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修华: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素质提升功能的现状与改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7:31:36

进入专题: 社会组织   公民素质   公民意识   公共生活  

潘修华  

  

   摘要:提升社会治理的效果,须提升民众公共参与的质量,而这就关涉到民众的公民素质问题。民众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实践途径是参与社会组织的相关活动。从调查数据与访谈材料来看,现阶段社会组织对提升民众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公共责任意识以及社会参与技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提升民众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技能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这既有宏观制度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改善社会组织提升民众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技能的作用发挥,须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改革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拓宽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渠道。于此,可为社会治理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人力资源,社会治理亦有望臻于善治。

  

   关键词:社会组织;公民素质;公民意识;参与技能;公共生活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其中公众参与正是其中之义,而要提升公众参与的质量,必然要提升民众的公民素质。所谓公民素质是指公民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对参与公共生活所持有的认知、态度和能力等,它主要通过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行动绩效来体现。公民对参与公共生活所持有的认知和态度一般以公民意识来表征,而对参与公共生活所持有的能力一般以公民参与技能来表征,因而可以说,公民素质的构成要素是公民意识和公民参与技能。公民素质与个体素质的意涵是有差别的,公民素质表征的主要是公民在社会、政治公共领域中的理念秉持与能力,而个体素质主要表征的是个体在家庭、市场私人领域中的理念秉持与能力,前者与公共生活相关,后者与私人生活相关。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差异是前者直接与公共利益相对应,后者直接与私人利益相对应。公共场所的活动并不能都归入公共生活范畴之中,比如人们在超市购买日常用品的活动就不能归入公共生活的范畴,而只能归入到私人生活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场所名之为公开场所似更合理。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提升公民素质的途径主要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其中教育主要是打下认知基础,社会实践主要是获得实际经验与技能。而参加社会组织、参与其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公共治理活动则是民众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实践途径。

  

   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提升公民素质的实际作用如何?现有的研究成果可分为规范性研究成果与实证性研究成果。规范性研究成果主要阐述了社会组织具有培养公民意识、提升公共参与能力的作用,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康宗基和庄锡福认为社会组织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可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德意识、环境意识与责任意识[1]。郑朝静认为志愿服务不仅可唤醒个体的主体意识,促使个体自主性的养成,而且还可增加个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这一认识,她认为应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向纵深发展,使志愿服务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活动 [2]。董玉刚认为现阶段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课堂教学,其主要作用是公民理念的展示与灌输。大学生参与冰雪灾害救援、地震救援等志愿服务,实际上是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不仅可巩固课堂教学内容,而且可强化公民意识,促使公民行为的生成 [3]。刘春梅认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在社区中重组,为社区居民进行利益表达既提供了动力,也提供了空间。社区居民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中介参与社区事务,既维护了社区秩序,推动了社区发展,又增强了自身的公民意识,提高了自身的参与技能 [4]。卢炜旻认为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是公民实现其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公民更充分地夯实了其主人翁的身份与地位 [5]。

  

   尽管学界关于这一主题的规范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实证研究上,只有很少的几篇关于高校社团对大学生公民素质培养效果的成果。林祯景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认为现阶段高校公民教育不系统、效果不理想,改变这一状态,除了高等教育回归“培养合格公民”之职能外,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充分利用高校社团来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 [6]。林衍盛、云中坤、胡涛直接对高校社团培养大学生公民意识进行了问卷式或访谈式实证研究,提出要加强高校社团培养公民意识的功能[7]。在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没有区分公民素质与个体素质的差异,使得其研究与一般的素质研究或者道德素质研究几乎没有区别。如果试图从高校社团出发分析社会组织培养公民素质的功能,那么这一路径是有问题的,因为高校社团主要是兴趣、服务团体,涉入的主要是高校内部的学习生活---一种拟制的社会生活,基本上与政治生活无涉,所以它们提升公民素质的功能本来就是残缺的或者说是畸形的。因而可以说,关于社会组织提升公民素质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

  

