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法教义学释疑——以刑法教义学为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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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学研究范式,法教义学目前在我国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形象,有必要对其加以澄清。法教义学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法教义学所采用的体系性思考在结论的妥当性和司法效率两个方面皆优于问题性思考。法教义学尊重法律规范的效力,不能对法律规范提出体系外的批评,但可以对其提出体系内的批评。法教义学重视概念体系思维,存在但可以克服与社会脱节的危险,在自身的体系范围内可以接纳价值判断,在坚持以规范研究方法为本体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由于受到一些现实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法教义学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法教义学应有的功能,但这些制约因素是暂时性的,在未来能够被克服。

   关键词: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体系性思考;问题性思考;刑法教义学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几代法律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法学摆脱了幼稚之名,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伴随着法学整体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法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围绕着是否需要提倡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这一问题,我国法学界兴起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为了使这场争论取得实质进展而不至陷入自说自话的混乱局面,争论双方必须确保他们对于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而在这场争论中,最为关键的概念无疑是“法教义学”。因此,清楚地阐释法教义学的基本内涵,便是这场争论的核心任务。事实上,最近几年,我国学者有意识地对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加深了法教义学者自身对法教义学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科法学者对法教义学的误解,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些研究在整体上还存在以下三个不足:首先,这些研究大多专注于法教义学的自我阐释,致力于回答“法教义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未能充分回答“为什么要提倡法教义学”的问题,未能凸显法教义学较之于其他研究方法的比较性优势;其次,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结合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因而既没有注意到法教义学在当下中国暂时面临的现实障碍,也没有揭示法教义学之于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最后,这些研究大多未能从正面回应社科法学者对法教义学的批评,从而使得所谓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缺乏真正的理论交锋。由于我国学者对法教义学的研究存在上述不足,法教义学在我国学界仍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形象,理论上对法教义学仍然存在重重误解。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出发,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围绕理论上对法教义学的几个常见误解,结合我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法教义学的产生、特征和功能作一个系统阐释,以期推动我国法教义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

  

   一、源于实践理性而非形式逻辑

   尽管法教义学的前身有着悠久的历史,[2]但法教义学的真正兴起,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8、19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纷纷通过改良或革命获取了政权,产生了建立法治国家的需求。根据启蒙思想家的最初设想,法律的适用是一个运用三段论进行严格逻辑推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司法者没有任何裁量权。[3]尽管启蒙思想家们(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也认识到法律可能会有含混性,但出于对司法者的不信任,他们拒绝将法律的解释权交给司法者。然而,事实很快证明,启蒙思想家的这个设想根本行不通。欲通过三段论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仅要确保对三段论运用是合乎逻辑的,而且还要确保其大小前提是真实的。然而,对于大小前提的真实性,三段论的逻辑却保持着沉默。[4]事实上,由于法律概念的模糊性、词语含义的变动性、法律规定的矛盾性、滞后性以及将事实涵摄于规范的跳跃性等诸多原因,无论是三段论的大前提还是其小前提,其真值性往往都充满着争议。[5]因而,法律没办法像自动售货机那样得到自动适用。由此,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从而使其能够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之中,便成了司法者不可推卸的任务。

   藉由解释而适用法律有很多种方法,但大体上可归类为两种路径。其一是,从结果的妥当性出发,对具体案件作具体的判断,就事论事,类似于我国古代的“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此即为问题性思考的方式。其二是,从法律规定出发,构建一个由规范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并将该体系运用于具体案件的考察之中,此即为体系性思考的方式。那么,这两种路径何种更为可取呢?对此,需要从结论的妥当性和司法效率两个角度来加以考察。

   一方面,就结论的妥当性而言,在司法者绝对公正且足够睿智的情况下,运用问题性思考的方式,可以得出最佳处理方案。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并不容易得到满足。而在这个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运用问题性思考可能会得出很糟糕的结论。而且,从个案比较的角度看,问题性思考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从而违背正义最基本的要求。而体系性思考则会导向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和操作规程,这个理论体系和操作规程既会指导司法者如何处理案件,也会对试图恣意裁判的司法者构成一种约束,从而在实现实质正义的同时,充分保障国民对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尽管体系性思考不能确保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得出最妥当的结论,但它至少可以确保在绝大多数场合达致较为合理的结论。

   另一方面,就司法效率而言,运用问题性思考的方式,司法者需要对每个案件都作重新思考,而无法利用既有的理论成果,其效率必然受到影响。此外,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问题性思考与具体案件事实紧密相关,这决定了司法者无法在不告知案件详情的情况下寻求法律学者的帮助。而体系性思考则可以帮助司法者迅速辨明问题的方向,找到问题的关键,简化思考量。此外,体系性思考虽然对逻辑思维有较高的要求,但由于其可以与纷繁复杂的具体案情保持相对的独立,因而完全可以交由法律学者来完成,而司法者则直接运用法律学者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即可。

