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22-08-03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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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一、多元并存的史学范式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当代中国史学经由改革开放出现了若干新的史学发展走向,逐渐形成了史学范式多元并存新局面,且对21世纪后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渐深入。概括言之,主要有三大趋向呈方兴未艾之势:第一,“回到乾嘉去”的呼声促使史料和实证研究被格外重视起来,在重温民国史学过程中对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民国史学家在史料考证方面的观念或成就给予了充分解读。第二,战后域外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涌入,既大大开阔了中国史家的眼界,也颇有令人目不暇接、顾此失彼之感,从50年代向苏联学术“一边倒”转变为80年代后向欧美国家学术倾斜,“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德国概念史、美国新史学、欧美的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都给中国史家带来了许多灵感”,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美国“新清史”以及“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发现历史”等理论观点在中国史研究的多个重要领域都曾受到追捧。第三,“国学”不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形成“国学”热潮(上次“国学热”还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而且儒学被视为“复兴”传统文化、抵制“西方中心论”的希望所在,“国学的复兴则展现了一条中国特色文化的重建道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完全有可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创造的转化’”。

这些变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甚大,如学者所指出的:“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我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却呈现出一种逐步弱化的趋势”;“时过境迁,当今学术研究范式多元并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其他学术思潮的严峻挑战”。

主流史学界充分意识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过往发展、未来走向及重要理论问题成为重点讨论议题。比如:《求是》2000年第11期“面向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如何深入”笔谈;《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专题;《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秦至清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谈;《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学术与现实: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建设——理论趋向、理论建设与基本问题研究”专题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笔谈;《史学集刊》2021年第4期“近百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研究”笔谈等。

这些趋向的形成及其认知的扩展,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仅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层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后居中国大陆史学的主流地位,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必然之势,而此前近二十年的唯物史观史学研究成绩,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学术基础。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有着学术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为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克服“战时史学”出现的弊端作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不断展开的政治运动却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60—70年代那段特殊时期,几无学术可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十分突出,对于后者,可以引用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话来总结:“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归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该有的重视;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

对比上述几种新的史学趋向,必须承认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有一定削弱并受到其他学术思潮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其以往存在的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地运用理论,对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等方面的主要缺失而来,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中外新旧史学主旨观念的“告别”“回归”“重写”“引进”“融通”“建构”“反思”“重塑”等各种尝试和努力,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明显。“当前,中国史家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精英和普通人的经历,秉持‘问题史学’的理念,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他们相信,历史的功用在于保存集体记忆理解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三化’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弱化。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此种现象引起的忧虑正如一位学者所表述的:“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这种倾向如若继续发展,对历史学研究一定造成伤害。”

与之相关的,是域外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对当代中国史学思想领域、特别是在宏观理论层面产生着各种影响,也有着或多或少地启发,不过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更理性地看待之。最近有学者指出:“其实他们的学说本身能否构成‘理论’尚待斟酌,即使可构成‘理论’,围绕这套理论的生成、延展、中国流布等问题也大多还缺乏细致扎实的研究,这里所谓‘细致扎实’指的是厘清它们的前后左右,真正去探求、理解费正清、柯文等人的词汇、表述从哪里来,又以怎样的方式、在哪个层次发挥影响。”不消说,能够真正做到“细致扎实”地厘清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有着近百年的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学术实践经历、不间断地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的社会形态并确定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性质、为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重要历史理论贡献的,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莫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重在探讨社会性质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核心理论问题,社会性质问题在当代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语境中,依然是最为有力的理论支点,“虽然以往言必称马列、书必引经典的学术风气不见了,但在人们思考重大学术问题的时候,支配历史学家思维的基本要素,却仍然是马克思所给予的”。

二、继续探索中的唯物史观史学研究

1999年11月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作发起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学术研讨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与社会形态”,它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以社会形态理论为重点探讨中国历史整体进程所具备的学术意义,在分析概括宏观历史发展问题时,唯物史观史学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话语体系仍然是最主要的理论依凭。在新的学术语境中怎样认识、理解、运用唯物史观,这成为新世纪开始后便遇到的关键问题。

