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真 牛建强:明代士人复姓现象及其文化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0-05-15 22:30:35

进入专题: 明代   士人   复姓   改姓   孝道  

汪维真   牛建强  

   摘    要:

   自明初始, 明廷即允许因过继、乞养、入赘等方式而改从他姓者恢复本姓 (复姓) 。明代复姓采取身份差别原则:一般平民可自行复姓;士人阶层则较为复杂。因其序列结构存在着生员、科举功名获得者 (举人、进士) 和官员 (在任、致仕家居者) 的身份差异, 其人事档案分存于学宫、礼部和吏部, 因此其复姓需“请于官”, 分别由地方有司、礼部和吏部经办。士人阶层因其读书、应试和入仕等经历, 对孝道和祖姓的体认较诸一般人更为自觉和强烈。从历史的长时段看, 士人复姓现象在明代繁盛且典型。在传统社会, 复姓不只是厘清个体族姓的源流和归属, 同时也具有倡行孝道的文化建设功用。

   关键词:明代; 士人; 复姓; 改姓; 孝道;

  

   “复姓”一词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由两字或多字构成的姓氏, 1另一种是指曾改从他姓、后来恢复本姓。本文所探讨的“复姓”属于后者。此类情况在官修史籍以及私人撰述中皆有记载。如《三国志》中记有马忠、王平复姓事。马忠, “少养外家, 姓狐, 名笃”。建安末举孝廉, 自此入仕。后乃复姓, 改为马忠。王平, 本养于外家何氏, 后以军功入仕, 复姓王。2

   中国男权社会确立后, 子承父姓成为姓氏的基本传承方式。姓氏除了具有“别生分类”3的身份符号意义外, 还被赋予了孝道的内涵, 要“生生相 承, 历千百世 不可易”。4姓氏的继承和延续被视作子孙贤否的分界, “人之自异于同类者, 姓也”, “故善尊祖者, 莫先于知其姓”。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一传承常受到干扰和挑战。如, “自秦汉降, 或更于俗主之赐, 或以避仇而易, 或以避嫌而变, 或以委身他族而弃其族”。5“至于赘婿、养子、从外家及冒他氏者, 往往而是。”1也就是说, 被传统孝道伦理肯定的父姓子传的姓氏传承, 常因政治、经济等因素而中断, 出现放弃本姓而改从他姓的现象。但是, “人各有本, 不可以不复”。2“祖人之祖, 必自绝其祖之祀矣。是岂仁孝子孙所忍为哉?”3祖姓乃人之本根, 祖上不得已放弃本姓, 孝子顺孙获知后自然产生苦痛和焦虑, 一旦机缘合适, 便会寻求复姓。

   明人王世贞《大臣复姓》列举了明代31位复姓大臣之姓名, 4凌迪知《氏族博考》提到明朝复姓臣僚36位, 5王圻《续文献通考》中列有“改姓诸臣”33位, 6可见明代上层人物的复姓已引起时人关注。关于历史时期的复姓问题, 目前学界关注不多。7基于此, 我们拟对明代士人复姓现象做系统探讨。8不当之处, 敬祈方家指正。

  

   一、复姓士人之身份类型

  

   (一) 明代士人阶层之涵盖范围

   科举制度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发展, 到明代更趋成熟。与士人身份相关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 在直、省举行的乡试中的合格者便取得了举人身份, 成为士人序列中的一个阶层, 既可继续参加会试, 也可直接铨选入仕。其二, 围绕科举考试, 形成了从童生试到岁、科试, 再到乡、会、殿试的教育与考试制度。除国子监外, 府、州、县皆建儒学,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机构。一旦选择了读书应举之路, 第一步便要参加童生试, 考中者称为生员或诸生。“诸生, 上者中式, 次者廪生, 年久充贡, 或选拔为贡生。其累试不第、年逾五十、愿告退闲者, 给与冠带, 仍复其身。”9可见, 在明代, 诸生是士人求取功名的起点。生员中的优者, 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科名, 入仕为官;次者可成为廪生, 凭年资充贡;屡试不第者, 也可给予冠带、免除徭役。故学界一般认为, 明代士人既包括尚未取得科举功名的下层士人生员, 也包括取得科名的举人、进士, 还包括步入仕途的官僚和致仕家居的乡宦。明代前期, 除科举途径外, 被荐举者和吏员出仕的情况并不鲜见, 因此本文复姓士人的观照范围, 除了上述士人阶层外, 还包括以荐举、从吏等方式的入仕者。

