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以学术观照和回应时代之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确立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7 次 更新时间:2024-03-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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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再到“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凭借科学的理论武器和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时代和现实紧密互动,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

20世纪中国史学谱写了中国学术史上波澜壮阔、群星闪耀的精彩华章。在其中的诸多史学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最为深远、辐射最为广大,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学术高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形成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至抗战时期趋于成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上,与时代和现实紧密互动而发展起来的。对时代之问的观照与回应,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以改造社会为职责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从追求“个人改造”向追求“社会改造”的重大转向。当时的进步人士普遍认为,“社会改造”是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和最大的政治问题。傅斯年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趋向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1919年12月,《新青年》宣布刊物的主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北大学生主办的《国民》《新潮》等刊物,发表《社会为什么要改造》《社会改造的意义》等一系列文章,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觉悟》《晨报副刊》《湘江评论》等刊物也都将“社会改造”作为中心议题。由此,探索社会改造的方案,研究社会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舆论焦点。在当时纷然杂陈的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并脱颖而出,在于其提供了一套更加符合时代呼唤和中国现实需要的社会改造方案。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任务是理论构造:一是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二是引入辩证唯物论。最初人们多从经济史角度阐释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陈独秀也认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

在唯物史观引发的学术思潮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出现一批探讨人类社会进化历程的作品,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等。这些作品一般被视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然而,这些著作重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局限于史学研究领域。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逐渐盛行。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处于理论构建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主义,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为科学地研究历史奠定坚实的基础。

厘清中国历史基本脉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和军事斗争陷入低潮,而理论斗争则日趋活跃,成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延长和开展”。1931年,时任《读书杂志》主编的王礼锡提出,“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又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的新途径的时候。‘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句名言指出了‘革命理论’在这革命茫无前途的时候是如何地重要”。

理论斗争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不确定,则无法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改造社会,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标难以实现。正如何干之所言,“在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人人的脑里自然涌出了这样疑问:过去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就非先彻底认清现代中国社会,彻底清算过去中国社会不可”。因此,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方向等问题,在各派人士中引起激烈争论。在争论中,人们发觉必须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理清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演变历程,在整体的社会发展脉络中,才能准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

在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渐成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实践层面。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树立了典范。此书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自期,将摩尔根、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公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之一般”,据此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尽管郭沫若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尚不够全面,但却开风气之先,对后起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等学者基本都是沿循郭沫若开辟的路径展开工作,尤其受到社会发展模式理论的强烈影响。

郭沫若建立典范之后,吕振羽、翦伯赞等学者进一步调整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文献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密切结合,以辩证唯物论开辟整理国故、文献研究的新途,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重点集中于对社会形态的讨论,将社会形态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不论是经济史、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思想史,社会形态问题始终是研究的焦点,由此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突出的特征。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断涌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家群体也逐渐集结成军,汇聚为民国学坛一支不可小视的学术流派。经历了论战的洗磨,马克思主义由“思想”沉淀为“学术”,其价值为世人所认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中国学术界深深扎根,并且为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提供了巨大的学术支持。

服务民族独立历史伟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历史研究的风气为之大变,连平素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学者都发出“书生何以报国”的慨叹,试图有所作为,将学术研究汇入抗战救国的洪流之中。

一直积极回应现实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当仁不让,努力以历史研究服务抗日战争。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申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许立群认为,抗日战争“很需我全民族优秀的儿女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再接再励,不屈不挠”,“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中挺身而出,将学术与救国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进一步提高,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更加主动吸收其他史学流派之长。比如,在治史旨趣上,不仅强调致用,也更加推崇“求真”;在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上,不仅强调“一般性”,也更加关注“特殊性”;在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上,不仅强调方法,也更加重视材料在治史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与其他史学流派的互动与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熟,走上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发展道路。

抗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入更多民族元素,实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既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共同趋势,又要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

此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依靠外来理论提供依据。这在社会史论战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论战各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围绕选择哪一种外国的理论而争执不休。“学术中国化”运动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进行独立自主的学术探索。1941年,金灿然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一文中认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最富学术深度的当数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侯外庐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学术中国化”的标杆。他深入钻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对中国古史资料进行具体解读,认为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虽然同为奴隶制社会,但呈现出“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侯外庐力图结合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实,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是一次大胆突破和重大创新。这一时期,由于对公式教条的警惕和对中国历史实际的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达到一个高峰,由此进入自主创造的新阶段。

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既然称之为学术传统,就不是某些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学术现象或学术碎片,而是具有持久性、恒定性并为学者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学术路向与研究范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和内涵,成为一种标识,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史学流派区别开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大致可以归结为五点。第一,在学术理念上,特别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发挥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第二,在历史理念上和研究对象的取舍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把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迁视作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由此展开对经济史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填补了中国传统史学中“食货之学”的空白。第三,在治史方法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求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比如以摩尔根的人类学发现为参照,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整理出一个类似于西方史前社会的“原始社会”。第四,在价值立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坚守人民立场,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起义尤为重视。正是由于这些努力,几千年来下层民众的生活才在史书上得以显现。第五,从学术偏好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关注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变动,使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这些历史上大关节、大转折得到相对透彻的梳理和研究。

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点特质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取向,使“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因为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革命离不开经济领域的革命。关注大规模社会变动尤其是社会形态的更替,目的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以推动社会革命。同情历史上的普通民众,对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施以浓墨重彩并大加揄扬,有利于突出农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发挥史学的革命动员作用。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再到“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凭借科学的理论武器和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时代和现实紧密互动,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成为中国史学的方向和代表,在新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百年风雨历程。这一史学传统不是静止的、固化的,而是流动的、鲜活的,也是与时俱进、动态更新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放眼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与时代和现实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不断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守正创新,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塑造。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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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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