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2 次 更新时间:2023-03-21 09:16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社会形态   社会史论战  

陈峰  

内容提要: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使之既超越传统记述式的“食货之学”,又不同于以制度史、部门史为主体的实证化经济史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推动社会经济史研究不断拓展和升华,表现为聚焦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以区分社会形态的指标、要素为研究重点,进而延伸至土地制度等现实问题。社会形态理论在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亦得到推进和深化。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社会形态  社会史论战


社会经济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富生机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①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出现,不但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空间,更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固然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不无关系,但关联更为密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使之既超越了传统记述式的“食货之学”,又不同于以制度史、部门史为主体的经济史实证研究。缺少了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格局、面目和价值将大为不同。对此,学界在讨论社会形态、古史分期以及社会经济史本身的发展脉络,或某个人物的社会经济史成就时,已给予一定程度的观照,②但从学术史角度展开的专题研究,尚有待继续开拓。因此,本文拟从学术史角度展开讨论,力图厘清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史逻辑,揭示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演进中的角色、作用和影响。


一、传统“食货之学”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局限


中国古代史学素有“食货之学”的传统,代代相续,蔚为大观。历代正史食货志和政书食货门,构成“食货之学”的两大序列,③成为传统中国经济史学的主干。《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即为经济史专篇。《汉书·食货志》就是班固在《平准书》基础上创立的,以“食”“货”代指生产和流通,记述了从上古至西汉的经济发展。自此以后,正史多列有《食货志》,呈现了中国历代经济发展的完整脉络。此外,传统政书“十通”均设有“食货门”。《食货志》以政府档案为依据,“食货门”取材则更为多样,带有材料汇编性质。杜佑《通典》首列《食货典》,田制居第一。马端临《文献通考》将《田赋考》置于首篇,“食货门”共8考27卷,占24考的1/3,经济史所占比重又有增益。“十通”中的“食货门”汇集了大量经济史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提供了丰富资料。


总体来看,“食货之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地位相对低微。在传统历史观念中,政治、道德因素比经济因素更受重视。《文史杂志》的一篇“社论”说道:“中国历史学向来重视伦理,即偏重人类精神活动的记述。如果说中国史学落后的话,那么经济史学尤其落后。”④及至清代,学者受经学影响,移治经之法于治史,比勘版本、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证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内容,“食货之学”被严重轻忽,章太炎视之为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四大短板之一。⑤传统“食货之学”主要记述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侧重国计而忽略民生,实为政治史的附庸。此外,传统“食货之学”主要任务是对实际经济活动进行复写、记录和总结,重实务而轻理论,又缺乏科学的分析工具,以致思想高度和学术深度均有不足。因此,“食货之学”的固有缺陷使其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有质的区别。


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作品。正如论者指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⑥在晚清“新学”潮流中,西方社会科学成为中国知识界改造传统学术、建立现代学术的主要资源和工具。在经济史方面,1904年出版的梁启超《中国国债史》可谓拓荒之作。此后,魏声和《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6)、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1906)、陈家锟《中国商业史》(1908)和《中国工业史》(1909)、沈曾荫《中国实业史要》(1909)等相继出版。这些部门经济史论著大多叙事简略、结构粗糙,以记述史实和辑录资料为主,目的在于唤起国民注重实业经济,谋求振兴中国经济之道。⑦这些经济史作品借助西方经济学的眼光观察中国经济史,相较于传统“食货之学”,其关注点从国家统治转向国民生计和社会改良。与此同时,经济史内容也开始在通史类作品中登场。例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辟有专章叙述古代田制、生产工具、手工业、商业、财政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不过,此书重心仍在政体、种族、制度和学术。可见,当时经济史虽已萌芽,但在整个历史学中仍是配角,正如时人所谓,“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⑧


1920年关于中国有无井田制的辩论,一度激发起人们对经济史的兴趣。胡汉民率先在《建设》杂志上提出:“井田是计口授田、土地公有、古代相沿的一个共产制度。”⑨紧随其后,廖仲恺“考究欧洲古代‘均产制度’沿革和经济农政学者对于土地公有私有问题互相聚讼的学说”,⑩证明中国确实存在过井田制度。胡适从疑古立场出发,认为“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尽管这场辩论无果而终,但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史的兴趣热情,“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11)正如杨宽所言,“这场井田制度有无的辩论,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古代经济制度新探讨的开端,包括古代土地制度史、租税制度史以及财政制度史在内。”(12)遗憾的是,辩论过后,经济史学仍然因循旧有轨道发展,虽陆续推出了一些部门史、行业史作品,如1923年出版的徐沧水《内国公债史》、1924年出版的曾鲲化《中国铁路史》、1926年出版的陈向元《中国关税史》等。此类作品,多为匡救时弊而作,虽具备专史规模,但偏重叙述历史沿革,缺乏深入分析和解读,只可谓普及性和实用性作品。学术性的经济史研究有待于新理论的引入和指导。


