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刑法教义学的案例进路》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6 次 更新时间:2024-03-16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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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本书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它肯定有很多不足,但敝帚自珍。这种心情恰如,我深情地凝望着一岁零两个月大、正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儿子邹漱岩(小名“煎饼”),觉得他聪明伶俐又可爱——尽管间歇性恢复的理智一再提醒我,这很有可能只是亲爸滤镜下的错觉。很多学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而本书并非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倒不是我想标新立异,而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迟迟没有达到令我完全满意的程度,便让本书抢了先。本书中的大部分章节是近几年完成的,但也有两章的初稿可以追溯到十年前我刚读博士时。请别误会,我并非想用“十年磨一剑”来标榜本书的写作过程——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毕竟在这十年间,我还写了不少其他的文章。我只是想说,本书不是在充满时间压力的环境下仓促写就的,也不是刻意规划出来的,而是随性写作、顺其自然的产物。另外,我对写作的态度始终是认真的,有时甚至有近乎强迫症的表现。这或许与我的上升星座是处女座有一定的关联。排除了时间与态度这两个因素后,对于本书中存在的不足和错误,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我的水平有限。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眼下我只能先坦然接受自己现在的水平,并希望以后能有所进步。

由书名可知,本书有两个关键词,即“刑法教义学”与“案例”。作为陈兴良先生的门下弟子,对刑法教义学感兴趣,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早在2005年,先生便在《法学研究》上发文倡导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这使得先生成为国内法学界最早倡导法教义学的部门法学者。但我的刑法教义学启蒙并不算早。直到2010年9月,我才第一次从先生那里听到“刑法教义学”这个词。那是一次令我难忘又难以启齿的经历。彼时的我刚结束在校外混迹一年的生活,通过考研重新回到北大就读,并幸运地拜在先生门下。开学不久,我拿着一份材料到先生的办公室找先生签字。先生签完字,便询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我很快就汇报完了——因为确实乏善可陈,随后便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沉默。为了打破沉默,我主动问起先生,最近在研究什么主题?先生颇为兴奋地回答道,最近在做刑法教义学的研究。由于此前从未听说过“刑法教义学”一词,我误以为先生说的是“刑法教育学”。为此我感到很疑惑,心里嘀咕,难道先生打算从法学家转型成教育学家?但我还是很好地控制了面部表情,没有让先生看出我的不解。几天后,读到先生的新著《教义刑法学》,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一刻,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十几年过去了,“刑法教义学”早已由一个相对生僻的词汇变成法科学生耳熟能详的高频词汇。而当年对刑法教义学一无所知的我,也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得以初窥刑法教义学的门径,甚至胆敢将“刑法教义学”作为拙著书名的一部分。这让我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如果说我对刑法教义学的兴趣主要源自先生的言传身教,那么我对案例的兴趣可能主要缘于我对理论研究意义的追寻。在我读博期间,先生主持立项了题为“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研究,承担了其中有关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写作任务,并对最高检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检例第1号作了一个分析(即本书第十章的前身)。还有一次,艾佳慧老师想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分析刚被某个媒体评选出来的年度十大热点案件,其中一个热点案件是李昌奎案,需要找刑法专业的人来写。艾佳慧老师找到车浩老师,车老师向她推荐了我。我便按照要求写了一篇对李昌奎案的分析(即本书第六章的前身)。这些写作经历对我帮助很大,但坦白地说,当时的我痴迷于较为抽象的刑法教义学理论研究,对案例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参加工作后,周围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接触一些法律实务工作者,并与其中一些人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不时向我请教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刑法问题。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是我之前没有关注过的。而我研究的抽象理论,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这让我开始对抽象理论研究的意义产生怀疑,逐渐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迷茫之中。虽然我当时的论文发表还算顺利,但这一点不足以让我心安。如果做理论研究只是为了发文章,发文章只是为了评职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义,那么做理论研究岂不是自娱自乐,与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无异?迷茫了一阵子后,有一天,耳旁突然响起梁根林老师在我读博期间对博士生的反复叮嘱,“作研究要接地气”。当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这时想起,如同当头棒喝。为了作接地气的研究,我开始关注司法实践中的热点案件。正好那几年,我国发生了多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案件。我对发生在天津市的赵春华案作了一个研究(即本书第五章的前身),研究成果顺利发表出来,并得到了一些实务界朋友的认可。这提升了我的学术信心,也让我从一场意义危机中走了出来。

