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0 次 更新时间:2007-05-15 00: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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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 (进入专栏)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实际政治,虽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救世心态,不惜与权力发生联系(影响国民思想、干预国家政治运行),从而彰显其人格上的某种魅力。但若深入到历史细节中或可发现,当时从政学人“思出其位”,因缘各异,事功亦大相径庭,如陶希圣就是一个显例。他是北大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创立了“食货学派”,在平津学界已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之所以一夜之间离开北大校园,实与他本人那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有关。陶希圣是被最高当局亦即蒋介石直接选中的,尽管当时感到“很惶恐”,却又不得不作出“顾此失彼”的一个选择。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

   这一年陶希圣三十八岁。北平各报发表南京消息,说国民党中央决定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在庐山牯岭举行茶话会,即“团结各方共赴国难”。陶希圣的名字也在平津学界受邀人士之列,还有我们所知道的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此时的北平,可闻见远处不时传来的隆隆炮声,东西两个车站已不能照常通车。陶希圣选择了一条可走的路线,从西直门搭车至丰台,转车到天津,再转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他遇见平津的几位教授,偕同乘船到九江,上牯岭,这时已是7月12日。被时人称为“牯岭茶话会”的最重要一项内容,就是蒋介石发表全面抗战的谈话,“表明了他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也确定了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1。陶希圣在晚年回忆中记忆犹新:

   茶话会主席是汪兆铭。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肃然。这一篇讲话就是后来修改发表的“对于

   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系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改后正式发表的。这一次的讲话,有几段未见于发表的讲词中,如:“什么是何梅协议,我把它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并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现已经过天津回北平。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2

   仙岩饭店(即牯岭94号)为主要客人的下榻处,胡适的房间成了聚议的中心。众人判断,抗日战争必将扩大进行。胡适前一晚与蒋介石有过一次单独见面,他告诉大家:“委员长是决心打。”可众人还在怀疑是“打”还是“和”,因此时蒋让宋明轩(宋哲元)回到北平,好像是要谈,可谁又说不准此事,最后问张伯苓。张年纪最大,一直不发一言,静听大家说话,这时头一摇说了一句:“这件事还在委员长心里头。”蒋梦麟一听就失望,脱口便说 “这个老狐狸”,可见当时众议的紧张气氛。在茶话会来宾中,无党派以大学校长和教授为主,各党派有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教派、救国会的领导人士在内。中国共产党也被邀参加,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这三人是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会议在7月17日发布“庐山宣言”。实业部长陈公博在会场告诉陶希圣说:“这回茶话会是为了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在北平的斗争。你们的斗争说明了各方的团结还要下一番功夫。” 陈公博所指的“斗争”,是不久前北平新旧学联之间发生的一场政治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作为北大教授的陶希圣竟意外被卷入,首当其冲成了“旧学联”猛烈抨击的对象,同时也让他与平津一班“左派教授”打了两个月的笔战。从随后的情形来判断,陈公博所强调的这场“斗争”正是导致陶希圣弃学从政的近因,尽管出乎他本人的意料。

   这里不妨将此事作一简单叙述。

   新旧学联的形成与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博弈的产物。北平学生联合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及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呼声渐高,北大等校的学生通电国民政府,要求“速息内战,武装民众”,部分大学的学生会也改名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不久北平抗日学生联合会成立。这一年9月23日,北平学生召开市民会议,进行抗日宣传;10月3日,被北平警局以“少数分子把持会务”实行“反动工作”为由强令解散,以国民党学生为中心的“新学联”成立;1935年夏秋之交,黄河决口,华北水灾严重,中共中央北方局发起黄河水灾救济活动,北平各校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随后又转化为秘密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执行主席是郭明秋,这是一位十八岁就从“校园走向街头”的革命女性,在“一二九”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秘书长是姚克广,即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姚依林。至此,北平学生组织中有了相互抗衡的两个“学联”,最早被解散后又“复活”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当时被称为“旧学联”。

   1937年5月3日,陶希圣从开封转武昌回到北平。一路颠簸,身体略感不适。

   第二天是五四纪会日。“新学联约我去演讲。我先以心跳病辞。但是后来为了支持他们,仍然答应了”3,陶希圣后来这样回忆。“旧学联”在陶希圣眼中是北平人民阵线的一个基地,“马德里是人民阵线的总部,马德里如发出通报,北平人民阵线就立即接受”4。由于双方政治语境不同,这里的“人民阵线”指的就是1936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以上海为中心组织并发起的一个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左翼政派”5。在陶希圣看来,“人民阵线运动起缘于西班牙内战”6。这件事的背景又是: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大选,左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7月,军官佛朗哥发动政变,以“新政府”与联合政府相对抗,内战随即爆发。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派兵到西班牙协助佛朗哥作战,英国、法国对西班牙联合政府实行封锁,苏联则对联合政府予以大力支持,最终演变成一场“国际内战”……陶希圣据此认为,是“共产国际把人民阵线运动推介到中国来,当然是师法马德里的人民阵线,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活动,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就是这个运动下的产物”7。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与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人,代表“我们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 8毛的这封信原载1936年10月30日《救国时报》,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创办的一份机关报(原名《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苏联莫斯科,发行部设在法国巴黎,主办人为吴玉章,历任编辑有廖焕星、李立三等。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发起的这场全国性“救亡运动”,对当时中国政治影响极为深刻,也导致青年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严重对立,陶希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这场冲突中去的。

