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中华孝道与爱的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5 次 更新时间:2022-12-27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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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厦门朱子书院,与各位分享关于中华孝道和爱的教育。我们先分享引言部分——传统文化的古今中西之辨。

近百年以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一般有以下三个视角和方法:

第一个视角叫做“古今之辨”。所谓古今之辨,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的维度,有点像是进化论的一种视角,就是认为我们今天一定胜过古代,今天一定比古代进步,这好像已经成了大家都比较接受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视角叫做“中西之辨”。很显然,这是一种基于空间的视角。也就是说,通过中国跟西方进行对比,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所以近代以来我们在中西对比中一直处于劣势。

从这两种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难免就会出现很多误区(这个我下面会讲到)。这样一来,第三个视角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禽之辨”。

什么叫人禽之辨呢?简单说,就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和分辨。只有用这样一个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生、发展,以及存在的困境等问题,才更为根本和有效,同时也更能解决一些似是而非的误判和根本性的分歧。

我们先看一看按照前面两个视角来看问题会出现哪些观点。例如,蔡元培先生在1912年担任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相当于国家教育部部长)时,颁布了一个条例,叫做《普遍教育暂行条例》,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上小学的孩子就再也不读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经典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基于“古今之辨”的一个误区。这是整个国运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做出的一个判断,他们认为古代的经典已经不适合当下,不值得再让孩子们学习了。这个判断在当时也许不无道理,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大有偏颇的,百年以后我们又在提倡重新读经典,甚至“传统文化进校园”,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无独有偶。陈独秀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敬告青年》)言下之意,我们中国传统中所形成的文化遗产,都是封建的遗存,这些所谓的国粹,陈独秀宁可让它们全部消亡,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到最后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忧国忧民,其心可感。但是如果仔细想想,难道我们的文化就这么一无是处吗?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古今之辨”得出的一个结论。

再看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先生。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是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这个观点我们现在看来,显然是矫枉过正的。这就是基于“中西之辨”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们现在不如西方,都是我们老祖宗惹的祸,我们的文化从根儿上就是落后文化,所以老祖宗的书尽量别看。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缺乏逻辑的,也是经不起反驳的。试问:鲁迅先生当年少看“中国书”了吗?他在“三味书屋”里读的不都是“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吗?要说中国书“有毒”,他们“五四”那一辈应该是“中毒”最深的,但他们后来却成了大师。谁能说他们所以成大师,不是拜传统文化修养较高、国学基础较为扎实所赐呢?所以在我看来,鲁迅说出这样的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

还有一位钱玄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说过的一句话更离谱:“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还发出一个倡议,要“废灭汉文”,要把我们汉民族的文字,把我们的母语全部打倒。鲁迅也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头话。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会觉得非常刺耳,至少我觉得他们说错了。这就是基于古今、中西之辨的视角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看似尖锐和深刻,其实非常偏颇和乖戾,虽有一时的宣传鼓动效应,却谈不上是严谨、科学的判断。

其实平情而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在我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一种自给、自足、且自洽的文化。她不一定完美,但相比世界上的众多文化形态而言,她足够独特和厚重,足够博大和悠久,也足够智慧和伟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试想一下,如果把我们的汉字全部废掉,那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还“存在”吗?我想肯定是不复存在了。

所以,无论是基于“中西之辨”的“西方中心论”,还是基于“古今之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庸俗进化论”,这两种思维方式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自卑症”。当时一大批有志之士,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面临西方列强的强势侵入、西方学术不断向东方渗透,所谓“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和质疑,甚至是彻底的否定——这就是我说的“文化自卑症”。

自卑带来焦虑。焦虑之下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度和过分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在提倡“文化自信”,一个很大的前提和背景就是,近百年以来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严重不自信。我觉得,“文化自信”不应该是一句华而不实的口号,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没有任何情感,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和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试问又何来“文化自信”呢?