不过,我现在对抽象理论研究意义的理解,又不同于几年前。虽然刑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能以能否直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作为评判一篇刑法学文章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方面,学术发表是个体化的,但学术进步有赖于群体的合力。一篇文章乃至一位学者穷其一生的研究成果,都只是浩瀚长河中的一滴水。单独取出一滴水,当然没有实际用处。但正是靠着一滴水又一滴水的慢慢汇集,才会有滔滔江河奔涌向前。面对一望无际的浩荡,大概没有人会质疑大江大河的意义,最多只会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尤其是抽象理论研究,要有引领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这一特点使得理论研究多少有些理想化的色彩,很多学术观点在当下可能不太实用。但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司法实践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加之很多学术观点会在学者们的后续研究中逐渐走向成熟,现在不太实用的学术观点,或许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就有了实用性。须知,火车在刚被发明出来时,因稳定性不如马车而遭到很多人的嘲笑。二百年过去了,火车早已进化成了高铁,在广袤的大地上呼啸而去;而那些嘲笑火车的人与他们所笃信的马车一道,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的后面。不过,尽管现在对抽象理论研究意义的看法与几年前有所不同,我并没有因此产生“觉今是而昨非”的悔恨之感。相反,我很感激几年前的那场意义危机,以及为克服这场危机而开始的对热点案件的关注。它们是我的学术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昨日的否定,就不会有今日的否定之否定。因此,我不会轻易放弃对热点案件的研究,它依然是我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参加工作以来,承蒙大家厚爱,收到过很多师友惠赠的新著。每次拜读这些在扉页上亲笔签写了作者大名的著作,内心都感到非常温暖与亲切。除了被动“受书”,印象中,还有过两次冒昧向前辈学者主动“索书”的经历,而且两次都得以既遂。此事说来话长,以后择机再叙。接受赠与总是令人快乐的,更何况是收到本来就喜爱的学术著作。但时间一长,由于未能向师友们回赠自己的著作,渐渐地,我也有了一些压力。来而不往,总归有些失礼。有些师友在闲聊时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出书?”这种情境,与几年前很多亲友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似曾相识。我当然知道这些师友是在关心我,但偶尔也会多想。在某个夜深人静、辗转反侧的瞬间,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闪过脑海——这些师友不会是担心我不能向他们回赠著作了吧?不管怎样,这本书出来后,总算是能给师友们一个基本的交代了。

按照惯例,在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作者需要向在求学与工作的道路上帮助过自己的师友亲朋表示感谢。虽然本文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但考虑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进度较慢,出版遥遥无期,只好暂且借本书的后记,先行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感谢我的恩师陈兴良先生。先生不仅是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换言之,先生是我唯一的导师。先生于我,是经师,是人师,亦是慈父。有幸师从先生,是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最大幸运。这份幸运让我感激涕零,也让我时常有惶恐之感,唯恐自己的表现辜负先生的期望、辱没先生的盛名。感谢视我为忘年之交的张文教授。他对刑法学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热情,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平等包容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他对我和我家人的关心爱护,让我钦佩、感动又汗颜。感谢梁根林教授。他在学问上给予我指导和滋养,在学术发表上给予我提携和鼓励,在工作生活上给予我关心和帮助。感谢车浩教授。他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对我的帮助难以细数。几年前的一次聊天,他鼓励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热点案件评析文章,以承担法律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彼时的我虽然对热点案件研究感兴趣,但是对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热点案件评析文章颇感犹豫,毕竟这种文章不会被统计为正式的科研成果。但后来,我还是听进去了,试着写了几篇,积少成多,便有了这本书。如果没有车浩老师的鼓励,我大概没有勇气做这种尝试。感谢江溯教授。他纵横驰骋的治学风格与达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激励着我,感染着我。此外,储槐植教授、刘守芬教授、王世洲教授、白建军教授、郭自力教授、赵国玲教授、王新教授对我的殷殷教诲,我同样铭记于心,受益终身。

