,使之与国家实力相适应、与时代任务相匹配,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重点是要全面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着眼点是把国家安全的基础放在国内,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由之路。

第二,系统推进实践探索。构建新安全格局既是顶层设计、管总规划,也是对有效创新实践的系统集成,二者辩证关系要处理好。具体要求包括以全体系推进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以全领域谋划实现国家安全全域治理,以全方位布局统筹国家安全内外两个大局,以全手段运用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挑战,以全社会动员建立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第三,着力强化国家安全保障能力。构建新安全格局强调系统性、整体性、集成性,要兼顾各个方面,但却不能平均用力,而要着眼于打赢国家政治安全保卫战、中美战略博弈持久战、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塑造良好外部环境主动战、社会治安防控整体战等新时代新征程上对于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几场硬仗,以“总体战”思维,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体制优势,强化政治保障、法治保障、科技保障、队伍保障。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源自中国,却惠及世界,其不仅蕴含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的科学价值和独特的实践伟力,还彰显了宏阔的全球视野、博大的天下情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一次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怎样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时代课题,也第一次回答了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各国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共同安全这一世界之问,是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人民安全与人类安全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互惠共利规律的深化认识和重大突破。

(一)为传统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注入中国智慧

国家安全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理念发展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变。作为融合贯通中华传统安全智慧、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以及其他国家维护国家安全成功经验的一种新型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站在“巨人的肩膀”,自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第一,开拓了以总体安全为国家安全领域范围的新境界。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大部分国家都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不受侵犯与威胁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此种定义是对国家安全的典型狭义定义。狭义的国家安全观是指直接与主权和政权相关的传统安全,即“领土保卫与政权保护”,在冷战以前与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异军突起,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大流行病等问题日益显露,传统国家安全定义和观念不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时而生、应势而变,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安全超越传统“一城一池”“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是把各个要素放在一个“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中去审视,强调国家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是不同领域风险交织叠加的结果,无论哪个领域的发展短板都会制约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无论哪方面工作失守都可能波及整体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各国对国家安全的新需求,将人类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带到了新高度。

第二,树立了以人民安全为国家安全根本宗旨的新立场。人民性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追求。2014年4月,在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2020年6月,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中国,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这是由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决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度统一。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不可分割,既是我们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最核心奥秘,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有别于其他大国的最本质特征,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一种与西方国家安全观根本不同的国家安全新理念。

第三,确立了以相对安全为国家安全追求目标的新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安全无法做到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的绝对安全,也无法消除危害国家安全的所有风险、挑战和威胁,而只能确保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并努力提升保障这种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所以“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是国家安全的理想状态,“相对处于”才是国家安全的现实目标,这其中蕴含着中国对国家安全目标追求的辩证思维和现实考量。放眼世界,个别国家极度自私自利,毫不顾及他国关切和起码需求,将国家间的竞争合作视为简单的零和博弈,肆意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利益,并试图维持这种安全利益格局。然而,此种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行径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之上,必然导致安全困境频发。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各国的国家安全理念划定了边界,纠正了以绝对安全为国家安全追求目标的传统误区,既不追求“国家安全压倒一切”,也不追求“国家安全依附于别国”,成为国家安全理念的一大创新。

(二)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供中国思维范式

“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既源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还成为一种思想底色,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始终。“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条重大原则不仅为中国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保驾护航,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独立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是超越现代化进程发展稳定难以兼得的困境。治国理政千头万绪,归纳起来就是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但要想将这两件大事处理得游刃有余则难度颇大。发展意味着变化、变动、变革,内含竞争性、风险性;安全意味着免于威胁、危险、危害,要求稳定性、确定性。二者有着不同价值偏好,存在内在关系张力,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两难选择。

现代化学说中有一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可以说,社会不安和政治动荡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伴生,让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在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发展安全风险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之一,指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这对关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坚持发展和安全机械的“一般齐”,也不认为二者是简单分解的“两张皮”,而是强调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注重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从而形成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系统合力。

二是为发展中国家作出发展安全良性互动的表率。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与进步必须处理好的首要问题。发展解决的是动力问题,是推动国家和民族赓续绵延的根本支撑;安全解决的是保障问题,是确保国家和民族行稳致远的坚强柱石。发展和安全问题是古往今来执政者的必答题。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带来了风险隐患易发性、扩散性、复杂性、危害性的几何倍增,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凸显和重要。

近些年来,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由于陷入连年战乱,国家安全岌岌可危,长期积累的财富烟消云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前夕,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但是,经过10年的动荡,经济发展水平一落千丈,徘徊在急剧动荡的灾难深渊,在西方干预下,陷入越“帮”越乱、越“帮”越穷、越帮越“危”、越帮越“惨”的困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思考发展和安全的整体性、贯通性、融合性问题,既纠正绝对安全、回避风险的错误倾向,又应对左支右绌、顾此失彼的现实难题,推动发展资源和治理成本的高效统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了如何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时代难题,为那些既希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为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开辟中国特色路径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大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是各国国家安全的共同任务,但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各异,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不同以及对国家安全的不同目标定位,各国的国家安全道路选择也必然大相径庭。

