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动向及其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9 次 更新时间:2019-09-04 07: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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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内容提要:近年来,从虚拟网络到街头运动,再到选举战场,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急遽上升,主要体现为积极参与网络论政、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这一发展趋势与激进本土理念的强力动员密不可分。“内地因素”是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部分缘由,但其生活世界的“不安全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是主要根源。解决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要选择理性、可行的应对方案。首要的步骤是划定政治参与不可逾越的政治边界,关键步骤是诉诸公共政策解决香港青年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让香港青年在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感。

   关 键 词:香港青年  政治参与  本土化

  

  

   2016年10月12日,游蕙祯、梁颂恒二人在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上展示“HONGKONG IS NOT CHINA”的“港独”标语,并加入辱国字眼。此举引发广大香港市民及内地同胞的强烈不满。要正确认识这一事件,需要深刻理解近年来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动向。本文所定义的香港青年为15-29岁的香港居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学中学生、在学大学生以及在职青年,绝大多数是“90后”,少部分是“80后”和“00后”。根据2014年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香港人口中15-29岁的共有132.9万,占总人口的18.3%。政治参与是任何市民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以企图影响政府行为为目的的自愿参与活动,是香港民主社会的活力所在,也是基本法保障的政治自由。以往,香港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大体能自我约束于合法范围之内。但是,自2012年始,极端本土言论的出现开始冲击基本法的权威,2014年的“占中事件”冲破了法律底线,2016年的“旺角暴乱”更是越过了暴力边界,2016年极端本土青年踊跃参选香港立法会并在就职宣誓中侮辱挑衅基本法与国家主权,对基本法的权威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正是在基本法出现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央以合理、合法、严正、及时的方式主动释法,为香港法院提供了正确指引,给香港社会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使特区政府遏制极端本土的行动获得权威性支持。在此背景下,清醒认识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动向,正确理解中央的释法行动,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

  

   以往,香港青年整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呈现出“政治冷感”的现象,更遑论激进的“本土化”政治参与。但近年来,从虚拟网络到街头运动,再到选举战场,香港青年开始“觉醒”,“本土化”政治参与急遽上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积极参与网络论政。虽然极端本土言论的出现时间大致界定在2012年,但与此相关的“本土化”论述早在2008年就已出现。2008年之前,香港市民在与内地同胞的互动中表现出一定的“交往不适”现象,一些零星的“本土化”议题在网络空间时有反映,但由于主流媒体相对客观理性,并未形成有影响的议题性事件。2008年,“以Facebook中文版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1],开始对香港青年的政治倾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反映在网络世界里,有学者开始在各大独立媒体网站就两地交流和融合的话题撰写文章。各大网络讨论区,特别是高登讨论区、香港讨论区对于本土话题的讨论明显增多。随后,社交媒体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再多对多”的裂变式传播模式将此类“本土化”议题以几何级数、爆炸化地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如果有青年认为某项本土议题属于重要性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网络社群可能会围绕这一议题进入“集结组织”阶段,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体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青年群体在虚拟世界经过分化组合自然形成各类“本土化”议事群组。在群组内部,组员就相关议题深度讨论与持续关注;在群组外部,有组织地对相关文章、图片和视频进行点赞、转发、分享,互相推介,引发公众议论,进而让更多人接触阅读。整个循环过程形成一个强大的传播网络,致使“本土化”新闻或信息能在短时间内传送至大量读者,形成一个个青年网民均关注的社会性议题,“群组政治”俨然形成。时至今日,激进的“本土化”论述或“港独”话语不再是香港青年的政治禁忌,反而成了政治时髦。他们在言论领域不再敬畏基本法,反而旗帜鲜明地突破基本法并以一种未来主义姿态展开所谓的“公投制宪”的话语体系的论述。

   第二,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本来,青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或“数字原住民”[2],只是喜欢畅游网络,不热衷于社会运动。但是,当网络媒体将相关“本土化”议题“无限放大”,并经由传统媒体“权威报道”,继而经传统媒体的网络平台再“反转进入”社交媒体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传统媒体、独立媒体、社交媒体等多渠道向青年群体输入相关议题信息时,青年群体就会感到某项“本土化”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了,于是社会运动便跃然而出。“反高铁”、“反国教”、“驱蝗行动”、“反水货客”、“光复行动”以及“旺角暴乱”等事件相继发生,香港青年参与“本土化”社会运动的频率越来越高。社会运动的起始阶段,往往是Facebook、WhatsApp群组核心成员在群组内部的“小会议室”就行动计划进行商讨,继而在“大会议室”发布行动信息,然后集体出动,令警察防不胜防。在运动过程中,组织形态呈现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各类“本土化”运动有明确的组织和领导,这些“大台”在运动中提出具体和明确的政策诉求,并提供滚动的事件进展信息,力图引导运动;另一方面,由于运动面向社会广泛动员,很多参与者与朋友、同事和同学一同参加。参与者一方面接收“大台”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就个人的认知和判断向自己的朋辈圈子通传,相互说服。无论动员调配还是资源配给,都可以在最快情况下以每个细小单位自行决策,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特征。但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之间并不会构成真正的矛盾和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多中心的零散不代表没有“大台”,愈是零散,愈依赖“大台”维系向心力。当然,维系向心力,“大台”不见得就是发号施令,它更多是扮演信息提供的焦点角色,供参与群体判断、批评、点赞和分享。可以说,正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相结合,创造了网络媒体时代一种开放、横向、松散和灵活的新型社运组织形式。这些事件或运动的发生,社交媒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Facebook、WhatsApp群组俨然成为“社会行动的载体”[3]。