说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文化观,就四句话。

第一句,“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就是人的不断的优化、雅化、良化和深化——我称作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一般都认为,文化是一个名词,但在中国的语言系统里边,文化恰恰是一个动词。《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人文化成”说,也是“文化”一词的最早出处。也就是说,只有“被文所化”,并且能够“以文化人”的人,才能叫做“文化人”。 “文化”的定义全世界大概有一百几十种之多,但我觉得都不如“文化就是人化”来得斩截痛快、一语中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纸上的东西,不是你的文凭和学历就能体现出来的东西,而是落实在你的身、心、灵和行为上的所有东西的总和。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知识论挂帅、应试教育至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学文化都特别功利,从来没觉得文化是跟我们自己的身心有关,导致很多人虽然学历很高,却不一定有真正的文化和学养。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第二句,“国学的核心是人学”。国学有很多的概念定义,有的说国学就是儒、释、道三教之学,或者说国学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还有的说国学就是六经之学。这些说法当然也都不错,但是我有一个方便的说法——“国学就是人学”。做一天人要学一天,活到老可以学到老。所以有人问我,老师我跟你学国学,请问几年能毕业啊?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毕业呢,我还在学着呢!因为在我看来,国学不是高头讲章,国学是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学问,一点都含糊不得。

第三句,“教育的功能是化人”。教育不是仅仅培养多少大学生,不是提高升学和就业的数据,教育应该是像春风雨露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教化过程。教育的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成其为人啊!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写的“人”,懂得成人、立人、达人、爱人之道,这才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四句,“化人的关键在化心”。古人读书,有一个很高的追求,就是“变化气质”。苏东坡说的好:“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文化,其实是体现在你整个人的气质上的,而你的气质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你的心灵中来。我们都有一张脸,这张脸就是我们心灵的屏幕,它随时都在变化,因为我们的心灵瞬息万变。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也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最终是落实在人上的,所以念念不离一个“人”字,我们看传统文化,如果仅仅看它的衣冠文物这些外在的东西,恐怕不能落到实处。这就引出了观察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种角度——“人禽之辨”。

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二个话题——人禽之辨与传统孝道。

傅斯年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万恶之源》)鲁迅也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了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深刻,其实流弊很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它把父子、母子之间的这种亲情完全给斩断了。

那么,我们跟父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恐怕远远不够,还必须诉诸人类学和伦理学。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但如果从更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恐怕还应该有更多的答案。

首先,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天地,是阴阳乾坤之气的交感和合,所谓阴阳交感。

其次,我们的生命也来自祖先,每个人都不是“来自星星的你”——我们都有一个来处,也都有一个去向。

第三,就是来自父母的孕育,所谓“父精母血”。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结构,都是祖先血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都是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如果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你会发现,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生命共同体”,天地万物都跟你有着基因的联系。我们的生命太宝贵,我们的存在太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佛教认为“世有六处难可值遇”:一是佛世难遇,二是正法难闻,三是善心难生,四是难生中国,五是难得人身,六是诸根难聚。还说:“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我们能得为人身,托生成人,真的不容易。每个人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人除了物性、人性,还有灵性和神性。

所以,《孝经》里才会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才会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禽之辨”。

《孝经》中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话的真正含义,不是以父母为中心,而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是在提醒和告诫我们:你的生命不仅属于你,你不仅是个体的存在,你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诞生的——你有责任珍惜你的身体和生命。这样一理解你就会觉得很感动。

《礼记·祭义》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我们每个人身体和生命都是父母的基因的存储和延续,有朝一日,父母离开我们了,我们身上还存有父母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文化。它会特加强调血缘这根纽带,让你活一天就有一天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特别关注个体生命如何安顿的文化。西方哲学说,“认识你自己”;而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还要发现你自己、珍惜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那么,人禽之辨跟孝道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看《礼记·曲礼上》的一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以前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经常说“礼教吃人”“礼教杀人”之类的话,这是针对礼教的禁锢和教条化来说的,也道出了专制社会的一部分事实。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一端,不能因为看到礼教后来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就彻底否定了礼的人学价值和进步意义。

我们要追问一问:为什么动物界是不讲“礼”的,而只有我们人类发明了“礼”?这样一追问,就会发现,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礼,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礼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和禽兽拉开距离,所谓“人猿相揖别”,只有这样,人才真正走出了丛林,进入到文明社会。

《礼记》接下来又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麀,就是雌鹿、母鹿,“父子聚麀”就是父子共用一个性伙伴,其实就是杂交乱伦——这不就是禽兽世界的常态吗?“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礼的创造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别于禽兽”,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禽兽!我们中国人骂人,骂得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是人”,或者“禽兽不如”!这就等于把你开除人籍了!

