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云淡风清了无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15 次 更新时间:2023-08-26 18:00

进入专题: 杨宪益  

杨宪益 (进入专栏)  

 

杨宪益/口述;陈洁/采写

天津和牛津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园,养猫养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人人都说我是白虎星,命硬,会克人。妈妈怀我的时候曾梦到老虎。后来我的儿子也死了,但我还是不信命。

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当时银行是私有的,北洋军阀都很感谢父亲给他们钱发军饷。他曾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也许他对我有期待,但我没有兴趣,只是玩。

我没有读过小学,家里给我请了教私塾的秀才,叫魏汝舟。读的书是当时最普通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后是儒学经典《论语》、孟子》、《礼记》、《诗经》,也读《楚辞》、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史书。所有的书都不怎么解释,就是要背。我记忆力还可以,一般读个两三遍,就可以背了,所以基本上没挨过打。其实背不出也不会打,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没人敢打我的。

十多岁后我才出去读教会学校,但还是不认真,玩的比较多,班上总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非常努力,很认真,我就不跟他争,所以我总考第二名。小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最早想当孙悟空,大一点时偶像是诸葛亮,说明有点政治上的理想,不过没过几年就只想做杜甫、陶渊明了。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看书是很多的。我家里有很多藏书,都是线装古书,经史子集都有,还有笔记小说,很多都带插图,很好看。不那么古旧的书我记得有成套的“说部丛书”,林琴南翻译的。这些书放在家里,没有人规定我要看,也没有人禁止我看,我就随便翻,很自由,完全是凭兴趣选择。

我买书很多。当时天津有个玩的地方,叫“大罗天”,里面有卖书的,最早是先生带着去,后来我也自己去。我买书的习惯是宁滥勿缺,几乎是能捞到什么书,就先搬回家再说。有的书只是觉得插画好看,有的只是觉得书名有趣,就买了,买回去也不一定看。如果是成套的,则一定要买全了。

我有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喜欢古诗,我受他影响,读了很多汉魏古体诗和陶渊明,也学着写,主要是五言体,七言的律、绝就很少写了。唐诗我偏爱中晚唐的,唐以后的诗很少看,黄遵宪和康梁的诗或可一读,但诗味毕竟差一点。至于白话诗,比如胡适的《尝试集》,还有郭沫若、艾青他们,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诗。我对白话的“五四”新文学一直没有感觉,那一批作家,除了周氏兄弟,其他如茅盾、巴金,我都不佩服。鲁迅非常优秀,我没有翻译完鲁迅全集是很可惜的。

到教会中学新学书院读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上新学书院后我开始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我不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动机”的说法,想自己造一个出来,为此看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

不过,我读的最多的,除了古书,就是英文书。对英文诗歌,小时候我喜欢朗费罗和丁尼生,还有拜伦和雪莱,年龄再大一点儿喜欢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还有古典作品,像古希腊的萨福,也都喜欢。

上中学起,我开始能看古典的英文,比如莎士比亚。我还有个偶像,就是意大利的马志尼,我中学看过他的《人的天职》,狂热地喜欢他,后来到英国留学时,我买到了他的英文版全集,都高兴坏了。读了拜伦的诗《哀希腊》之后,我对古希腊很向往。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了解它的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我决定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买了拉丁文语法书自学,又请了个希腊人教希腊文,可惜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太多的文化,对我帮助不大。我到英国留学,学的就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父亲去世后,经济来源断了,不过家里有积蓄和股票,生活还不错。我是独子,母亲当然还是希望我能继承家业,读中学时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可我不感兴趣,她也就算了,她对我很宽松,没要求过什么。但她对我有件事不满,就是家里请了个教英文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她就笑,说她的名字“徐剑生”可以对下联“快枪毙”。她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因为丈夫池大夫喜欢别的女人,她总是不开心,后来就自杀了。有一段,我们算是正式谈恋爱了,她比我大十多岁吧。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燕京大学,但还想考清华或北大。这时我中学的英国老师要回国休假了,母亲本来想要我大学毕业再出国的,现在为了把我和徐剑生分开,就让他带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伦敦,先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过入学考试,但牛津不怎么重视亚洲学生,当年没有招生指标,我只好等了一年多,到处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当时牛津规定,要先学一年半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再学一门专业,一共四年,毕业考试通过,分四等,才能得荣誉学士学位,要在《泰晤士报》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导老师曾跟我说:你要是用功一点,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只能拿三等,因为不可能给外国学生一等,结果毕业时我拿了四等。当时一般都是二等,少数优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两个吧。