综上所述,传统“食货之学”以记述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为主,范围较窄,局限于上层视角,难以反映民生日用。近代的经济史研究基本集中于部门史、制度史,主要工作是排比经济史料、叙述经济现象和梳理经济过程。由于缺少理论指导,无法透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长期趋势。尽管近代经济史研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关联,在解决经济问题、发展实业、服务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某些探索,但总体难称深入,限制了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二、社会形态理论引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真正蓬勃兴起,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史有天然联系。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13)就连波普尔也承认,“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它“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14)而且,马克思主义催生的经济史研究,并非局限于经济学领域的“内史”,而是视野和格局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史。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具体而言,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知,为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创造了契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涉足社会经济史研究。例如,1920年李大钊在《唯物史观》中,通过文字演变探讨远古至商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形,粗略地勾勒出中国远古时期经历渔猎、畜牧、农业等不同时代。(15)尽管所用材料多转引自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6)但仍可反映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然而此时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察中国古代经济,尚属于初步尝试。比如,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史的开创篇章”,(17)其第一部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追溯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仅简单叙述汉武帝限田制、王莽王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均田法、唐代班田法、宋代限田制、明代庄田制以及清代旗田制,并未做进一步的分析。显然,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还未与社会形态紧密结合,缺乏完整的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


20世纪20年代涌现出的一批社会进化史作品,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滥觞,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转型的肇始。1924年,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专门论述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一方面指出“所谓三代以上的‘井田制’及以后模仿或梦想井田制而发生的‘授田’‘均田’‘班田’‘限田’等制度与学说莫不为远古集产制度之遗影”;另一方面讨论土地私有财产起源,从社会演变角度阐释中国古代井田制度。(18)该书还颇为关注社会进化的程序,分别以婚姻家庭形式、财产制度、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这些论述,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也表明考察社会形态成为他们贯彻唯物史观的落脚点。


20年代末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经济史建立起牢固联系,彻底扭转社会经济史命运的重要节点。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理论斗争成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延长和开展”。(19)1928年是中国革命运动“实际斗争与理论斗争交替的一年”。(20)各派人士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方向展开热烈讨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引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究。由于“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21)所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势不可免——“我们如欲知道中国社会现在与将来的动向,便不能不回溯考察过去的社会经济与其继起诸关系,我们如欲明了现在中国社会的崩溃解体是怎样进行着的,那末是不能不先立证这‘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了。如果对于中国的旧社会秩序的特质没有正确的分析,那么对于此旧社会秩序之向他形态的社会生活推移上之运动诸法则,自然也就不会明白正确看出的。在这意义上,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之重要,那是毋庸赘言的。”(22)


社会史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形态问题,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阶段和特点成为各方辩论重点。郭沫若将自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视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23)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概括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之一般”,据此考察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指导地位。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等,大多因循郭沫若开辟的研究路径,深受其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学说的影响。1930年翦伯赞撰写《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大体承袭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商代为氏族社会、西周为奴隶制封建社会、东周为典型封建社会。(24)1934年和1936年,吕振羽相继写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基本沿用郭沫若的主张,依据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探察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由此可见,社会史论战中,经济史研究的中心是确定历史上各时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参与者较多关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业资本主义、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对一般的经济过程和具体的经济史实反而不甚着意。


论战中,多数学者认可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但就中国社会形态的具体划分问题存在分歧。一方面,五种社会形态与其他划分方式存在理论冲突;另一方面,坚持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学者也存在认识差异。例如,吕振羽反对郭沫若的殷代氏族社会说,认为殷代存在繁盛的畜牧业和农业,在生产领域和其他事务上都使用奴隶,存在专靠奴隶为生的自由民阶级,政治形态上充分表现出阶级支配的机能。相反,郭沫若认为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悬殊不大,前者是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隶制。(25)吕振羽重视初期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和变种的封建社会的区别,他通过马克思、列宁所说封建制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确定封建制的特征,(26)主张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代以后为奴隶社会,西周至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或“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27)此后,翦伯赞与吕振羽的观点日趋接近。