所以,礼的创制,绝不是为了“压抑人性”的,而恰恰是为了压抑人的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兽性”的!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文化中“礼”的创制,会觉得它真的是伟大的发明。

人禽之辨跟孝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说,关系大极了!比如《本草纲目·禽部》说:“慈乌出生母哺六十日,长而反哺六十日。”说母乌鸦哺育小乌鸦六十天,后来小乌鸦长大了,老乌鸦老了,它也知道反哺它的母亲六十天。再比如山羊在吃奶的时候,前蹄是跪下的,这叫山羊跪乳,也是可以和我们人类产生“共情”的行为。但是我估计山羊跪乳,是为了吃奶方便,并没有良知的自觉——所以,“反哺”也好,“跪乳”也好,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自觉的活动,而是出自一种习性和本能。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母系氏族社会后来被父系氏族所取代,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落后?女性朋友们可能会说,当然是落后的,本来我们女性是当家的,结果你们男性把我们的权利夺走了,这怎么是进步呢?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人禽之辨”的立场,而不是狭隘的性别立场来看问题,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那么,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到底进步在哪里呢?这就需要一个参照系——动物世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动物园,看到猴山上有很多猴子在那爬来爬去,如果你去问那个小猴子:“谁是你妈妈呀?”假设这小猴子听得懂人话,它可能会跟你指一指,说那个就是我妈妈。接下来你再问:“请问谁是你爹呀?”小猴子肯定会一脸懵懂:我还有爹呀?以它的动物性认知,它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还有爹,或者说谁是它爹。这就是动物世界,所谓“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相比动物世界,尽管有了进步,但是以母系为中心、父系成为边缘甚至被取消的话,就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动物世界的基本结构。《吕氏春秋·恃君览》有个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说的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大概的情景。说的通俗一点,母系氏族社会的男性是只管生、不管养的,母亲虽然当家作主,但身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她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想想看,当这个不回家的人回家了,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义务了,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演进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我们继续追问:“五伦”关系的第一伦就是父子,所谓“父子有亲”,为什么不说“母子有亲”呢?

很简单,因为母子有亲根本不需要强调,但谁是父亲?父亲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却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可见,父子这一伦关系被确定,被强调,对于人类摆脱动物世界进入到文明社会,可以说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说“母爱如海”“父爱如山”,一个人有了母爱、又有了父爱,人生才是完整的。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度的颠覆乃是女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是,自有了家长制的家庭,我们才进入到成文历史的领域,它在这里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进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孝道呢?因为说到底,孝也是一种爱——是相对于父爱、母爱的一种作为儿女的爱。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一个人必须要有爱,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类跟禽兽很大的差别之一。《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而后有阴阳,有阴阳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所以夫妇的关系,不是一个基于生物的本能性和自然性的关系,而是一个社会性和伦理性的关系。从价值层级上讲,“夫妇”的伦理地位显然要高于“男女”。

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在《人类学:对于人类多样性的探讨》一书中说:“人类从自己出生社群之外的社群中选择性伴侣,因此夫妻两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说明人类早期还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过兄妹婚,也就是同族同宗的男女有可能结婚,后来发现近亲繁殖对孩子的健康不利,才提倡族外婚。现在婚姻法里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规定,是经过我们的祖先多少年的经验积累才得出的一个结论。

康拉德接着说:“然而人类终生都与儿子和女儿们保持联系,维持这些亲属和婚姻关系的体制,造就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区别。”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其他的动物未必知道亲情的伦理,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孝!孝的文化,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凝结着人类学的智慧。《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必须从遵从夫妇之道开始,如果夫妇之道错乱,父子之位也就跟着错乱,最后就有可能造成乱伦的关系。