我是一个坏学生.小时候读书就很随便,没花什么精力。在国内就是这样,对什么都感兴趣,看书很杂,都是闲书,没什么目的性。也看当时时兴的杂志,比如《学衡》。总的来说,读书全凭兴趣,觉得这样读书才是快乐,否则就成苦差事了。

牛津每年三个学期,我只有一个学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头玩,在地中海、欧洲旅游。后来还跟爱人一起去过巴黎、回国时经过加拿大。也买了很多书,尤其爱逛旧书店。英国的书跟中国相比很贵,留学生中像我这么买书的不多。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那时候才看的。和小时候一样,我买的书也不一定都看,比如我买过一套法文的《凡尔纳全集》,结果读不下去。

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精神并不愉快,因为家乡被日本侵略。毕业前半年的样子,家里来信说,因为抗战爆发,家里破产了,不能再给我寄钱了。我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钱早就用完了,只好把书卖了做生活费。英国的书店回收旧书,一般是半价。我靠着卖书撑过了最后一个学期。但经济压力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没什么好吃的就少吃点,就这样吧,没什么要紧的。

爱情和亲情

我在牛津认识了我的爱人,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她出生在北京,六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但她学得不算很好。我们在一起一般讲英语,算我照顾她吧。她后来还开玩笑说,她喜欢的不是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又说她汉语讲不好是因为我讲英语太多了。她长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也很爱国,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亲反对我们俩在一起,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自杀——这点叫她说中了。我母亲也反对,以为我娶了外国老婆就不回来了。后来知道我要回国,也就没什么了。那时天津已经沦陷了,母亲和妹妹把家产变卖了,离开老家搬到四川重庆去住。

我毕业时收到了两张聘书,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腊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联大,可母亲希望我留在身边,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轰炸得很厉害,她不准我去。我就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的聘书。如果我去西南联大,国民党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闻一多一样被枪杀了,所以也没什么后悔。

母亲租了罗家伦的房子,罗是中央大学校长,学校的名声不好,但罗还不错,我们一家人在抗战中第一次团聚,还是很高兴的。

我和爱人在重庆只待了一年,那时候可真不容易。我回国时带了四大箱书大部分是外文原版书。结果过海关的时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们一声令下全部没收了。战后,我通过一个朋友去追查这批书,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部分,上面都盖着蓝色的方形印章,显示是“杨氏图书”。这个小印章记录了这些图书辗转几个国家的艰辛命运。

没有被日本搜走的小部分书,后来也命运多舛。它们陪着我从重庆到贵阳,走了很多地方,抗战胜利后,我赶往南京与家人会合,结果从西南沿江而下时遇沉船,又损失了一批书.连耗子都会成为图书的克星。重庆山地多老鼠,只要一只耗子,一摞书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当时重庆也有书店、图书馆,但基本上没什么书。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是关于时局的书报,像唐瑜创办的《救亡日报》航空版,后来印刷厂被炸毁了。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卖,不过是违禁的。也出版《日寇暴行实录》这样的图文书。至于学校图书馆,有的都是很普通的书,像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之类。外文图书尤甚,中央大学只有一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什么的。我给学生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就凭我自己讲。所以那时候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靠老师,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师就很好了,最好的书就是老师脑子里的书。

要说起来,也不能断言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差得不行,现在的阅读环境恐怕还不如那时。那时虽然书不多,条件艰难,但总的来说比较开放,日本轰炸重庆,大家都成了闲人。有时间读书,也好学。而且大家对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普遍不是太相信,习惯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也别有一种精神在。不管是学生还是学者,学习热情都很高,有真痴迷学术的。

一方面,大家都关心时事,我和乃迭帮着学生把口号宣言译成英语传到国外,我妹妹杨苡夫妇签名捐款支持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搞翻译,传播文化。

