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新中国七十年的史学发展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0-07-02 20: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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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史学工作者自觉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体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当然,也留下了很多深刻教训。当前,史学工作者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史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将史学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 键 词:新中国七十年  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史学理论

   2019年10月1日,我们将迎来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史,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从未有过的灿烂前景。这一切,不仅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也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发展道路与史学发展道路虽然不能完全等同,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二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史学研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引领,为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史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环境,这是七十年中国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所在。同时,史学研究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规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简要回顾这七十年史学发展的历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探寻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功能。

  

   一、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史学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标志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史学的结合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如果从1919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算起,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即便以1924年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也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都十分艰难复杂的岁月里不断成长壮大。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在传播与阐述唯物史观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与中国革命、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和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理论指导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思潮涌入后,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主观选择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结合从此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斥与迫害,都不可能容许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其标志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论著更多、更系统地被翻译介绍到国内,[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运用。第二,全国一大批史学教学、科研机构成立,刊物创立。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1953年中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1954年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下设历史研究一、二、三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20世纪50年代,各地还有一批史学刊物相继创立,如《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安徽史学》(《安徽史学通讯》)、《史学集刊》《文史哲》《历史教学》,以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上的相关栏目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其成果发表提供了重要平台。诸多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兼具扎实史学功底的学者,也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被充实到高校历史系或科研机构中。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更多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即便过去一些以实证史学方法为主的老一辈史学家,在新中国建立后也表达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史学界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成为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2]上述这些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较短的时间里得以初步构建。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当然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艰辛探索的内在逻辑发展使然,但究其根本,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被史学家所认同和接受的结果。

  

   (二)“五朵金花”的讨论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五朵金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所谓“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由于这五个问题的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故被称为“五朵金花”。关于这些问题讨论的具体内容我不再罗列,③这里仅就如何看待“五朵金花”的历史地位问题谈一点看法。第一,它关注了中国历史中的长时段和重大节点问题。如历史分期所讨论的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汉魏之际、隋唐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鸦片战争之际,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节点,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历史分期讨论中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基础,依据诸多不同的划分标准与历史资料,以及对资料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不同看法。需要看到的是,历史分期的讨论并非仅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概念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周秦至明清、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许多问题。尽管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动了人们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变革。第二,它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历史进行解读和研究。在“五朵金花”讨论中,学者们广泛运用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剖析历史,并引导讨论向纵深发展。如历史分期讨论中,就使用了甲骨文、金文和其他许多考古资料。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牵涉到了所有权、使用权、地租、雇佣关系、商品经济、行会、市民社会等经济学上的理论和概念。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中,史学工作者不仅对“民族”一词的概念与民族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而且向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政策、民族矛盾与斗争等问题扩展深化。第三,它尤为注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注重社会经济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特征。如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不仅探讨了国有、私有、领主、地主制等理论问题,而且对各历史时期相关土地制度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深入挖掘。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推动了区域经济史、产业史的资料发掘和研究,极大扩展深化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围,特别是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第四,它促进了从精英史研究向民众史研究的结构性转化。唯物史观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如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激发了史学工作者收集整理基层民众史料的热情,并运用这些史料对农民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进行了空前讨论。尽管这些讨论中的某些认识、话语今天很难再成为热点,但对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对推动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五朵金花”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挥出积极引领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此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不少新的生长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思想性与严谨的学术性高度统一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正因为此,“文革”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当然,在讨论中的确存在着某些理论教条化和“左”的倾向,也存在着政治因素过多影响干预学术讨论的问题,留下了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关于“五朵金花”的评价又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冷静的思索,也有过激的偏见,学者对此已有很好的总结评判,④这里不再赘述。

   (三)若干历史理论问题的辩论

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不只是“五朵金花”,还有与此相关的或其他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得到深入探索。一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以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论战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对这一问题保持了高度热情。但与新中国成立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当时中国现实命运紧紧相关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讨论更突出的是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挖历史材料,从政治制度、经济规律、民族关系、阶级压迫、思想学说等多方面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⑤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实践有关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与历史分期(但不等同于历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有关。学者对如何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使用以及有没有放弃这一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社会史的发现之间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东方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讨论大大丰富了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认识,也提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上的若干重大问题。⑥三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最早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使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一旦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就必然或多或少地遇到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观点得到空前强化和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历史主义倾向,导致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不仅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黎澍、吴晗、侯外庐、白寿彝、吴泽、刘大年、郭晓棠、漆侠等一大批史学家,对当时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宁左勿右”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自我检讨,而且引发了当时还属于中青年的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围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究竟是何种关系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虽然没有形成定于一尊的看法,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为中国史学界后来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的许多著名史学家,如宁可、林甘泉、田昌五、李文海、陈旭麓、何芳川等都参与了当时的讨论。⑦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还与历史人物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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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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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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