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原旨主义与本真运动

——宪法与古典音乐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7-08-28 2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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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亦鲁  

   在宪法解释和古典音乐里,“解释 ”(interpretation)都是个大问题。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杰罗姆 ·弗兰克(Jerome Frank)曾说:“立法者就像作曲家。他们无法自己解释自己,只能把解释交给他人。”的确,写在羊皮纸上的宪法条文不会自动降临现实世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总谱也无法自己发声,两者都必须借助他人的解释才能获得生命。

   有趣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宪法和古典音乐解释中都出现了一场返古运动 ——原旨主义(originalism)和本真表演运动(authentic-performance movement)。两者都强调解释文本(text)——美国宪法和乐谱——应基于过去的理解和方式。而这两场运动的诞生都是为了反对相似的 “敌人 ”——原旨主义针对的是沃伦法院和自由派的 “活宪法主义 ”(the living constitutionalism),本真运动则是对十九世纪以降浪漫主义演绎传统的反叛。如果说与时俱进、强调解释的灵活度是活宪法主义和浪漫派的要义,那么回到过去、忠于文本就是原旨主义和本真运动的核心。

  

一 宪法解释中的“返古”:原旨主义

  

   原旨主义发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也是美国保守主义复兴和里根上台的时期。原旨主义主张在解释宪法时,必须依据制宪者的意图(intent)或宪法文字在当时的含义(meaning)。围绕究竟是应该按照意图还是含义,原旨主义又分成了新旧两派:旧派重视 “原初意图 ”,新派则强调 “原初含义 ”。

   一九七一年,时任耶鲁法学院教授的罗伯特 ·鲍克 (Robert Bork)发表《中立原则与一些第一修正案问题》(Neutral Principles and Some First Amendment Problems),原旨主义崭露头角。之后,最高法院法官伦奎斯特和哈佛法学院教授拉乌尔 ·伯格(Raoul Berger)相继发表《活宪法的概念》(The Notion of a Living Constitution)和《司法的统治》(Government by Judiciary),批评沃伦法院和活宪法主义背离了制宪者的原初意图。

   里根上台后,原旨主义正式成为共和党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一九八五年,时任里根政府司法部长的埃德温 ·米斯三世(Edwin Meese III)在美国律师协会(ABA)发表演讲,明确提出:“在适用宪法时,这份文本的文字和制宪者的原初意图必须成为司法标准。”两年后,里根提名鲍克进入最高法院受阻并引发全国性政治风波,标志着保守派和自由派围绕宪法解释的争论彻底白热化,两派都已将手套扔下。

   原初意图是原旨主义的 1.0版本,其简陋和缺陷也相对明显。保罗 ·布莱斯特(Paul Brest)的《对原初理解的错误追求》(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和杰弗逊 ·鲍威尔(Jefferson Powell)的《原初意图的原初理解》(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Intent)代表了自由派对原初意图最有力的批评。面对人数众多、观点各异的制宪先贤,如何从中抽象出一个统一的 “原初意图”?究竟谁才是 “原初意图 ”的主体,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参与者还是批准宪法的各州人民?在布莱斯特和鲍威尔看来,所谓 “原初意图 ”本就是镜中花、水中月,以此作为宪法解释的基础并无助于减少裁量的恣意。

   面对批评,原旨主义者升级换代推出了 2.0版本——原初含义。原初含义主张按照一般公众在当时对文本的理解来解释宪法。斯卡利亚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一九八六年的一次演讲中,斯卡利亚就表示原旨主义者需要把 “标签从原初意图的原则转向原初含义原则”。与斯卡利亚一同战斗的,还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学者兰迪 ·伯奈特(Randy Barnett)和凯斯 ·威廷顿 (Keith Whittington)等。文本是原初含义的基础,因此斯卡利亚等原旨主义者往往强调自己首先是个 “文本主义者 ”(textualist)。在分析何为宪法的原初含义时,原初含义主义者通常会诉诸一个 “历史语料库 ”,这其中既包括被原初意图主义者奉为 “圣典 ”的制宪会议记录等文献,也包括《联邦党人文集》和当时的报刊、书籍和字典等。比如在事关持枪权的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案中,斯卡利亚就借助大量文献和材料逐一分析,何为第二修正案通过时一般公众对 “人民 ”(the people)、“持有 ”(keep)、“携带 ”(bear)和“武器 ”(arms)等词的理解。

   原旨主义者格外看重 “解释 ”与“建构 ”(construction)的二分法。他们认为,探求原旨是遵循本分 “解释 ”宪法,而活宪法主义则是依照自己的偏好和立场恣意 “建构 ”和创造。从一开始,原旨主义挑起的就不是单纯的理论和方法论之争,而是对美国宪法和政治话语权的争夺。现在来看,原旨主义成功地扭转了美国宪法解释的方式、话语和议程。只需看看今天自由派学者汗牛充栋般声讨原旨主义的文献,恰如沃伦法院和活宪法主义如日中天时保守派的批评,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攻守之势已异也——原旨主义已经从 “打江山 ”变成了 “坐江山 ”。

  

二 古典音乐中的“返古”:本真运动

  

   再看本真运动。本真运动又称古乐运动(period instrument movement)。简单来说,它主张在演绎古典音乐时应严格按照作曲家的标记和指示,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乐器和演奏方式等。本真运动 “昨日重现 ”的做法包括:严格遵照乐谱上速度、缩小乐队编制、使用古乐器(使用羊肠弦而非金属弦或尼龙弦的小提琴,使用羽管键琴和古钢琴而不是现代钢琴等)和采用古乐演奏技法(小提琴不揉弦)等。哈农库特、诺林顿、加迪纳、霍格伍德、平诺克、唐·库普曼等音乐家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