   由此可见,对于具体案件的处理而言,无论是在结论的妥当性上,还是在司法效率上,体系性思考都比问题性思考更具优势。当然,由于时间、精力以及理论水平上的限制,司法者很难独立地完成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因而这一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转移给了法律学者,从而形成了法律学者建构理论体系、司法者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适用法律这一专业分工。从法律规范出发,以概念逻辑构建理论体系,从而指导司法者适用法律的法律研究方法,就是法教义学。由此,可以对法教义学作如下定义:法教义学是指运用体系性思考的方式,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提炼、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以最终指导法律适用的法学研究方法。

   以上对法教义学的发生机制作了一个简要的勾勒。需要说明的是,与法教义学发生的真实过程相比,上文的描述无疑是简单而粗糙的。并且,对于法教义学兴起的其他条件,本文也没有作任何分析。[6]不过,这些并不妨碍上文揭示如下一点: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服务于司法实践,其在根本上属于实践理性的产物,[7]而非纯粹理论逻辑演绎的产物。

  

   二、尊重规范效力但不盲目服从

   法教义学建立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这内在地决定了,尊重法律规范的效力是法教义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法教义学的这个特征并没有被准确阐释,以至于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误解不断,歧见丛生。它是否意味着法教义学不能批评法律规范?它是否会引发个案的不公正?它是否会导致法教义学者立场的保守?为了回应这些疑问,有必要对法教义学尊重法律规范效力的特征作一个阐释。

   首先,法教义学并非一概不能对法律规范提出批评。在这里要区分两种批评,一种是体系外的批评,另一种是体系内的批评。前者是指在体系之外运用伦理道德、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等非法学标准对法律规范或法秩序作整体性的批评;后者是在指体系之内运用法学自身的标准对个别性的法律规范提出批评。所谓法教义学不能对法律提出批评,其真实含义是,不能对法律提出体系外的批评,而非不能对其提出体系内的批评。[8]上文已述,法教义学会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提炼、整合,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为评价法律规范提供了一个判准。当个别法律规范不符合这一判准时,法教义学当然可以对其提出体系内的批评。事实上,在法教义学的理论成果中,经常可以发现对某个法条或某个法律修正案的批评。[9]因此,将法教义学对待法律规范的态度极端化为“法律是信仰的来源”、“法律永远是对的”,恐怕是言过其实的。

   不过,法教义学的确不能站在体系外对法律规范提出整体性的批评。其原因在于,法教义学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一旦法教义学对整体的法律规范或法秩序产生质疑,那么它便必然走向自我瓦解。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语境下,法律在整体上被认为是自由、公正、理性等人类最高价值的文字表达。在这个大环境下,不能对法律规范提出整体性的批评,之于法教义学而言,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缺点。但是,如果作为整体的法律规范从根本上违背了正义,就像纳粹德国时期纵容屠杀犹太人的法律那样,那么它应当被认为是“错误的法”甚至“根本就没有法律的性质”。[10]在这个非常时刻,旨在指导法律适用的法教义学当然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11]

   其次,在面对一个看似不合理的具体法律规范时,法教义学首先会尽力对其作逻辑一贯而结论妥当的解释,只有在穷尽一切办法仍然无法对其作出合理化解释之后,法教义学才会对其提出批评。[12]法律规范之所以无法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部分是因为法律规范的含义可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部分是因为一些法律规范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不合理的或者存在与其他法律规范相冲突之处。而对于这些看似不合理或者矛盾的法律规范,法教义学要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其作出合理化的解释。基于解释对象的不同,合理化解释的难易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合理化解释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对法教义学者的理论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事实上,合理化解释能力的高低,往往被认为是衡量法教义学者理论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不过,法教义学的解释并不是天马行空、毫无限制的,它受到语言学规则、逻辑学规则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在这里,需要警惕一种“过度解释”乃至“解释万能”的思想。[13]这种思想认为,为追求一个具有实质合理性的结果,可以对法律规范作任意化的解释。这种类似于诡辩派的做法,已陷入了问题性思考的泥淖之中,而不再属于法教义学的范畴。

   最后,在穷尽一切办法也不能作出合理化解释之后,法教义学会对个别法律规范提出批评,但仍然会尊重该法律规范的效力。在这里,需要将对法律规范的批评和对法律规范效力的否定二者区别开来。问题是,既然有些法律规范是不合理的,依据这些法律规范所得出的结论也将是不公正的,为何还要维护这些法律规范的效力?这个问题往往被简化成,为什么“恶法亦法”?这个质疑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法教义学者的头上。对此,有的法教义学者以法律所处的民主法治国家的背景为由展开辩护。[14]但在本文看来,这种辩护是不太成功的,它只能说明法律在整体上是公正合理的,但无法否认存在个别不合理的法律规范的可能性。也有少数法教义学者主张,对于一些不合理的法律规范,可以直接否认其作为法律的效力。[15]但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背离了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实不足取。

本文认为,法教义学之所以要尊重法律规范的效力,甚至在个别法律规范存在问题时仍坚持这一立场,乃是实践理性的要求。当一个案件指向一个无法作出合理化解释的法律规范时,司法者无外乎有两种处理方式——要么放弃法律规范而径直追求一个妥当的结论,要么严格将该法律规范适用于案件之中。前者是问题性思考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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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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