   5月4日,“新学联”在宣武门外师范大学广场召开五四纪念大会,“旧学联”学生亦到现场。主持人宣布开会后,“旧学联”学生立即高唱“保卫马德里”之歌,同时台上两派学生发生争执。“旧学联”学生将国旗扯下,一时之间,会场秩序大乱,一些中学生为护国旗,与“旧学联”学生发生冲突,“旧学联”几位学生受其轻伤,然后才退出会场。秩序恢复后,陶希圣即登台演讲,他指责左派学生高唱“保卫马德里”之歌,“显然是分裂中国,演出西班牙内战的惨剧……”事后,左派教授让“旧学联”向地方法院提出自诉,控诉“新学联”学生以伤害罪名,并控诉陶希圣以教唆伤害罪名。陶希圣即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以反驳,其标题为《残余的西班牙主义》;同时自撰辩诉状,以辩护人戴修瓒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的名义,发表在《世界日报》。陶希圣前后连续撰文四十余篇,与北平左派教授打了一场艰苦的笔战(他本人称之为“苦斗”)。一日,陶希圣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后园遇见清华大学的张申府,张对陶说:“你那篇文章,题目就不通。什么叫西班牙主义?”陶答道:“你们人多,我只一人。我能攻不能守,所以必须随时采取攻势。我今天要把绿帽子加到你们的头上,那管什么通不通。”张申府叹道:“那又何必?”9在陶希圣的眼中,张申府,北大教授马叙伦、北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北大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尚仲衣、中国大学教授黄松龄、施复亮(施存统),吴检斋、朝阳大学与中国大学教授马哲民、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范文澜等人,无一例外都是激进的“左派教授”。从1936年1月28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签署名单来看,马叙伦、尚仲衣、黄松龄、许德珩、张申府等人10均列其上,马叙伦更以“自影磋姹近老身,放言犹动少年人”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当时的心情。北平新旧学联这场为时两个多月的冲突,不仅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也让共产党领导人予以重视,至少在此时不愿看到“挑起内战,分裂国家”的罪名被人连带扣在头上。一位署名“凯丰”的共产党人(即何克全,一度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作者注)致函陶希圣,在信中表示愿意出面来调停这场冲突,并暗中托人(北平农学院总务科长吴某)要求见面。陶希圣对这位“凯丰”先生表示,“斗争的动力不在我,是在他们。他们要分裂中国,我反对他们分裂中国运动”,“这次谈话之后,那班左派教授果然安静下来” 11。

   陶希圣上庐山后,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恩来等人。一见面,周开口就说:“陶先生,你在北平打得很苦!我们多年反国民政府,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连我们干部也转不过来。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方那些人不易说服。我们还派了人去解释……”12这个人可能就是“凯丰”。这场冲突与笔战因时局而终止,但作为社会史学家的陶希圣在政治上的态度与立场,深得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与左派教授打笔战时,其锋芒与犀利亦无不给平津学界留下深刻印象。胡适曾以北大同事的口吻调侃过陶希圣,说希圣这个人“无名师益友,但为文所向无敌,是不是运气使然”13?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与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分别找陶希圣谈过话。前者谈的仍是这次北平学界新旧学联之间的政治冲突,其内容与陈公博所说差不多;后者谈的是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两个人的谈话,虽然始终没有涉及陶希圣今后在党内的具体工作与职务,但从陶希圣旋即进入委员长侍从第五组(周佛海任组长)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应聘为国民参议员这两个细节来看,他已成为最高当局视线中以期推动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工作的最佳人选。

  

   (二)

  

   牯岭茶话会预定分三次举行。第一次茶话会,参加者以平津学界人士为主。抗战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等人急遽下山,返回南京。第一次茶话会亦匆促结束。第二次茶话会的客人以上海南京学界人士为主,等到他们纷纷到达牯岭,茶话会已无法再开。蒋在下山之前,单独召见陶希圣。

   这时,陈布雷来找我去见委员长。布雷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委员长见了我,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我说:“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委员长起身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我问布雷:“这是怎么回事?”布雷说:“这是命令。”我很惶恐……14

这件事确实有点突然,否则不至于感到“很惶恐”。在这之前,陶希圣并无从政之意,亦未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卢沟桥事件骤然而至,全面抗战不可避免,无疑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在庐山,陶希圣为众多名流中的一个,也就是陈布雷所说的“客人”。然而,当“身份”在一个瞬间转换,本来应有的那份从容与自得一下子不复存在。此时,陶希圣虽为中国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但在党内不过是一个有其声望的普通党员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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