   伴随着本真运动兴起的是西方早期音乐的复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巴赫、亨德尔和维瓦尔第之外,拉莫、蒙特威尔第、科莱里、帕莱斯特里纳和格里高利圣咏等大量巴洛克、文艺复兴和中世纪音乐被发现和演绎。本真运动早期的重点是用巴洛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及技法去演绎早期音乐;但之后不断开疆拓土,开始把本真演奏方式拓展至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近年来,勃拉姆斯、舒曼、柏辽兹甚至马勒、布鲁克纳、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也被陆续“本真化 ”。

   本真运动要清算的是十九世纪末以来音乐演绎中的浪漫派。以指挥和管弦乐队为例,这指的是汉斯 ·冯·彪罗、尼基什、富特文格勒所代表的传统。在《伟大指挥家》中,哈罗德 ·勋伯格就说彪罗 “有擅改速度的习惯 ”。尼基什则更夸张,勋伯格认为 “他的目标在乐谱之上,哪怕这意味着篡改乐谱 ”。在尼基什看来,为了实现贝多芬的真正目的,现代指挥必须在速度和表情上背离贝多芬的指示——“如果完全按照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乐谱上的指示演奏,这辉煌的音乐将变得难以忍受 ”。在他们之后,是更为乐迷熟悉的富特文格勒、瓦尔特、克伦佩勒、约夫姆、卡拉扬、伯恩斯坦等,这些浪漫派大师的演绎大开大阖、浓墨重彩。与活宪法主义主张解释要立足当下、与时俱进一样,浪漫派认为在诠释音乐时不必拘泥于乐谱,应允许自由发挥。同时为了实现最佳的效果,浪漫派还主张对乐器改良、新演奏技法、乐团编制扩大和乐器摆位改变等持开放态度。

   与原旨主义者一样,本真主义者认为任何脱离了原旨的 “解释 ”都不再是解释,而是建构或再创作。所谓 “为了实现贝多芬的真正目的必须背离他的指示 ”纯粹是为六经注我找借口。如果贝多芬在乐谱某处写了 “渐强 ”,那所有乐器就必须一起渐强,而不能像巴伦博伊姆所说的,为了避免让小号和定音鼓盖住长笛的声音,小号和定音鼓可以晚一个小节再渐强。同理,既然揉弦技术在莫扎特的时代尚未出现——换言之,莫扎特本人压根就不知道揉弦是什么,那在演奏莫扎特作品时揉弦怎么可能符合莫扎特的原意?对听惯了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乐迷来说,本真版演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轻、快、薄。如果说浪漫派的演绎是浓油赤酱的大鱼大肉,本真主义的演绎更像少油少盐的清淡素食。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DG、Decca、Philips、EMI和 Teldec等几大主流唱片公司都先后推出像 Archiv和琴鸟(L’Oiseau-Lyre)这样的古乐系列。Harmonia Mundi等一批专注于古乐的厂牌也相继成立。加迪纳、诺林顿、雅各布斯等本真运动指挥日益成为各音乐奖项和音乐节的红人。被不少乐迷奉为 “圣经 ”的《企鹅古典音乐唱片指南》也一改初期对本真运动的不认可,从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古乐唱片得到认可甚至 “三星戴花 ”。此外,以牛津大学出版社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出版《早期音乐》为代表,大量期刊和学术会议不断涌现,学院和大学也纷纷设立与本真运动和早期音乐有关的专业和方向,这些则体现了本真运动在体制建设上的成功。

  

三 原旨与本真:解释中的异与同

  

   原旨主义和本真运动,一个就像是另一个在自己领域内的映射,它们有着相同的追求、逻辑和方法。如波斯纳所说,本真运动就是古典音乐中的原旨主义。然而两者在现实中的命运却不尽相同:

   “打江山”与“坐江山”。虽然原旨主义与本真运动均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两者在现实中的地位仍存在质的不同——原旨主义已从打江山变成了坐江山,但本真运动仍处于打江山的阶段,“革命尚未成功 ”。体制和机构是观察这一点很好的窗口。以美国宪法解释的最权威圣殿——联邦最高法院——为例,之前九名大法官中斯卡利亚和托马斯都是旗帜鲜明的原旨主义者,而像罗伯茨、阿利托等保守派大法官也会不时诉诸原旨主义的解释方法。在斯卡利亚去世后,特朗普提名的尼尔 ·戈萨奇(Neil Gorsuch)同样是一名原旨主义者。如果把视野放宽到整个法律共同体,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原旨主义者已经成功 “渗透 ”甚至占领了法学院、律所、法院和政府各部门;而且这成功绝非昙花一现,在联邦主义者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等组织的协助下,一代又一代新的原旨主义者还在被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到各个岗位。

反观古典音乐,我们或许可将顶尖乐团比作最高法院。抛开不设常任指挥的维也纳爱乐,至今未有一个本真运动指挥接掌柏林爱乐、荷兰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伦敦交响乐团等欧洲老牌乐团。美国所谓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和克利夫兰 “五大 ”乐团亦仍由传统派牢牢把持。迄今为止,诺林顿一九九八至二〇一一年担任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期间,是本真运动在传统帝国攻下的唯一堡垒。其他本真运动指挥要么仍旧指挥自己的亲兵,要么像加迪纳、哈农库特一样在传统乐团不时 “客串”。短期内,我们也未见任何一支古乐乐团在影响和地位上有超越传统顶尖乐团的可能。此外,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虽然本真运动在早期音乐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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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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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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