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 汪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人民政协理论发展及实践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8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2:57:16

进入专题: 毛泽东     习近平     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  

黄卫平   汪洋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不同时期党对政协的性质、功能定位的发展,使人民政协逐步从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民主政治重要形式,以及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要“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增强人民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加强委员的队伍建设”,这对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更加彰显其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更加强化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专门机构;不断增强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有助于政协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

  

   关 键 词:毛泽东  习近平  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  MAO Ze-dong  XI Jin-ping  CPPCC(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egotiation democracy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筹建新中国。由于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无法召开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就代行了全国人大职能,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作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四个重要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履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程序。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全国人大尚不能召开的特殊状况下,具有事实上的临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功能,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能,这是特定时代赋予人民政协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一、党对人民政协的地位、性质与功能的理论发展

  

   (一)毛泽东: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国家政治协商、国策咨询机构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依据宪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至此,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功能。当时在国内关于“政协是否还应该存在?其性质定位如何变化?”有了不同的声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1]而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政协还有必要存在。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1]“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1]并且,具体指出政协主要有五项任务:其一,协商国际问题。因为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的“文章”,要由政协来做;其二,商量相关人事问题。协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其三,提意见。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内容复杂,工作纷繁,处理新旧矛盾有各种需要协商的事宜;其四,协调政治关系。协调处理各民族、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其五,学习马列主义。“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1],用马列主义理论改造那些从旧中国过来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针对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特别强调政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认为:“需要多协商的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像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可以协商座谈,还有手工业、渔业等问题也可以谈。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政协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协商和政策咨询机构,它承担着党的爱国统一战线重任,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可以尽可能把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来自旧中国或敌对阵营的党派、团体及各类精英,团结、吸纳到新的国家体制内,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咨询协调的功能。

   (二)邓小平:政协是共产党发扬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之中,人民政协的制度遭受严重破坏,长期处于瘫痪的状态,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迫害,政协的发展陷入了停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同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扭转了很长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错误路线。人民政协的工作也围绕“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展开。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联盟的基础更加巩固和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兄弟民族也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数资本家也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他们与“心系祖国”,支持“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内外侨胞共同构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同时“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在发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如“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相互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2]。

   很显然,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广大急于脱贫致富的普通群众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包括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对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拥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有着广泛共识。政协的爱国统一战线功能也主要转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的上述讲话成为指导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对人民政协的功能、定位可以概括为: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组织,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服务。

   (三)江泽民、胡锦涛: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我国成功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各利益群体争相在体制内外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空前高涨。中国改革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为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必要平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重要性。人民政协也因此而获得新的历史定位。

   1995年全国政协作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对人民政协履行民主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作了全新阐述。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3]1995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高度肯定了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它人才集聚,联系广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实行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作用。”[4]肯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这种民主形式,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4]

   2004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指出:“必须充分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5]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5]他特别强调“人民政协这一中国特色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既顺应世界民主发展潮流,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程,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6]

   在江泽民、胡锦涛看来,人民政协不仅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而且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具体形式之一

   (四)习近平:政协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共产党要在政党协商中承担首要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面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腐败”,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雷霆反腐,高压执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协商民主的相关文件,包括《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5)、《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2017年)等。

   特别是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7],充分肯定“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人民政协工作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完善协商议政内容和形式,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7]。

正是基于对人民政协新的功能定位,习近平还强调“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搭建协商平台、丰富协商形式、创造民主氛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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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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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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