《历史研究》于2001年第4期发表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作者阐述了“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方向进行思考”的心得,指出“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认为“唯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论述了“重新理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形态”。该文引发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及相关问题的深层次讨论。有学者撰文指出:从苏联传过来的唯物史观,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和科学研究检验,“证明它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所谓“严重缺陷”,“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造成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苏联版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此次争论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再探讨与再认识,使得唯物史观“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可望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得到澄清,而这将大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深对唯物史观真谛的理解”“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入探讨持续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所得出的更深刻的认识非常值得重视,如:“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恰恰证明了它具有充分的‘可证伪性’的科学品格”;“唯物史观指导下科学的历史认识,要通过历史辩证法才能实现”;“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等。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场域中,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无奴论”再度崛起、中国古史分期“新说”涌现“封建”名实问题的热烈讨论等,其核心问题均指向社会性质。在“有奴”和“无奴”的争议中,一些学者结合卜辞铭文、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材料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模式和发展特点,是反思怎样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问题的积极尝试。“封建”概念名实问题的讨论,直接涉及辨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封建”一词用于“封建社会”名实错位且不合古义,导致了秦汉以后的“泛封建观”,是对“封建”的误用;另有学者则认为,近代以来很多概念在使用时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并不少见,概念使用的古今演变有其合理性,不应片面拘守古义而否认今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封建社会”并不背离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原意,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事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立论基础、论证逻辑、学术内涵及现实意义的判断,关系到唯物史观史学所构筑的理论基石的坚实度,这类讨论对进一步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身价值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封建社会形态的认知,还牵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定性问题。唯物史观社会形态说立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性质与“两半论”的学理依据前后相连,古代的封建社会形态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历史发展叙事中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叙事链,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近代历史的“革命史”和“现代化”等研究范式方能得以全面解读。有学者指出:“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吸收各研究范式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和完整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是,“若否定秦汉以来至鸦片战争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则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也就无从谈起”“任何对于‘封建社会’问题的学理分析,还须基于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虽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一定完全因时局变迁而单线推理来得那么直接,但是,“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成功的历史事实,应成为考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适应度”的重要史实权重。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重点,在当代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从社会性质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历史分期、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研究范式、探讨中华民族起源与文明形成过程、论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等宏观性历史问题,都有着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稳步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持续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但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成果数量上,均低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史家的研究力度和评价高低,与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和评价相比,差别十分明显。已往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时代与学术语境,用所谓“学术独立”的单一标准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意突出其现实功能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内在学术逻辑,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论题是“假问题”“伪问题”;二是不能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特定时期为革命目标和政治需要以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实际情况,有意无意地回避如此做法存在着对历史学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能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学术批评。这两种现象都有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近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专题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问题、更全面地研究、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加(据2022年2月从中国知网(https://kns.cnki.net)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题词的检索结果,1980—2000年为72条,2001—2022年为232条)。量的积累必然导致对质的新要求,关注度的提升带来的是更多维度的问题意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促使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的是就史家著述立论,对史家著述后面的各种研究动机和现实语境关注不够,近年的研究开始改变单一的文本定性模式,将文本呈现与时代语境相结合。如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研究,除澄清了所谓“抄袭”的不实之说,还经历了从研究总结原书的思想特点到考察其“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再到探析其“写作语境与意图”的研究过程,剥茧抽丝般地揭示了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的著述成因、文本境遇、学术价值,折射出相关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生态。社会史论战前后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问题的人员背景较为复杂,其中一些非中共学者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不宜完全排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围之外,同样作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资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翻译以及结合中国历史所作的研究,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到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史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际谱系及其学术见解的前后承继,正在成为课题关注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的研究,也出现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以往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史家形塑为观点、立场完全一致的学术共同体,其实在诸多学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观点,出现过多次激烈争论,相关研究努力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形成和争议,并将已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创获融入已经发展或更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话语中,对于深层次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直存在着史料与理论间的张力,通过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完全不重视史料的偏颇之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兼顾史料、理论和时代三个维度,关照史料与理论、学术与现实等层面的互动关系,不能仅突出其现实诉求而弱化其学术内涵,亦不可仅注重其学术权重而忽视其现实旨归,诸如此类的认识,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同并接受。

在中国更积极主动地面向世界的今天,“人们由此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正确认识历史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继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与其相关的范畴概念乃是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核心”;同时,“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的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源”,并“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其建设路径是吸收融合中国古老的史学传统,立足中国历史本身,致力于打造中国史研究的原创性概念、命题和理论话语。”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突破还是应回到史学方法论……不论是经济史、政治史还是革命史,研究者都对个人、群体、社会集团乃至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属性保持高度专注,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历史叙事中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以及个人问题的重视,依然会对上述研究在方法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有学者主张“尽量以中国本土固有词语概念进行表述”“努力写出‘土产’的而非舶来‘转基因’的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初步研究体系和基本学科规模,新中国建立后居主流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理念融入了中国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当代中国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浑然一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和突出的学术创造力,事实证明其有能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承担中国史学继续发展创新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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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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