我妹夫赵瑞蕻在内地买不到像样的书,1938年途经香港时买了本法文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开始翻译该书,四年大功告成。赵瑞蕻的法语老师很高兴,说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炮火连天中,既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和学生运动,又潜心于名著的翻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奇异”现象。

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在重庆的时候,上午发了薪水,就要火速赶去换成黄金或大头,然后再去买生活用品。否则到了下午,法币的薪水就要缩水一小半。解放初期,梅兰芳的演出还是2万元一张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块钱吧。

你说的对,嘿嘿,我的书里有一些历史痕迹。是的,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册子,1936年前后的“丛书集成初编”,每册一两角钱,1950年的《敦煌曲子词集》定价4000元,吓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达著的《郑和航海图》定价回复到0.48元。这几种书的字数和页码都差不多,价格差了一万倍。

对了,说陪都重庆的文化界、文艺圈,你们一定要说说二流堂。抗战期间,文艺界很多人“流落”到重庆,居无定所。唐瑜外号阿朗,是个仗义疏财的报人,自费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在重庆中一路下坡,唐瑜从租地、买地,到绘图设计、施工监工,全程一手操办,先后盖了六七栋楼,著名的有碧庐、依庐等。呼朋唤友来聚居,吴祖光、夏衍、丁聪、盛家伦、沈求我、高集、高汾、萨空了、金山、张瑞芳这些剧作家、演员,都在他那里住过。

阿朗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做他坚强的经济后盾,他从南洋回国时,带了满载的小轿车、大卡车到重庆,后来车卖了,车上的物质食品都分给朋友吃了。吴祖光到晚年还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门,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马上就要到他们的家“碧庐”了,唐瑜突然看着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发呆。轿车飞驰过来,溅了两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梦方醒,喃喃地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战时的重庆,文艺工作者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朋友们碰头,大多泡茶馆,但茶馆无一例外贴着“莫谈国事”的招牌,不能畅谈。于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会的首选之地。黄苗子、郁风夫妇,戴浩,还有我们都是自己有居处的,平时也乐于去二流堂欢聚议事。

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开玩笑来的。他们那群风雅放达的文化人,看了延安过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学会了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表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搞文艺的大多生活自由、做法散漫,大家便互称二流子。郭沫若去碧庐聊天时,说要写一块匾额“二流堂”,二流堂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唐瑜荣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后的反右,文革历次运动中,二流堂被《人民日报》点名,当作“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被大肆攻击,打击的主犯吴祖光、新凤霞更是命运悲惨,令人感慨。

音乐家盛家伦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书甚丰,其中有买的、借的、拿的,还有偷的。上海的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开的大书店,盛家伦常常去站着看一天书。碰到书店打烊他还没看完,或者站得太累,书又实在爱不释手,他就顺便“把书带回家去看”,还说偷书不算贼。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很喜欢一册外文书,但买不起,犹豫良久还是悻悻然地出了书店大门。岂料盛家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把那册书塞给了他,那人对如此神偷,只有瞠目结舌的份。

译事和逸事

我说我爱人很单纯,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说了国民党不爱听的话,当时重庆买得到《新华日报》,但总是受限制,不让看,她就常常买了看,还说过三青团的人像法西斯,别人就把她当共产党。还有一次,因为我认识英国大使馆的人,有人就告发我们,说我们是英国特务。大学的聘书一年一发,第二年她就没收到聘书,那我也不干了,就离开了中央大学。这时香港大学要我去,可我不想离开大陆,就没去。这样换了几个学校,在贵阳、成都很多地方待过。

这时梁实秋在重庆主持国立编译馆,觉得只有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没有把中文翻译给外国人看的,不好。他是我在牛津的同学,就想到要我们两个去做这个工作。其实我更喜欢搞历史研究,并不喜欢翻译。我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另一个是教书没什么意思,学生很复杂,比如有很多三青团,就是特务,我们应付不来。翻译比较单纯,轻松一点,就去了。本来也没打算以此为生的。

翻译的是《资治通鉴》,译了不到四十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也没出版,我看没用了,丢了也浪费,就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实秋的领导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后来刚解放时,在南京生活也不错。

