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1 22: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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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一

   20世纪以来,阶级理论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与解释中居于支配地位,相当程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马恩的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阶级理论只是唯物史观的“派生物”,“广义唯物史观除居于基础地位的社会结构理论之外,还包括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就广义唯物史观本身来说,相对于它的基础和核心部分而言,其他部分的内容都处于从属的地位、次要的地位、派生的地位”,因而阶级观点在唯物史观中“处于推论的地位”。还有学者提出:曾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

   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非纯粹的书斋之学,唯物史观的创立即缘于当时革命实践与阶级斗争的形势之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即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去观察分析历史与社会现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促使其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即为他在编辑《莱茵报》期间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政治斗争问题。《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核心议题无疑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1879年马、恩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由此可见阶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关键地位。诚如有学者指出:人为将阶级斗争理论“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反思此前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在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分析,也不无启发。萨明(T.Shamin)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系统分析”和“阶级分析”两种分析类型,“系统分析聚焦于劳动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设计分析”;而阶级分析则“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以及表现于历史集团对抗中的利益和集团意识的发展”。德里克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包括两种模式:“一个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bipolar model),一个视社会为一个动态地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structural model)。”马克思本人在他更为“纯粹的”社会历史分析中运用构造性模式,以《资本论》为代表;而在“从迫在眉睫的革命的视角来观察历史时,则更为强调阶级对抗的两极性模式”,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但马克思主义的创设并非只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亦相当程度上着眼于动员广大民众投身革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实践性,阶级观点、阶级话语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自在情理之中。

   二

   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我们自须探究马恩经典论述以明其本源,亦应考察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此理论如何认知和运用。总体来说,史家接受、认知阶级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嬗变的过程,且与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李大钊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也是阶级斗争理论最早的传播者。他在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显示其已然初步确立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不过,他起初欲将无政府主义的互助思想与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于1919年7月6日在《每周评论》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试图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调和、补充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论、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三个组成部分,然后强调:“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办法。”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流布与进化论缠结在一起,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为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阶级斗争被理解为生存竞争,进化论成为走向唯物史观的通道。李大钊以“阶级竞争”代替“阶级斗争”,亦体现了进化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一些人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进而将具有个人主观意志的阶级斗争予以排斥。如胡汉民强调: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朱谦之亦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决定论,批评唯物史观“只知历史法则却忘了意志自由一节”。受此影响,李大钊也认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矛盾:“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并提出以“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来“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可见,李大钊既认识到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又对之有所保留。另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则意识到过于强调经济决定之弊,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明确表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二者并无矛盾,且可以互相证明;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打成一片了”,并强调,若离开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就会成为呆板的“自然进化说”。事实上,唯物史观当然并非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信奉唯物史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决非消极等待,在改造社会、创造历史方面反而最为积极有力。

   近代以来西力东侵,救亡图存的反帝斗争成为不同政党、不同阶层人们的共同诉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日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被理解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求得民族独立的武器。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交互为用。李大钊1921年后更强调阶级斗争中的民族因素,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将人种问题也视为阶级问题,将阶级斗争解释为种族对抗,并提出中华民族须准备“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1926年,他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他将太平天国革命解释为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

   在政治层面来看,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仍不能完全等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掀起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然而两党对于“国民革命”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不只是革命运动中的民族独立,而是涉及整个社会变革,因而强调阶级斗争。国民党则反对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国共统一战线的内部紧张,埋下后来分裂的种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具活力的潮流。现实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亦投射于学术。社会史论战中的不同派别均致力于以历史认识为其现实革命策略提供支持,陶希圣及其他“新生命派”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却拒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适合中国,究其根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持反对态度。共产党人则以阶级理论为利器,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并将阶级分析运用于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

   社会史论战之后,唯物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愈加广泛,阶级斗争理论也一定程度上被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接受。如张荫麟1936年在宋史研究中,表现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和运用。创建“生命史观”的朱谦之也肯定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能用于解释阶级社会,这是“唯物辩证法之最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极其重视阶级斗争问题,视阶级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还明确表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革命领袖的提倡和强调,加之现实政治中阶级斗争趋于激烈,马克思主义史家进行历史研究的阶级观念亦趋强化。范文澜在延安撰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贯彻到通史书写之中,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阶级观点”。他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纳入对立—冲突、矛盾—斗争的模式,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不仅朝代更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王莽、王安石变法是为调和阶级矛盾,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从阶级斗争着眼加以解释。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撰著,以阶级观点为核心和主导,在动员民众投身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还须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冶于一炉,通过“民族革命”以获得民族独立成为中共“阶级革命”的重要阶段性目标,民族主体价值亦存在于其“阶级革命”之中;甚至在日本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化之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战民族统一战线,阶级调和、合作的一面——即统一战线——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其价值,“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研究的民族主体价值也得以突显。

   三

   时代的紧急召唤和革命的迫切需要,使唯物史观中最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空前重视。毛泽东的历史观的两个最基本观点为“阶级斗争史观”与“人民史观”。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一简洁明快的言说,将阶级斗争观点提升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毛泽东树立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历史的楷模。他彻底否定近代地主阶级,认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与此同时,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居功至伟,毛泽东亦特别强调农民的历史作用,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强调“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63年1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论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精神定向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有二:其一为“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二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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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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