第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同于美国式国家安全道路。美国式国家安全道路具有全面性、进攻性和自私性的特点。全面性体现在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全天候、全手段、全政府、全领域、全流程地维护其国家安全,几乎能够做到在地球上每个角落打击对手或敌手。进攻性体现在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要么以“民主输出”等外交手段改造对手,要么以“长臂管辖”等经济手段打压对手,要么以“五眼联盟”等情报手段扰乱对手,要么以“颜色革命”等政治手段颠覆对手,要么以“先发制人”等军事手段消灭对手。自私性体现在美国在关键时刻为了一己私利可以弃他国利益于不顾,置国际秩序若罔闻。小布什以一小瓶“洗衣粉”为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特朗普“退群”“废约”如家常便饭,拜登仓皇撤军阿富汗,都是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自私性典型案例。其结果是,美国种下的苦果由别国吞下,美国埋下的祸根由世界买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对外呈现即和平发展道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不是谋求全球扩张和世界霸权,而是增强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同于俄罗斯式国家安全道路。俄罗斯式国家安全道路强调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较一般国家更甚,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统领各领域政策,从不忌惮使用武力和进行战争,军事行动从不是其战略决策的最后选项。中国维护和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意志同样坚定,但更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第三,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同于日韩式国家安全道路。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其共同特点是将国家安全高度依附于美国,两国在军事行动方面几乎没有自主权,在外交政策领域更是采取对美追随战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牢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从不仰人鼻息、看人脸色,能够坚定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深刻总结上述国家经验教训,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社会制度,在继承新中国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创新,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发展利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亮点,也会为人类的发展与文明进步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思想力量。

(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中国行动方案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外兼修,对内护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对外促进世界和平、共同安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变乱交织,全球安全治理迫切需要摆脱“旧思维”,寻求“新出路”。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包括“六个坚持”的全球安全倡议,中国政府又于2023年2月对外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球安全倡议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自然延伸的“国际篇”,也是有效破解国际安全困境、有力缓解全球安全赤字、主动塑造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是以追求共同安全超越只顾自身安全。只顾自身安全、不顾别人安全是全球安全治理最顽固的对手。在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幻想从别国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动荡中获取稳定无异于天方夜谭。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即对中国“关门”,却最先遭到“反噬”,错过了合力抗疫的最佳机遇;以“反恐”之名对阿富汗发动长达近二十年的战争,却最终深陷战争泥潭,留下满目疮痍。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认为任何国家片面追求自身安全,罔顾他国安全及全球共同安全的行为,都将不仅无法真正确保自身安全,而且可能会制造出新的矛盾和风险,甚至将国际社会置于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只有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安全,世界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二是以实现综合安全超越只顾局部安全。只顾局部安全、不顾整体安全是全球安全治理最重大的隐患。当前,安全问题呈现更加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乌克兰危机本是传统地缘政治冲突,却造成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气候变暖本是自然现象,却引发了全球碳减排的激烈博弈和部分国家围绕水资源的激烈争夺。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局部安全和整体安全,从全球层面看待各地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问题,致力于对各类安全问题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予以整体性认识,致力于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统筹谋划应对各类潜在安全威胁,将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效用最大化。

三是以追求集体安全超越只顾联盟安全。只顾同盟安全、不顾集体安全是全球安全治理最现实的威胁。美苏冷战给人类留下的最大启迪之一,就是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没有出路。苏联实体已逝,但冷战思维未除。在欧洲,北约长期东扩成为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在亚太,美国竭力推动北约东进,加紧构筑“亚太小北约”。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认为各国维护国家安全不应单打独斗,更不应拉帮结派,而应携手共进。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分裂对抗、封闭排他、你输我赢的传统安全逻辑,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

四是以追求可持续安全超越只顾眼前安全。只顾眼前安全、不顾长远安全是全球安全治理最薄弱的一环。在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只要不存在超越各国主权的“利维坦”,国家就始终需要面对安全威胁,各国追求安全却又导致更加不安全的“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在这种思维范式下,“变、乱、战”是西方认知下世界的应有模样,稳定、持续、可预期的安全可遇而不可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眼前安全和长远安全,认为各国应认识到安全问题的差异性、阶段性和长远性,主张安全治理需要有战略耐力和战略耐心,从而真正实现国际社会的长治久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国对于全球安全治理的系列主张切中国际安全时弊、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指引全球治理未来,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共护安全、共促安全、共享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结 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党中央对时代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应运而生,在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发展完善,在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伟大斗争中熠熠生辉,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当前,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个闯关夺隘的关键时刻也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的安全压力和风险挑战,只有继续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新时代新征程奋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作者:傅小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3-24页,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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