1952年,我们到了外文出版社。因为他们社长刘尊棋很热情,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一百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我觉得这还不错。我们翻译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发在《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大概每一期发一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也有一点,英国销路不大。

不过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后来领导换了,刘尊棋被打倒,这件事就没了。很可惜,这事要做成了还有一点意思,另外,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乐意的,《坟》就没有翻。

周扬做文化部副部长时,想起我会希腊和拉丁文,就把我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出版社拉回来翻译《红楼梦》,反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红楼梦》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我的。我认识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欢红楼梦,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几年的时间。

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囗译,她就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的翻译很快,大跃进嘛,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觉得翻译比较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座上宾和阶下囚

我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抗日、国共两党对抗和合作、共产党统治,还是抗日影响最大,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抗日,然后是我回国教书以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愿意为共产党做一点事情,这是第二个理想。后来还有别的理想,比如研究历史。

刚建国那一阵,毛泽东常邀请大家坐坐,好像是在怀仁堂吧,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介绍说我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很好。毛一边跟我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我当时也很简单,就回答说:什么都能翻译。

当然也有我不翻译的。钱锺书被调到北京负责《毛选》的翻译,他也是我牛津的同学,学问很好,但英语并不是他的最强项,他就想要我去合作,给的条件很好。不过我拒绝了,也没别的什么原因,我刚在南京买了房准备定居,而且政治文章我翻不好,《毛选》我也没怎么看,没什么意思,也不喜欢,我一般只翻文学作品。

1968年,我们又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那天晚上我们没事做,在家里喝了半瓶酒,十点多有人敲门要我去办公室,去了就说军委会要逮捕我,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什么地方可以小便?他们告诉我了。别的我也没什么问的。那天抓了很多人,大概有几十个吧,都挤在一个炕上,沙丁鱼似的,我就要别人挪个地儿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我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我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我说不是,然后就睡了。都快十二点了,也该睡觉了。别的犯人也在睡觉,就睡了。文革那时候经常乱抓人,前一个礼拜我们的一个邻居,是外国人,刚被逮捕,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吃惊。黄苗子是朋友了,他写了《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一共就审讯了一次,是夜里,很多人拿着枪,带刺刀的,好像要枪毙我似的。问我认识什么人,要我写基本情况,我想了想,就写了中国的朋友和亲戚一百五十人,外国人有一百个。后来也没判,就这样糊里糊涂关了四年,我还教过狱友英语和唐诗。后来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胸口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给我照相,又以为是要被拉出去枪毙。当时也没怎么想,枪毙就枪毙吧,也没什么。结果不是,放了。说对不起,关错了,就这样子过去了。又过了快一年,公安局来了很多人来道歉,还说关于我的材料很多,一大堆,你要就拿去。我也不要。

我的爱人也被抓了,外国人关在一起,都是太太小姐们。她们的条件比我们差,暖气不够,还要干一点擦窗户之类的活。她也只被审过一次,就没有下文了,直到被放出来。

遗恨和遗憾

我们坐牢的时候,儿子在湖北工厂工作,两个女儿下放到农村。文革结束后把孩子调回身边,儿子回来时精神就有点不对,只说英语,整天往大使馆跑,我们没办法,把他送回英国,不久他就在那边自焚了。

我爱人知道儿子出事后,当时就不行了,我喂她饭也不吃,什么都不吃。于是我们就计划回英国一趟。她跟我到中国后.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因私回家乡。当时组织上还不准,我们就给周恩来写了信,这才让走的。从那以后她身体就一直不好,特别是1989年以后病情就加重了,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吧,我什么也不做,就是照顾我的爱人。直到她1999年去世。我们在一起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对我来说,翻译一直都只是一种职业,我翻译的东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够做一点历史研究,也许成就会大一点。也不是说什么事业,就是自己感兴趣吧。不过没条件,也就算了。我兴趣最大的是古代史,从春秋战国到唐宋那一段。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总是没条件,历史研究需要很多书,我去的地方都没有好的图书馆,也没有时间,翻译很忙。这当然有一点遗憾啦,不过也就这样了,无所谓。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九十多,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

本文选自《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

进入 杨宪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杨宪益  

本文责编:Super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5489.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