社会史论战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推动经济史研究迎来新变。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了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经济史的新路径。紧随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为探求社会形态问题投身中国经济史研究,形成强大的学术潮流。正如学者指出,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论战高潮过后继续做了许多直接与经济史有关或为经济史研究提供框架和思路的扎实工作。(28)这些工作不仅凝结为专门论著,更广泛散布于通史、社会史乃至思想史作品中。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历史简编》、华岗《社会发展史纲》都有大量经济史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者新著的中国通史,基本以经济史为骨干。例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先秦卷》,社会经济史占据很大比重,浓墨重彩地论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构造”;又如范文澜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通篇以经济发展为线索。


正因社会形态理论与经济史结合愈发深入,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连为一体,社会经济史开始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学术概念。社会经济史成为中国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研究目的、方法、内容和地位相较近代经济史均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社会经济史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关联互动,人们对过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成为确定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点。相比只服务于某一行业、某一部门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层级更高,它为研究整体社会变革提供了学理参考。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因此获得了强大动能。


其次,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受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近代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良莠不齐,具体运用时更是鱼龙混杂。经过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时人发现,“在方法方面,近数十年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比较有成绩的著作,多半直接间接受唯物辩证法的影响”。(29)这一结果,自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向心力和号召力。


再次,随着方法的更新,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发生变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成为研究重心。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研究,成为社会经济史的主体,生产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这一变化,一方面扭转了以往研究“重物轻人”的倾向,将焦点从物质生产过程转移到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从考察经济现象、经济史实推进到探究经济性质和社会规律。社会形态理论决定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格局和面貌,深刻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特征。


最后,由于引入社会形态理论,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地位大为提高,在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史学笼罩在“整理国故”的风气之中,学院派学者轻视甚至排斥经济史研究。尽管胡适将经济史列入其“中国文化史”研究计划,顾颉刚也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30)但他们并未“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然而,社会史论战开始后,社会经济问题得到空前关注,社会经济史研究影响力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转向这一新兴领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高速发展时期就此到来。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社会史论战为新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带来全方位变化,并深刻影响了当时及此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第一,就学科本身而言,经济史转化为社会经济史,极大扩展了研究视野和格局。论战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史,根本上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和近代的部门经济史、行业史,蜕变为与社会性质连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唯物史观正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动因。唯物史观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但不主张经济决定论,而是将各种社会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面对将唯物史观视为“以经济史概历史学的全般”的观点,李大钊强调,“历史学是各个特殊的历史学的总合”,经济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学,“不是历史学的全般”。马克思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构造中是其基础”,“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但绝不是把社会构造的整个全体,裂为零碎的东西,而以基础概全构造,以经济史概全文化史,概全历史学”,(31)掷地有声地为社会经济史研究正名。


唯物史观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史,以社会形态为研究中心,以经济活动为研究基础,并辐射到整个社会系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重点研究对象。当时学者认识到,“我们之所谓经济史,是在社会组织之基础的经济关系,和它与社会进化之其他各要素的交互作用中,研究经济关系之进化的学问”。(32)这样的研究意识是一种总体关怀,所以社会经济史研究总将目光投向“国计”与“民生”“公经济”与“私经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将它们充分结合的基础上,力求更加完整地展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社会形态问题本身就是宏观性、整体性问题,因此,围绕社会形态问题展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便呈现出整体视野和综合意识。上文已述,20世纪初期的经济史多为部门史,往往局限于揭示单一经济现象。诸如“食货派”、清华“史学研究会”(33)等学术群体,主要聚焦于实证性研究,由于缺乏理论引导,他们的研究多是条块分割、互不统属,而社会形态理论为社会经济史提供了问题意识和整体视野,使社会经济史研究得以升华。


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马乘风《中国经济史》,被誉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经济通史,鲜明体现出社会经济史的总体意识。全书以经济为主干,糅合与之相关的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等因素,重视政治良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时,有些学者片面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马乘风反对将社会意识贬之为“观念论”,不同意将社会意识当作次要的历史因素,而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他强调,“不要忘记了人类底‘行动’是先要通过于‘意识’的”。(34)在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时,马乘风特别指出当时各国之间弥漫着一种竞争意识:为加强战争实力,各交战团体间充满了一种互相竞争的活泼精神,大家都是各自整军经武、秣马厉兵,奖励生产,重视农工,这样的交互观摩,如磋如琢,其对于经济之推动力亦非浅鲜。(35)可见,呈现历史合力、对经济问题展开全面综合的考察,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常例。