   第三,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网络世界里的图片、视频和音乐,虽然能抓住青年人,寓于其中的“本土化”政治理念亦对香港青年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主要依赖感官刺激的影响毕竟属于“浅层”的政治化,而要实现“深度”的政治化教育仍然有赖于传统的、看似严肃刻板的“专栏论证”。社会运动的发生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经验表明,“每逢大型社会运动发生的时候,青年人对深度分析的理论文章会‘突然关注’起来”[4]。这种深度的政治化会形塑香港青年的“责任意识”,并导向对选举政治的积极参与。一方面,香港青年积极参与区议会及立法会议席的争夺;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登记为选民,并完成投票行为。调查显示,超过七成(74.7%)的香港青年登记为选民,其中尤以在学大学生占比最高①。本来,参与选战、登记为选民、投票等政治行为属于典型的传统型政治参与,但在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下,此类政治参与又呈现出明显的非传统特征。例如,传统的区议会及立法会选战主要是“地面战”,拼的是社区或地区服务,而青年人积极参与的选战主要是“高空战”,拼的是对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体的经营和应用,社交媒体在选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为例,以Facebook排名为基础,基本可以解释和预测本土派参选人刘小丽、朱凯迪、罗冠聪、郑松泰、游蕙祯和梁颂恒的入局。与此同时,青年选民积极参与“雷动计划”,网络配票效应明显,传统桩脚的作用显着下降,所有“本土”派候选人都得到了青年选民的显着支持,致使“本土派”政治力量在香港政坛异军突起,成为传统建制派和传统反对派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二、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理念支撑

  

   深刻认识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性质需要对其背后的政治理念给予更细致的分析。首先需要对“本土”这一敏感词汇进行区分。“广义本土”涵纳“生于斯长于斯”的港人对香港依恋的“本土情怀”,虽然这种“本土意识”比“中国意识”之下的北京本土意识或广东本土意识更为强烈,但本质上仍然是从属于“中国意识”的一种地方意识,是一种积极的认同情感。而“狭义本土”特指将“本土”与国家对立起来,强调香港主体意识,抗拒民族国家认同,力图将香港打造为“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政治意识,在本质上等同于“港独”理念。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我们下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判断:香港青年普遍认同广义本土理念,认同狭义本土理念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香港青年并非“港独”分子。如针对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有调查显示虽然接近七成(68.4%)的青年对自己身为中国人不感到自豪,其中,在学中学生为63.6%、在学大学生为72.9%、在职青年为68.5%,但是选择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只占0.6%②。也就是说,虽然多数青年对于国家的情感支持严重不足,甚至对极端本土理念有一种同情的倾向,但绝大多数香港青年仍然默认自己属于中国人的身份。但是,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低估少数极端本土人士的政治能量,因为根据参与者的主观态度,政治参与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主动参与和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被动参与两类。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参与主体“具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意图”,而后者的参与主体“可能不理解或不明确自己的行为意图”[5]。少数的极端本土人士显然是“本土”政治理念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他们通过对大多数香港青年政治心理的把握,可以动员一定数量的青年在香港社会掀起波澜。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以下对极端本土理念及其动员模式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第一种是诉诸“他者”理论建构的“排他性”极端本土理念。此种理念需要一个巨大的参照物——内地,通过妖魔化“内地”,排斥一切和内地密切相关的事物,来形塑“我们”的身份认同。如《城邦论》,作者任何论断的做出,都是基于一个大前提——内地超坏。他针对内地网上流传的一则残忍对待小动物的视频,就以偏赅全地得出全体内地同胞“人性灭绝”的结论。类似“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案例在书中俯拾即是。总之,在他们的论述中,内地人都是“不谙人事、道德败坏的禽兽”,大陆是“地狱鬼国,匪党贼民”。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你不是我”“非你即我”“非你死即我亡”的敌视心态。这种极端“本土化”的论述通过“非内地”的方式展开,力图通过排斥内地和内地同胞的方式,来界定“我群”意识,将香港民众原属于乡土情怀的香港意识从中国意识中剥离出来,上升为主体意识或国家意识。如果说此种理念的塑造者主要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它的动员对象则主要是香港社会以80后、90后为主、相对失意的底层青年。他们见证了香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也目睹经济、民生的相对衰落,急欲改变,却又面临重重困难。与知识精英相比,他们游离于传统主导性政经格局之外,容易产生失意感,易于被煽动,倾向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找“代罪羔羊”。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青年同意“今时今日的香港,只有用激烈的手法才可以迫使政府响应市民的要求”,其中在学中学生为43.3%、在学大学生为52.2%、在职青年为48.2%。也就是说,“失意感”本身即足以使部分香港青年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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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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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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