感谢我的领导与同事宋华琳教授、付士成教授、刘士心教授、张心向教授、郑泽善教授、王强军教授、隗佳博士。尤其是张心向教授,在我调入南开大学后,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经常向她请教学术问题,并从中获益甚多。本书的第一章内容,就是在她的“教唆”下动笔写就的。感谢北大出版社副总编蒋浩老师对拙著出版的鼎力支持,感谢策划编辑杨玉洁老师,责任编辑孙辉老师、方尔埼老师对拙著的精心编校,感谢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对拙著出版的慷慨资助。此外,还有很多前辈师长、同道好友、博士同窗、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以各种形式提携和帮助过我,在这里一并向他(她)们表示感谢。我曾考虑过完整罗列这些师友的大名,思索再三,还是作罢。不仅是因为有限罗列难免挂一漏万,更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拿得出手的成绩。毕竟这只是一篇学术著作的后记,而不是什么获奖感言。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爷爷邹庚火、奶奶丁大香。在我上小学时,爸妈在外打工,我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白天在田地里劳作,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二十年前的秋天,爷爷因病离世。他在弥留之际说出的一个遗愿,是希望我考上北京大学。彼时的我刚经历第一次高考“落榜”,虽然考了全县第一名,但离北大的投档线还差十几分。在爷爷遗愿的激励下,经过两次复读,我终于在2005年以全市第一名、全省第四名的成绩考上北大,并随后在那里度过了十年潜心求学的时光。奶奶现已年近九十,身体健朗,乐观豁达,在这里祝老人家福寿绵长,意顺安康。感谢我的爸爸邹细华、妈妈鲁青娥。他们将三个子女视为自己的全部。为了养育好我们姐弟三人,他们日夜辛劳,付出了太多。可直到今日,我依然没有能力在物质上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回报,这一点让我深感惭愧。感谢我的岳父肖凤金、岳母何冬青。他们二人的婚姻,是我在现实世界中见过的最美好的婚姻。为了帮助我的小家庭,他们倾其所有,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情感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煎饼”出生后,孩子的姥姥和奶奶克服重重困难,轮流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天津带娃。如果没有她们帮忙,我肯定没有时间完成本书。感谢我的姐姐邹燕琴、弟弟邹小建。他们让我从小就感受到多子女家庭的温暖。小时候与他们的嬉闹,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感谢我的爱人肖融。十年前的平安夜,我与她初次相逢。四年后,我们领证结婚。再四年后,我们有了“煎饼”。无论是对于爱情、婚姻还是家庭,她都付出得比我多。除了妻子、母亲这两个常规角色,她还担任了我们家的“青年教师鼓励师”,在我迷茫的时候指引我,在我沮丧的时候鼓励我。对于本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她都是第一个读者,尽管作为读者,她缺乏耐心,也不够友好。感谢我的儿子“煎饼”。他的出生让我体会到初为人父的幸福,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

不觉已至深夜,窗外一片静谧。白日所见的萧瑟破败,悄然隐匿在苍茫的夜色里。不远处的海河,早已冰厚如壁。期盼中的大雪,却未如期而至。深冬的肃杀冷清,不免使人沉抑。而几日后的旧历新年,又让一场热闹触手可及。就此停笔睡去,或许明早醒来,便能看见预兆丰年的漫天飞絮。

邹兵建

于海河之畔五福里寓所

2023年1月12日晚

邹兵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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