《礼记·郊特牲》说:“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为什么男女要有别?这里的男女有别相当于夫妇有别,夫妇有了分别,就不太会像早期的人类群居杂交,父子这一伦确立了,家庭伦理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这是从遗传学和优生学的角度去考虑夫妇有别、男女有别。这就是一种“乱伦禁忌”。

张翔龙教授在《家与孝》一书中指出:“从现实的生成顺序看,有夫妇才后才有亲子,但是从人类学哲学人类学以及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有亲子然后才有夫妇。”就是说,亲子关系也就是父子关系确立以后,夫妇一伦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好的巩固。

《礼记·大学》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这里的“慈”,不就是爱吗?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叫“慈”,反过来,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叫“孝”。

但是,为什么天下只有《孝经》却没有“慈经”呢?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慈爱根本不需要教,它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而孝尽管也是人天性中具有的“良知良能”,但因为人本身也是从丛林中走出来的,天然携带着某种动物性的基因,所以“孝”就需要后天的教化,才能最终成为一种基于人性自觉的人文修养。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一只母猩猩带着孩子长大,等孩子们也长大了以后,母猩猩老了,孩子就忘了它了,甚至见了面,也不知道它是谁了。为什么?因为动物的记忆是有时间限制的,而我们人类却对时间有一种非常漫长的感知能力,我们有历史感、时间感和生命感,所以我们对父母才会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牵挂。不过,对父母的这份牵挂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可能会出现惰性。生活中我们发现,人小的时候,特别依赖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这时候他还知道对自己的父母亲好,但有一天父母老了,容颜老去,身体也老迈了,俗话说“不中用了”,他对父母的爱就不那么强烈,甚至开始嫌弃老人了。这都是我们骨子里的动物性遗存带来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的祖先和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要强调孝道,就是为了遏制我们可能会随时萌生的那种动物性的东西。孝道的提倡,就是为了阻碍我们人类动物性本能中潜藏的那种“爱的惰性”,直到把它变成一种“爱的惯性”。

所以,孝其实就是爱——慈是爱,孝更是爱。孝悌是什么?就是在自爱的基础上去爱亲,并且由此获得一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孝道发生在亲子之间,所以可谓“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从这个角度去解读我们的孝道文化,你恐怕就不会像中西之辨、古今之辨那样来得苦大仇深、咬牙切齿了吧?因为“人禽之辨”更根本,它一下子就把文化的问题挖到根儿上了!

我们中国文化,它是从孝慢慢地遏制兽性、启发人性,从家庭的伦理教化开始,慢慢地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文明、有修养、有礼乐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爱的“涟漪效应”。所以“博爱”这个词也不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古代就有这个词。如董仲舒就说过“博爱而亡私”,韩愈也说“博爱之谓仁”。

今天有一种思潮,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有的人就去吸毒,去败坏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他那样去伤害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扭曲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他一定是忘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忘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

所以,传统的孝道其实是一种基于“自爱”和“爱人”的文化,爱自己就是爱父母,爱父母首先要爱自己,今天批判传统文化的人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切实体会到这一层含义。

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三个话题——儒家伦理中的孝与爱。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四书通讲》。在这本书里,我对儒家之道做了一个梳理。我把它分成十三个道,分别是: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为师、交友。其中,孝悌之道是很基础、也很关键的一个道。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和悌各有内涵,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孝悌之道是什么?其实就是对儿童的早期教育。让弟子——也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明白,你在享受父兄的爱之后,你也要能回报以孝悌之爱。所以,孝悌其实也是一种爱的教育。

我认为,孝道有三个内涵:

一是“孝须合乎礼”。我们前面讲礼的创生时就已经涉及孝和礼的关系了,不过那是从理论上说的,具体的实践上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论语·为政》篇记载:

孟懿子问孝。孔子对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认为,孝和礼是息息相关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按照礼来侍奉他,当他去世之后,你要按照礼来安葬他,逢年过节或祭日来到,还要按照礼来祭祀他。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说丧礼;追远,就是说祭礼。这些都说明,孝必须要合乎礼。

