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个功能性极强的能指。它之所以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并不存在一个确切的所指，或者说，它是一个集能指与所指于一身的自指。难怪其内涵是那么迷离恍惚、捉摸不定。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崇高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在这个一切都在急剧变迁、在“爆炸”的时代，“人文精神”充当着信仰的旗帜、价值的尺标。斯文扫地，主义没了，真善美不再时髦，但还有人文精神。

谢天谢地，还有人文精神。

当然，“人文精神”飘红，是因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尴尬：后现代已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之际，前现代仍死乞百赖不肯下台。执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完全接受了市场经济观念后的滚滚商潮，而伴随这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是道德沦丧和人欲横流，更是人文知识分子在长期疏远于庙堂之余，其经济、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滑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大潮中，知识人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也被淹没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遂有扛起“人文精神”大旗的必要。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是一项现代乃至后现代发明。毕竟，传统汉语语境中只有人文，而没有“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不仅含义丰富，殊难把握，也是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词，不可能准确译成西语。若不假思索，它很可能不幸被译成humanism、humanisme或Humanismus。这西语词从字面上看有只见人而不见文之嫌。若反过来用汉语的“人文精神”（甚或“人文主义”）译humanism，则多出一个“文”字来。这里的“文”是关键，比“人”重要得多。唐孔颖达疏“人文”曰：“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唐君毅认为，“文”使人想到文字、文章、文制、文教、文命、文华等等。这种意义上的“文”，其功能即便不是惩罚，至少也意味着规训、教化或抑制，并没有那种人们动辄强加它身上的高贵品质。当然，文艺复兴时期西文中的humanism有做古希腊罗马学问的意思，但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价值义涵，即强调人的尊严、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

这里不妨看一看儒学史上的理（在功能上与西方的上帝大致相当）欲之辩。理欲之辩建基在天理与人欲对待、人欲有悖天理因而需加以克制这一认知上，其本质是天人对待、天人冲突。这与经典儒学的天人合一的诉求已有不小的距离。故有戴震站出来，以“以理杀人”控诉之、声讨之。可比的情形，是文艺复兴以降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确立。这意味着神而人的价值转向，后来更演变成了人的膨胀，神的退隐。当尼采最终出来宣布“上帝死了”，“我们杀死了他”，岂止上帝已被杀死，传统价值观几已统统被杀死。

于是有这“美妙的新世界”，这伟大的后现代。在价值和认知的双重意义上，人文主义已导致这么一种现代乃至后现代景观：“本质”失去了立锥之地，价值遁入了非非之境。在形而上学死去多年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更兴起了德里达式的新型形而上学。它是解构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看上去，它也真忙个不停地攻打那形形色色的“本质”，如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这似乎没有错，“政治正确”是也。可是这新型形而上学也无时无刻不在作它那伟大的宣示：解构即存在。因此很难否认它在向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迈进。从逻辑上讲，这新型形而上学对所有价值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要解构的。在此强势话语的统制下，中国文化的同一性不可能不遭受摧残，主体性原本就十分羸弱的我国西方文学研究也难逃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命运。

所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面对这只秀色可餐的鲜果时，千万别忘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和学术主体性，千万要记住这仅仅是一只可吃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被它的危险汁液麻醉，被它摄去魂魄，沦为供它享用的肥美大餐。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要向对待“人文精神”那样，对形形色色的新型形而上学也应加以批判的审视，恰如其分地将它们看作一套话语策略、一项政治功能、一种大脑的表演、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2年6月9日