   (二) 复姓士人之概况

   史籍提及复姓者的材料不少, 然记载详略不一。这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复姓原委有详细记载;第二种是多种史籍结合起来可复原复姓过程;第三种是记载简略, 复姓者情况无法获知。本文对士人复姓分类考察时的统计数据是就复姓事迹清晰可考者而言, 因此本文所统计的复姓人数只是明代复姓士人中的一部分, 实际数量应超出统计数据。

   1.以生员身份复姓者

   在搜集到的资料中, 以生员身份复姓者有三例。

   第一例发生在永乐年间或更早, 当事人是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诸生刘道生。刘本姓罗。祖父五岁而孤, 随母改嫁到城西刘茂林家, 赖其“抚养立有, 遂冒其姓”。道生“生而颖敏”, “选补郡生”, 后因父丧需支撑门户而放弃举业, 但仍保持读书的习惯, “以求古人言行自适……尝曰:‘木有本, 水有源, 人可弃其祖乎?’遂与诸兄弟议, 请复罗姓于官”, 得以复姓。1

   第二例发生在成化年间, 申请复姓者是广东琼州府定安县儒学廪膳生员吴頀。其先祖赵谦, 原系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洪武二十五年 (1392) , 由国子监典簿谪任琼山县县学教谕, 不久卒于任上, 留下一男孟时, 孤贫不能还乡。永乐十年 (1412) , 孟时“因母吴姓入籍定安县李家都粮差”, 自此赵氏子孙便以吴为姓。孟时为吴頀曾祖。吴頀每念及“今姓则先妣外族之姓氏, 未审本宗姓氏于家乡继否, 堂祠则外族吴氏之神主矣, 未卜本祀族宗于家乡存亡”, 便“痛心疾首”。成化后期, 恰逢浙江余姚人姜英来任广东布政司左参议, 于是吴頀便以乡谊关系呈书姜氏, 请求复姓, 获准。2

   第三例是正德年间苏州府长洲县诸生朱天民, 祖姓沈氏, “世居吴中”。其父因入赘朱家为婿, 所以天民兄弟皆“氏朱而嗣于朱”。天民自从知道“失姓”后, 担心“不得追复其始, 以斩先世之泽, 贻辱先人”, 故“思复之”。因他是生员身份, “名录”存“于学官, 不可私易”。后在“御史按学吴中”时“得以情告。下其事有司, 如所请”。正德十三年 (1518) 正月初一日, 天民将复姓事“告于先祠”, “易名曰民望, 归嗣于沈”。3