二是“孝当发乎情”。《论语·为政》接着记载: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孔子言下之意,父母只有在你生病的时候才担心你,你不生病的时候父母完全不必担心。也就是说,你不生病的时候,言行都是合乎礼的,父母对你很放心,只有在你生病时才会为你忧心忡忡——这样的孩子就算孝子了。有的孩子一天到晚调皮捣蛋,他生病的时候父母担心,他病好了,说不定让父母更担心!因为他“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经常给你找事闯祸。这样的孩子当然就不能叫孝子了。

有一次,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讨论孝。“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你对父母的赡养跟对犬马的喂养一定要有区别,对犬马可以不敬,但对父母一定要有敬爱之情。敬也是一种爱,你对父母没有爱,也就不会真正的尊敬。这里边强调的正是“孝须发乎情”。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却不同。这叫什么?这叫“问同答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材施教”。

还有一次,子夏也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意思是,能够时时处处做到和颜悦色地奉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说明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藏的动物性,就是你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发脾气,摆脸色给父母看。所以和颜悦色地孝敬父母,这在古代是一种大孝,叫“色养之孝”。如果你在侍奉父母的时候,仅仅是跑前跑后,忙碌操劳,家里有好吃的酒肉菜肴,也知道先给父母长辈吃,可是你的脸上却面无表情,甚至苦大仇深,做不到和颜悦色,这哪里算得上真正的孝呢?

要知道,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按理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好好地尽孝,那他为什么这么强调孝道呢?我估计是因为他看到当时太多的人,当父母老去的时候就不能对父母好了,就恶言厉色了,他觉得那些老人太值得同情了,所以他才要强调这个孝道。守住“人禽之辨”这道最后的防线。我每每讲到这一章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都会特别感动。

孔子还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我们因为父母还健在、身体还健康,感到高兴和喜悦;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终将离去,一个孝子每每想到这一点时,他心里一定是担心忧惧的。这是孔子对于我们人性的一种唤醒。孔子的教育其实就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孔子这么说,就是提醒我们,要时时处处为父母着想,“以父母之心为心”,既为父母的健康长寿而高兴,同时,也为父母年迈体衰而忧惧。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了。

三是“孝必本乎义”。儒家文化中的这个“义”,有多种解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义者宜也”。也就是说,做你该做的、适宜的事就是合乎义的。

孝不仅合乎礼、发乎情,还要本乎义。比如孔子说:“事父母幾谏。”父母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会犯错误,作为一个孩子看到父母犯了错误你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听之任之,而要去劝谏;但是劝谏呢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幾谏”,就是委婉地劝谏,不要恶言厉色,穷凶极恶。

按照儒家的教义,孝不是不是无条件地服从父母,而是“事亲有隐而无犯”。所以,“二十四孝”里边的两个故事,像王祥卧冰求鲤,和郭巨埋儿奉亲,这样的故事就不合乎义,这样的孝就是“愚孝”,完全不可取。《孝经》里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这说明,父子之间是有一种道义的,父亲如果说做了错事,你应该去劝谏,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因为这不符合孝道。孔子还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孔子家语·六本》)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儒家的孝道的重要内涵。民国学者谢幼伟先生说:“中国文化在某一个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如果仅仅从中西之辨、古今之辨去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就很难理解到位,因为这两种观点常常是理论先行,而缺乏真正的切己切身、入情入理的体贴和把握。

西方文化是不是就没有孝道呢?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似乎并不主张孝道,它更强调的是爱。但是在《旧约》里边也有一些跟孝道很相似的说法,比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练教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海西海,心里攸同”。不同的文化表述的方式可能有差异,但都有相通的地方。西方文化虽然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孝道文化,但是他们也强调亲子之爱,也强调家庭的伦理。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其实是相通的。

中西文化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是因为两种文化产生的文化根基和价值原点不同。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所以比较强调“人禽之辨”。只有区分好人禽之辨,才能够提升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道德品位,包括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