第二,社会形态理论使学术视角发生转换,赋予史学研究更加深刻的洞察力,使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和问题得到重视,推动新问题、新领域的开拓。在社会形态理论引导下,人们突破了以财政为中心的研究旧轨,具有鲜明问题意识的理论问题得以纳入研究视野,区分社会形态的指标、要素,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衍生了一系列子问题群。这些子问题以社会形态问题为统领,主要涉及历史上各时代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涵盖土地制度、生产者身份、婚姻家族关系等方面内容。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相关经济现象、经济史实被大量发掘,构成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切实的学术创获。例如,由于社会形态理论的导入,土地制度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被“重新发现”。在传统史书中,田制仅被作为典章制度的一部分,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笔下,土地制度在社会经济史中居于首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财富,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正如何干之所言:“在农业社会之下,土地有决定的作用。”(36)土地制度问题,根本上是土地占有与分配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古代井田制、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一系列史实得到详尽研究,取得了丰富实绩,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比如,井田制关系到公平、理想的土地制度是否曾在中国古代实行。郭沫若起初认为西周并不存在井田制,后来他转向承认井田制,认为土地的分割并不代表土地私有制,故将井田制作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重要佐证。吕振羽推断,井田制是一种“封建庄园制的组织”。(37)翦伯赞《中国史纲》持与吕振羽相近的观点,将井田制视为西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认为这一“封建的庄园经济”包含直辖庄园和代理庄园两种形态,实行井田制的目的主要是把原有的奴隶制经济乃至氏族经济都纳入封建主义庄园制经济的轨道。(38)吴泽《中国历史简编》同样在西周庄园经济的范畴内考察井田制,认为是“西周初期封建制社会中劳役地租的生产组织,他是由农村公社形式的保存加以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内容再编制而成”。(39)邓云特则判定,井田制属于“不折不扣的封建劳役制”。(40)总之,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井田制研究,不同于以往的土地制度沿革史,而是在社会形态理论的映照下,激发出新的价值活力。


社会形态理论引入后,以往被认为与社会经济无关的史实得到重新审视。比如,学者从原先被视为文化现象的婚姻家族关系中发掘出新的内涵。李达指出:“前氏族社会与氏族社会,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即生产关系与血统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在这种社会中,婚姻关系与家族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侧面”,“血统关系在社会生活上演着莫大的作用,成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形态”。(41)翦伯赞认为,“两性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反映”,(42)而且特别指出,原始共产社会中氏族关系与生产关系存在紧密联系。(43)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推断,人类原始时期是纯粹的血族杂婚,尧舜时代则实行亚血族群婚,即多夫多妻的彭那鲁亚家族,殷代犹保存此遗习。以此为发端,婚姻家族关系成为上古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并非专门探究古代婚姻家族,而是力求从中挖掘有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线索。


对于传统经济史中的部门史研究,在社会形态理论的牵引下同样实现了扩容和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突破了仅从国家层面考察经济管理活动的路径,不以单纯叙述各产业门类的发展演化为目标,而是始终贯彻社会形态理论的问题意识,把产业形态、产业结构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及社会形态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载体,从而使部门经济史及经济制度史研究具有了新的维度。正如山川均指出,离开了农业就完全不能理解奴隶社会的经济组织,奴隶制的农业是“决定其他一切种类的产业的条件”。奴隶社会经济组织的核心、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形态是“农业与奴隶劳动”,而“封建时代经济的基础,是在共同体内的农业的生产及手工业的生产”,“纯粹的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畜牧不过立在从属的地位”。(44)中国学者遵循着同样思路,他们对殷周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考察,不仅描述现象、罗列史实,更进一步探求农业是否是主导性生产部门,进而确定殷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可以说,社会形态理论非但没有削弱、淡化部门史研究,反而对部门史研究产生了提升和整合之效。