   2.以举人、新科进士身份复姓者

   先看以举人身份复姓的两例。一例是苏州府昆山县人魏希直, “其先李翁, 居吴葑门之庄渠”。高祖名琳, “依其姨母, 因从其夫姓为魏氏”。随着时间推移和先人故去, 子孙“迷所自出”。后在李姓合谱时, 魏氏子孙才获知自己本姓李, 希直伯祖魏奎“雅意复姓”, 但未果。后来魏奎子魏校 (弘治十八年进士) 又乞复姓, “因其先有述所出而与李氏婚”, 犯了同姓为婚之忌, 未能获准。两次乞复失败后, 其家人深感焦虑, 以至于魏校“嗣子乡进士续, 先从李姓”。魏续以乡进士 (举人) 身份私下改姓, 不合正常复姓程序, 故归有光称之为“先从李姓”而非复姓。其家族其他成员的复姓心情也同样急迫。嘉靖三十四年 (1555) , “希直中乡贡, 在礼部, 具牒复其姓”。此次请求获准。1另一例是江西袁州府宜春县人刘祉, 中举后在等待会试时请求复姓。祉本姓高。其曾祖改从刘姓, 至其父琬“三世皆仍姓刘”。琬, 成化十四年 (1478) 进士, 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嘉靖元年“祉领乡荐, 会试礼部”, 琬让子具奏复姓, 于是祉“疏于朝, 复姓高”。2琬本人虽未提出过复姓, 却让儿子祉在会试时请复, 可见复姓之事他一直记挂在心, 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另两例是刚中进士即请求复姓 的。一例是 南直常州 府武进县 人金简, 本姓陆。曾 祖父名朝宗, 生下时“即以后舅氏金彦名, 遂袭金姓”。其父恺, 正统十年 (1445) 进士。成化二年, 恺见子简“叨进士及第, 即移书命简上章陈乞复姓。曰:‘此先世未 毕之志, 今以畀尔, 当其时矣’”。简遵父命, 具请复姓。3翻检成化二年会试录与登科录, “会试录”上信息为:“第十五名, 金简, 直隶武进县, 增广生, 诗。”4“登科录”上为:“陆简, 贯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军籍, 府学增广生, 治诗经……曾祖朝宗……父恺, 户部郎中……会试第十五名。”5可见会试录中的“金简”即登科录中的“陆简”, 其复姓情况得到印证。另 一例是浙 江宁波府鄞县人薛宗明, 本姓黄。其先祖育于 舅氏薛子 良家, 取名薛秀, 子孙遂袭 薛姓。宗明 祖父瑛曾任江西庐陵县县学教谕, 希图复姓, 未能如愿, 心中颇为郁闷, “与祖母董 夜坐, 悒悒言”。宗明当时只有8岁, 然“闻言自 任, 志不忘”。正 德九年, 宗明“迨登 (进士) 第”, “首疏复黄姓”。6

   3.以官员身份复姓者

   以官员身份复姓者事迹明晰的共36位, 见下表。

   36位复姓官员相关信息表     

  

  

  

   由表可知, 在任时复姓的有33人, 致仕后复姓的有3人 (序号第34—36) , 表明在任时复姓乃官员复姓者的主体。从出身看, 36人中有33人拥有举人或进士身份, 在复姓官员中占绝对比例。

   综上可见, 明代复姓士人涵盖了士人阶层所有身份类型, 但以生员、举人和新科进士身份复姓者较少, 官员致仕后复姓的也不多, 绝大多数是官员任上复姓的。

  

   二、明廷的政策支持与士人复姓的身份差别原则

  

   (一) 太祖确定的 “凡有袭人姓氏者必令归其宗”的政策基调

明宣德初, 杨士奇在为《况氏族谱》作序时说:“姓氏, 先王所以别生分类也。后世或不得已而去之, 而能终复之者, 子孙之尤贤也。”1复姓虽系贤孝子孙所为, 然成就此贤德者, 除了个体因素外, 还与特定时代的政策和政治环境有关。事实上, 姓氏文化一直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 如避讳制度。避讳制度“始于周, 行于秦汉, 盛于隋唐, 严于赵宋, 继之于明清, 辛亥革命后才被废止”。2在这种制度下, 与帝王名讳相同甚至是音同的姓氏都要更改。明人梁潜就曾感喟道:宋代“大贤如文彦博、真德秀又以时之所讳忌者改其所生”。3因君讳而改姓, 实际上是以君权凌驾于姓氏文化之上。学界从政治权力视角认为明代是封建专制集权较为强化的时期, 然从避讳的影响来看, 明代似较宋代宽松, 故有人说, “明代公讳相对于我国避讳历史上的汉、唐、宋、清四个高潮时期宽疏”。4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实践中也的确如此, 其立国之初, 不仅主动为义子沐英等复姓, 5且自洪武三年起即着手复姓相关制度的制定。洪武九年, 太祖曾受理过一位臣僚的复姓请求, 其态度值得关注。该年六月, 给事中邹杰面请复姓, 太祖说: “朕为亿兆生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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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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