一般而言,西方文化——当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以神为本的文化,更加强调的是“人神之辨”。中国文化有“神人以和”“和实生物”的说法,而西方文化则强调“神人二分”,神的价值是绝对的,人的价值则是相对的。这样一种文化,跟我们文化的价值原点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强调人性恶,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你只有通过对“神”或“上帝”的信仰才能获得救赎。

而我们的文化则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相比于禽兽,是有着灵根慧性和良知良能的,甚至是有着某种神性因子的,所以人是可以成贤成圣的,是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一种对人本身有“自信”的文化,只有相信自己是善的,由“自信”产生“他信”,你才能“泛爱众而亲仁”,才能不断地获得人生的圆满。因为中国文化强调“人禽之辨”,所以非人的行为,比如不孝非礼,便会被主流价值所贬抑。西方文化因为强调“人神之辨”,所以渎神便是一项大罪,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常常会对渎神的罪加以严厉制裁。据学者统计,从1481年到1808年的327年中,欧洲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就处罚了犯有渎神罪的34万人,其中用火烧死的大约三万二千人。(参黄启祥《孝的哲学基础:评<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1日)

尽管中西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起点,但都能获得提升人类自身价值的动力和源泉:在中国,是尽力摆脱禽兽状态,敬天法祖,戒慎恐惧,起敬起孝,希圣希贤,从而完成作为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超越”;在西方,则是尽力摆脱人类的“原罪”,通过信仰无限向神靠近,忏悔告解,痛改前非,希望获得救赎,从而实现外在超越。两种文化,各有千秋,各有理据,应该取长补短,不能厚此薄彼。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呢?

我觉得应该理性的看待。徐复观先生说:“五四时代的彻底反传的文化多基于一时的爱国之情,在当时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今日无条件的反对中国文化,我怀疑是由于不知不觉之中中了殖民主义的毒。时代的悲剧岂是偶然?”(《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

印光法师也说:“近来欧风渐至,一班新学派厌故喜新,趋之若鹜。凡欧人为国为众之好处皆所不学,其蔑礼乱伦处则变本加厉,甚至废经废伦仇孝等无所不至,直欲人与禽兽了无有异而后已。”(《增广卷四·唐孝子祠校发隐》)这些议论我以为是深刻的。尤其是,两位前贤都注意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座的话,我想说的是——孝悌就是爱。因为儒学是人学,所以为学就是修身,修身就是为学,两者是一体的。所以,以孝悌为中心的早期教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爱的教育。孝悌之道是教人不仅能享受被爱,也还要主动爱人。

儒家的身体观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整体主义的,不是生物意义的而是生命意义的,是一种蕴含人文价值和道德生命的身体观。其核心精神不是别的,正是爱。自爱便是爱亲,反过来,爱亲也就是爱己啊。无论父母是否健康是否长寿,总有一天他们会先行到站,他们会离开我们。从此就跟我们天人永隔。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的父亲已经走了差不多十年了,现在想想自己生活条件也好一点了,也很想尽孝,可是却没有机会了,有时候想想真是非常无奈和伤感。所以,孝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是你作为人发自内心愿意去承担的,孝的教育归根结底就是爱的教育。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学习“爱”——

学会爱身:爱自己的身体发肤,不要轻易毁伤,否则就对不起天地和父母。

学会爱亲: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女,没有他们我们的生命残缺不全。

学会爱家:爱自己的祖先、家族和亲朋。无家可归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悯的人。

学会爱书:一个喜爱读书和学习的人,不仅可以避免空虚堕落,而且更容易忘却痛苦,感受幸福。

学会爱岗敬业:不尊重自己职业和劳动的人,也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敬爱。

最后,让我们用一首诗来结束今天这个关于孝道的讲座。这首诗题为《见或不见》: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人生只有一次。今生今世,我们跟父母,无论你爱或不爱,下辈子都不会再见。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应该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升起一种朴素的自豪吧。

好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2021年3月22日在厦门朱子书院“两岸国学大讲堂”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走进孔子》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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