第三,促使学术界反思理论与史料的关系,推动现代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社会史论战时期,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历史尚属首创,难免在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上出现偏颇。置身于社会史论战边缘的朱谦之,批评参与论战的学者“理论多而史实少”,“他们很少对于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素养的;当他们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而且要‘见之行事’,这自然是太危险了”。(45)其门下弟子陈啸江更是直言:“近来谈社会史者,多是一般研究历史学以外社会科学的人们,他们在理论方面,或许能占些优势,然而应用到实际,他们底弱点,便完全暴露了。”他同时提出,论战时期的理论探讨,是“一种新部门的学问建立时所必经的阶段”,接下来应转入史实研究,进入以事实修正理论的专题研究时期。(46)


社会史论战如火如荼之际,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主办的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为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正式发行。该刊提出,开展经济史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现在我们希望就着所能得的资料,无论题目大小,都陆续的整理发表,以就正于经济史的同志”。(47)可见,这份刊物将史料搜集整理视为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1934年12月,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问世,该刊主张将社会史研究从“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转入“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充实”,认为“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48)陶希圣代表的食货派意在将社会经济史研究引入实证方向。尽管《食货》半月刊上也曾推出3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好似承论战之余绪,但其所论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经济史基本上是脱钩、平行的。食货派的研究动向,一方面受到当时居于主流的实证学风影响,另一方面源自他们试图与唯物史观学者划清界限的倾向,所以他们的研究已然退回到片面的实证主义。


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学术方向,既将社会形态问题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结合,又展开反思。吕振羽批评国内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上“不是属于机械论的经济唯物论,便是属于观念论的实验主义”,“只知搬运其陷于错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致连篇累牍的论争,彼此只是‘断章取义’的在反复搬运麦(马)、恩、伊诸大师的阶段的文句,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的具体事实与其活现的面目。因而在他们所写出的,并不是作为世界史之一部分的中国的历史,而完全是一种死的一般社会学的抽象的公式”。(49)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识到,生搬硬套社会形态理论是行不通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以具体、扎实的史料史实为基础。


经过反思,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成熟。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反思在材料运用上的失误,对周代的井田制、生产者身份、工商业分化、铁器使用等问题做了全面审视,论证了春秋战国之际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50)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对先秦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动进行了精细阐述,并进行了大量经济史专题研究,诸如补撰《三国志》食货志,考察三国时期的农业劳动人口、剥削关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等。(51)翦伯赞的研究既重视“人类主观斗争之经济的背景”,又强调“人类主观斗争对社会经济所起之作用”。在社会两大对立集团之外,他提示要关注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封建社会的商人等小所有者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52)这些成果,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正努力矫正此前空疏机械之弊,重视基础性史料工作,进一步提升学术水准。


四、继续深化研究的几点启示


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在研究社会变化机制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力。(53)列宁指出,唯物史观超越以往社会学之处即在于从社会形态入手分析社会现象。(54)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史正是以社会形态为出发点和归宿建构起来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塑造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而且激发了中国史学的变革力量。如果说学院派学者的实证研究使经济史日益独立化、专业化,并使其形成一个新兴学科,那么以社会形态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史研究,则推动了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向,其影响超越了某个特定学科的范畴。


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蕴含着重要学术史意义和强大现实生命力。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日益“融入世界”的当下,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模式无疑具有借鉴价值。(55)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大规模应用计量方法的“新经济史”时期,意识到经济史研究不能执迷和化约为某些经济学法则的历史推演,而必须与整个社会系统连接起来,进行整体的、贯通的研究,“经济—社会史”研究蔚然兴起。(56)社会形态研究重视长时段的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将众多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进行有序化、系统化整合,而时下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多属于中层理论,与强调宏观历史思考的社会形态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异。社会形态研究思考并总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探究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对认识和确定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57)深化社会形态研究,是历史与现实开展对话并释放学术现实性功用的必然要求。因此,当前中国史学需要在深化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力求在社会形态史研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近年来,由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出现了新变化、新动向,促使学界认识产生一定分化,尤其是对如何深化提升社会形态研究感到困惑。那么,如何从社会形态理论引领社会经济史发展的学术进路中获得启示呢?