   综合观之,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但是它们没有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国社会组织到底从哪些方面提升了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技能?效果如何?为什么社会组织提升一部分公民意识、参与技能较为有效而对另一些则效果不明显?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具体地了解社会组织提升公民素质的作用,笔者在调研这一主题,设计调查问卷时,对公民素质的构成要素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能力均进行了细分:公民意识细分为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公民参与技能则细分为社会参与技能、政治参与技能。在细分的公民意识中,权利意识、平等意识与宽容意识既可在公域中发挥作用,也可在私域中发挥作用。但是一个人在私域中具有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并不能一定表明他在公域中就具有。因为在私域中,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的私人利益指向较为清晰;而在公域中,三者的公共利益指向较为清晰,私人利益指向则较为模糊。比如一个人可为了自己新购买的房屋质量问题和开发商打官司,但如果他秉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做人原则,就不会为了一条新修的道路的质量问题去举报承建商。同样,一个人可平等而宽容地与家人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却不一定愿意这样对待同性恋者,与他们一起去解决社会中的性取向歧视问题。因此考量社会组织对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等公民意识的培养状况时,应尽量与公域或公共生活相联。行文至此,需要说明下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与事实材料的来源。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数据与事实材料来自笔者2015年组织的相关调研。这次调研从2015年暑假开始到2016年寒假结束,调研团队在江苏南通、镇江、浙江湖州、安徽巢湖大致均等地发放问卷共计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36份,有效调查样本包括78个社会团体、5个基金会、3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个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和18个其他类型社会组织。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在每个调查地都对部分社会组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但是由于调查经验不足、调查样本数量和类型上的缺陷,我们对社会组织提升公民素质效果的评估效度可能尚有缺陷。

  

   二、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素质提升功能取得的成效

  

   从调查数据与访谈材料来看,现阶段社会组织对提升民众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公共责任意识以及社会参与技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社会组织的维权活动可能增强了民众公域中的权利意识

  

   在调查中,笔者采集了社会组织在民间纠纷、官民纠纷中向个体或者群体提供支持情况的数据,发现占样本总量59.6%的社会组织在民间纠纷中向个体或群体提供过支持,而占样本总量39%的社会组织在官民纠纷中向个体或群体提供过支持(见表1)。

  

   从20世纪台湾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为本土民间组织提供维权支持,强化了民众权利意识的经验来看,大陆社会组织通过维权活动应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众的权利意识[8]。但与台湾地区民间组织不同的是,大陆社会组织维权支持活动主要面向民间纠纷而不是官民纠纷,因此它们直接提升的主要是民众在私域之中的权利意识,而不是在公域之中的权利意识。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尽管社会组织的参与者对自身权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他们也较少把权益维护与投票、竞选、出席听证会等公共参与方式联系起来。这可能与他们对公共参与的功效评价不高有关系。本文文献回顾中提到的国内学人几乎都没有区分社会组织培养民众权利意识在公域和私域中的差异,他们似有一种没有言明的倾向: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组织培养的民众的私域权利意识可逐渐延伸到公域之中。尽管没有足够而清晰的经验研究佐证这一倾向,但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社会组织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提升了民众的平等精神

  

   对复杂的“平等家族”,人类在现代公共生活中需要的仅是其中的人格尊严、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它们孕育于神启之平等精神。在它们之外的平等的实现不是不可能,就是不可欲。生物性条件诸如颜值、智商,完全不可能实现平等,不需讨论。除了其中的人格尊严、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的实现可欲外,财富、身份、地位等社会性条件平等的实现均不可欲,因为其实现偏离正义,必须靠外部强制力。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传播平等精神最强的社会力量是宗教性组织与志愿性结社组织。随着行政改革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社会组织的志愿性特征逐渐凸显,其传播平等精神的作用亦在逐渐显现。在笔者所调查的136家社会组织中,服务之前,总是与服务对象沟通的占比43.4%,经常与服务对象沟通的占比47.8%,两项比例数据相加为91.2%,而不与服务对象沟通的仅占比2.2%,不经常与服务对象沟通的也仅占比5.9%。可见,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之前,都与服务对象进行沟通。社会组织在服务之前与服务对象进行沟通,既能体现对服务对象的尊重,也能使服务对象沐浴在平等、博爱的光辉中,受到感染,在公共生活中平等待人。社会组织这种工作方式,润物细无声,作用不可小觑。在对一些社会组织帮扶对象的访谈中,笔者感觉到他们多数待人接物较为平和,跋扈固然不可见,自卑也未见踪影。从普遍性层面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组织所营造公益氛围中的平等、博爱精神之种子生根发芽有关。

  

   (三)社会组织友善包容的服务态度促进了民众的宽容精神

  

公共生活需要宽容精神,也能锻造宽容精神。社会组织启动项目或者开展服务之前,需要耐心地了解服务对象的情况,需要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与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一过程无疑可拓宽社会组织员工与志愿者在公共生活中的宽容度:基于体认或悲悯之上的宽容度。在项目或活动完成之后,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组织也需要了解服务对象的感受与想法。在我们所调查的社会组织中,66.1%的社会组织为服务对象设置了投诉渠道。就是没有专门设置投诉渠道的社会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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