其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产生和演变,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形态理论为其提供有力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具体的研究实践也会补充、完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经济史研究需要以社会形态理论为引导,而社会形态理论的继续发展则需要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践经验。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经济史之间应该形成良性循环互动,在强化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同时,推动更加精深、专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其二,充分发挥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社会形态理论。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祛除各种误读和误解,正本清源,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类型、区分标准;另一方面要尊重中国历史经验,不能停留于按图索骥式的初级层次,杜绝简单套用、机械比附、将社会形态理论当作现成结论的情况。此外,以往理解运用社会形态理论时存在单一的线性思维,聚焦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忽视同时并存的其他生产关系,从而未能充分揭示社会形态演进的复杂性、多层次性。这种图式化的做法也必须加以改进。


其三,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形态理论,注重扩充理论容量和学术容量,积极吸纳借鉴其他社会理论,形成原创性学术话语。社会形态理论的扩容和深化,离不开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回应和扬弃,尤其必须积极关注关于东方社会历史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形态研究遭遇瓶颈,与相关研究相对封闭不无关系。社会形态研究有无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开放性,是否能够与其他理论展开对话和互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形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具有纲领性作用,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的基本面貌,其影响不仅限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叉互渗,政治史、思想史研究同样无法脱离社会形态理论的引导。富有深度的政治史考察必然要融入社会形态演进的视野,因为政治变动往往源于社会形态演变。思想史与社会形态问题表面上距离较远,实则关联甚大。思想转型的动力源自更为深层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形态研究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化也将推动思想史研究的革新。总之,社会形态理论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并成为众多具体学术问题的孵化器。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但社会形态理论仍是其主干和底色,更是中国学派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我们要认真总结和继承社会形态研究的学术遗产,努力使其在新时代散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辉。


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史逐步兴起,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要标志,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独特关怀。参见彭卫:《关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页。社会经济史与近代以后兴起的经济史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学界存在将二者统称为经济史的做法,本文主要的论述对象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②如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陈峰:《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杨祖义:《20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此外,一些不以经济史为名的作品也对此有所涉及,如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九二九——一九七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阿里夫·德里克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这些著作主要从中国古代史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角度进行阐述。


③参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90页。“食货之学”特指中国古代经济史,参见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④《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杂志》1945年第5—6期合刊。


⑤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480、481页。


⑥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⑦杨祖义:《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⑧哈因秃曼:《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齐民社同人译,《天义报》1908年第16—19卷合刊。


⑨胡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建设》1919年第1卷第1号。


⑩《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廖仲恺答胡适之先生的信》,《建设》1920年第2卷第1号。


(11)秦佩珩:《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新经济》1944年第3期。


(12)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65页。


(1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14)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5)参见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0、252、256、261页。


(16)参见都重万:《试析五四时期李大钊介绍唯物史观之晚清学术背景》,《中国学术》2005年第4辑。


(17)吴汉全、王忠萍:《李大钊与中国经济史研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8)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9、85页。


(19)何史文:《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布尔塞维克》1932年第1期。


(20)孙师毅:《编纂者引言》,施复亮:《中国现代经济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第3页。


(2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22)石决明:《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1934年第9期。


(2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4)翦伯赞:《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三民半月刊》1930年第6期。


(2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0页。


(26)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第29—32页。


(27)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年第1期。


(28)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29)周定勋:《中国经济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中国青年》1943年第3期。


(30)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1934年第2期。


(31)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42页。


(32)邓伯粹编:《经济史讲义》,北平: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4年,第8页。


(33)陈峰:《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06—918页。


(3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93页。


(35)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1册,第222页。


(3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6页。


(37)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154—159页。


(38)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9—261页。


(39)吴泽:《中国历史简编》,《吴泽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40)邓云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第3期。


(41)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42)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第50页。


(43)翦伯赞:《关于前阶级社会的构成之基本诸问题(第一部分)》,《世界文化》1936年第2期。


(44)山川均:《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熊得山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第50、92页。


(45)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8页。


(46)陈啸江:《编后》,《现代史学》1933年第3—4期合刊;《三国经济史》,广州: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1936年,第3页;《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第14页。


(47)《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第1期。


(48)《〈食货半月刊〉宣言》,《晨报·社会研究》(北平)1934年11月14日,第13版。


(49)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北平)1936年10月3日,第11版。


(50)详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第1—70页。


(51)翦伯赞:《补〈三国志〉食货志》,《一般评论》1946年创刊号。


(52)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943年第5期。


(53)陈启能等:《苏联史学理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54)《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0页。


(55)李伯重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赖以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仍然是由亚当·斯密创立、马克思以及凯恩斯等人发展的经济学的基本话语体系。参见氏著:《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融入世界”:新世纪我国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1—315页。


(56)参见龙秀清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361—379页。


(57)参见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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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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